李大釗研究：異域嚶鳴傳友聲

——讀后藤延子《李大釗留日學生群體與日本社會思潮》書稿

朱成甲

今年是李大釗誕辰125周年，后藤延子[1]先生《李大釗留日學生群體與日本社會思潮》這部書稿，經由韓一德先生幾年的苦心譯編，在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王學珍會長和古平秘書長的重視與支持下，終于即將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面世。在付梓之前我有幸受而讀之，是以，在此發表我的一點評論意見。

一、一部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定的時代意義之作

中日文化交流，可謂源遠流長。從近代交流史來看，魯迅與中日兩國研究者之間的交流，是始終居于首位的。那么，魯迅之后誰又能居于第二位呢？歷史證明，就是李大釗，而日本學者清水安三認為：“應該說與魯迅情況差不多的李大釗在日本也許更有名氣�！保ㄒ姇�稿附錄：《回憶李大釗先生》）。

魯迅于1902年即甲午戰后的第七年，應國家的意志“別求新聲于異邦”[2]；而李大釗于1913年即民國成立后的第二年，由于個人的自覺也負笈東瀛，以尋求“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3]這兩位人物對中國其后命運的影響和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影響，是人所共知的，并永遠為中日兩國人民所敬重。

魯迅在中日文化史上所留下的藤野先生形象和在1933年那個特殊年代書贈日本西村真琴博士所留下的“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詩句[4]，其價值是永遠難以估量的。李大釗由于“留東三年”，從而確立了以人（“民彝”）為本的政治觀，確立了以“更生”、“再造”為務而超越孫中山以“振興”、“復興”為旨的“青春”的民族觀與國家觀。繼而，他又首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而其最初的理論傳播渠道也是來自日本，來自河上肇先生。自此以后，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不管道路如何曲折，其主線自然都永遠離不開這兩位人物。這部書稿所反映的是李大釗留日的那個特殊時代，而作者所走過的李大釗研究以及與中國學者的文化交流之路，則反映了日本戰后與中國“文化大革命”之后特殊的新時代，因此，它才值得予以重視。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進入一個新時代，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也隨之揭開了新篇章。1984年10月在樂亭召開的紀念李大釗誕辰95周年的學術討論會和后藤先生的破難與會[5]，就是這種新篇章開始的一個重要標志。迄于今，已整整30年了。

30余年來，中國的李大釗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也取得前所未有的繁榮與成績，而在這些成績中，也都有日本學者特別是后藤先生的貢獻。她從1989年起，連續三次都來中國參加全國性的紀念李大釗學術活動。她每次都帶來新的學術成果進行交流，而每次回國以后，又將活動情況和我國李大釗研究情況向日本學者進行介紹。她自然地成為中日之間學術交流的一位熱情使者，也由此成為中國學者最為熟悉的、備受尊重的學者、友人。

后藤先生對于李大釗的執著研究，數十年如一日。她1969年3月在京都大學獲博士學位后，1970年即發表《李大釗的過渡期思想》。其后，1974年發表《李大釗的早期思想——中國民主主義思想的發展》，1976年發表《李大釗對“世界史”的發現》，1977年發表《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論》，1983年發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這十多年的成果，都是在她與中國學者見面交流之前取得的。我們可以想象，她在并無機會與中國學者進行交流的情況下，就不惜以自己的青春與智慧傾注于對李大釗這位歷史人物的研究，傾注于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這是一種何等真摯的感情與崇高的精神追求！詩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6]后藤先生由此開始傳給我們的，應該就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屬于一個新時代的、誠摯的學者的心聲、友聲！

后藤先生的李大釗研究，反映出屬于一個新時代的學者斷然摒棄禍人害己的狹隘民族主義、追求人類文明共同理念的品格與靈魂，從而，也就使中日文化交流達到一種新的科學理性水平。對此，我們通過她的一篇手稿（1999年由韓一德翻譯，題為《日本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7]）可以看得更為明白，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這位鄰邦學者對李大釗這位中國偉人的研究，為什么竟會到了幾乎不惜付出自己畢生心血的地步。

后藤先生說：“正確地反映中國的歷史和現狀，這是日中之間建立真正平等的、世代友好的關系不可缺少的重要課題。”為此，日本學者從“日本戰敗那一天起，一直在對這次戰爭進行深刻反省的基礎上，尋求研究中國的正確觀點和方法”。后藤先生更為明確尖銳地說：“它意味著必須對那些導致主觀地、歪曲地認識中國的日本歷來的學術思想和文化進行深刻地清算，也可以說這實質是日本人自我認識的問題�！彼�也深知，這當然“是一條曲折的、充滿險阻的道路”。中國學者今天在面對這位30余年友人的時候，應該真正地、深刻地、高度地了解并珍視她的這種堅強勇敢的意志與精神境界。

