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史學思想及其價值
蔡和森史學思想及其價值
魯濤
摘要：在蔡和森思想的眾多領域中，史學思想是蔡和森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蔡和森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歷史理論的奠基人。如果從蔡和森史學思想的發展歷程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少年時期在家鄉湘鄉和省城長沙求學(1895-1918)為史學啟蒙階段；在京準備出國到在歐洲留學(1918-1921)是蔡和森從樸素的唯物史觀到完全的唯物史觀轉變的階段；歸國后從事革命工作(1921-1931)是蔡和森史學思想逐漸成熟、史學成果不斷涌現的階段。蔡和森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最重要的貢獻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初步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的進化規律，其撰寫的《社會進化史》是國內最早運用唯物史觀闡述人類社會發生、發展的歷史及其必然趨勢的著作；二是，開拓了中共黨史在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的最初陣地，先后撰寫了《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黨的機會主義史》、《論陳獨秀主義》等黨史研究的開山之作，強調必須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共黨史研究，以及首次闡述了中共黨史研究的目的、任務、對象，并在此基礎上奠定了以中國近代社會為背景的中共黨史研究體系。
關鍵詞：蔡和森史學思想史學價值
蔡和森(1895-1931)，學名蔡林彬，湖南湘鄉人(今屬婁底雙峰)。他是中共“二大”至“四大”的中央執行委員①，“五大”和“六大”的政治局委員、常委。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他被公認為黨內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和社會活動家。蔡和森的一生雖然短暫，但他為革命做出的貢獻是巨大的，特別是他對黨的初期思想建設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他撰寫的理論著述和政論文章能見諸當時文字記載的就有60多萬字，②其內容涉及哲學思想、經濟思想、建黨思想、史學思想以及中國革命思想等。
在蔡和森思想的眾多領域中，史學思想是蔡和森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目前學界對蔡和森史學思想的研究顯得單薄、零碎。其實，蔡和森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歷史理論的奠基人，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初步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的進化規律，其撰寫的《社會進化史》是國內最早運用唯物史觀闡述人類社會發生、發展的歷史及其必然趨勢的著作；二是，開拓了中共黨史在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的最初陣地，先后撰寫了《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黨的機會主義史》、《論陳獨秀主義》等黨史研究的開山之作，強調必須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共黨史研究，以及首次闡述了中共黨史研究的目的、任務、對象，并在此基礎上奠定了以中國近代社會為背景的中共黨史研究體系。
一 蔡和森史學思想的發展歷程
如果從蔡和森史學思想的發展歷程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個是少年時期在家鄉湘鄉和省城長沙的讀書生活(1895-1918)；一個是在京準備出國到在歐洲留學的經歷(1918-1921)；再一個就是歸國后從事革命工作的歲月(1921-1931)。
第一階段，少年時期在家鄉湘鄉和省城長沙的讀書生活，是蔡和森的史學啟蒙階段。這一階段，蔡和森已意識到史學是一門真學問，尤為重視對史學的學習。除了接收學校的史學教育之外，還受到了湖湘文化的浸染，注重考察古史遺跡，請教老師、同學，這些讓蔡和森對史學有了較為全面的認識，并由此形成了樸素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此階段對學問的孜孜以求，為蔡和森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扎實的文化知識功底。
蔡和森從小喜歡讀書。“他開始讀的自然是《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之類的啟蒙教材，隨后就念起四書五經來了。”③蔡和森秉性聰穎，私塾老師教過幾次之后，就能朗朗上口，而且很快能夠背誦，因此很受私塾老師的寵愛。母親葛健豪也經常給他講歷史故事，勉勵他投身革命，挽救苦難的國家。后來，蔡和森在“永豐辣醬”做學徒仍不忘讀書，“他借來一些書籍進行自學。每天晚上關上鋪門后，他便在昏暗的桐油燈下看書，一看就是兩三個小時。有時甚至看到天亮，寒冬酷暑也不間斷。”④16歲時，蔡和森進入了當地的雙峰初等小學堂學習。他亦以自學為主，“通過自學，廣泛閱覽各種書籍”。⑤第二年(1912年)春，蔡和森被推薦進了雙峰高級小學堂。在這所學校，“他讀書更加勤奮，閱讀范圍更加廣泛。他除了學好學校開設的各門功課外，還很注意學習時事和政治，關心國家大事。他的求學不只是追求書本知識，而是根據書本所闡述的‘道理’，聯系自己三年學徒期間所接觸的社會生活，去思考和認識問題，因而想到自己應該投入改變社會黑暗腐敗的實際斗爭中去”⑥。因此，蔡和森“從少年時代養成的這種勤閱讀、勤思考、勤寫作的習慣，為他以后從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究、介紹，以及撰寫有關革命斗爭的大量著述，準備了一定的條件”⑦。
1913年春，蔡和森從家鄉湘鄉來到了湖南省城長沙求學。起初，“蔡和森根據自己平時對文史的愛好，他很想去報考師范學校。正在這時，有一個湘鄉同學給他詳細地介紹了湖南鐵路學校的情況，他決計到這個學校去試一試。”⑧最終，蔡和森以“優等生”的成績被錄取。
半年之后，蔡和森如愿地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師范。蔡和森在第一師范雖然只讀了兩年，但他卻沉浸在良師益友的熏陶之中，學問日益精進。第一師范的楊昌濟、徐特立、方維夏等老師對青年蔡和森影響很大。“對蔡和森思想影響最深的應是愛國學者楊昌濟教授。”⑨除了聆聽楊昌濟在課堂上的哲學、倫理學以及史學的講授之外，蔡和森還和毛澤東等人親密交游，“‘到板倉楊’寓聆教。”⑩“曾以楊昌濟為首組織的一個哲學研究小組”，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蔡和森和“毛澤東等都要來楊家討論有關讀書、哲學問題”(11)。與毛澤東、張昆弟、羅學瓚、羅章龍等同學在學業上的切磋，也促使蔡和森的學問有了較大的增進。他們還一同考察歷史古跡，親身體會古人文化創造的遺風流韻，加深對歷史深刻而真切的認識。據羅章龍回憶：“在湖南還有很多歷史名人的遺跡，如楚國屈原的故居、西漢賈太傅祠。岳麓山上的崇德寺是唐朝詩人杜甫流浪時曾在此寺住過。長沙的飛虎營是南宋文學家、抗金將軍辛稼軒在長沙練兵的地方。長沙郊區還有一個太平天國蕭朝貴率領軍隊進攻長沙的妙高峰，也是民間相傳的重要古戰場。這些地方是蔡和森、毛澤東和我多次訪問和游覽的地方。”(12)在游覽之余，蔡和森和同學們免不了高談闊論，交流思想。交流之中，對杜甫、王夫之等歷史人物的評價，蔡和森言人之未言，發人之未發，有著“與眾不同的看法”，體現了“蔡和森同志的博通經史和廣見卓識”，給其他同學以“很大的啟示”。(13)
1915年秋，蔡和森考進了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文史專科2班。在學校他閱讀了大量的文史著作。“和森同志喜歡唐詩”，但“他更喜愛《離騷》”，(14)而他最喜歡的是墨子的“兼愛”思想。“除受屈原、墨子等影響外，曾國藩對他也有潛移默化影響。”(15)飽受中國傳統文化之陶冶，蔡和森培養了濃厚的愛國主義精神。他“在繼承和揚棄中國傳統的愛國主義思想過程中，同時吸收了王船山、譚嗣同、楊昌濟等愛國御外侮的思想素材，促進了他的民族主義思想的發展”(16)。為此，蔡和森以史的形式自編了《近百年來的國恥史綱》來揭露帝國主義的殘酷掠奪，激發同學們救國救民的愛國熱情。
難能可貴的是，在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期間蔡和森已經認識到歷史是一門真正的學問，不僅自己注重學習，而且勸誡其他同學要多讀點。他對同學王光霞講：“詩文揣摩不算學，還是專門搞點歷史的好。”(17)正因為如此，蔡和森積累了豐富的文史知識，打下了深厚的史學基礎。他的博學多才，尤其是宏寬的歷史視野和深厚的史識根基給同學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光霞在《筆憶和森》中寫道：“對秦漢以下的書，似不屑看，經傳子史，縱橫案頭。精通文字學。寫的文章喜好援引古時通用之字，通葉之韻，給閱卷的老師不少苦頭。然而對于一部中國歷史及學術流派，卻又能辨判得失，了如指掌。”(18)
1917年6月，蔡和森從湖南高等師范學校畢業。8月底，蔡和森與張昆弟同游三天，他們各自暢談人生抱負。此時，蔡和森與張昆弟的一番談話頗能代表這一階段蔡和森的史學思想。據張昆弟的日記記載：“后蔡君又言所懸想而循序進行之事。一、見中國社會學無專書，欲研究中國社會自古至今之風俗，其間變遷之事實，及不變長存之真理。二、以中國無一部完全史書，所謂二十四史及通鑒等史書，所記載多天子、卿大夫之事。擬從省志、縣志等書，一一考察之，以平民社會之事為主，成一史書。三、中國文、言不統一，研究文言統一之法，以謀社會民智之普及。厥后又談及讀書之事，以近來西歐文化東來，與吾舊有之文化，每干格難容。而新文化者棄舊書不讀；守舊文化者，棄新書不讀。余與蔡君多主張多讀新書，而舊書亦必研究。中國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盡然；而西歐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盡是。斟酌國情，古制之善者存之，其不善者改之；西制之可采者取之，其不可采者去之。折中至當，兩無所偏，此吾輩讀新書、讀舊書者所應知之事也。”(19)
