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留給我們治黨治國的寶貴財富

齊德學

陳云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新中國成立后，他先后任政務院副總理和國務院副總理，長期主管國家的財政經濟工作，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又擔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為黨和國家建設做出了多方面的巨大貢獻，為我們治黨治國留下了大量寶貴財富，在這里，僅談以下幾點。

一、關于治黨

陳云在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期間，就為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作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為新時期黨的建設和治理做出了新的重大貢獻。

1.必須成千上萬地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陳云比較早地注意到黨的干部隊伍年齡偏大、青黃不接的狀況，對培養選拔接班人這一戰略任務給予高度關注，并傾注了大量心血。

為使黨和國家的事業后繼有人、長治久安，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就提議重新建立中央書記處，希望比較年輕一點的干部走上第一線。從1979年3月到中共十二大召開的1982年9月，陳云多次提出要大批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問題。他指出：“從現在起，就成千上萬地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讓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級領導崗位上鍛煉。老干部對他們實行傳幫帶，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為我們各級黨政工作強大的后備力量，隨時可以從中挑選領導干部。”這對我們的事業是最有利的辦法。陳云對提拔中青年干部提出了標準和原則：一是年齡標準，“不僅是年齡在五十歲左右的人，而且在數量上占多數的應該是四十歲左右的人、四十歲以內的人”。二是德才標準，德才兼備，沒有才工作做不好，影響決策的制定和實施，有了才還必須有德來統率。德管立場和方向，如果德不好，一旦出問題，就是方向性的、全面性的。“德才相比，我們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說，要確實提拔那些黨性強，作風正派，敢于堅持原則的人”。【《陳云文選》第3卷，第293、294、317頁。】也要培養像胡喬木那樣既能寫，又有德的能寫文章的人。“有才缺德的人，一個也不能提拔”【《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第288頁。】，“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派性骨干分子、打砸搶分子一個也不能提拔。【《陳云傳》下，第1710頁。】陳云還提出“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制度化”是我們干部政策上的大政方針。三是五湖四海的原則，提拔干部，要有大視野、大胸襟，堅持公道正派，任人唯賢，“我們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平常不熟悉的干部也要用。就地取材是很重要的一條原則”，【《陳云文選》第3卷，第359頁。】等等。這些主張得到了鄧小平等黨內老同志的大力支持。

據此，1980年2月下旬，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領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從組織上實現了中共最高領導機構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中央委員中年齡最小的38歲，并將“實現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方針寫入這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

2.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毛澤東領導創立的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制度，是維護和鞏固黨的團結統一、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的根本準則。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民主集中制逐漸遭到破壞，黨內生活不正常。“文化大革命”中，民主集中制遭到更為嚴重的破壞。鑒于以往的教訓，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云與鄧小平一樣十分重視民主集中制，強調“堅持民主集中制，是黨章規定的原則”，全體黨員都必須無條件遵守。【《陳云傳》下，第1739頁。】“我過去說過，不怕人家講錯話，就怕人家不說話。講錯話不要緊，要是開起會來，大家都不說話，那就天下不妙……當然，有了不同意見，要在黨內說……按照組織程序和組織原則嚴肅地提出來。提第一次，我們歡迎；提第二次，我們也歡迎；提第三次，我們還是歡迎。這樣，我們這個黨就會立于不敗之地，就會興旺發達，大有希望。”“民主集中制，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黨的任何一級組織，允許不同意見存在，允許有不同意見的辯論，這是好事，可以把我們的事業做得更好。寧可爭論，而不要形式上的一致通過。但是，又必須要有集中，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四個服從”一個都不能少。沒有民主不好，沒有集中也辦不了事。【《陳云文選》第3卷，第275、270頁。】陳云主持制定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就突出地強調了民主集中制問題。

3.必須重視執政黨的黨風建設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云當選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次年1月初，中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副書記王鶴壽請示中紀委和各級紀檢機構的工作方針，陳云當即答復：“抓黨風。中紀委的工作指導方針是維護黨規黨法，整頓黨風問題。”【《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第233～234頁。】1980年11月，在中紀委召開第三次貫徹《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座談會上，陳云針對黨風沒有根本好轉的狀況，嚴肅指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因此，黨風問題必須抓緊搞，永遠搞”。“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陳云文選》第3卷，第273頁。】是陳云的著名論斷，立即得到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的贊同，并將這一論斷寫進了這次座談會紀要。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紀要，將陳云的意見和鄧小平有關講話作為搞好黨風建設的基本指導思想。1981年又將陳云這一論斷寫進《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此后，陳云多次強調，抓黨風好轉，是全黨的一件大事，不可掉以輕心。1986年1月，陳云在中紀委報送的一份材料上寫下批語，指出實現黨風和社會風氣根本好轉，“做表率首先從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和國務院的各位同志做起”。【《陳云文集》第3卷，第543頁。】中央將陳云的指示印發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大軍區貫徹執行。

二、關于治國

陳云是中國共產黨內公認的經濟專家，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從新中國成立伊始，他即從經濟方面為治理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留下了豐富的思想財富。