后藤先生說：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李大釗及其思想，就成了理解中國共產黨的作風和馬克思主義源流的基點，引起日本學者的特別關注”。成為“戰后日本學者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且“研究得最多的一個課題”。也就是說，這個新時代的日本學者認為，研究李大釗這個人物，就是反省日本過去的道路和正確理解與認識中國的“正確觀點和方法”。幾十年來，日本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諸多專家學者，例如齋藤道彥、里井彥七郎、西順代藏、野原四郎、野村浩一、丸山松幸、近藤邦康、森正夫、藤谷博、村田雄二郎、富田昇等，都曾發表過關于研究李大釗的成果，而后藤先生則是這方面用功最勤、持續時間最長、成就也最突出的一位杰出代表。她即將出版的這部著作，是繼《李大釗思想研究》之后的又一本中文譯著，也是年逾古稀的她，不顧勞瘁，對中日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貢獻。

二、新時代的科學理性追求與對中國學者的文化交流

后藤先生作為著名史家不僅在知識、學術層面上對中國的李大釗研究作出重要貢獻，而且在治學的觀念、品格、學風、方法等方面，也頗為中國學者所重視、所稱道。自然，中國學者這方面的成就與優勢，后藤先生也同樣給予高度重視與評價。

（一）后藤先生所秉持的治學理念，中國學者應該予以高度評價

學者的基本治學理念，必然反映學者的靈魂。后藤先生將李大釗研究作為自己人生的重要選擇與學術上的執著追求，其精神境界與靈魂置諸當時日本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下，實在不能不給人以震撼般的感受。

日本的現代化道路開啟以后，法治勢力與軍閥勢力之間就曾不斷地進行反復較量，但不幸邪竟壓正，終于在甲午之后走上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的道路。這樣的國家，在它戰敗之后，要對其思想文化從根本上進行“反省”和“清算”，談何容易！而后藤先生恰恰就是“不顧險阻”，下決心這樣做的學者與志士仁人。

“反省”與“清算”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根本突破點，就是首先要摒棄那種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與極端狹隘的愛國主義。日本的侵略者、軍國主義分子，正是在此根本點上對于人類文明的共同價值觀做了根本的顛倒與踐踏。歷史證明，正是在這兩種極端狹隘反動的“主義”基礎之上，才進而形成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與對內專制獨裁的法西斯主義，否則，就絕不可能形成那樣的大氣候。也可以說，正是由于軍閥勢力將這四種“主義”捆綁在一起，才造成反人權、反人類的大“劫波”。李大釗在五四時期，就曾發表多篇文章對此發出警訊，并進行批判。后藤先生的治學觀，正是由于這種根本性的突破，才使她的學術思想達到與人類歷史潮流、與人類文明理念相一致的高度，達到現代科學理性的高度。

（二）后藤先生實事求是的學風，也給中國學者以積極影響，并在此基礎上促進了雙方的學術交流

史家從來都應該是重褒貶而又慎褒貶的，因此，也就更需要實事求是的學術良心與品格，而后藤先生的學術實踐正是自然地體現了這種品格與學風。

追求實事求是，在很多情況下實在是很不容易。我正是在追求實事求是的過程中，在尚未能完全脫離傳統氣氛壓力的情況下，曾受到后藤先生的這種品格的鼓舞。

1983年12月，我抱著不避風險的態度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李大釗對袁世凱的認識過程》的文章。在我準備迎受批判的時候，1984年1月，時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李新同志在重要的學者聚會上，對我的實事求是精神首先給予了高度贊揚。兩個月后，作為李大釗研究領軍人物的張靜如先生，也來信給予高度肯定。盡管如此，我仍是不能免去惴惴之心去參加10月份的樂亭會議，并做好了在會上可能受到圍攻和批判的準備。屆時這種情況雖然沒有發生，但確實有的同志表現出抵觸情緒。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異域學者的后藤先生，在繼李新、張靜如兩位先生之后，也表達了極為鮮明的態度。

我和后藤先生第一次見面，是在餐桌上。因為有事，我入座時大家已相互介紹完畢，并已開始用餐。我表示歉意坐下后，坐在她一旁的韓一德先生向她作介紹，她頓時非常驚訝與喜悅，滿面笑容地點頭，說她知道我，并興奮地用手比劃說：“朱先生在《歷史研究》上發表的那篇文章，是高水平的學術著作。”用餐后，我們在院子里又說了一會兒。她非常莊重地稱我的“學術成就”很讓她“欽佩”！她還談到日本學者對中國學者的一些不實事求是的說法和曾有看法，并贊嘆：“現在看來，中國真還是有人才的！”韓一德先生后來告訴我，在送后藤先生到機場的路上，她還再三地稱道我。由此可見，她這一次也是來到“異域”，中國人、中國事對于她來說，印象是多么新鮮而深刻！[8]

