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讀書軼事

散木

“延安五老”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輩革命家，由于時代的關系，他們都曾經(jīng)歷過傳統(tǒng)的教育，又領受了“西學東漸”的過程，而熱愛讀書是他們共同的興趣，通過他們的著作和日記，我們可以領略他們讀書的經(jīng)歷，以及他們的學風，甚至是讀書的方法。在他們身上，有著濃郁傳統(tǒng)士子的痕跡，所謂“讀書破萬卷”、“開卷有益”、“讀書明道”、“學以致用”等，都是傳統(tǒng)精華的延續(xù)；至于讀書的經(jīng)驗之談，他們認為讀書是人生必需的功課，并將讀書化作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讀書的方法，則是積少成多，由博返約，以及解決好泛讀與精讀的關系，特別是他們強調讀書須聯(lián)系實際，將自己實踐的直接經(jīng)驗和讀書所得的間接經(jīng)驗進行有機的結合，等等。

徐特立：與其馬虎讀十本書，不如老實讀一本書

徐特立青年時就酷愛讀書，他認為讀書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會之理”，壯年時他有一個“十年破產讀書計劃”，即計劃將每年教書所得的20串錢（當時可買25石谷）作為生活開支，其它的家產（包括祖上留給他的幾畝薄田）則用來變賣以買書，當然，當他讀通了書之后，他也破產了。這是他罕見的讀書境界，由此他購置了一些價格很高的大部頭書，如《十三經(jīng)注疏》、《讀史輿紀要》、《御批資治通鑒》等，就在“破產讀書計劃”的第八年（1905年，時徐28歲），果然家里的經(jīng)濟提前瀕于破產了，不過，徐特立也已成為聞名遐邇的飽學之士，有許多塾學和學校爭相聘請他去執(zhí)教。

徐特立讀書，注重實效，他認為與其馬馬虎虎讀十本書，不如用讀十本書的時間老老實實去讀一本書。他的讀書，與其為人的厚道、穩(wěn)重相稱。

謝覺哉：過去讀的，不夠今天用；今天讀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適合

謝覺哉的一生是好學深思的一生，筆者曾閱讀過他的日記，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60歲壽辰時，董必武在賀壽詩中稱其“屢有文章警海內”，而其讀書的經(jīng)驗之談則是：“社會上的事物與道理，天天前進，過去讀的，不夠今天用；今天讀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適合。自以為夠了，就得落伍。”這種自覺的讀書態(tài)度和精神，正是“五老”不“老”的秘訣。此外，讀書也要有虛懷若谷的態(tài)度，謝老曾說：“一知半解的人，多不謙虛；見多識廣有本領的人，一定謙虛。”當然，讀書還須有恒心，他說：“所謂攻書，就是讀書要用心，把不懂的弄懂，不清楚的搞清楚，而且要把書中不對的地方識別出來，明白它為什么不對。”他還認為讀書的好處是：“腦子越用越靈。想，似乎是耽誤時間，想通了，解決了問題，在時間上又很合算。”這是對古人“心之官則思”的一種合理的解釋，因為腦子不用就會變得遲鈍，特別是老年人，長期不用腦子，就會有得老年癡呆癥的可能。

謝覺哉讀書，講究貴在用心、貴在消化，所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他反對“囫圇吞棗”式的讀書，并認為讀書可以養(yǎng)心，反之則會輕浮急躁。他還將讀書與人格相聯(lián)系，認為讀書會在內心自然生長出一些正氣、莊嚴與崇高，也會自然地產生對知識的敬畏態(tài)度，而這都是領導干部必不可少的素養(yǎng)。延安時期，謝覺哉在日記中系統(tǒng)反省了此前革命的經(jīng)驗和教訓，他特別警惕那些喝過莫斯科的洋墨水、說起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套一套的“讀書種子”，認為他們學風錯誤，夸夸其談，是“左得可愛”的一些人，而這些人的主觀、教條積習深入骨髓，是“愛護自己的錯誤比愛護自己的頭還要緊”，因而對中國革命危險甚大。這種認識在當時的黨內是非常難得的，后來毛澤東也指出黨內“左”傾錯誤的產生，有社會、國際根源，也有政治根源和主觀根源，其中即有黨內理論水平的異常薄弱，從而使得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能夠有市場。也是在延安時期，謝覺哉覺察到革命隊伍中的一些異樣，意識到領導干部在面對權力時，如果沒有由讀書帶來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敬畏和謹慎，就會缺失憂患和勤政的執(zhí)政理論。這種由讀書和反思帶來的思想高度，至今還是讓人崇仰不已。

