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陳云與中央顧問委員會
鄧小平、陳云與中央顧問委員會
黎虹
1982年成立、1992年撤銷的中央顧問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顧委”），是在鄧小平大力倡導、陳云等鼎力支持下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也是黨的歷史上的一大創舉。中顧委歷時兩屆、十年。第一屆的主任是鄧小平，第二屆的主任是陳云。中顧委以這種特定時期的獨特形式，為解決中央領導機構的新老交替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用鄧小平的話說，“這件事要在歷史上大書特書”。
共同的戰略遠見
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建立退休制、實現干部隊伍和領導班子年輕化是鄧小平、陳云的共同主張。而成立顧問委員會只不過是實現新老交替的一種過渡形式。這個想法，從醞釀提出，到正式討論，作出決定，經歷了大約五年的時間。這期間雖然遇到不少阻力，但鄧小平、陳云卻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勇氣和魄力，密切配合，說服動員，最終使這一戰略決策得到全面落實。
“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鄧小平、陳云就敏銳地察覺到干部隊伍的老化情況十分嚴重。伴隨著撥亂反正和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展開，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運動中遭受迫害的大批干部紛紛走上各級領導崗位。然而，歲月不饒人。從反右派斗爭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持續了20年，原來的年輕人已進入中年，中年人已變成了老年人。當時陳云對干部“老齡化”的狀況有一個概括：“現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負責同志多數是六十歲以上，其中不少是七十歲以上，政府各部門負責同志大體上也一樣……從中央到縣委，大部分人頭發都已經白了。”中顧委1982年成立時，我們也曾做過一個統計，172名委員中年齡最大的86歲，最小的63歲，平均年齡74歲。他們絕大部分是剛從第一線退下來的省部級崗位上的第一把手。不難想象，這么大的年齡，要在第一線重要崗位上領導完成改革開放初期繁重而艱巨的任務，確實是非常困難的。與此相比較，我們再看看新中國成立時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年齡狀況：毛澤東56歲，周恩來、劉少奇51歲，鄧小平45歲，陳云44歲。
面對這種干部老化的嚴重狀況，鄧小平、陳云深感憂慮。他們在一些重要場合，一再呼吁解決領導干部老齡化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鄧小平1977年第三次復出不久，首先在海軍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盡管有人不通，但總是已經確立了。現在我們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是什么呢？是組織路線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政治路線確立了，要由人來具體地貫徹執行。”“現在擺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務，就是要有意識地選拔年輕人，選一些年輕的身體好的同志來接班。要趁著我們在的時候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在了，將來很難解決。”鄧小平還形象地說：“廟只有那么大，菩薩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來，新的進不去，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識地退讓。要從大處著眼，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他提出：“組織路線是保證政治路線貫徹落實的。解決組織路線問題已經提到我們議事日程上來了。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我們見不了馬克思。”【《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1、192、193頁。】
1979年11月，鄧小平又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干部會上再次強調：“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急需培養、選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這是一個新課題，也是對老同志和高級干部提出的一個責任，就是要認真選好接班人。”老干部“精力畢竟不夠了，不然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辦公呢？為什么不能在辦公室頂八小時呢？我們在座的同志中能在辦公室蹲八小時的確實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懷疑。我們老同志的經驗是豐富的，但是在精力這個問題上應該有自知之明。就以我來說，精力就比過去差得多了，一天上下午安排兩場活動還可以，晚上還安排就感到不行了。這是自然規律，沒有辦法”。他提出：“如果我們在三幾年內不解決好這個問題，十年后不曉得會出什么事。要憂國、憂民、憂黨啊！要看到這是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我們有正確的思想路線，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如果組織問題不解決好，正確的政治路線的實行就無法保證，我們向黨和人民就交不了帳。”【《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21、222—223頁。】
