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在中共黨史上的四大貢獻

劉國云

方志敏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贛東北和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他英勇就義時只有36歲，方志敏同志的一生太短暫了，他的許多抱負和才華都來不及施展，但他在黨史上的重要貢獻卻是不可忽視和磨滅的。這里我根據歷史資料，評述方志敏在中共黨史上的四大貢獻。

黨內比較早認識到“農民問題”并積極組織開展農民運動的革命家

1924年3月方志敏在南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后，他積極在工人、農民中傳播馬克思主義。1924年11月，他和趙醒儂一起在南昌市郊區創建楊子洲農民協會，這是江西最早的農協。1925年夏，方志敏在家鄉漆工鎮湖塘村，創建了贛東北第一個農民協會，同時開展“打土豪、減租減息”的斗爭，從此在家鄉掀起了農民運動。1927年2月，方志敏當選為江西省農民協會第一執行委員兼秘書長。在方志敏為江西省農民協會成立大會起草的《宣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也知道了解決痛苦的方法是在自己組織起來，用自己的力量，求自己的解放！這就是要組織農民協會。”在《反左運動與吾人》一文中，方志敏寫道：“農民運動所以占中國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因為中國尚在農業經濟時代，農民生產占全生產百分之九十，其人數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故中國革命實際上是農民革命，因農民茍得解放，即國民革命大部分完成。”“尤其是農民革命，為今日之急務。”

由上可見，方志敏在1924年11月就開始從事農民運動和農民武裝斗爭，1927年還在多篇文稿中從理論上論述了中國農民運動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方志敏同毛澤東、彭湃一起，都是黨內最早認識農民問題重要性的革命家。彭湃是1923年開始認識農民運動重要性的；毛澤東認識農民問題也比較早，在1923年中共三大上就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農民問題決議案》，但沒有組織實施。毛澤東實際從事農民運動是1925年3月在老家湖南韶山沖開始的，1925年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明確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方志敏從事農民運動比澎湃晚幾個月，比毛澤東早幾個月。方志敏同毛澤東、彭湃一起被公認為“農民大王”。

“大革命”失敗后黨內最早舉起共產黨的旗幟、武裝起義的旗幟、土地革命旗幟的領導人之一

“大革命”失敗后，在緊急關頭黨召開的“八七”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方志敏同志是自覺地參與創造中國革命道路的重要成員之一。1927年8月下旬，方志敏潛回弋陽家鄉，在革命的關鍵時刻提出“重起爐灶，再來干吧！”的思路，他拋棄國民黨的旗幟，舉起共產黨的旗幟，“在七天內，組織了二十幾個黨的支部，群眾團體也組織了同樣的多。”1928年1月，方志敏主持召開弋陽、橫峰、貴溪、上饒、鉛山五縣黨員聯席會議，會議成立了五縣工作委員會。方任書記，還兼任武裝暴動指揮部總指揮。會議制定了綱領：“推翻帝國主義，打倒國民匪黨；鏟除貪官污吏，肅清土豪劣紳；平債均分田地，建立勞農政府。”這表明方從“重起爐灶”開始，放棄“國民黨左派”的旗幟，首先舉起了共產黨的旗幟，在當時這的確是難能可貴的。我們知道，“八一起義”是打著“國民黨左派”的旗幟搞起來的，“八七”會議雖然提出武裝起義，但仍提出工農暴動于革命的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因為當時的中央認為國民黨仍然在一部分工人群眾和無產階級革命分子中有革命的威信。共產黨現在不能丟掉這個旗幟。直至一個多月后的9月1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放棄“左派國民黨”的旗幟。可見，方志敏是在“大革命”失敗后黨內最早舉起共產黨旗幟、舉行武裝起義的領導人之一。

在高舉共產黨旗幟，高舉武裝起義的旗幟同時，方志敏還致力于開展土地革命。1928年11月方志敏簽署《布告》公布了信江特區蘇維埃制定的《臨時土地分配法》。“沒收豪紳地主和一切封建祠堂廟宇的全部土地，以村為單位按人口平均進行分配；凡不反對蘇維埃政權者均有分得土地之權；在誰種誰收的基礎上，抽多補少，抽肥補瘦……”贛東北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的特點，一是強調“凡不反對蘇維埃政權者均有分得土地之權”，這樣就爭取了更多的人支持蘇維埃政權；二是農民分得的土地，不但有使用權，而且也有所有權，方志敏還把土地證頒發給農民，這一舉措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擁戴。把土地證頒發給農民，這在其它根據地是不多見的。

因此，可以說方志敏與毛澤東幾乎是同時起步開始探索“工農武裝割據”道路的。方志敏領導的贛東北根據地，為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一個鮮活的例證。胡錦濤在《紀念方志敏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此也進行了科學評價：“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的道路進行了艱難的探索，逐步找到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道路。方志敏同志及其領導的贛東北紅軍和根據地，對此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參與創建我黨歷史上最早一批蘇維埃政權，創造了開辟根據地的新形式

