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彭真

——寫在紀念彭真誕辰110周年之際

馬 句

1954年，我被調(diào)到彭真身邊任機要秘書，開始和他共事。最后一次接觸是在1989年，我已經(jīng)離休了，他還讓我做助手，編輯《彭真文選》和《站在革命和建設最前線》兩本書。多少年了，發(fā)生在他身上的一些事我至今記憶猶新。

“我是給毛、劉、周、鄧做助手的”

我在彭真身邊擔任秘書工作的十年中，他幾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清晨三四點鐘，只睡五六個小時的覺。那時候，毛主席、周總理和他都在深夜工作，睡得很晚，這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夜里兩三點鐘，周總理和他還會經(jīng)常電話聯(lián)系。每次他在睡覺前，總叫我打電話問毛主席、周總理休息沒有，當我問過他們已經(jīng)休息了之后，他才肯睡。他曾講過：“毛主席、周總理深夜工作，劉少奇、鄧小平白天工作，這樣中央工作日夜有接班，不會延誤，我是給毛、劉、周、鄧做助手的，我每天不能睡在他們的前面。”他還一再叮囑我：無論什么時候收到中央文件都要立即送給他，中央開會要立即通知他，不許延誤。

“不用，報告由我自己準備”

1954年彭真任北京市長，8月召開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市長報告五年來市政府的工作和今后工作的意見。按例要印發(fā)一個書面的市政府報告，市政府秘書長幾次向彭真請示要不要為他起草報告，彭真說：“不用，報告由我自己準備。”會議召開之前，他同劉仁書記、張友漁副市長通了電話，商議了報告主題。彭真叫我給他準備好北京市各項工作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并讓我一定核對準確，不出差錯。開會時他就帶了一張寫滿統(tǒng)計數(shù)字的紙上了臺，代表們都非常驚奇。然而他卻全面、簡短、生動地講述了五年來北京各條戰(zhàn)線的成績，從政治、經(jīng)濟、教育、衛(wèi)生、城市建設各方面提出了今后的任務。他的講話受到代表的一致稱贊，其間鼓掌達20多次，講話結(jié)束后，掌聲延續(xù)了三分鐘。許多代表反映：“彭市長對全市工作情況了如指掌”，“報告真精彩，受到很大教育”，“聽了報告明確了當前的形勢和今后的任務”，“有這樣的市長，叫全市人民放心”。

彭真平時在會上做講話，總是自己先打腹稿，寫出一個簡短的大綱，并向主管同志征求意見，最后再講。他從來不讓別人為他起草講話稿。講話時，他雖然什么材料都不帶，但內(nèi)容充實，邏輯性強，語言生動，每次都獲得多次掌聲。北京市的干部普遍反映，聽他講話，不僅了解到國內(nèi)外的形勢和具體任務，而且在思想上、理論上都能得到很大提高。

“調(diào)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礎”

彭真最注重調(diào)查研究，把它放在工作的第一位。早在1948年12月17日北京市委在保定一建立，就成立了市委政策研究室，由彭真親自領導。他對搞調(diào)查研究要求很嚴，下去搞調(diào)研的每個同志都必須帶上記錄本，詳細記錄調(diào)查情況。他強調(diào)調(diào)查一定要真實，調(diào)查到多少就說多少，沒有調(diào)查清楚就說不清楚，不能不懂裝懂，對調(diào)查中了解的問題不能夸大，也不要縮小。有時他還親自聽取口頭匯報，不斷插話，問個明白。他問的情況如果匯報的同志講不出來，就讓再下去調(diào)查。

1955年1月下旬，市委召開第二次宣傳工作會議，彭真叫我參加會議，了解情況，向他匯報。我聽到參加會議的許多同志說，這次會議開得針對性不強。我如實向他匯報，他聽后非常重視，立即叫我把會議文件和簡報全部送給他看，看完了他決定到會講話。1月23日，他作了《宣傳工作必須從實際出發(fā)》的講話。他開門見山地指出：“有些同志說北京市的宣傳工作一般化，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為沒有從實際出發(fā)。理論聯(lián)系實際，思想與實際結(jié)合，從實際中發(fā)現(xiàn)問題，再到實際中解決問題，這是宣傳工作的基本任務。”他還說：“宣傳工作主要是解決思想問題的，是用正確的思想把所有干部、黨員、群眾武裝起來，糾正錯誤思想的。大家經(jīng)常講理論與實際結(jié)合，思想與業(yè)務結(jié)合，什么叫結(jié)合？結(jié)合就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從實際中找出它的規(guī)律，再到實際中去解決問題。提高宣傳工作水平的關鍵就是要從實際出發(fā)。從實際出發(fā)，就要深入實際進行調(diào)查研究，有的放矢地解決問題，宣傳工作就不一般化了，宣傳工作就提高戰(zhàn)斗力了。”他要求宣傳干部深入基層摸典型，每一個人都聯(lián)系幾個工廠、農(nóng)村合作社、學校進行實地調(diào)查。他說：“有了實際的體驗，調(diào)查結(jié)果才能更真實、可信。如果不深入基層摸典型，工作就永遠是膚淺的，就會永遠浮在水面上像水泡，總是輕飄飄的。”