1980年5月，鄧小平在同胡喬木、鄧力群的談話中，除提出“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外，還提出“廢除領袖終身制”的問題。他說：“我們這代人活著的時候，非解決不可。”【《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642頁。】陳云對此也有同感。他在1981年3月給陸定一的一封信里說：“老干部是重要的，但如果現在不提拔四十幾歲的青年干部在各種級別崗位上參加工作，讓他們在工作中取得經驗，則接班問題就要成大問題。現在部長一級、省委第一書記一級都是六十開外了，如不在這一兩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則將是極大的危險。這批青年干部，第一批應該有一二千人，以后陸續再提。但現在阻力很大，即使先進后出，也進不去。我正為此而呼吁。”【《陳云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699頁。】
1981年5月8日，陳云撰寫了《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一文。文章分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主要領導干部的年齡狀況后提出：“目前在我們面前放著兩種辦法由我們選擇：一種選擇，繼續不警惕黨內干部青黃不接的情況，不采取果斷措施，任其繼續拖下去”，最后“被迫地不得不倉促提拔一些不很適當的中青年干部來擔任領導工作”。“另一種選擇，從現在起，就成千上萬地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讓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級領導崗位上鍛煉。老干部對他們實行傳幫帶”。后一種選擇對我們黨的事業有利。文章號召：“我們所有退居二線、三線的老干部應該繼續胸懷大志，以黨和國家的事業為重，熱心地主動地讓出工作崗位，讓大批中青年干部在實際工作崗位上挑起重擔，并且隨時向這些中青年干部提出建議，給以幫助。”【《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297頁。】
陳云的這篇文章發表之前，曾分送鄧小平、胡耀邦、宋任窮（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征求意見，并提出：“可否在六中全會時討論一下青年干部問題。”他們均表示同意。鄧小平還批示：為了做好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的工作，必須妥善處理老干部的問題。為此，陳云于6月8日召集中央組織部、解放軍總政治部有關負責人，就老干部離休退休問題進行座談，并主持起草了《關于老干部離休退休問題座談會紀要》。《紀要》指出：中國革命經過長期斗爭，黨內保存了大批老干部，他們都是60以上、70以上高齡，目前黨政軍民領導機關的主要負責人，絕大多數都是60歲以上。有相當一批老干部帶病工作，不能經受勞累。為了妥善解決這個問題，《紀要》指出：“干部必須實行離休退休制度，這是根本辦法。當顧問或成立顧問委員會，只能解決少數人的問題，多數人只能離休退休。”【《陳云傳》（下），第1702—1703頁。】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會上印發了陳云撰寫的《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一文和他主持起草的《關于老干部離休退休問題座談會紀要》。會后，中央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和做好老干部工作問題。鄧小平在會議最后作了總結性講話。鄧小平說：“我們歷來講，這是個戰略問題，是決定我們命運的問題。現在，解決這個問題已經是十分迫切了，再過三五年，如果我們不解決這個問題，要來一次災難。”“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后，陳云同志更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他提得非常好，我贊成。原來我們還是手腳小了一點，陳云同志提出，選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幾十、幾百，是成千上萬。”“現在就是要大家來討論怎樣具體化。不開明可不行呀！我和陳云同志交過心的，老實說，就我們自己來說，現在叫我們退，我們實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當然，現在還不行。我們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國家的政策，黨的方針，我們當然要過問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選拔中青年干部。我們兩個人的主要任務是要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84、385、388頁。】
在鄧小平、陳云等的推動下，全國范圍內進行了規模空前的干部新老交替，數十萬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得到提拔，100多萬老干部辦理了離退休手續，數千名老干部擔任各部門的顧問。所有這些，都為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建立準備了條件。
切合黨情的創舉
