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的旬邑故事

王曉軍 周國建

習仲勛，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杰出領導人。在70多年革命生涯中，他始終將“熱愛人民，依靠人民”貫穿始終，從人民智慧和實踐中汲取養分、獲得力量，創造性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備受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愛戴和擁護。毛澤東贊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習仲勛為中國革命勝利，不懼艱險和犧牲，走遍關中分區山山水水和旬邑溝溝坎坎，留下了許多感人故事。

請肖翰林出山

肖之葆，旬邑縣籍前清翰林，歷任刑部主事、郎中、參議等職，思想進步、德能皆優、公正廉潔、不避權貴。辛亥革命后，清朝滅亡，袁世凱竊據國權，他不與其為伍辭官還鄉，避居山間洞崖，以教書務園為業。

習仲勛讀中學時，就聽過肖之葆大名，對其品德才學很是敬佩。關中特區時期，西安事變爆發前，習仲勛作為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第一副主席兼黨團書記，考慮將這位三秦名儒發展成黨外朋友和革命助手。1936年5月，關中特區在東北軍圍剿陷落的非常時期，擔任中共關中特區工委書記的習仲勛，安排中共地下黨員、趙家洞桑村老農趙志泰，與肖之葆首次進行秘密聯絡，請他在自愿和安全的前提下，以品德聲望為共產黨和百姓做力所能及的事，被肖之葆以“清朝過來的老朽，已不關世事”為由謝絕。對肖之葆謝絕助共產黨一事，習仲勛以其不反對共產黨并暗含認同之態，斷定肖之葆內心已受到共產黨很大震撼，便并不氣餒。年內10月，習仲勛委派好友楊宗偉，帶拜師求教信和自創文章《我所認識的共產黨》來見肖之葆。肖之葆略感驚異，心知拜師出于禮、統戰是目的，見文章宏達流暢、文采飛揚，便知求教是表、宣傳是里。于是，被習仲勛至誠至貞信仰所打動，改以年邁學淺、不合時宜，難為其師枉受殊榮而委婉推辭。

對肖之葆二次婉拒，習仲勛豁達理解但不改初衷，不時通過中共黨員趙志泰、楊宗偉，將有中共方針政策的報刊信息傳達給肖之葆。長征紅軍到陜北后，肖之葆盡管經濟困難，仍變賣衣物、向親友借貸資助紅軍抗日，榮獲朱德總司令贈“清明杰士，紓難紅軍”錦旗一面。楊宗耀、肖鴻章等中共黨員、無辜群眾被國民黨逮捕關押期間，肖之葆聯絡群眾舉狀擔保，幫助他們獲釋。

習仲勛對肖之葆為黨所做工作十分滿意，選其部分詩文、書法作品送毛澤東過目。毛澤東閱后，贊其“不愧為翰林”，讓黨內“馬背書法家”舒同，以中共中央名義去信邀請肖之葆，傳邀請之意，宣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為此，習仲勛登門拜會肖之葆并先行敬師禮，肖之葆以待貴賓禮敬還，談笑風生共話天下時事風云。

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大會，選舉肖之葆為陜甘寧邊區政府委員，鑒于肖之葆意見，使用簫筱梅對外公布，肖之葆正式答應出山。

百字判一案

習仲勛曾對司法工作者說：“走出‘衙門’，深入鄉村，依靠人民辦案，發揮民間調解作用。千百事件整天發生在人民中，最適當的解決辦法也就在人民中。只有通過人民，才會解決得最快、最正確。”這也是當時當地百姓愛說“找習專員說理去”的原因。在習仲勛看來，民間調解不是一個單純的司法問題，本質是為人民服務的問題，是衡量干部群眾觀點、群眾感情、群眾作風的一個試金石。這方面，習仲勛在關中分區有許多事為人稱道，一棵樹案就是一例。

職田鎮青村農民姚憲章，以同村姚宗弟祖墓埋在自己地內為由，要求姚宗弟給予補償。約談失敗后，姚憲章持斧砍倒姚宗弟墓地一棵樹。姚宗弟為此將姚憲章告到當地縣抗日民主政府。1937年９月８日，關中特區專員霍維德簽署傳票，請青村村長穆三起傳喚姚憲章。因國共兩黨關中磨擦日益惡化等原因影響，霍維德調走后，案子于1941年５月20日由習仲勛作出了言簡意賅令人折服的判決：

判決書全文103字，以“年代久遠，毫無根據”否定了姚憲章所持姚宗弟祖墓埋其地內的說法；對已砍倒的樹，判定“樹頭、樹本全歸姚宗弟，姚憲章不再賠償其損失”；為免兩家以后因此再起紛爭，判明“今后兩家地邊之樹，長在誰家地內，即歸誰家”；既解了糾纏不清的歷史遺留問題（祖墓埋誰地內），又解了已砍倒樹的現實歸屬問題。

捍衛婚姻自由

關中分區時期，抗日民主根據地內封建買賣婚姻逐步被予以取締。湫頭車家溝農家姑娘張水紅，個子高挑、皮膚白凈、模樣俊俏、機靈能干，因父母收受了峴子村富戶郭家一筆不菲彩禮，受“兒女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愚昧思想禁錮，被迫嫁給了精神病患者郭狗娃，經常遭其侮辱、打罵，幾次被逼上吊自殺。