這番話說明：第一，蔡和森重視社會史的研究。通過研究歷史上人民大眾的社會活動，即“自古至今之風俗”，從而探討整個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的變遷。蔡和森欲研究“不變長存之真理”，也就是說，他開始了對于歷史規律的執著探求，反映了他當時已具備樸素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這是他的歷史觀走向成熟并跨古邁今的表現。后來蔡和森在上海平民女子學校和上海大學講授、撰寫《社會進化史》，與他此時重視社會史研究不無關系。第二，蔡和森對傳統史學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強調平民是社會的推動力。他認識到封建舊史學的弊病，積極提倡以“民史”取代“君史”。在他看來，封建史學記載不過是君王、貴族個人的歷史，不是廣大人民的歷史，而真正的史學是“以平民社會之事為主”。實際上，蔡和森這些史學思想仍囿于梁啟超的“資產階級新史學”的窠臼。不過，蔡和森對史書編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應該“從省志、縣志等書，一一考察之”著手，自下而上，然后“以平民社會之事為主，成一史書”。第三，蔡和森主張文、言統一，是與當時的新文化運動遙相呼應的，以“謀社會民智之普及”，思想之解放。第四，蔡和森對待中西方文化，皆不盲從、迷信，持一種開放的態度，是一種動態的、辯證的認識過程。他既不隨意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也不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而是認為各有長短，應“斟酌國情”，同時加以改造，“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可以看出，在社會史的研究、史學的編著以及對待文言白話、東西方文化的態度等學術問題上，蔡和森有著宏大的志向。雖然他的見解只有寥寥數語，卻說得十分精彩，十分透徹，體現了蔡和森較高的史學素養。需要指出的是，這一階段的蔡和森在學問上開始嶄露頭角，且其歷史觀具備了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人民群眾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為他后一階段接收唯物史觀創造了條件。
1917年9月，蔡和森一家人遷到岳麓山下的劉家臺。“在這里蔡和森繼續研讀，尤其對史學研究更深”，(20)并時常與毛澤東、羅學瓚、張昆弟等互相研討學習，縱論古今。1918年4月14日，他們在蔡和森家成立了新民學會。該會的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所謂“革新學術”，就是要把倫理、哲學、政治、歷史作為學術的主要內容，提倡自由研究，“互質張知”。而“砥礪品行”之意，就是注重品格修養，要有“須守之各規律”，如不虛偽、不懶惰、不浪費、不賭博、不狎妓等。“革新學術，砥礪品行”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改良人心風俗”，要通過學術來影響人們的行為，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新民學會的宗旨從側面反映了蔡和森這一階段的思想主張和學術追求。
第二階段，在京準備出國到在歐洲留學的經歷，是蔡和森從樸素的唯物史觀到完全的唯物史觀轉變的階段，也是他經歷了從一個激進的民主革命者到共產主義者的轉變過程。這一階段，他逐漸將唯物史觀視為自己探求學理、宣傳革命的思想指南。
1918年6月23日，蔡和森從長沙前往北京，趕赴楊昌濟處準備湖南青年留法勤工儉學的籌備活動。這時正是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馬克思主義也開始在中國傳播。蔡和森沐浴著這股新思潮，開始初步接觸馬克思主義。一方面，蔡和森在楊昌濟的引見下，通過赴法勤工儉學事宜，認識了一批新文化干將，如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其時李大釗、陳獨秀正在鼓吹、傳播馬克思主義。這些正好為蔡和森接觸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契機，尤其是“李大釗的宣傳對蔡和森起了社會主義啟蒙作用”。當時與蔡和森、李大釗同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的許德珩后來的回憶足以說明李大釗對蔡和森的影響。“我觀察到和森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積極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有著堅忍不拔的精神。同時，也感到他對共產主義先驅者李大釗同志十分敬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1)另一方面，蔡和森喜歡閱讀報紙雜志，他曾在《新青年》雜志上讀過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法俄革命之比較觀》等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通過大量的閱讀，蔡和森對十月革命的情況有了更充分的了解，開始用新的宇宙觀來思考中國革命的問題和改造社會的手段問題。誠如毛澤東所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22)
在這兩方面的作用之下，蔡和森開始全面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其思想也升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首先認識到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剝削制度，要改變這種制度，必須組織人民群眾，表示“對于往法興味，全在團結工人”，從此找到了革命的社會力量。其次，在追求革命理想上，從崇拜墨子的“兼愛”、“非攻”，到“更尊重馬克思和列寧”，贊賞十月革命，主張建立俄式的國家。究其原因，是因為“列寧在蘇俄實行的與墨子的理想近似，但比墨子的學說更徹底、更深刻、更偉大”。(23)最后，開始用階級抗爭的方式來解釋善惡觀念。他認為“善”、“惡”是作為一種手段，既然反動階級用“偽善”騙人，革命者可以用“惡”與之對抗，以惡制惡。(24)凡此種種，表明蔡和森已拋棄了之前的種種改良主義，如新村主義、工讀互助主義、教育救國思想等，逐漸轉向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的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政治思想，成為了一個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值得一提的是，此時蔡和森雖然思想上有了較大的變化，但他并沒有放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他的根仍深深地扎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中，這與他之前建立的中西文化觀是一致的。其實，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精華與唯物史觀的思想并不相沖突。相反，是交相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實質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遺產是同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相同的”。(25)因此，蔡和森對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的吸收，成為他在歐洲完全接收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思想基礎和橋梁。
與國內相比，負笈歐洲求學的兩年，是蔡和森集中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時期，也是蔡和森親身體驗工人階級的生活，思想觀念發生質的飛躍的時期。此時，蔡和森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路徑主要有兩條：其一，閱讀各種進步書刊雜志，了解各國社會黨、共產黨的情況，尤其研究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經驗。其二，“猛看猛譯”(26)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其中包括一部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著作。(27)令人驚訝的是，蔡和森居然在半年多的時間里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與叛徒考茨基》等經典著作。憑著驚人的毅力和頑強的學習，“這時和森的理論水平、政治見解，比出國前提高了很多”(28)。其中，對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學說及建黨思想的透徹理解及傳播是他這一時期最為重要的理論收獲。
他于1920年8月致信毛澤東：“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締，覺得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癥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社會主義必要方法：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后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29)由此可見，蔡和森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傳播，不僅僅停留在對書本的研讀上，而是研以致用，將它作為“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思想武器，明確回答了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無產階級政黨和怎樣建黨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問題。正如有研究者指出：“中國先進分子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明顯特點，是他們傳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單純為探求學理，不是玩弄新的辭藻，而是為了正確認識社會發展的規律，認識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為擔負起改造中國的歷史使命在尋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學理論。”(30)
