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理想中的社會主義
李大釗理想中的社會主義
趙壯道
李大釗是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在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李大釗對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成了很多獨到見解，有些至今仍有啟示意義。
社會主義“沒有不顧社會秩序的”，“沒有不顧個人自由的”
李大釗認為，那種認為“社會主義實行后，國家和社會權利逐漸增加，個人自由易受其干涉，遂致束縛”的看法，是對社會主義的誤解；“社會主義是保護自由、增加自由者，使農工等人均多得自由”。在李大釗看來，尊重人的個性、關注個性發展，是社會主義政治的重要內容。1921年12月，他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中指出：“德謨克拉西與社會主義，在精神上亦復相同。真正的德謨克拉西，其目的在廢除統治與屈服的關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會主義的目的，亦是這樣。”以此之故，李大釗認為社會主義不僅不排斥民主與自由，而且要發展民主與自由，它在精神上與民主、自由相通。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的核心和目的都是為了人的自由和個性發展。“德謨克拉西，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要尊重人的個性。社會主義的精神，亦是如此。”
但是，尊重個性、保護自由，并不是不要社會秩序。在1919年2月的《戰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會革命與無血的社會革命》一文中，李大釗指出：“真正合理的個人主義，沒有不顧社會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會主義，沒有不顧個人自由的。”也就是說，個人自由和社會秩序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不可片面地強調某一個方面。在此基礎上，李大釗提出“真實的自由”和“真實的秩序”的概念。他說：“個人是群合的原素，社會是眾異的組織。真實的自由，不是掃除一切的關系，是在種種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寬裕的選擇機會；不是完成的終極境界，是進展的向上行程。”“真實的秩序，不是夸大壓服一切個性的活動，是包蓄種種不同的機會使其中的各個分子可以自由選擇的安排；不是死的狀態，是活的機體。”
由此可見，在李大釗心目中，社會主義是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每一個人能夠在這個制度下最大限度地發展個性，實現全面發展。同時，社會主義社會也是一個充滿活力同安定有序相統一的社會，自由與秩序不可偏廢。
社會主義“是要富的，不是要窮的”
李大釗特別強調經濟建設對社會的意義，認為社會主義應該“依據經濟的組織與方法，把資本、勞力與天然均成經濟化，利用自然力開發富源，俾利國用”；并且“在這種經濟組織之下，無論工農生產事業均漸擴大，生產自然增加”。1923年9月7日，李大釗在上海大學社會問題研究會上的講話中，對社會主義是“窮”還是“富”的問題，作了充分的論述。他鮮明地指出：“社會主義是要富的，不是要窮的，是整理生產的，不是破壞生產的。”社會主義的目的，正在于“能夠使我們人人都能安逸享福，過那一種很好的精神和物質的生活”。可見，李大釗判斷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富”，也就是說社會主義要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創造出更加豐富的物質、精神產品。
社會主義要創造超越東西方的“第三文明”
在李大釗的社會主義理想中，既吸收了西方先進的文化理念，也擁有中國傳統的文化基因，兩者在他身上得到了結合。這使他保持了對西方文化的尊重和積極借鑒吸取的精神。李大釗認為，“平情論之，東西文明，互有長短，不宜妄為軒輊于其間”。他指出，社會的進步發展需要這兩種文明的共同參與，“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為世界進步之二大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
李大釗主張在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之間尋找一種兼容結合的文化空間，以使兩種文明的精髓得以繼承和發揚。為此，他提出了“第三文明”的概念。1916年8月，他在《“第三”》一文中指出：“第一文明偏于靈；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寧歡迎‘第三’之文明。蓋‘第三’之文明，乃靈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在他的心目中，“東洋文明既衰頹于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他認為，單靠東方文明或單靠西方文明都不能解決中國和世界的危機問題。未來中國要走向社會主義，在文化上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繼承并超越東西方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走“第三文明”的發展方向和道路。
基于這樣的立場和認識，李大釗特別看好當時已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俄羅斯文明：“俄羅斯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而東西文明真正之調和，則終非二種文明本身之覺醒，萬不為功。”也就是說，東西方文明要相互結合、共同發展，除了要相互交流之外，還要有一種文明的自覺意識和自我觀照，這樣才能正確地看待彼此，相互取長補短。
社會主義要“互助、互愛，為大多數人謀幸福”
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應該建立怎樣的新型人際關系呢？李大釗認為，人們應該“互助、互愛，不是謀怨仇，并為大多數人謀幸福”。要達到這一目標，就必須要“在社會中可以表現人的感情，且以尊重人格的觀念出發”。社會主義就是要通過對舊社會和人們精神的改造，“把那占據的沖動，變為創造的沖動；把那殘殺的生活，變為友愛的生活；把那侵奪的習慣，變為同勞的習慣；把那私營的心理，變為公善的心理”。只有這樣才能使人們心情舒暢、關系融洽，在一種寬松愉悅的狀態下盡情發揮創造性，從而使社會呈現出一種“互助、互愛，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的良好狀態。
他認為：“歷史上顯著而最可注意的事實，乃為協合精神的繼續的擴張。”“協合的原理，是將來社會發展的關鍵。”在階級對抗的社會里，“協合”的倫理觀念也一直存在，“只因有階級競爭的經濟現象，天天在那里破壞，所以總不能實現”。李大釗相信，隨著階級對抗的消除、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將為人與人之間建立真正互助友愛的新型關系創造前提條件和基礎。“馬氏所謂真正歷史，就是互助的歷史，沒有階級競爭的歷史。”
作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杰出宣傳家，李大釗所理解和宣傳的社會主義思想，不僅在當時中國思想界產生了深遠影響，激勵和鼓舞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和一切進步的人們為實現民族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不懈奮斗，在今天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他的這些思想也仍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作者趙壯道，天津師范大學博士生、洛陽理工學院講師，河南洛陽 471023〕
（來源：黨的文獻2011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