以顧問制作為過渡，最終實現退休制，是鄧小平、陳云的共同思想。早在1975年7月，鄧小平就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了在軍隊設顧問組的問題。他指出：“設顧問是一個新事物，是我們軍隊現在狀況下提出的一個好辦法。設顧問，第一關是誰當顧問；第二關是當了顧問怎么辦。”“顧問組的組長，不參加黨委，可以列席黨委會，好同顧問組通氣。”“顧問也有權，就是建議權。顧問要會當，要超脫。不然，遇事都過問，同級黨委吃不消。設了顧問，究竟會有什么問題，等搞年把子再來總結經驗。”【《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24頁。】當時，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條件下，顧問制度并不完全行得通。后來，由于鄧小平再次被打倒，設顧問的事情便被擱置下來。
1977年鄧小平、陳云復出后，站在黨的事業全局的高度，結合黨情、國情，提出分步驟地在各級黨委和政府部門實行顧問制。第一步先在縣以上的部門設立顧問，第二步再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區設立顧問委員會。鄧小平又指出：“前幾年，我提出搞顧問制度，現在看來，要真正解決問題不能只靠顧問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577頁。】
1980年8月，在鄧小平、陳云的建議下，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設置顧問的決定》。《決定》指出，老干部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為了愛護這些老同志，使他們能夠健康長壽，并利用自己的經驗在晚年盡可能地為黨做一些工作，以保證黨的優良傳統和優良作風代代相傳，更好地完成黨的各項任務，中央決定，在縣級以上單位設置顧問。這是力圖使年輕干部盡快走上工作第一線的一項過渡措施。7月30日，陳云在審閱這份文件時曾作了批示：“退當顧問和離休制度，勢在必行。”【《陳云傳》（下），第1697頁。】
在頒布這項決定之前，鄧小平已在考慮成立顧問委員會的問題。1980年1月28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對《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稿的修改意見時，第一次提出，在黨章里要加一條，就是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區設立顧問委員會。他說：“黨章作這一規定的目的，是使黨的各級委員會逐步年輕化。要講清各級顧問委員會的性質、職權。它應是同級黨委的咨詢機構，黨委決定重大問題時要向它提供情況、材料，聽取它的意見。中央顧問委員會成員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各級顧問委員會的成員也可列席同級黨委會或常委會。這個規定，不只是解決喪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退出中央委員會當參謀的問題，就是那些有過重大貢獻、在全國德高望重的人，也可以轉入第二線。與此相聯系的問題，還是要按國家規定實行干部離職退休制度，都安排當顧問不可能。”【《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598—599頁。】
1980年6月，鄧小平在聽取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等人關于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匯報時表示：“贊成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恐怕得立一些廟，菩薩才好安置。老同志安排好以后，就可以把中年同志提拔起來。老同志的安排，一方面組織上要想辦法，另一方面他們也不要提過高的要求。不在其位了，相應的有些待遇也可以改變一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50頁。】
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首次在中央會議上提出：“中央已經設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正在考慮再設立一個顧問委員會（名稱還可以再考慮），連同中央委員會，都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并明確規定各自的任務和權限。這樣，就可以讓一大批原來在中央和國務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們的經驗，發揮他們的指導、監督和顧問的作用。同時，也便于使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實現年輕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9頁。】
1982年7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十二大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改草案。鄧小平在會上再次就中顧委性質和為什么采取顧問委員會這種過渡的組織形式作了詳細說明，征求大家意見，以便提交十二大討論通過。鄧小平說：“這次的黨章有些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比如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問題，已經接觸到了，但沒有完全解決，退休制度的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設顧問委員會，是一種過渡性質的。鑒于我們黨的狀況，我們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處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還有，我們多年來對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沒有注意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還得承認，確實是障礙重重，這個障礙有些是有意識的，有些是無意識的”。