1.中國的經濟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

清醒地認清中國的國情，這是中國共產黨正確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基本依據，是解決一切中國問題的基本前提。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頁。】這也是陳云領導新中國經濟建設一貫的指導思想。早在1950年6月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陳云就明確指出，中國經濟的基本特點是農業國，但基本的農產品卻不能滿足國內的需要，還需從國外購買，這就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中國的經濟建設只能從這個基本國情出發，即“要先解決棉花、糧食的問題”，省下錢來買機器搞工業建設。【《陳云文選》第2卷，第98頁。】改革開放開始后，1979年3月，陳云在中央政治局討論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和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問題的會議上，強調指出“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是在什么情況下進行的。講實事求是，先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九億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革命勝利三十年了還有要飯的，需要改善生活。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搞四個現代化的”，“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現代化用人少，就業難。我們只能在這種矛盾中搞四化”。【《陳云文選》第3卷，第250、251頁。】

在這個前提下，陳云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就明確提出“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思想，指出“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建設的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合適，經濟就穩定”。他明確提出了綜合平衡的思想，指出“所謂綜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比例是客觀規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搞經濟不講綜合平衡，就寸步難移”。【《陳云文選》第3卷，第48、52、211頁。】他還明確提出了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的思想，指出無農不穩，無糧則亂，經濟建設必須擺在老百姓有吃有穿的基礎上才能穩固。國家只有那么多錢，必須做到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吃光用光，國家沒有希望；吃了之后，還有余力搞建設，國家才有希望，等等。這些為我們國家經濟建設發展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

2.中國的建設必須具有長遠的戰略眼光

陳云領導財經工作，總是著眼全局解決局部問題，著眼長遠解決眼前問題。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1950年，陳云就要求做財經工作的人員“做經濟工作要有戰略眼光”【《陳云文選》第3卷，第158頁。】，“財經干部要有政治觀點、群眾觀點，搞工業要有戰略眼光”。【《陳云年譜（1905～1995）》中卷，第58頁。】陳云要求要有戰略眼光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就是要為子孫后代著想。1981年3月29日，陳云在一封信中講到國家計委的工作時指出：“像植樹造林、治理江河、解決水力資源、治理污染、控制人口這類問題，都必須有百年或幾十年的計劃”。【《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第270頁。】對這些問題的重視，陳云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中預見較早、提得較高的人。

關于控制人口問題。20世紀50年代中期，陳云就贊同并支持馬寅初關于搞計劃經濟應該把控制人口列入計劃之內的意見。1957年8月20日，在北戴河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時，陳云就指出：“中國人多，必須提倡節制生育。這是有關經濟建設的大問題。現在糧食、布匹、學校等緊張，都與人口多而且增長快有關系……號召共產黨員不生第三個孩子”，“節制生育的措施，要十年、二十年后才能見效”。陳云建議中央和各省市都要成立專門委員會，來抓這件事情。【《陳云文選》第3卷，第68頁。】但由于馬寅初受到不公正的點名批判，直到1962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才將節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長作為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既定政策予以確認。到改革開放之初的1979年，中國人口已達9億多，“人口爆炸”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同年6月1日，陳云與上海市負責人談寶鋼建設時談到人口問題，他說：“人口問題解決不好，將來不可收拾。”他想了五條措施，其中之一是制定法令，明確規定只準生一個。他說：“先念同志對我說，實行‘最好一個，最多兩個’。我說要再強硬些，明確規定‘只準一個’。準備人家罵斷子絕孫。不這樣，將來不得了。”6月14日和15日，陳云兩次寫信給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陳慕華，指出：“我認為，提倡只生一個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而產生的一些問題則屬于第二位的問題”，“限制人口、計劃生育問題要列入國家長期規劃、五年計劃、年度計劃。這個問題與國民經濟計劃一樣重要。”【《陳云傳》下，第1595、1596、1597頁。】陳云的意見得到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不久，國務院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雖然中國于2015年10月起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但計劃生育仍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關于水資源問題。陳云在20世紀50年代起就十分重視水資源問題，他指出：“水在農業里頭非常重要”，“據估算，全國水量平均起來并不多，還缺水，有些地方就經常干旱。從總的看，從長遠看，要以蓄為主，蓄泄兼顧。以后我們要重視蓄水，許多地方要修水庫、筑塘堰，山區更要注意種樹種草、保持水土，對水一定要好好利用。在華北、西北有些地方，還要多打水井，保證在發生旱災時水量基本上夠用。”“水利建設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計”。【《陳云文選》第2卷，第141頁。】陳云還提出，治理河流，必須干流和支流一起治理，發電和防洪相互結合，進行整個流域的規劃。【《陳云年譜（1905～1995）》中卷，第259頁。】1960～1978年，他又多次指出，北方水不夠，需從南方借水，南水北調，是造福子孫后代的大事。1990年6月，已經退出領導崗位的陳云，將水利專家張光斗、陳志愷合寫的《我國水資源問題及其解決途徑》一文，批送江澤民等中央領導閱，并在批語中指出：“水的問題始終是一個大問題。要從戰略高度來認識水的問題的嚴重性。各級領導部門，尤其是經濟、科技領導部門，應該把計劃用水、節約用水、治理污水和開發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糧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長遠規劃、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加以實施，以逐步扭轉目前水資源危機的嚴重狀況。”【《陳云文選》第3卷，第375頁。】國家“八五”計劃終于將水資源問題提到重要的戰略高度。經過數十年的研究論證，至2002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國務院正式批準《南水北調總體規劃》，同時首批工程開工。