董必武：蹲點未能知老至，觀書有得覺思清

參加過黨的一大的董必武也是黨內的飽學之士，他一生博覽群書，耄耋之年仍“此身不慣閑無著”、“老去愈知學不足”。他在《八十初度》詩中說：“蹲點未能知老至，觀書有得覺思清。”這是他酷愛讀書的真實寫照。

董必武秀才出身，又是留洋學生，還有豐富的革命經(jīng)歷，直接經(jīng)驗與間接經(jīng)驗集一身，于是他總能站在歷史長河的前列。因為有著豐富的閱歷，他格外重視讀書，如他總結辛亥革命“革命功成，革命黨消”的悲劇，就非常注重黨的自身建設，尤其重視理論學習；如在蘇區(qū)和延安，他曾負責主持“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和“中央黨校”，期間都曾舉辦過各種訓練班，主持機關干部的學習，并親自授課。

董老也是黨內著名的詩家，在他的許多詩詞中，往往提及有關讀書的內容，比如《七十自壽》中：“革命重理論，馬恩指出早”；以及“未因遲暮衰頹感，毛選諸篇讀尚勤”；在《八六初度》中：“馬列至言皆妙道，細思越讀越分明”，等等，可謂讀書勤勉。

林伯渠：知識愈多，愈覺學問之不足

林伯渠諳通舊學，早年又在日本攻讀過經(jīng)濟學和法學等，知識領域非常廣泛。他對讀書也有自己獨特的理解，他曾在日記中寫道：“讀書以防捻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意思是將讀書視為修養(yǎng)心性、成熟心智的一劑良藥，因此必須采取老老實實的態(tài)度。他還自勉：“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jīng)世之才，遍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年紀大了之后，他又認為：“知識愈多，愈覺學問之不足。”這都是十分可貴的讀書精神。

林老讀書，首先是出于全黨的事業(yè)。1941年，他在《自傳》中說自己“雖無特殊才干，但能把握住大的方向”，這“方向”，就是黨的使命。在延安時，他在給朱德的詩中自謙：“握籌愧乏治平策，勵志惟存馬列篇。”又在六十壽辰時就讀書的問題向毛澤東請教：“像我這樣的人，應當如何學習？”毛澤東回答說：“講到底，我覺得還是三個問題。像你我這樣的老黨員，也還要在立場、觀點、方法三個方面去努力。我們學習馬列主義，最主要的還是學習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這正是那個“方向”的應有之義。1956年，林老在八大會議上語重心長地說：“只有我們有了越來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并且能夠成熟地運用它的時候，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證。”這是他發(fā)自肺腑的體會，而歷史證明了它的無比正確性。

吳玉章：看書要仔細思考，還要和自己的生活行事結合起來，加以反省

吳玉章在“五老”中又兼了一層教育家（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等職）、歷史學家、語言文字學家的身份，于是他的讀書更是帶有專業(yè)和學者的特點。不過，最初他也是為中華崛起和革命事業(yè)而讀書的。后來他曾回憶：“大革命失敗后，我到蘇聯(lián)去，看了許多寶貴的書，并到勞動大學學習。到那里才發(fā)現(xiàn)自己實在不夠，同時明白了看書要仔細思考，還要和自己的生活行事結合起來，加以反省。”這是他讀書的厚重之處。

吳老一生喜歡歷史，但緊張的革命工作使他“無暇從事歷史的研究”。在蘇聯(lián)求學時，他克服了資料缺乏等困難，開始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的工作，那時他編寫了一部《中國歷史教程》講義，以及《中國歷史大綱》，這使他成為黨內較早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社會歷史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之一。

吳老讀書，方向感極強，他說：“要選擇一個奮斗的目標來努力學習和實踐。目標既定，在學習和實踐過程中，無論遇到什么困難曲折都不灰心喪氣，不輕易改變自己決定的目標。”“學習能不能有成就，首先決定于他的學習目的是否正確”，此外還要“能夠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正確處理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同時使我們能夠正確地有批判地吸取古代優(yōu)秀的文化遺產”。耄耋之年，他立下座右銘：“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學問而學問無專長，喜語文而語文不成熟。無枚皋之敏捷，有司馬之淹遲。是皆虛心不足，鉆研不深之過。年已八一，寡過未能。東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須痛改前非，力圖挽救。戒驕戒躁，勿怠勿荒。”博學如吳老尚如此，他人更何論？

“五老”長已矣，但是他們留下來的老老實實、謙虛好學的讀書大家風范，是我們應該銘記的。

（來源：《北京日報》2012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