鄧小平所說的“障礙重重”是指大批老干部“文化大革命”后剛剛恢復工作不久，一下子要他們離休回家，思想上難以接受。所以，鄧小平提出：“我們需要有一個顧問委員會來過渡。顧問委員會，應該說是我們干部領導職務從終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種過渡。我們有意識地采取這個辦法，使得過渡比較順利，也許經過三屆代表大會以后，顧問委員會就可以取消了。如果兩屆能夠實現，就要十年，那時我們在座的有幾個還在？要是兩屆的話，現在六十歲的就是七十歲，七十歲的就是八十歲，八十歲的就是九十歲。所以，顧問委員會是個過渡，這個過渡是必要的，我們選擇了史無前例的這種形式，切合我們黨的實際。但是在這個過渡階段，必須認真使干部隊伍年輕化，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廢除創造條件。”【《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13、414頁。】
陳云在這次會議上發言支持鄧小平的講話。他說，十二次黨代表大會的主要議題之一，是進一步實現干部方面的交接班問題。這是黨的一件大事。為什么一大批老干部必須退出中央委員會或者現在的領導崗位？“這是因為：一、這些老同志現在比以前戰爭時期和建國初期年齡增大了，體力變弱了。對許多繁重的工作，已經力不從心。二、黨必須建立一套承前啟后的干部制度，使精力旺盛、德才兼備的干部站在第一線工作，這是黨和國家必須做的大事。”“老同志雖然退出了中央委員會或現在的領導崗位，但是每個同志的革命精神決不能衰退。而且要擔負起對中青年干部傳幫帶的工作。只有把傳幫帶的工作做好了，才算我們老同志對黨和革命事業盡了最后一把力。”【《陳云傳》（下），第1709頁。】
胡喬木、鄧力群遵照鄧小平、陳云和政治局同志的意見，對黨章進行了反復修改，最后由鄧小平審核定稿，提交十二大審議。黨章規定，中央顧問委員會“是中央委員會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它的任務有四項：一是“對黨的方針、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提出建議，接受咨詢”；二是“協助中央委員會調查處理某些重要問題”；三是“在黨內外宣傳黨的重大方針、政策”；四是“承擔中央委員會委托的其他任務”。對中顧委委員的條件也是四條：一是“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必須具有四十年以上的黨齡”；二是“對黨有過較大貢獻”；三是“有較豐富的領導工作經驗”；四是“在黨內外有較高聲望”。對中顧委的政治待遇，黨章規定：“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可以列席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它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在中央政治局認為必要的時候，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常務委員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
當好中央的參謀助手
在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選舉產生了172名中顧委委員。十二大閉幕后第三天，即9月13日，中顧委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鄧小平為中顧委主任，薄一波（常務）、許世友、譚震林、李維漢為副主任。同時選舉常務委員24人。在1987年召開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選舉陳云為中顧委主任，薄一波、宋任窮為副主任。因原來的副主任譚震林、李維漢、許世友病逝，常務委員由24人改為22人。秘書長由李力安接替榮高棠。在中顧委存在的十年中間，鄧小平、陳云先后領導中顧委嚴格按照黨章規定，協助中央做了一些事情，較好地發揮了參謀助手作用。總的說，第一屆中顧委的活動較多，第二屆根據中央精神有意識地減少活動，以便為十四大撤銷中顧委做準備。據我所知，鄧小平、陳云在先后擔任中顧委主任期間，主要抓了以下幾件大事。
（一）立規矩，定制度，解決中顧委怎樣工作的問題
1982年9月13日，鄧小平在中顧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對中顧委成立的目的、性質、任務、規格、工作方法、辦事機構、注意事項，作了全面闡述。他說：“中央顧問委員會是個新東西，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情況建立的，是解決黨的中央領導機構新老交替的一種組織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員會年輕化，同時讓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線之后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他指出：“我們干部老化的情況不說十分嚴重，至少有九分半嚴重。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就缺乏活力。現在著手來解決，采取顧問委員會這種過渡的形式，比較合乎我們的實際情況，比較穩妥，比較順當。應當說，這一次在解決新老交替問題上邁出了相當大的一步。如果花兩個五年的時間，通過這種過渡的形式，穩妥地順當地解決好這個問題，把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來，那就是很大的勝利。這對于我們國家以后的發展，是辦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可以設想，再經過十年，最多不要超過十五年，取消這個顧問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頁。】