同年9月，蔡和森又寫信與毛澤東商討建立共產黨的問題。這次商榷主要討論了“共產黨的哲學依據”——唯物史觀。哲學世界觀問題，是勝利指導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理論根據。為徹底解決建黨的哲學思想問題，蔡和森在信中明確表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顯然為無產階級的思想”，繼而闡釋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在客觀世界中物質是第一性，起決定作用，精神是第二性，處于被決定的作用，即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于物質。他舉例言之，“人是一它物質，人是一個消費(吃、穿、住)才能活動的動物。故人的理想云云，乃是吃了飽了之后物質的化分(或派生)”。鑒于唯物史觀的革命性和科學性，蔡和森認為它的出現是“思想史上一樁大喜事”(31)。至此，我們可以確信，蔡和森的世界觀已經完全確立了唯物史觀。
1921年2月，蔡和森在寫給陳獨秀的信中，再次闡述了唯物史觀的重要性，認為它是構成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信中說：“馬克思的學理由三點出發：在歷史上發明了他的唯物史觀，在經濟上發明了他的資本論，在政治上發明他的階級戰爭說，三者一以貫之，遂成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32)很明顯，蔡和森的這一觀點抓住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深刻的認識基礎之上的。
這一階段的蔡和森已經完全成為信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歷史主義者，并將唯物史觀視為自己革命工作的思想武器。同時，他還特別強調在學術上先要區分唯理觀與唯物觀，“故我們今日研究學問，宜先把唯理觀(唯心史觀)與唯物觀分個清楚，才不至墜入迷陣”(33)，其結果是要“肯定唯物觀，否定唯理觀”(34)。
第三階段，歸國后從事革命工作的歲月，是蔡和森史學思想逐漸成熟、史學成果不斷涌現的階段。這一階段，他先后撰寫了《社會進化史》、《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黨的機會主義史》、《論陳獨秀主義》、《中國革命運動與國際之關系》、《義和團與國民革命》等代表性史學著作，奠定了他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歷史理論的奠基人、中共黨史研究的開拓者的地位。
1921年11月，蔡和森從法國回國。在上海，經陳獨秀和陳公培的推薦，蔡和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留在上海的中央從事黨的理論宣傳工作。1922年7月，蔡和森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二大”，被當選為中央委員，接替李達，主管黨的宣傳工作。1922年9月到1925年10月，蔡和森在任黨的機關報《向導》主編期間，總共撰寫了156篇文章，(35)對中國社會性質、革命任務、革命對象、革命動力、武裝斗爭等理論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真正起到了革命向導的作用。
與此同時，蔡和森還在上海女子學校和上海大學任教，講授《社會進化史》。為了講授和撰寫《社會進化史》，蔡和森在再次閱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主義經典哲學、史學著作的基礎上，結合當時階級斗爭的現狀，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論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及其規律。《社會進化史》探討了歷史發展規律和歷史發展動因、國家產生的歷史過程和國家的本質等問題，不僅在宣傳歷史唯物主義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也是一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論著。
1925年冬，蔡和森受中國共產黨的委托，前往莫斯科參加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會后，蔡和森作為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在蘇聯駐留了一年多時間。在此期間，他一面繼續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一面認真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第二年上半年，蔡和森為中共莫斯科中山大學旅俄支部作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報告就是他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的成果。該報告長達五萬多字，內容主要有中國共產黨產生的背景及其歷史使命、黨的政治生活與工人運動的進展、黨的“二大”到“四大”的政治生活等。這一報告成為了研究中共黨史的第一本專著，在中共黨史研究方面做了許多開創性工作。
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之后，蔡和森被中央派往北方局工作。針對當時北方局部分黨員思想極其混亂的情況，他做了《黨的機會主義史》的報告。該報告分為四個部分，前三個部分論述了黨在三個不同時期犯的種種機會主義錯誤，最后一部分是“問題與結論”。《黨的機會主義史》最后的總結論是，雖然中國共產黨“犯了以上種種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然我黨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功績，是非常偉大而不可磨滅的”(36)。
1929年5月20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中國科學研究院開展對陳獨秀主義的討論，蔡和森作了《論陳獨秀主義》的發言。蔡和森在文中首先肯定了陳獨秀對中國革命的貢獻，認為他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之一”。但是，陳獨秀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中國革命運動和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和孟什維克路線之典型代表”(37)。繼而，蔡和森深入分析了陳獨秀主義的社會根源，批判了它的根本錯誤，對于全黨認識“右”傾機會主義的危害很有教育意義。
總之，這一階段，在殘酷的革命斗爭面前，蔡和森仍不忘史學研究，不忘將史學研究與革命工作相結合。一方面，他把史學看成為革命斗爭的有力工具，注重史學的“資政”、“殷鑒”功能，將史學與現實革命工作、黨的思想建設結合起來，特別善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把史論政論結合起來，作為宣傳革命、進行革命、與敵人作斗爭、加強黨的思想建設以及思考中國歷史前途的借鑒。正如吳玉章所言：“歷史是革命斗爭的有力工具。我們應該知道人類真正的歷史，知道勞動者被奴役和解放的歷史，應該知道我們從哪里來和往哪里去。因為，這能百般地堅強我們奮斗的信心和給我們以獲得勝利必需條件的知識。”(38)另一方面，他極力主張用“歷史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進化史、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試圖把人和事放到當時當地的歷史環境、社會環境去研究。此外，對于中共黨史研究的開拓，特別是對其研究對象、目的和任務的明確，更顯示出蔡和森力求讓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的研究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基礎之上，從而讓他們具有相當強的科學性和學術性。這也是蔡和森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的貢獻所在。
二 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觀及其價值
《社會進化史》是體現蔡和森社會進化史觀的代表作，也是中國史學理論、社會進化史的一部重要著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一)蔡和森《社會進化史》的主要內容
第一，指明了人類社會是向前發展的，并且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社會的進化是有規律的。
《社會進化史》的主旨非常鮮明，主要揭示了人類是由低級向高級，由野蠻向文明，由落后向發達演進的規律。具體表現為：在全書的謀篇布局上，蔡和森將《社會進化史》分為三篇，第一篇是“家族之起源與進化”，第二篇是“財產之起源與進化”，第三篇是“國家之起源與進化”。這就是說，先有家族的起源，家族進化到一定階段便產生了財產，而財產的進化，主要表現是“當社會分裂為幾個不可調和的階級抵抗與經濟上發生利害沖突的時候，社會自身不能克制或醫治這些沖突與抵抗”，便自然而然產生了國家。這一敘述過程同樣說明了人類的發展是由幼稚走向成熟，由簡單走向復雜。在全書的基本線索方面，開篇的緒論“有史以前人類演進之程序”就交代了人類演進的過程是向前的、進步的，是層層遞進的。蔡和森根據摩爾根的人類歷史劃分法，將人類演進之程序依次劃為：野蠻時代、半開化時代和文明時代，從而認為人類由于“生存方法日益演進，生產權威日漸確定，而人們生活亦復雜而豐富”(39)。其次，蔡和森將人類歷史發展按“經濟和政治組織的關系約分為四期：在原始共產時代，經濟為共同連帶性質，故雛形的政治組織全然為共同的形態；奴隸制度時代，自由人對于政治上的共同連帶仍視為生存必要條件，不過范圍只限于富人階級而非全民族；封建時代，政治的組織，除卻自治城市之政治連帶外，純然以個人主義為其特征；至于近世資本主義時代，經濟上純為個人主義，政治情形也完全與之相適應”(40)。最后，蔡和森指出共產主義社會是“沒有私產又沒有階級和國家的”最高社會形態，也是人類發展歷史的“最終形式”和最終時代。很顯然，這種社會分期的依據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學說。
