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如何抵制“搞特殊化”

徐伯黎

在抗日戰爭時期，劉伯承的兒子劉太行該上學了。當時，劉伯承擔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有人建議部隊設立一所干部子弟學校，劉伯承沒有采納這個建議。他覺得，自己辦學校，方便倒是方便一些，但子弟學校容易發生一種偏向，容易在小孩子腦子里反映出部隊的等級思想。這個是司令員的孩子，那個是某團長的孩子，產生不必要的對比，這對孩子的心靈是有害的。相反，在老百姓學校里讀書，可以了解一些群眾生活，可以和貧苦大眾的孩子交朋友，對孩子將來有好處。

新中國成立后，劉伯承擔任南京市首任市委書記、市長和軍管會主任。他十分注意聯系群眾，反對搞特殊化。一次，有人向劉伯承反映，少數政府工作人員、部隊人員，不按規定手續購買車票，免費乘車；進入戲院、電影院和娛樂場所不買票，看“霸王戲”。得知這一情況后，劉伯承非常生氣，以軍管委的名義，連續下發了“乘坐車輛須按規定購票”、“進娛樂場所須購票入座”。這兩項“禁令”一出，違紀現象頓時消失，廣大市民拍手稱快。

劉伯承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其長子劉太行回憶說，父親最反對的就是家屬和子女搞特殊化。“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時南京剛解放，父親是南京市長，有一天，他帶著我們去參觀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張通知，說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參觀者。父親正要帶著我們回家，中山陵的負責干部趕來了，可是父親還是堅持服從規定，拒絕了讓我們進去參觀的邀請。回家的路上，父親給我們講道理:‘爸爸雖然是個高級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也應該按規定辦事，不能搞特殊化。’”

（來源：《北京日報》2014年0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