鄧小平闡述了黨章規定的四項任務后提出：“顧問委員會的工作怎樣做，做些什么事情，我們還沒有議。總的說就要按照新的黨章辦事，但要具體化。建議這個會以后，由薄一波主持，請一些常委和在京的委員參加，座談顧問委員會怎么辦，先議出若干條，然后經過中央政治局，以適當的方式通知顧問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順便說下，以后顧問委員會的日常工作請薄一波同志主持，因為我想減輕一些負擔。（薄一波插話：有小平同志壓陣就行了，具體事情由我們來搞）辦事機構要精干，人不要多。”最后，鄧小平著重講了對顧問委員會的要求。他說：“我們都是老同志，說話開門見山。顧問委員會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礙中央委員會的工作。我們老同志要自覺，我們都是老上級、老領導，牌子大、牌子硬啊，比中央委員會的成員牌子硬啊。以后中央委員會的成員越來越年輕，越來越是我們的后輩。我們的態度正確，對推動他們的工作，幫助他們的工作，很有好處。如果搞得不適當，也會帶來不好的影響。不僅不要妨礙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包括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工作，也不要妨礙下面各級的工作。比如我們的同志到哪個省去了解情況，我看不要隨便發表意見，首先要認真調查研究，學習下面的實際經驗。發現確實有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應該采取幫助省委或者幫助某個基層組織的辦法，讓他們自己去解決。要注意起傳幫帶的作用，而不是去發號施令。我們這些老資格，講話是有人聽的，是有分量的，所以要慎重。”要注意的第二件事情，“顧問委員會的成員要聯系群眾。可不可以這樣設想，除了身體不好的同志，凡是還能做點工作的，可以聯系一個基層單位，比如聯系一個工廠，一個學校，一個科學研究機關，一個地委或者縣委，甚至一個農村基層組似，深入地了解情況。這樣就可以對黨中央更好地起到參謀和助手的作用”。要注意的第三件事情，“我們還可以起一個作用，就是在保持黨的優良作風方面以身作則。搞精神文明，關鍵是以身作則。我們這些老同志下去，人家是非常尊重的，生活上是會照顧的，我們自己要注意不要過分麻煩人家”。【會議記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7頁。】
中顧委第一次全會剛結束，中顧委主任、副主任就要中顧委辦公室的同志對委員們的基本情況分類進行統計，以便結合實際情況制定工作條例。據統計，在172名委員中，平均年齡74歲，其中最大的86歲，最小的63歲；大革命時期入黨的74人，紅軍時期入黨的95人，抗日戰爭初期人黨的只有3人；擔任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13人，新中國成立初期授予大將軍銜的2人，授予上將軍銜的15人，授予中將軍銜的29人；全部委員都是正部（省）級以上干部，大多在黨政軍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擔任過主要領導職務；在北京的委員119人，超過2/3；軍隊系統的委員54人，將近1/3;有20多位委員仍在第一線擔任實職，20多位委員在原單位擔任顧問等職；有30多位委員年高多病，不能經常參加活動。
鄧小平講話后的第二天，即9月14日上午，薄一波即遵照鄧小平指示，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顧委第一次常委會議，研究制定中顧委的工作條例。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由薄一波、耿飚、程子華、王首道、劉瀾濤、蕭克等六位同志組成的臨時工作小組，研究中顧委的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
從9月18日開始，六人小組經過四天的緊張工作，于22日擬定了《關于中央顧問委員會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的暫行規定》（草稿）。規定共分九條，要點是：（1）中顧委如就黨的方針政策向中央提出建議，在一般情況下可以用個人名義或聯名方式提出，但屬重大建議，需經中顧委全體會議或常委會討論通過后，用顧問委員會或常務委員會的名義提出。（2）根據中央對有關問題的咨詢要求，在縝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集體的或個人的參考意見。（3）受中央的委托或經過中央的批準，協助中央調查某些重要事宜和承擔其他交辦的任務。（4）確定退居二線尚未離職的中顧委委員，在過渡期間，應當從實際出發，積極協助所在單位把機構改革工作和領導干部交接工作認真做好。（5）中顧委委員要深入實際，聯系群眾，了解情況，向黨內外宣講國內國際形勢和黨的重大方針政策。根據個人的情況，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可直接聯系一個或幾個基層單位。（6）中顧委委員要協助中央和有關省、市、自治區黨委發現和選拔年輕有為的干部。（7）中顧委委員在發揚黨的優良傳統方面，在遵守黨章和憲法、法律方面，都要以身作則，并且同各種違法亂紀和敗壞黨風的行為進行斗爭。在同各級組織和干部的交往中要謙虛謹慎，密切合作，切不可以以老領導自居，發號施令。（8）中顧委的工作一般說來宜少不宜多，宜虛不宜實，量力而行，盡力而為，工作方式可以松散一些。（9）中顧委的辦事機構要精干，秘書、信訪、行政工作由中央辦公廳負責。上述規定，經中顧委常委會討論通過后，即報鄧小平審定。9月30日中央批準并轉發了這一暫行規定，要求顧問委員會遵照執行。至此，中顧委的日常工作步入正軌。
（二）要求委員們以各種方式對黨的方針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議