蔡和森在《社會進化史》中特別強調了社會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并且這種規律是可以發現的。他說：“每一時代或每一等級的進化，具有普遍世界一切民族之通性；只在時間上有演進遲早之距離，決不因各民族所在地之不同而發生根本異趣之特殊。即如半開化時代，東大陸與西大陸因自然條件之不同，以至兩地所具家畜植物顯然歧異；這種生產上的歧異，在一定時期內雖足影響于該地民族的生活及其演進的程度，然決不能根本破壞人類進化的普遍步趨。”(41)蔡和森在這里說的“通性”指的就是規律，這種規律適用于“普遍世界一切民族”。雖然有時由于“所在地之不同”，“自然條件之不同”，但“人類進化的普遍步趨”是一致的，只不過“在時間上有演進遲早之距離”。
蔡和森在《社會進化史》中還分別總結了各種社會形態的進化規律。其一，他考察了原始社會的社會生活，認為原始社會的特征是“低弱程度的共同勞動與共產生活”，而其進化的規律“則為：生產程度愈益低弱，則社會秩序愈益凝固于血族關系之下”(42)。其二，蔡和森在系統梳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起源與發展之后，指出：“照普遍的定律說，國家乃是在經濟地位上極占優勢的階級的機構，這個階級藉著國家的設立又成為政治上的支配階級，并且由此又造成一些掠奪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在這里，蔡和森參考了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關于“國家”的概念：“由于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國家，這個階級借助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43)其三，蔡和森遵循唯物史觀的原理和方法，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資本主義最為發達的歐洲國家為例，通過大量的事實和數據條分縷析了這些國家的經濟、政治、軍事，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崩潰”的規律。他指出：“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世界形勢急轉直下入于革命時期，而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平衡的基礎遂根本動搖而瀕于破產”，(44)具體的狀況是，“農人不滿意于農業經濟的頹敗，知識階級日覺貧困，中等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日形破產而憤怒，所以階級斗爭的嚴厲非達到社會革命不止”(45)。立足于此，蔡和森進一步論證了共產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發展規律。他說：“資本主義的大生產，不僅為將來共產主義社會準備了各種必要的經濟條件，而且為她自己養成了最大多數的掘墓人——近世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多年的利用和訓練之下，不僅增加了教育程度和管理生產的普通知識，而且形成了自己獨立的革命政黨；所以她的雙肩不僅擔負破壞為資本主義所弄僵的社會，而且擔負建設將來既沒有私產又沒有階級和國家的共產主義社會。”(46)
第二，論述了人類社會前進的根本動力是社會生產力，而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發展變化決定了整個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和社會形態的更替。
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的發展也是由物質力量即生產力的發展所決定的”(47)。蔡和森對馬克思此理論的解釋是：“人類進化的主要動因有二：一是生產，一是生殖。前者為一切生活手段的生產，如衣食住等目的物及一切必要的工具皆是；后者為人類自身的生產，簡言之即為傳種。人們生活于一定時期與一定地域的各種社會組織，莫不為這兩種生產所規定所限制。這兩種生產在歷史上的演進，一面為勞動發達程序；別面為家族發達的程序。”(48)這是說，人類社會進化是以生產的發展為前提，這種生產包括物質資料的生產和人類自身的生產，而人類社會形態就是由這兩種生產所規定的。
馬克思在論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時指出：“物質生產資料是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歷史活動，人們在生產中同自然界發生關系，還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決定社會面貌、決定社會從這一制度發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49)蔡和森將這一思想始終貫穿于《社會進化史》之中。他說：“人類發展的大概，經過野蠻時代和半開化時代以至文明時代的發端，每個時代的變化，有每個時代的新特征，而這些新特征即直接為生產方法的變遷所引起。”(50)蔡和森還舉出具體的事例來論證這一觀點。他分析人類社會由母系向父系進化的根本原因是生產方式的進步，“母系制度的覆滅和父系制度的勃興，是生產方法進化所攜來的一大社會革命，并且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的大革命”(51)。而人類的婚姻制度也是如此，“兩性的關系，是隨著生產方法之變更而變更的，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生產方法，即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婚姻制度。所以群體婚姻為野蠻時代的特征；對偶婚姻為半開化時代的特征；而一夫一妻為文明時代的特征”(52)。
第三，階級斗爭不僅是階級社會的客觀存在，而且還是推動階級社會發展的偉大動力。
在蔡和森看來，首先，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階級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階級最終會隨著生產力高度發達而消亡。具體說來，蔡和森認為階級產生于原始社會末期，即“有史以后的社會莫不是階級爭斗的社會，而史以前的社會，既沒有階級，更沒有階級爭斗。”(53)為什么階級社會會產生在這一時期呢？蔡和森的回答是，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人類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剩余產品，這就使得一部分脫離生產勞動而占有另一部分人成為可能。這是階級產生的重要前提條件。“惟有生產能決定新階級的形成；參與生產的人不過分成為管理者與勞動者。”(54)進而，到了第一次社會分工，階級的分化就非常明顯了，“由第一次社會的大分工產生了第一次社會階級的分裂；即主人與奴隸，掠奪者與被掠奪者”(55)。由此，他得出的結論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形式的改變，社會進行了第二次分工、第三次分工，人類社會的階級由奴隸制的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依次演化為封建社會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最后階級由于生產力的高度發達，最終會消亡。顯然，階級是個歷史范疇，“即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必要，而且成為生產上的大障礙。階級必致于消滅也和其必致于發生一樣。”同時，階級還是個經濟范疇，階級是在剩余產品出現和私有制的產生兩個條件下產生的，“私有財產的派生物，第一是階級，第二是國家”(56)。所以，階級既是生產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也會隨著生產的高度發展而消亡。
其次，階級斗爭是推動階級社會的偉大動力。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奧古斯特·倍倍兒、威廉·李卜克內西、威廉·白拉克(通告信)》中說：“將近四十年來，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斗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重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57)蔡和森對此的詮釋是：“在這個大時代中，每一個進步同時必有一個相當的退步為伴侶，而一部分或一階級的幸福，即以別部分或別階級的痛苦和壓迫為代價。”換言之，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矛盾的集中表現，但又是解決這種矛盾，推動社會進化的直接動力。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最后部分“近世社會之必然崩潰”的結論就是以階級斗爭理論來分析的，他認為近世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無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建立，而“無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為國家演進之最高形式，亦即國家消滅前之最終形式。從此以后，人類將復為生產之主人而還復到自由平等的共產主義的廣大而豐富的生活”(58)。正如馬克思所說：“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而“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也就是進入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當然，在蔡和森看來，這個過渡“不是一朝一夕可做到，要待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后才能做到”(59)。
(二)蔡和森《社會進化史》的史學價值
第一，有力地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青年學生、革命志士以及進步知識分子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喚起了一批青年的人生覺悟和思想解放，促使他們發生了思想上的轉變，開始接受先進的共產主義思想，最終走向了革命的道路。1924年，蔡和森在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講授“社會發展史”課程，該課程受到了學生的熱烈歡迎，《社會進化史》是根據此課程的講義而成，旨在提高青年學生的階級覺悟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社會進化史》一經出版，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從1924年起到1929年止，在六年的時間里，先后出版五次，成為當時的暢銷書，流傳頗廣，影響很大。”(60)在大革命時期，《社會進化史》成為了許多地方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教材。“據當事人回憶，很多人就是從這本書中得到了啟發，懂得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道理，而走上革命道路的。這說明《社會進化史》一書，在中國革命史上的確起過非常重要的，歷史作用。”(61)