李大釗學術討論會30年來已舉行過多次，但樂亭這一次卻最具文化標志性意義。它不僅使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在李大釗研究領域揭開序幕，而且通過這一次交流了解到雙方共同尊奉的實事求是學術標準和心聲。這次會上，張靜如先生在主持討論時再一次明確地表示對我實事求是學風追求的肯定。在返京途中，會議期間與我共住一室并從此成為終生好友的姚維斗同志也向我坦誠地表示，他自己就曾和幾位同志不能接受我的文章，并幾次集議寫文章批判，經過這次討論會，認識才終于根本轉變。經過樂亭會議與中日學者之間的交流，中國李大釗研究的實事求是精神有了進一步的新發展。這種根本性變化的時代信息，經由后藤先生也自然地傳到日本，傳到一直以高度重視李大釗研究作為民族自我“反省”、重新認識中國、重新尋找文化之路的日本友人那里。所以，只有這種雙方共認的實事求是的學術品格，才是中日之間學術交流的共同基礎。25年后，后藤先生在此問題上果然又一次發出了不平凡的聲音。

2009年10月，紀念李大釗誕辰120周年的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大學舉行，后藤先生在中國友人的期待中又一次來參加。報到后，她收到中國李大釗研究會選編的1978年以來，特別是其后20年的“代表性研究論文”——《李大釗研究論文集》。其中，收有我2009年8月在《中共黨史研究》第8期上發表的文章，即：《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與李大釗歷史作用問題的探討——兼評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的有關論述》。后藤先生在第一天開幕式的大會發言中說，已經讀了我評論石川的文章，并明確表示“同意”我對于石川先生的批評意見�！段募�》的文章很多，共有480頁；我的文章很長，有25頁。她不顧旅途勞累，竟連夜看了我這篇文章，并在“實事求是”這一學術品格上明確表態，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后藤先生的確是已把“實事求是”這一中國人稱之為思想指導原則的標準，融化于自己的人生意義與學術品格的不懈追求當中。更想不到的是，她的這種追求，在五年后竟成為我現在所看到的這本書稿的由來和基本線索。[9]她的這種品格，作為中國的學者怎能不三致意焉！

后藤先生對李大釗在中國近代史上特殊重要地位的理解和在中日文化史上重要地位的理解，對李大釗這一偉大人物作為思想家、理論家特點的把握和攻堅克難所取得的學術成就，以及在研究過程中既重視理性思辨又極為重視扎實細致的考證工夫，都很值得我們重視。[10]正因為有后藤先生和其他一些日本學者友人與我們共同致力于李大釗的研究，才使得我們的研究成果有互相輝映之效，并具有更深層的思想文化意義。

最后，也要衷心感謝韓一德先生30余年來在李大釗研究領域和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艱苦努力與突出貢獻。她也以與后藤先生相輝映的品格與追求，在這兩個領域留下永遠值得珍視的成果。

[1]后藤延子：1940年生，日本國立信州大學教授，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李大釗研究著名學者。

[2]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頁。

[3]李大釗：《獄中自述》，《李大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7頁。

[4]魯迅：《題三義塔》，《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頁。

[5]后藤先生經曲阜師大呂明灼先生傳來信息，希望能夠出席樂亭會議。經河北省委審批后，由河北省社會科學院向她發出邀請。由于當時唐山地區尚未對外開放，故由韓一德先生專程到天津市公安局申請特批，才得以實現�！�—見韓一德對于書稿的《譯序》。

[6]《詩經?小雅?伐木》。

[7]王青等譯：《李大釗思想研究》，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版。

[8]后藤在書稿《序章》中說：“與中國學者真摯的交流，給我留下了珍貴美好的記憶，他們在困難條件下的學術追求使人深受感動，從此相互交流一直持續著�！薄皬亩�開始了李大釗研究的新階段”。

[9]后藤在書稿《序章》中說：該書的寫作是由于2009年第三次來京出席李大釗誕辰120周年學術討論會時，因看到對石川禛浩的批評而引發的思考。她認為“考察李大釗接受馬克思主義需有更廣視野”，故不僅對李大釗而且對當年其他留日學生群體中的代表性人物所受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也進行了考察。其目的是為了說明李大釗率先接受與傳播馬克思主義具有必然性的社會歷史背景，并倡導實事求是的學風。

[10]書稿分上、下編，下編附有后藤重要的學術論文。其中，《李大釗與中國社會黨關系的考察》《李大釗與日本社會主義同盟》《嚴譯＜天演論＞早期版本考察》等，都是中國學者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值得我國學者予以重視。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

（來源：《北京黨史》2014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