按照黨章規定和鄧小平指示，中顧委主要通過三種方式就大政方針發表意見，提出建議。一是中顧委委員列席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顧委常務委員列席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直接參與某些重大決策的討論。二是在中央的統一布置下，就某些重要政策的制定進行專題討論。如農村經濟政策（幾個一號文件）、整黨決定、經濟體制改革決定、“七五”計劃、“八五”計劃、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等重要文件，在形成過程中，中顧委委員都提出過建設性意見。三是定期集中學習和討論方針政治性問題。在北京的100多位委員按原來從事的工作性質，分為黨政、經濟、文化、軍事4個支部，每半個月開一次會；在外地的40多位委員，按地區分組，每半年開一次會，對黨的各項工作提出改進意見。不論是在北京還是外地的委員，大家所提的意見和建議，中顧委辦公室（后改辦公廳）都要以會議簡報或專題報告的形式先送薄一波和中顧委常委。據不完全統計，10年間中共編寫會議簡報800多期，專題報告近100期，共約1000萬字。這些簡報和專報，均由薄一波將其中重要者批送鄧小平、陳云、胡耀邦等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參閱。
為了使建議切合實際，委員們遵照鄧小平指示，每年都要深入基層，走群眾路線，做了多方面的調査研究，并寫出近300篇調查報告，200多萬字。不少報告，對中央有關部門制定政策措施起了參考作用。李維漢、譚震林、粟裕等十幾位委員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對整頓黨風和改進工作留下寶貴意見，這體現了老共產黨員對黨和人民事業忠誠不渝的堅強黨性。有50多位委員到當年戰斗過的地方，看望在艱苦歲月生死與共的干部和群眾，帶去黨的關懷，宣講黨的政策，了解和反映群眾的迫切要求。
（三）要求中顧委協助中央承辦的一些重要工作
據我所知，十年中，中央委派中顧委承辦的重要工作主要有以下六項。
第一項工作是協助中央把整黨工作搞好。1983年10月11日，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整黨的決定》，選舉產生了由16人組成的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胡耀邦為主任，萬里、余秋里、薄一波、胡啟立、王鶴壽為副主任，薄一波為常務副主任。十二屆二中全會結束后第三天（10月15日），中顧委召開第二次全會，胡耀邦受鄧小平的委托到會講話。他說：“這次整黨的任務就是鄧小平同志概括的四句話：‘統一思想，整頓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這次整黨，是關系到我們黨的興衰的大事。我們老同志都應當盡到也一定能夠盡到自己的一份力量和責任。在中央整黨決定的起草過程中，中顧委常委曾開了三次擴大會議，提了不少好的意見，其中有些重要的意見被采納了，我們為整黨決定的形成盡了一份力量。現在整黨已經開始，中央又委以重托，我們應當盡更多的力量。中顧委向中央的報告中，把積極參加整黨工作列為今后工作安排的第一項。在這次全會之后，中顧委準備開幾天常委擴大會議，進一步研究中顧委如何參加整黨的問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協助中央把整黨工作搞好。”
中顧委于10月16日就召開常委會，研究中顧委協助中央進行整黨問題。會議決定，選派28名委員參加整黨指導委員會的工作。經中央批準，其中有5人擔任中央指導委員會的委員，并分別兼任辦公室主任、檢查組組長、檢查“三種人”小組組長等職；有13人擔任中央黨群口、工交口、政法口、財貿口、外事口、綜合口以及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國家體委、中央統戰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兵器部的整黨指導工作；有10人擔任上海、河北、湖南、湖北、福建、廣西、四川、新疆等省市自治區的整黨聯絡組組長。由于人手不夠，后來中顧委又選派11名委員（先后共派39名委員），參加中央指導委員會的工作。在長達三年半的時間里，委員們盡心盡力，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有的還受到鄧小平的表揚。
第二項工作是協助中央解決“學潮”問題。1985年秋冬之交，從北京開始，全國范圍內驟然掀起一陣“學潮”。北京大學率先在校園里張貼出大字報和大標語，并在校園內舉行游行活動，強烈譴責日本內閣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呼吁政府把“九一八”定為“國恥日”。從11月中旬開始，在北大的大字報中，出現了攻擊黨的領導、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要民主、要自由”等內容，并到天安門廣場集會。繼而在外地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出現游行集會活動，嚴重影響教學秩序和社會安定。黨中央和鄧小平對此非常重視。鑒于中顧委老同志中有許多人參加過“一二·九”運動，又善于做青年的思想工作，中央就委托中顧委在“一二·九”運動前夕，舉行紀念“一二·九”50周年座談會。為了開好這次座談會，中顧委常委會決定，請蔣南翔、劉瀾濤、段君毅、呂正操、李昌組成五人小組，具體負責這項工作。11月23日至27日，座談會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參加座談會的有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老同志和社會人士93人，來自北京、上海、西安、成都、廣州、昆明等地16所高校的學生代表118人，教師和院校干部代表27人，共387人。由于參加座談的人數較多，會議有分有合。在會上發言的共有163人，多數是學生代表，老同志也有幾十位發言。大家圍繞“發揚一二·九光榮傳統，站在建設和改革前列”這個主題，回顧當年，面對今天，展望未來，親切交談。座談中，老同志首先對學生們的愛國熱情和社會責任感予以肯定，同時指出同學們有些觀點和主張存在偏激和情緒化的問題，希望同學們要學會歷史地、全面地看待當前的問題。老同志還以自己的切身體會勸告青年一代，指出“一二·九”時期的青年的歷史使命是拯救中國，當代青年的歷史使命是建設中國。我們青年一代要發揚“一二·九”運動的光榮傳統，就要像前輩那樣，認清自己所處的形勢，肩負起當代青年的歷史使命。這次座談會收到了良好效果，只可惜沒有動員全黨對青年學生的思想教育工作繼續深入地做下去。