第二，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理論，充分肯定了無產階級，特別是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偉大歷史作用，這就讓廣大的革命工作者意識到工農大眾的力量。一方面要放手發動工人運動；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視農民的作用，“唯有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是革命的中心軍隊”，“充分使農民得到武裝，革命基礎方不致動搖”(62)。在蔡和森撰寫完了《社會進化史》之后，他成功地領導了聲勢浩大的五卅運動，取得了不小成果，并且這次運動表現出他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偉大戰略家。這些都是與蔡和森一向重視人民群眾偉大歷史作用的理論是密不可分的。
第三，開拓了唯物史觀指導下的人類學與歷史學研究密切結合的古史研究新方向，并對唯物史觀中國化作了最早的嘗試。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主要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為藍本，補充了許多當時新發現的材料，其中對中國古史的研究主要圍繞古代土地制度、古代宗族社會、古代婚姻制度等問題展開，從而論證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也是符合“人類進化的普遍步趨”的，其研究的最終目的在于揭示唯物史觀的普遍性與唯物史觀的中國化有機結合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這一新方向的研究具有相當深遠的影響：首先“受到了李達的重視和認肯，李達于1926年出版的《現代社會學》一書，吸取和綜合了(包括蔡和森在內的)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唯物史觀的各種闡釋，形成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唯物史觀表述體系”；其次，“十年內戰時期，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深入中國古史研究領域，沿著這一方向作了創造性的開拓，開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發展歷程”(63)。而在今天看來，《社會進化史》對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國化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 蔡和森的中國革命史(64)觀及其價值
蔡和森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提出研究黨史并親自實踐的人，他撰寫了我國第一部中共黨史《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和第一部黨史研究專著《黨的機會主義史》。此外，包括他的《論陳獨秀主義》、《中國革命運動與國際之關系》、《義和團與國民革命》都屬于他的中國革命史研究著作范疇之內。
(一)蔡和森的中國革命史研究的主要內容
第一，重視思想理論對指導革命實踐活動的意義，也十分重視思想理論聯系實際，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
首先，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中總結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經驗時指出，一個真正的革命政黨，首先“如無革命理論是不行的”。因此，“一個革命黨不僅要有好的組織、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理論來把思想統一，然后才能領導革命的正確之路。”(65)可見，蔡和森重視思想理論對指導革命實踐活動的重要意義，并把思想理論工作提到革命政黨能否指導當前的革命運動的高度上來看待，提到關乎革命成敗的重要位置來看待。
其次，黨的思想理論要根據實際具體情況，應用到實際中去才能產生作用，所以，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蔡和森指出：“黨的理論非從天上掉下來的，一短時期可以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在世界各國共產黨是一致的，但當應用到各國去，應用到實際上去才行。要在自己的爭斗中把列寧主義形成自己的理論武器，即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精神來定出適合客觀情形的策略和組織中才行。”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思想的形成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一樣，是要經過很長期的奮斗才能形成的”(66)。蔡和森的觀點雖然還沒有使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概念，但已經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和“黨自己的理論”等問題，可以說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蔡和森是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批中國共產黨人。
第二，對中國社會性質、革命性質、社會矛盾、階級任務、革命對象等一系列中國革命最基本的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初步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做出了重要貢獻。
首先，蔡和森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環境是資產階級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共產黨不僅負有解放無產階級的責任，并且負有民族革命的責任。”(67)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是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的各階級，在舊的社會中舊的統治階級為地主與封建階級，而農民則為被統治階級。但帝國主義入侵后，則舊階級之上產生了新階級，故新階級之第一即為買辦階級”。蔡和森在這里指明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半封建社會”，而其邏輯前提是認定在這前一階段是“封建社會”，其特征是“統治階級為地主與封建社會，而農民則為被統治階級”。引起“封建社會”性質的變化是“帝國主義入侵”，導致階級相應地發生變化，產生了新的階級，即買辦階級。由此觀之，蔡和森于1926年就闡明了中國的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而中國的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民族民主主義革命。無疑，他是探索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的先驅者之一。對此，有研究者指出，蔡和森“在概念上第一次區分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兩個階段，即：五四運動以前為舊階段，五四運動以后為新階段的革命運動，從而為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分期在理論上奠定了一塊重要的基石，也為中共黨史研究解決了起點問題”(68)。
其次，蔡和森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中共“二大”就如何推進中國社會發展問題，提出了基本的發展方略，那就是用黨的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的有機統一，推動中國的社會發展。在此基礎之上，中共“二大”還初步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策略、任務和目標，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前途。蔡和森根據中共“二大”制定的方針、政策和革命綱領，對中國的社會矛盾、階級結構和階級力量作了較為深入的分析。這就是：其一，革命的領導階級應是無產階級，他“應是各種勢力之組織者、領導者，他應該領導中國革命到底。”其二，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因為“資產階級力量薄弱，只能參加革命，但不能指導革命”(69)。其三，工農要聯盟，“如無農民的同盟亦是不會成功的”(70)。
再次，蔡和森指明了中國革命的任務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基本步驟應分兩步走，“無產階級的第一步是負有民族革命的責任”，“第二步是由民族革命進到無產階級革命”，“直接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達到共產主義社會”(71)。而革命的基本策略是統一戰線，“我們的政治路線是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聯合政策，這是黨的中心政策，是黨的主要政治路線”。“我們惟一正確的策略就是聯合戰線，惟一的責任就是擴大這個聯合戰線的策略”。(72)與中共“一大”相比，這些革命理論無疑成熟了許多。這是蔡和森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問題認識的一次深化，也是蔡和森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一個重要成果。蔡和森的這些思想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三，批評了黨內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以及黨本身所犯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錯誤，并提出了具體的解決對策。