關于治理環境污染問題。陳云在制定和實施“一五”計劃時，就開始注意環境、資源問題。1975年7月，陳云在江蘇高郵視察石油鉆井時指出：要注意環境污染問題，在生產設計的同時就要做好防止污染的設計，不要等到事后再解決。【《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第198頁。】改革開放開始后，從1979年至1988年，陳云更是有預見性地多次提出保護環境、治理污染問題，指出：“防止污染，必須先搞，后搞要多花錢”，“今后辦廠必須把處理污染問題放在設計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這是重大問題。”【《陳云文選》第3卷，第254、263頁。】對環境污染的“治理費要放在前面。否則后患無窮”，【《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第308頁。】“治理污染、保護環境，是我國的一項大的國策，要當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來抓”。【《陳云文選》第3卷，第364頁。】1988年8月，陳云為環境保護工作題詞：“治理污染，保護環境，造福子孫后代。”【《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第414頁。】陳云的這些意見和建議均得到當時中央和國務院領導人的重視，之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治理環境。當時環境破壞和污染的程度遠不似后來的嚴重，這更表明陳云對這個問題的敏感性和預見性，更表明防治污染、治理環境的重要性。

總之，陳云關于治國特別是經濟建設的思想十分豐富，這里不再一一列舉。

三、關于治黨治國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陳云關于治黨治國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著名的“十五字訣”：“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陳云自己對這十五個字有明確詳細的解釋，他說：“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話不要聽。不唯書，也不是說文件、書都不要讀。只唯實，就是只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這是最靠得住的。交換，就是互相交換意見。比方說看這個茶杯，你看這邊有把沒有花，他看那邊有花沒有把，兩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換一下意見，那末，對茶杯這個事物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全面的符合實際的了解。過去我們犯過不少錯誤，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看問題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實際當成了全面的實際，作為一個領導干部，經常注意同別人交換意見，尤其是多傾聽反面的意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比較，就是上下、左右進行比較。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論持久戰》就是采用這種方法。他把敵我之間互相矛盾著的強弱、大小、進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幾個基本特點，作了比較研究，批駁了‘抗戰必亡’的亡國論和臺兒莊一戰勝利后滋長起來的速勝論。毛主席說，亡國論和速勝論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抗日戰爭只能是持久戰。歷史的發展證明了這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由此可見，所有正確的結論，都是經過比較的。反復，就是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這就是毛主席的辦法。他決定問題時，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再反復考慮一下，聽一聽不同的意見。如果沒有不同的意見，也要假設一個對立面。吸收正確的，駁倒錯誤的，使自己的意見更加完整。并且在實踐過程中，還要繼續修正。因為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這里所說的反復，不是反復無常、朝令夕改的意思。”陳云概括這十五個字說：“前九個字是唯物論，后六個字是辯證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陳云文選》第3卷，第371～372頁。】這十五個字，是陳云反復倡導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陳云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治黨治國身體力行的基本方法，是陳云的一貫作風和品格。

這十五個字的核心是“只唯實”，也就是毛澤東說的“實事求是”。陳云指出：“重要的是要把實際看完全，把情況弄清楚，其次是決定政策，解決問題。”“交換、比較、反復”是做到“只唯實”的具體方法。陳云說：“弄清‘實事’并不容易。為了弄清‘實事’，我把它概括為六個字，就是：交換，比較，反復。”【《陳云文選》第3卷，第46、235頁。】毛澤東說過，“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110頁。】真正做到“只唯實”，就必須深入實際調查研究。陳云治黨治國尤其注重調查研究，他指出：“難者在弄清情況，不在決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況，不難決定政策。”他多次指出：“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研究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決定政策。所有正確的政策，都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科學分析而來的。”【《陳云文選》第3卷，第46、34頁。】毛澤東曾贊揚說：“陳云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他的方法是調查研究，不調查清楚他就不講話。”【《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第106頁。】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陳云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指出：“依靠調查研究作決策，是陳云同志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每逢重大決策之前，陳云同志總要做大量調查研究，聽取多方面意見。”【習近平：《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5年6月12日）》，《人民日報》2015年6月13日。】陳云所說的“交換”，就是調查研究的一種方法。對重大問題做出決策，只要可能，陳云總是在認真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同時，都親自到當地看一看，直接接觸和了解實際情況，然后，再經過比較和反復，做出決策。正是因為如此，陳云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極少犯錯誤。

陳云治黨治國思想是一座十分豐富的寶庫，不但在新中國近70年的歷史上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而且在今天和今后貫徹落實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思想，實現“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不斷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仍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和深遠的歷史價值。

（本文作者：齊德學，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原軍事歷史研究部副部長。）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