惲代英的思想及其歷史價值

申富強

惲代英在中華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前身之一）學習期間便脫穎而出，他的思想在當時青年中很有影響。郭沫若曾指出：“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學生們，凡是稍微有些進步思想的，不知道惲代英，沒有受到他影響的人，可以說沒有。”在36歲的短暫人生中，惲代英留下了近300萬字的遺著，包含著豐富的哲學、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內容，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哲學思想。惲代英承認世界是物質的，并從各個方面反復論證了物質必為實在，世界統一于“以太”——物質。惲代英堅持唯物主義的反映論，認為人的認識先有經驗，后有智識，隨著經驗的不斷豐富，人的智識也不斷發展，因此，世界是可以認識的；他的歷史觀包括無神論、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社會歷史發展是一個自然的過程等。

政治思想。“五四”運動后，惲代英認識到在中國只有“企求階級斗爭”，“勞農政治”才能實現。曾成貴指出，惲代英對中國社會及革命的性質、動力、對象、任務、前途的認識極其深刻。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產業無產階級最富于革命性，要做其他階級的“中心與領導人”；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軍，“農民哪一天覺醒，改造的事業便是哪一天成功。”他將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大商買辦階級”和“幼稚工業資本家”，前者“依賴外國資本主義……是反革命的”；后者則具有兩面性，與他們合作必須保持警惕，而不能犧牲自己的利益；中國小資產階級雖有其革命的一面，但“是怯懦而自私的”。中共三大期間，他特別強調要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為無產階級專政樹立確實根基如俄國前例。”可見，其革命思想是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情況的。

經濟思想。惲代英明確主張“中國亦必化為工業國然后乃可以自存。”他強調經濟因素具有基礎性和根本性作用，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是中國貧窮落后的根源，國內封建軍閥是帝國主義利益的代理人。他認為中國比俄國更落后，革命勝利后，只有務實地施行類似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酌量重建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社會生產力，才能“以鞏固無產階級的政權”。同時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國家的職能，使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至于妨害”社會主義本身。他說：中國要解決貧困問題，前提條件是要通過革命建設一個像蘇俄一樣的“公眾而強固的政府”，才能真正“利用外資”開發富源，為人民服務。這足見其前瞻性。

軍事思想。惲代英參與領導了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是中共黨內最早認識到武裝斗爭重要性的杰出領導人和人民軍隊及政治工作的奠基者之一。早在1922年9月，他就提出了“我們要趕快組織作戰的軍隊”；1923年6月，他又提出“民主革命仍必假軍隊與群眾之力以成功”。他在黃埔軍校工作期間，又提出：“在黨軍中間，黨高于一切。”“黨軍是要‘為主義’‘作戰’的，不‘為主義’，或者是不能‘作戰’，都同樣是有負黨軍責任，都同樣是有負于黨、有負于全國矚望我們的被壓迫的勞苦工農。”他強調軍隊政治思想教育的目的是要“努力使他做成人民的軍隊”。他要求每個學員區隊中加設一個指導員，“代替政治部做工作”，這實際上都為中共“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等原則奠定了基礎。朱德曾指出：研究黨的軍史時，應當從黃埔軍校這個老根上開始。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也曾高度評價說，黃埔軍校“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耳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紅軍以至今日的八路軍，是繼承了這種制度而加以發展的”。

文化思想。在“五四”時期，惲代英就揭示了新聞的定義，即“記事”，用“簡明之筆，將已發生而社會應知曉的事實，條述之”。李良明認為，這與1943年陸定一給新聞下的定義“新聞就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有同工異曲之妙。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惲代英主編廣東省委機關刊物《紅旗》和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他認為，革命報刊是無產階級的宣傳工具和戰斗武器，具有指導、宣傳和組織革命群眾的巨大作用；新聞必須真實且具有可讀性；必須堅持依靠群眾辦報辦刊。在文學思想方面，惲代英積極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堅決反對洋八股，號召青年作家從“象牙之塔”和“亭子間”走向社會生活，投入到偉大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去，創造出革命的文學，達到宣傳人民、教育人民、鼓勵人民為民族解放和自己解放而斗爭，這些思想今天仍然有著巨大的價值。

教育思想。惲代英一生的革命生涯與教育活動緊密相連。鐘德濤指出，惲代英論及教育的遺著有近百篇，從幼兒教育到高等教育，從平民教育到職業教育等，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教育思想體系。惲代英認為：兒童教育應為“健全的公民”打好基礎；中等教育應是“養成健全的公民的教育”；高等師范教育必須是“養成健全的公民的教育”的師資教育。他的“養成健全的公民教育”的系統理念包括：“事業與職業統一”的職業教育觀，德育、智育、體育全面發展的教育觀，“以生為本”的教師觀以及對教學內容、方法的改革等等。

綜上所述，惲代英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自己的頭腦，并同自己的革命實踐緊密結合，為后人留下了博大宏富的思想著述。這是我們黨早期斗爭史上的重要成果和理論總結，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價值。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中共山東省委黨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遺著的收集、整理與研究》〔11＆ZD0079〕成果）

（來源：《光明日報》2015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