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漢：做到人真、言真、形象真
李維漢：做到人真、言真、形象真
葉介甫
李維漢晚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撰寫回憶錄上。他經常對人說：“為什么說老干部是寶貴財富？我想有兩條：第一條是保持革命晚節，做一個像樣的、合格的共產黨員；第二條就是應該多收集一點黨的、革命的歷史資料，交給黨，為將來寫好中共黨史作點貢獻。”他對自己的回憶錄要求極嚴，立下三條規矩：一是以集體為主，適當聯系自己；二是史料力求真實，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三是對個人活動持分析態度，重新學習和認識過去，進行必要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李維漢在1983年5月給鄧小平的信中說：我寫了一些回憶錄，是以集體為主的。他常對協助他整理回憶錄的同志說：我的回憶錄，是寫我經過的事，但我并不把自己的活動作為主線來寫，而是著重寫集體的活動，適當聯系自己。他的每一篇回憶錄，都是按照這個要求去寫的。他多次說：對史料要深入調查、反復核實，做到人真、言真、形象真，忠于歷史的真實面貌，不夸大，不縮小，更不能弄虛作假。要經得起時間、后人和史料的檢驗。對于第一手資料，他也不輕信，認為也需要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工作。
李維漢對自己一生的歷史，采取“再認識”的態度：對于自己做得對的，他認真加以總結，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對歷史材料中不符合事實的記載，他實事求是地加以說明。尤其可貴的是，他對于自己的錯誤，從不掩飾，不諉過，并從錯誤中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例如，他在《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回憶與研究》一文中，針對他在1927年11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寫道：“現在看來，秋白和我的這些意見，特別是我自己的意見，都是錯誤的，其中也有國際代表的影響。”在文章的另一處寫道：“我寫這篇回憶錄把上述情況全部擺出來，目的在于解剖秋白為首的黨中央的盲動主義錯誤，同時也是解剖和批評我自己，因為我是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員之一。”（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
李維漢為了寫好回憶錄，不顧年高多病，自1980年到1981年間，先后3次去長沙、武漢、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收集、查閱資料。他每天早上6點前就起床，上午、下午都伏案學習工作，翻閱大量歷史資料，修改稿子。他風趣地說：“要先做小人，后做君子。做小人反復無常（指反復修改），做君子一言為定（指拍板定稿）。”由于他嚴于律己，刻苦治史，對史料極端負責任，故他寫出的回憶錄，都有較高的價值，為黨史界所重視。
（作者單位：中央統戰部）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