首先，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中批評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黨內的“無政府主義派”與“李漢俊和戴季陶主義”，并說明“這些思想雖然在吾黨的歷史上是很短的，但對我黨有很大的關系”(73)。蔡和森認為區聲白等無政府主義者“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因而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74)。而“李漢俊和戴季陶主義”并“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派，而是中國的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派，中國的經濟派、少數派”，他們“對于階級斗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終是學生的態度與懷疑的”(75)，“其實他們似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影響，他們有天然無政府的傾向，且在主要觀點上亦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76)。對于戴季陶本人，蔡和森認為“他已是我們無產階級的叛徒，他是與我們對壘爭斗的，一直到現在我們也是繼續的與他爭斗”(77)。“另外李漢俊的主張也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他現在完全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敵人了。由不自覺的反動趨于自覺的反動了。”(78)接下來，蔡和森批評張國燾的言辭也相當尖銳，張國燾與黨內同志發生沖突，“這都是站在個人的觀點上和小資產階級的心理上去攻擊同志”，這是其一。“另一方面國燾太左”。(79)除此之外，對位高權重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中共當時的“一把手”陳獨秀，蔡和森無任何顧忌，批評他們有“右”傾投降主義錯誤。
其次，蔡和森在《黨的機會主義史》中把黨內機會主義的發展歷史分為四個階段，總結了每個階段各有各的特點和特征，從而讓廣大黨員認識到其危害性，并能引以為鑒。在篇首，蔡和森開門見山就批評大革命失敗前來中央指導的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和羅易的錯誤，說他們應對危機時，“老鮑是有辦法而無原則，魯易是有原則而無辦法……”(80)。而陳獨秀因為“拋棄無產階級領導權，幫助資產階級領導權之實現”，也是直接導致大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八七”會議雖然“開始承認與改正機會主義的錯誤，并不是這一次便完全肅清了機會主義，機會主義的遺毒在黨內還是很深的。”所以說，后來的“南昌暴動之失敗不是偶然的，主要的是因為前敵主要負責人之主觀沒有根本改變，平山同志不必論，國燾同志自從主持五人政治局及常委以后，開始表現他政治上弱點，尤其懷疑土地革命，不甚相信群眾勢力而對于張發奎發生幻想”(81)。針對種種機會主義的錯誤，蔡和森的解決辦法是：一“要鏟除政治方面機會主義的系統，同時亦要鏟除組織方面的機會主義系統”；二要“強固黨的紀律和組織”；三要加強民主，完善選舉，多方面征求群眾意見，提高黨的決策的透明度。
再次，黨的“八七”會議后，陳獨秀不滿黨對他的處分，公然向黨發起挑戰。為了澄清陳獨秀等人在黨內思想界造成的混亂，蔡和森撰寫了《論陳獨秀主義》。蔡和森以事實論證了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程度底”，“農民處于帝國主義和半封建農奴的剝削壓迫之下，處于不可支持的農業恐慌和普遍的貧窮化之下，封建殘余在全中國還占很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這就批駁了陳獨秀所謂的“中國農村已資本主義化，封建殘余已不占重要地位，所以現在中國土地革命已超過資產階級民權性質”錯誤觀點。蔡和森還一一批評了陳獨秀的其他錯誤，如陳獨秀認為土地革命不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內容，農民不是革命的力量，甚至還堅持無產階級是附屬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是革命聯合戰線中的領導階級。蔡和森指出：“陳獨秀始終不認識土地革命為中國革命之主要內容，始終不認識而且不愿認識工農民主獨裁制”(82)，同時還把“農民放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之外，并自始至終了解這聯合戰線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聯合，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階級合作和階級妥協，在這革命聯合戰線中資產階級是居領導地位，而無產階級是附屬的”(83)。
(二)蔡和森的中國革命史研究的史學價值
第一，指明了中共黨史研究的對象、內容、目的和任務，且對中共黨史的定位做了說明，初步構建了早期中共黨史的研究體系。
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中，蔡和森首先闡明了黨史研究的對象和內容：“我們五年歷史過程”及“我黨要如何發展及其發展的道路如何”(84)，也就是說，黨史研究內容包括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全過程，以及與之相關的全部內容。
其次，對于黨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務，蔡和森認為有兩個：其一，掌握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規律，了解“我黨要如何發展及其發展的道路如何”，即我黨的前途如何；其二，“做一個好黨員，忠實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責任”(85)。
再次，關于黨史的定位，蔡和森認為其中之一的條件就是“必須以歷史的方法”來研究黨史。言外之意，就是初步確立黨史仍是一門歷史學，要用歷史的方法來研究。如果再從蔡和森撰寫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黨的機會主義史》和《論陳獨秀主義》的內容和形式來看，也是基本符合歷史學這門學科性質的。正如張靜如所指出的：“凡研究和闡明人類歷史發展過程的縱向學科，不管它是整體的、斷代的或是分類的，都應歸屬歷史科學。黨史學是近代歷史時限之內的一部專史，其性質自然應該為歷史科學。”(86)不過，與一般的歷史學相比，蔡和森所研究的黨史是直接為黨的現實工作和建設服務的，除了具有歷史學的學術性這個共同的特性外，它具有更強的政治性、現實性，即帶有某些政治學的特點。
第二，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采用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的方法來研究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從而奠定了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的唯物史觀方法論的基礎，為以后的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研究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蔡和森認為“我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研究黨“現在已到了一個什么程度、發展到一種什么程度呢？以及發展的道路是怎樣呢？”絕對不能靠“空想所能答復的”，“而是必須以歷史的方法答復的”。(87)這里說的“歷史的方法”就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的方法。概而言之，在蔡和森看來，中共黨史研究必須從客觀的歷史事實出發，不能從邏輯進行演繹，更不能進行想象，因此，它的內容必須真實、準確、可信，摻不得半點假。
其一，階級分析方法。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中首先用階級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國共產黨產生的原因。他指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不是“腦筋中幻想出來的或是幾個學者塑造出來的”，是“有其階級的、政治的、經濟的背景的”，這種階級的背景是“中國產業的發展”，便“有了新的工人階級的發展”，工人階級再“由不覺悟到有覺悟，由不行動到了有行動，而且是很激烈、很勇敢的行動”，再加上“‘五四’運動與上海的罷工”(88)，特別是“十月革命的影響與先進分子的形成”(89)，所以，“這個青年的中國共產黨就是十月革命與中國工人階級發展的一個產物”(90)。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政治的責任”的探析過程中，蔡和森認為“不僅明白其政治的環境還須知道各階級的力量如何、關系如何，如此才能得到明確的觀念”(91)，并具體考察了辛亥革命、“五四”以后兩個時段各階級的革命態度和階級力量。
其二，批判了各種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歷史觀和方法，尤其是對機會主義的批判最為猛烈。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中，蔡和森詳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者同無政府主義、“李漢俊和戴季陶主義”的斗爭歷程，從而說明黨的革命理論是在同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長期交鋒中成熟起來的。在《黨的機會主義史》中，蔡和森將機會主義分為“機會主義下的中央政治局”、“政治局的最后一階段”以及“五人政治局至‘八七’會議”三個階段來論述，并概括了每個階段的特征和標志，從而得出“問題與結論”，包括“機會主義的來源”(92)、“鏟除機會主義”的對策和方法，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實現對黨的“整個全盤的改造”，(93)獲得“八年以來中國革命之豐富的經驗與教訓，建立中國無產階級列寧黨的自己的理論，成為真正布爾什維克的組織，來完成中國工農革命的任務”(94)。在《陳獨秀主義》中，蔡和森逐一論述了各種機會主義特征、性質和危害，比如有陳獨秀主義、鮑羅廷主義、戴季陶主義、彭述之主義、譚平山主義等，并對他們的理論進行了有力的批判。