方志敏和毛澤東、彭湃等基本上是同時分別創建了我黨歷史上最早的一批蘇維埃政權。1927年11月，在彭湃的領導下，廣東陸豐、海豐先后建立了蘇維埃政府；1928年5月20日，毛澤東在井岡山創立了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1928年5月上旬，方志敏主持召開弋陽縣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創建了蘇維埃政府，方任主席。5月中旬，橫峰成立蘇維埃政府，邵式平任主席。可見，方志敏領導的弋陽、橫峰縣蘇維埃政權，是全國最早一批成立的蘇維埃政權。

方志敏創造了開辟根據地的新形式。一般意義上根據地的開辟，主要依靠外來軍隊的武裝力量。軍隊開到哪，紅旗就插到哪，打土豪、推翻反動政權，建立蘇維埃政權，這種自上而下靠武力解決的模式速度比較快。毛澤東建立井岡山根據地主要是依靠原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總指揮部警衛團（團長盧德銘是共產黨員）；周逸群、賀龍開辟湘鄂邊界根據地最主要是利用賀龍的舊部屬關系發動起義；彭德懷、滕代遠建立湘鄂贛根據地是靠率領國民黨軍獨立第五師第一團舉行平江起義；鄧小平、張云逸建立左右江根據地是依靠發動廣西警備第四大隊、教導總隊舉行白色起義。方志敏本也想利用舊的武裝力量，他曾到鄱陽去發動警備團（團長是共產黨員），帶到弋陽來鬧革命，可惜團長撤了職，團里的黨員悉行開革，沒有了現成的武裝可以依靠。由于“農會”這個組織名稱在群眾中的號召力漸衰，1928年1月初，方志敏創造性地通過上名字畫押的形式組織“農民革命團”，組織起了黨領導下的集軍事、政權于一體的農民武裝。1月初，農民革命團很快就發展到了170多個團6000余人，弋陽、橫峰暴動就是靠這支武裝進行的。可見，贛東北根據地是白手起家，完全依靠當地的工農武裝搞起來的。

最早實行通過發展經濟的辦法來增加財政收入，最早實行對外貿易，最早發行紅色股票

在敵人封鎖的環境下，一般情況下各革命根據地財政開支通常是通過“打土豪”的辦法來運轉。方志敏創建的閩浙贛蘇區比較早地運用了發展國民經濟的辦法來增加蘇區財政收入。因為他們認識到“打土豪”的辦法不是長久的辦法，“打土豪”是越打越少的，后勁不足，必須發展自己的經濟才能支撐整個根據地的存在與發展，這個創新思路的意義重大。1934年1月，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報告的一部分《我們的經濟政策》一文中，充分肯定了閩浙贛蘇區的經濟工作。他說：“從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我們財政收入，是我們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明顯的效驗已在閩浙贛邊區表現出來，在中央蘇區也開始表現出來了。這一方針的著重執行，是我們財政機關和經濟機關的責任。”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四次點名表揚了閩浙贛蘇區的經濟工作。

閩浙贛蘇區十分重視發展對外貿易。早在1929年就開始了對外貿易，在六大蘇區中是最早實行對外貿易的。1931年8月開始在各縣設立對外貿易處，在信江北岸設立船舶檢查所。這樣就暢通了陸上、水上對白區的貿易，有力地打破了國民黨政府的經濟封鎖。“每月營業額達20萬元，可以贏利12000到18000元。有些群眾說，這是神仙想出的辦法呀”！毛澤東表揚說：“這一工作，閩浙贛邊區方面實行的較早，中央蘇區則開始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由于對外貿易局等機關的設立，已經得到初步的成績。”

閩浙贛蘇區十分重視金融業的發展，發行了第一張紅色股票。1933年9月，蔣介石發動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為了粉碎敵人的進攻，9月8日至10日，中共閩浙贛省委召開了全省支部書記聯席大會，研究討論對策。會議決定蘇維埃財政部為銀行增資擴股十萬元，作為戰爭經濟動員的中心工作。原計劃發行十萬元，結果共發行了十四萬多元，超額完成了發行任務。紅色股票的實物已被發現并收藏，股票呈長條形，長20厘米，寬7.5厘米，分上下兩個部分（編者注：上半部分見下圖），用不同的花草紋邊框裝飾。股票上半部分頂格印有橫排的“閩浙贛省蘇維埃銀行”，中間豎印有“壹元股票”，并蓋有銀行的紅印章；兩邊印有“本銀行股息周年六厘計算，每年年終結賬，營業盈余除開支費用及股息外所有純凈紅利照股分派，次年一月憑票領取，”底格是股票代碼。股票下半部分是息票。閩浙贛蘇區首發紅色股票的意義重大，它創造性地把西方資本主義的融資工具應用于蘇維埃政府的經濟建設中，充分顯示了方志敏開闊的眼界和超前的思維；募集的資金，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戰爭，為第五次“反圍剿”準備了相應的財力。

（作者為上饒師范學院副校長、方志敏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北京日報》2012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