1986年，學生鬧事愈演愈烈。中顧委的老同志對此十分關切，紛紛要求中央采取必要的措施。同年12月，鄧小平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里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4頁。】
第三項工作是中顧委自身也要新老交替、有進有出。為了加快新老交替的步伐，中央決定，1985年9月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對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央紀律委員會的成員做一次比較大的調整，退出一批年齡大的同志，增補一些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為了做好這次調整工作，中央常委決定，由胡耀邦、薄一坡、宋任窮、余秋里、喬石、王鶴壽同志組成工作小組，指導三個委員會的人事調整工作。中顧委雖是二線機構，但也要有進有出，讓體弱多病、喪失工作能力的委員退出中顧委，騰出位置，以便讓仍在一線工作的老同志進入中顧委。為此，中顧委也由薄一波牽頭，成立由蕭克、伍修權、陳野蘋、榮高棠組成的五人小組，負責調整工作。經研究，薄一波請示鄧小平后提出退出中顧委的四條杠杠：一是85歲以上的同志；二是80歲以上身體不好的同志；三是身體多病、喪失工作能力的同志；四是在人大、政協有職務的中顧委委員，只能在一頭任職，職務不交叉。按照這個原則，五人小組經過兩個多月的反復商量，最后擬定了37位老同志退出中顧委的名單。正在這時，名單中的劉俊秀同志去世，所以名單改成36名。這36位同志不愧為受黨教育多年的老革命家，他們以黨的利益為重，聯名致信黨中央，表示愿意退出中顧委。這些委員退出后，另增補56人，這樣，中顧委委員總人數達182人，比十二大增多10人。中顧委的主任仍是鄧小平，但副主任、常委都有變化。原中顧委副主任譚震林、李維漢、許世友先后去世，選舉王震、宋任窮為副主任。原常委中有4位去世，增補了黃鎮、李一氓為常委。因此，常委由24人減為22人。
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結束后，鄧小平、胡耀邦邀請退下來的老同志在人民大會堂合影留念，共同聚餐。參加聚餐的領導人還有李先念、胡啟立、彭真、楊尚昆、鄧穎超。席間，薄一波以主持人的身份首先講話。他說：“在座的老同志們，我們在一起共事，有半個多世紀了。今天，你們退下來了。小平同志說，讓耀邦贊助（出錢），和大家照個相，做個紀念。”
何長工代表老同志講話。他深情地說：“我代表退下來的同志們感謝中央，感謝中央請我們吃飯。我已經八十五歲了。中央一再說要把我們生活保證好，我們非常感謝。我們一定聽中央的話，把退休制度堅持搞下去。”
萬毅的心情非常激動，他用清代詩人龔自珍的詩句來表達對黨的深情。他說：“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今天，我們這些老同志雖然離休了，但正如陳云同志所說，作為共產黨員，沒有離休、退休的問題，只要是共產黨員，活著就永遠處在第一線。”
鄧小平這時站起來說：“聽了你們這些話，我也要講兩句。你們以實際行動，帶頭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推進了干部制度改革。這件事在黨的歷史上要大書特書。我要敬你們一杯！”
鄧穎超對胡耀邦舉杯說：“我祝常委同志們健康長壽，壽比南山，活100歲。”
胡耀邦回應說：“祝同志們健康長壽！”
傅鐘對鄧小平、胡耀邦說：“希望你們都要活到100歲。”胡耀邦對傅鐘說：“那你先要活到100歲。”
鄧小平抽著煙插話說：“夠嗆。我，耀邦，李井泉，我們三個人都抽煙。”
這次聚會談笑風生，其樂融融，充滿了老一代共產黨人之間的深情厚誼和祥和歡樂的氣氛。
時隔一年，即1987年10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決定著手籌備十三大的換屆工作。為安排十三大的人事調整，中央常委決定成立七人小組，由薄一波牽頭，成員有王震、楊尚昆、姚依林、宋任窮、伍修權、高揚。鄧小平找七人小組談話時說：三個委員會的人選就委托七人小組負責了，我也聽七人小組的安排。十三大的中央領導班子一定要年輕化，選拔的人要正派，與“三種人”不沾邊。【根據伍修權的傳達記錄。】
就在十二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后，鄧小平、陳云、李先念以身作則，共同約定一起退下來，而且一退到底，不再擔任任何職務。消息傳到中顧委，許多老同志都表示不能接受，要求薄一波向鄧小平反映他們的意見。薄一波向鄧小平反映后向委員們傳達說：“我向小平同志反映了大家的要求，小平同志說，我這次如果不退，再搞一屆，我就成了‘世界第一’啦！我說丘吉爾就干到八十歲呀，小平同志說，丘吉爾是七十九歲退下來的，后來當‘后排議員’，拿著大煙斗，坐在后排打瞌睡。我又說，阿登納不是干到85歲嗎？他說，是啊，如果我再干一屆，就88歲了，那就不是變成‘世界第一’了嗎？他還說，現在我的腦筋確實還可以，身體也不錯，還能游70分鐘泳，可是，人過80，誰曉得哪一天起變化啊，什么‘長命百歲’、‘萬壽無疆’，正是因為長命百歲不容易，萬壽無疆不可能，所以人們才這樣說。他還說，如果現在我們這些老同志不開明一點兒，不退下去，新的人不上來，也就鍛煉不了，那么，有朝一日，我們大家都到了90歲了，好啊，都退下吧，可誰來接班啊!”【根據會議記錄。】鄧小平的肺腑之言，深深感動了中顧委的老同志，認為他以實際行動為全黨作出了表率。但委員們鑒于當時國內外的復雜局勢，仍希望他們再留一段時間，為黨中央把把舵。在大家的要求下，經過中央政治局反復醞釀，并征求多方意見，才決定鄧小平、陳云、李先念三人“半退”，即退出中央委員會，各擔任一個職務。鄧小平任中央軍委主席，陳云任中顧委主任，李先念任全國政協主席。
十三大換屆時，中顧委的成員又作了一次調整。主任為陳云，副主任為薄一波、宋任窮。退出31人，增補59人，共200人。這是最后一次人員調整。據統計，從十二大到十四大前，先后進入中顧委的委員共有287人，中途退出中顧委的有95人，十年間因病去世的有57人。