其三，歷史主義的分析法。列寧在《論國家》中提到，“為了解決社會科學問題，為了真正獲得正確處理這個問題的本領而不被一大堆細節或各種爭執意見所迷惑，為了用科學眼光觀察這個問題，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并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95)。蔡和森在對中共黨史發展過程中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也采用了列寧的歷史主義的分析方法，即強調將歷史的人和事放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去研究，從而得出較為客觀、正確的結論。對于陳獨秀，蔡和森在《黨的機會主義史》和《陳獨秀主義》中都有比較公允的評價。一方面，指出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給中國革命、黨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災害；一方面，又承認陳獨秀在“‘五四’時期確是起了不少的革命作用”(96)，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之一”(97)。進而指出革命失敗的責任不能完全是陳獨秀一個人來承擔，而當時黨的中央領導層和地方組織都有機會主義傾向。同樣，蔡和森在《義和團和國民革命》一文中運用了歷史主義的分析法考察了義和團的排外精神和歷史意義。他說：“義和團排外精神，是中國國民革命精神頭一次充分的表現，可是這種本能的幼稚的國民革命運動并不是沒有缺點。他的缺點是在方法上面，然而這種缺點是歷史限定他的。”(98)顯然，蔡和森說的“歷史限定了他”，指的是義和團的排外精神受到了歷史條件的限制。對于義和團的歷史意義，蔡和森卻從它的整個歷史發展的過程出發，站在歷史的高度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說：“沒有近代的知識與方法，這是義和團的致命傷。所以義和團的失敗，乃是經濟落后的中國民族之歷史的必然的結果。然而這種歷史的失敗包含著神圣的意義，換過說，被侵掠者抵抗侵掠者的戰爭乃是神圣的戰爭，這種戰斗雖敗猶榮。是故義和團雖因沒有近代知識與方法而失敗，但決不因沒有近代知識與方法而減其運動之歷史的神圣的價值。”(99)由于該文分析較為客觀、中肯，后來得到了周恩來的高度評價。周恩來“認為在1924年我們黨還處于幼年時期，蔡和森就能對這個問題作出這樣的結論，是了不起的”(100)。
第三，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初步理順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基本線索，為今天的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許多珍貴的歷史資料，其研究結論對以后的中共黨史研究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中，蔡和森通過十二個部分闡述了中共“一大”至“四大”的發展線索，指出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中共“三大”是宣傳時期，中共“四大”解決了一些民族革命的理論問題，同時中國共產黨開始向群眾組織發展，形成階級與群眾的黨。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最后的“總結論”中說：“第一說明了黨產生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及黨的歷史使命和黨初期的工作；第二，說明黨的政治狀況、勞動運動的發展及黨內部的政治生活狀況及一般的政治狀況；第三，說明黨如何由小團體而形成大的政黨，在‘五卅’運動中的作用，而由第三次大會到‘五卅’運動以致于國民軍失敗。”(101)這也就是中共“一大”至“四大”的發展線索。蔡和森還以多層面、多角度、多層次梳理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史，即將其與工運史、農運史、青運史以及部分國民黨史結合起來研究。通過這種研究方法，不僅積累了豐富的、珍貴的歷史資料，而且也拓寬和加深了中共黨史研究。
總之，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研究闡述了一系列的歷史理論問題，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同時，蔡和森還通過對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的研究，宣傳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黨的正確方針政策，批判了黨內外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觀點，科學地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有著重要的貢獻。
當然，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蔡和森的史學理論、史學思想以及關于中國革命的思想并非盡善盡美，有些地方甚至還存在嚴重缺憾，比如，《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黨的機會主義史》以及《陳獨秀主義》等帶有明顯的工作報告的性質，表現出實用性、政治性較強，而學術性不足的特點。不過，總起來看，蔡和森對一些重要歷史問題的基本立場和觀點，以及在中共黨史研究中所把握的方向都是正確的。瑕不掩瑜，這些缺憾根本無損于蔡和森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奠基人和中共黨內著名的理論家的地位。
注釋：
①中共“二大”至中共“四大”的中央執行委員相當于后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從中共“五大”開始設立。詳見張希賢著：《中國道路的四次飛躍——中國共產黨歷次代表大會分析》，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頁。
②徐方平著：《蔡和森與〈向導〉周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頁。
③中共雙峰縣委員會編：《蔡和森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頁。
④中共雙峰縣委員會編：《蔡和森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頁。
⑤中共雙峰縣委員會編：《蔡和森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頁。
⑥中共雙峰縣委員會編：《蔡和森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頁。
⑦中共雙峰縣委員會編：《蔡和森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頁。
⑧中共雙峰縣委員會編：《蔡和森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頁。
⑨王繼平、李永春、王美華著：《蔡和森思想論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頁。
⑩彭大成著：《湖湘文化與毛澤東》，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頁。
(11)彭大成著：《湖湘文化與毛澤東》，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頁。
(12)人民出版社編：《回憶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6-57頁。
(13)人民出版社編：《回憶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頁。
(14)人民出版社編：《回憶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頁。
(15)王繼平、李永春、王美華著：《蔡和森思想論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頁。
(16)王繼平、李永春、王美華著：《蔡和森思想論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頁。
(17)人民出版社編：《回憶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頁。
(18)人民出版社編：《回憶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頁。
(19)人民出版社編：《回憶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頁。
(20)王繼平、李永春、王美華著：《蔡和森思想論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
(21)人民出版社編：《回憶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頁。
(2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76頁。
(23)人民出版社編：《回憶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頁。
(24)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頁。
(25)陳其秦主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成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頁。
(26)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頁。
(27)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48年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斗爭》、《法蘭西內戰》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法蘭克時代》、《德國農民戰爭》等，都屬于歷史名著。直至今天，一些著名的西方學者也承認這些著作的史學價值。