一日，中共關中分委書記習仲勛，趁集到新正縣湫頭，向群眾作演講，動員男女老少行動起來，開展大生產運動，粉碎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和國民黨頑固派軍事磨擦，解放婦女并反對封建包辦買賣婚姻。一個聽習仲勛演講的好心大娘，回家后給張水紅出主意說：“好娃哩，不要胡想。今湫頭集上開大會，關中分區習專員講話。他對老百姓可親了，稱咱是父老兄弟姐妹。你快去找他。專署在新正縣三區陽坡頭村，翻溝過去就到了。”當晚張水紅翻溝找到習仲勛，通過司法渠道和郭狗娃離了婚。

照顧盲人“干娃”

習仲勛駐馬家堡領導關中分區革命和建設時，辦公室設在溝邊一馬姓群眾家，家有一乳名“白狗”的三四歲小盲童。該童未足歲時，母親去世、父親離家出走，成為孤兒，由其姑代為養育；三歲患天花，因無錢醫治，挨到燒退后，就此雙目失明。聽聞“白狗”不幸遭遇后，習仲勛感嘆：“孩子可憐啊，等革命勝利了，一定要根治天花，絕不能讓一個好端端的孩子因這種病變成瞎子。”

日久生情，習仲勛喜歡上了“白狗”，每看到他，就會親昵地拍一下他的腦袋，說“叫干大”（陜西方言“干大”，意“干爹”）。

習仲勛因革命需要離開馬家堡后，念念不忘干娃“白狗”，常感慨“白狗要是眼睛看得見，我一定把他送部隊去，那娃精靈得很！”

解放后，習仲勛依然惦記著“白狗”命運。打聽到干娃“白狗”跟著吹鼓手混飯吃，想到盲人跟在吹手后那可憐樣，習仲勛一時神色黯然。1951年，他派人將“白狗”接到西安，遍尋各大醫院為干兒治眼。因失明過久，無法復明。為讓干兒有生活一技之長，習仲勛托人將他送到秦腔劇團尚友社學音樂和樂器。“白狗”最終掌握了各種樂器演奏技巧，成為了尚友社的“全把式”。

鐘情旬邑布鞋

1940年，關中分區機關從馬家堡轉移到陽坡頭，習仲勛辦公和住宿地點設在張廷富家。張廷富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人實誠，辦事可靠，比習仲勛大5歲，習仲勛駐陽坡頭期間稱他“老哥”。張廷富妻子叫何存子，是一賢惠能干、心靈手巧的農家婦女，平日除給習仲勛做飯洗衣外，還給他做布鞋。為此，習仲勛曾對何存子講：“我在家就愛穿母親做的布鞋，嫂子的布鞋讓我想起我的母親，太謝謝你了！”

1942年7月，習仲勛調赴延安，走前專程去陽坡頭與張廷富辭行。臨別時，何存子從柜里取出按習仲勛腳碼事先做好的兩雙布鞋，說“你這一走，不知啥時再見。有人去延安時，我再給你捎。”

17年后，已是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在國事操勞間，仍惦記著他生活過的小山村陽坡頭和他的老哥張廷富。他抽空給張廷富親筆去信，邀請張廷富來京做客，還不忘讓嫂子（何存子）給他做兩雙布鞋。見到張廷富，習仲勛高興迎上前去，“廷富老哥”稱呼不改。接過張廷富帶來的兩雙布鞋，習仲勛邊穿邊說：“我就愛穿嫂子做的布鞋，穿上又舒服又好看。”作為答謝，習仲勛將張廷富留在家中住了20多天，讓秘書陪著參觀北京名勝古跡，臨別時還送了張半身照片留作紀念。

為李樹禎看病

旬邑后掌村李樹禎，是習仲勛三原師范同學。1937年初，習仲勛駐馬家堡時，李樹禎聞訊趕來拜訪。敘舊之外，李樹禎欣然答應習仲勛的革命動員，不久擔任了抗日救國會長，并以教師身份發展黨員和建立情報組。1942年，因叛徒出賣，李樹禎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并因受刑留下眼疾。1958年，習仲勛寫信邀李樹禎赴京治眼疾并安排住處。李樹禎在女兒李芳嬋陪伴下，在北京第六醫院看病一住整三年。其間，日理萬機的習仲勛經常抽空去看他們，還把他們請到家中吃飯和聊天。對此，老革命們動情地說：“仲勛這人就是好，沒有忘記咱們，跟著他干革命沒有白干。”

習仲勛晚年，常懷念戰爭年代他戰斗和工作過的地方，常想在那的朋友、戰友和鄉親，曾多次說很想回旬邑走一走、看一看。每有旬邑人去拜訪他，他都要問旬邑的變化和發展，問他結交的老紅軍、老朋友及其家人的情況。旬邑發展上的困難，他在政策范圍內，盡力予以幫助解決。2000年，習仲勛夫人齊心女士攜兒子遠平、女兒橋橋回訪旬邑，看望了習仲勛義子馬家堡村馬崇明一家。

習仲勛革命一生，旬邑革命戰斗的六年歲月，在他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習仲勛與旬邑人民每一件故事，無不映射著他偉岸的人格魅力，折射著他堅定的黨性宗旨、群眾觀點、人民立場，深刻反映著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認真執著。習仲勛依舊是值得今天所有黨員干部學習的光輝榜樣。

值習老逝世十二周年之際，謹以此文紀念習仲勛同志。

（作者單位：中共旬邑縣委黨史研究室）

（來源：咸陽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