“一切為了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

彭真一直強調(diào)要堅持群眾路線。1962年，他談到我們黨執(zhí)政后一些黨員干部的變化，強調(diào)了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的重要性。他說：“群眾路線，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一切為了人民群眾和依靠人民群眾。要黨、要政權、要干部做什么，就是為人民服務。如果為了個人，為了小集團，那與國民黨有什么區(qū)別。過去革命戰(zhàn)爭時期，我們搞地下斗爭、根據(jù)地斗爭，如果同人民群眾聯(lián)系不密切，就要受挫折，就要掉腦袋。現(xiàn)在我們黨取得了勝利，取得了政權，有些同志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官僚，成了人民群眾的老爺。他們忘了自己是人民的勤務員，忘記了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忘記了辦事情要依靠群眾。特權的形成，就是不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一員，不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勤務員，而把自己看成了群眾的老爺。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不但會使我們脫離人民群眾，而且會斷送一部分干部、黨員，甚至斷送革命。”

1990年，他又指出：“這些年來，我們黨傳統(tǒng)的群眾路線被削弱了。群眾路線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有事認真地耐心地同群眾商量，依靠群眾自覺自愿地去辦。我們執(zhí)政以后，這方面自覺不自覺地削弱了，放松了，自上而下的多了，自下而上的少了；有些事情應該辦，但沒有很好地同群眾商量。”

當年4月，他在玉泉山寫了一個條幅給我，上書“一切為了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這14個大字，以勉勵、督促我做好人民的勤務員。這是他留給我最珍貴的教誨。

“要指出北京工作中的缺點和問題”

彭真始終強調(diào)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1955年6月25日至7月3日，市委召開了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當時北京市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一五”計劃正順利實施，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黨組織得到了壯大和發(fā)展。然而彭真卻指示在市委的工作報告中，“要提醒大家不要驕傲自滿，要指出北京工作中的缺點和問題，包括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嚴重，黨內(nèi)存在著主觀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自我批評和批評沒有充分展開，領導機關不善于抓實際問題、抓典型來解決問題，存在著手工業(yè)的工作方法和事務主義，沒有建立科學分工和集體領導制度，缺乏嚴格的監(jiān)督等。”市委帶頭在大會上進行自我批評，出席會議的代表也紛紛對自己部門的工作展開自我批評。會議形成了一個講團結(jié)、有生氣、鼓干勁、求上進的大會。

1958年出現(xiàn)的“共產(chǎn)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加上1959年“左”傾錯誤，造成了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大幅減產(chǎn)。對此，彭真指出：最重要的是違背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優(yōu)良傳統(tǒng)。1962年5月29日至6月6日北京市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召開，市委工作報告深刻檢討了違背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作風，思想方法主觀、片面，單憑主觀愿望辦事，違反客觀規(guī)律和經(jīng)濟規(guī)律，提出了不少不符合實際的各項指標，一些領導民主作風差，不耐心聽取不同意見，脾氣大，性情急躁，不平等待人，過火斗爭，傷害了一些堅持正確意見的好同志等問題。市委在會上誠懇做自我批評，獲得了大家的諒解，大家決心團結(jié)一致，克服困難，使北京市各項工作迅速恢復和發(fā)展。

“我聽到這句話，感動得流了淚”

1989年我再次回到彭真身邊工作，那時他很愛散步，于是我就利用陪他散步的機會和他聊“文化大革命”的事。

我對他說：“‘文化大革命’你受了那么大的迫害，坐過那么長的牢，許多同志都沒想到1979年中央給你平反，恢復了你的工作后，你身體竟然這么好，精力非常充沛。”他笑著說：“林彪、江青等強加給我的罪名，我從不承認。毛主席1966年4月在杭州嚴厲批評我，我請求他和我單獨談一次話，他不答應。我在杭州開會的院子里看見他在散步，我馬上跑過去，請他接見我，他不答應，說：‘彭真你不要這樣緊張，先休息休息么。’聽了這句話，我心里有底了。1966年4月底，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前，周總理對我說：‘黨不能分裂，你有意見，可以保留。’1966年8月我在家里被紅衛(wèi)兵劫走，藏了起來，周總理知道后，立即叫人在三天之內(nèi)把我找出來，找到后，又叫人看守我。我心里就更有底了，相信黨中央一定會弄清我的問題給我平反。我在秦城監(jiān)獄里，非常注意保護身體，我想一定要挺住，活到給我平反的那一天。我在獄中的小屋里來回踱步。我每天大聲朗讀馬克思的著作，高聲唱京劇，這是為了不喪失說話能力。過去我工作忙，沒時間讀馬克思的書，這回在監(jiān)獄中看了不少，從頭到尾看了《資本論》。馬句你知道，秦城監(jiān)獄是我叫公安部建的，沒有想到我被關進去了，而且關了這么久。1978年12月28日，中央派飛機接我回北京，在機場有300多人歡迎我，一個女同志大聲說：‘彭真同志，我們盼了你十多年，終于把你盼回來了。’我聽到這句話，感動得流了淚。”

“這是國家頭等重要的大事”

彭真認為，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杜絕“文化大革命”的悲劇重演，最重要的是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有一次他對我說：“‘文化大革命’提醒我們必須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1979年年初，我對鄧小平說，我愿做立法工作，2月任命我為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這一年我主持修訂選舉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組織法，起草刑法、刑事訴訟法等。1980年恢復了我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的職務，任命我為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主持起草新憲法，1982年通過了新憲法。1983年6月，我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我在這次人大全體會議上說：‘要動員一切力量，從各方面保證憲法的實施，要按照憲法的規(guī)定，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因為這是國家頭等重要的大事。’”

今天，在紀念彭真誕辰110周年之際，我把這些回憶寫出來，以表達對他的深情緬懷！

（作者：原中共北京市委黨校校務委員）

（來源：《前線》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