(28)人民出版社編：《回憶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頁。
(29)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頁。
(3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8-49頁。
(31)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頁。
(32)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1頁。
(33)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頁。
(34)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頁。
(35)徐方平：《蔡和森與〈向導〉周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頁。
(36)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頁。
(37)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3頁。
(38)吳玉章：《吳玉章文集》(下)，重慶出版社1987年版，第809頁。
(39)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頁。
(40)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3頁。
(41)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頁。
(42)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頁。
(43)黎澍主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歷史科學》，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頁。
(44)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6頁。
(45)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7頁。
(46)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5-176頁。
(47)黎澍主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歷史科學》，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頁。
(48)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頁。
(49)黎澍主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歷史科學》，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頁。
(50)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頁。
(51)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6頁。
(52)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頁。
(53)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03頁。
(54)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2頁。
(55)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8頁。
(56)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0頁。
(57)黎澍主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歷史科學》，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頁。
(58)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6頁。
(59)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9頁。
(60)宋士堂等：《宣傳和實踐唯物史觀的先鋒戰士蔡和森》，《哲學研究》1980年第4期。
(61)宋士堂等：《宣傳和實踐唯物史觀的先鋒戰士蔡和森》，《哲學研究》1980年第4期。
(62)人民出版社編：《回憶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頁。
(63)李維武：《蔡和森在〈社會進化史〉中對唯物史觀的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2009年第6期。
(64)此處的中國革命史包含了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研究專家胡華認為：“革命史的核心還是黨史，不過革命史的面要更寬。”胡華的觀點代表了中共黨史學界的主流觀點。詳見宋學勤著《中共黨史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故筆者在此采用了胡華的觀點。
(65)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1頁。
(66)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頁。
(67)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頁。
(68)曾長秋：《蔡和森與中共黨史學的創立》，《集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
(69)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頁。
(70)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頁。
(71)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0頁。
(72)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頁。
(73)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頁。
(74)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頁。
(75)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頁。
(76)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頁。
(77)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頁。
(78)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頁。
(79)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頁。
(80)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頁。
(81)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頁。
(82)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7頁。
(83)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6頁。
(84)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頁。
(85)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頁。
(86)張靜如：《黨史學科建設斷想》，《黨史研究》1987年第6期。
(87)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頁。
(88)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頁。
(89)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頁。
(90)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頁。
(91)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頁。
(92)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頁。
(93)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頁。
(94)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頁。
(95)黎澍主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歷史科學》，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5頁。
(96)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3頁。
(97)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4頁。
(98)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04頁。
(99)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04-305頁。
(100)徐方平：《論蔡和森對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的杰出貢獻》，《湖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
(101)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5頁。
（來源：《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