第四項工作是支持黨中央采取斷然措施平息八九政治風波。1989年春節之前，陳云去杭州休息。后來見到北京局勢不斷惡化，他再也無心在杭州休息了。5月7日，陳云返回北京。5月19日上午，李先念、楊尚昆受鄧小平的委托來到陳云住地，通報中央關于實行戒嚴的決定。陳云表示堅決擁護，說“北京定，天下定”。5月20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后，陳云連續幾天找中顧委的一些老同志、老將軍談話。5月26日，陳云主持召開中顧委常委會議，傳達中央、國務院關于反對動亂、維護社會安定的指示精神，并在會上發表講話。他講了兩點意見：第一，現在是關鍵時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2000萬革命烈士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共和國。第二，我們作為老同志，現在就是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決擁護李鵬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首都黨政軍干部大會上的講話。同時，要主動地多做干部和群眾的工作。
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宋任窮，常委王平、王首道、伍修權、劉瀾濤、江華、楊得志、蕭克、余秋里、宋時輪、張勁夫、陸定一、陳丕顯、陳錫聯、胡喬木、段君毅、耿飚、姬鵬飛、黃鎮、康世恩、黃火青等23位同志。會上有16位同志發言，一致表示堅決擁護陳云同志的重要講話，堅決擁護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正確決策和采取的果斷措施。他們在發言中說，我們都是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創建和建設奮斗了幾十年的老同志，深知勝利來之不易，深知如果不把極少數人制造的這場動亂堅決平息下去，就會黨無寧日，國無寧日。在此緊急關頭，我們老同志一定要挺身而出，和全黨同志一道，堅決揭露極少數制造動亂的人的陰謀詭計，堅決同他們斗爭：同時，我們要把極少數人同廣大青年學生嚴格區分開來，堅決保護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這是我們每一個老同志的責任。第二天，各大媒體都報道了這次會議的消息。
在平息這場風波中，以陳云為主任的中央顧問委員會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一位中顧委常委感嘆地說：“在這個關鍵時刻，陳云同志講話本身，就是有重大意義。我想，我們黨的歷史上會寫這一筆的。”宋任窮說：“在這場斗爭中，小平、陳云、先念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家，堅決支持中央常委多數同志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第五項工作是要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干部。在八九政治風波中，中顧委有四位同志發表了一些錯誤言論，中顧委常委會決定召開黨的生活會，對他們進行批評幫助。從7月中旬到10月初，中顧委召開了近十次會議，先由這四位同志在會上做檢查，然后對他們進行批評幫助。10月6日，中顧委常委會決定，批評幫助告一段落，處理意見待中央統一平衡后再議。直到1990年4月中旬，中顧委常委會給陳云寫一報告，提出擬對這四位同志暫緩進行黨員登記。陳云經過反復考慮后，于5月24日把薄一波、宋任窮請到他的住處，談了他的看法。他說：“我反復考慮，這次黨員登記時，應該允許他們登記。”為什么這樣做？陳云講了三條理由：一是：“在黨員登記工作中，暫緩登記可以有，但是要把政治問題同經濟問題、作風問題分開。在政治問題上，處理要格外慎重，只要檢討了（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都表示了本人現在對錯誤的認識程度，這就是記錄在案了。不要扭住不放，這不是我們的好作風。在這方面，我們黨是有很深刻的歷史教訓的。”
二是：“1989年這場風波，是建國以來沒有發生過的非常復雜的政治事件，也是我們黨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一場特殊的政治斗爭，當時中央常委有兩種不同的聲音，加上中央有些報紙進行了錯誤的宣傳，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領導同志都不了解真實情況。所以我主張，對于這場政治斗爭，應該采取正確的黨內斗爭方針來處理=就是說，應該從全局的觀點，即從黨的最高利益、長遠利益為出發點來處理。對犯錯誤同志的審査，應該是實事求是的。當然，對于那些觸犯法律的，應該依法懲辦。”
三是：“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開七大的時候，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還是被選進中央委員會，李立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個。去年我們撤銷了趙紫陽同志黨內一切職務，但并沒有開除他的黨籍。”“我認為這樣做是很好的，是有利于安定團結的，有利于教育團結絕大多數人的。中國現在是十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動亂不得。”
薄一波、宋任窮表示完全同意陳云同志的意見。薄一波說：“在七大時，對幾個犯錯誤的人，包括王明、博古，也沒有給什么處理。”陳云說：“對，還是中央委員。”【陳云同志的談話記錄。】
第二天，即5月25日，陳云寫信給薄一波、宋任窮并中顧委常委說：“如果大家同意上述意見，請以中顧委名義，報請中央常委審定。”中顧委常委認為，陳云“站得高、看得遠”，“所談意見，體現了實事求是地慎重處理黨內政治問題的優良傳統”。“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維護國家的穩定，也是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1990年6月2日中顧委常委會議紀要。】
第六項工作是中顧委老同志要帶頭學哲學。八九政治風波后，陳云認為，全黨各級干部當務之急是要進一步提高哲學思維能力。1989年9月14日，陳云同薄一波、宋任窮談話，提出應該組織中顧委常委和在京委員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隨后，陳云給中顧委常委寫了一封信，解釋他為什么要在中顧委提倡學哲學。他說：“其目的有二：一是我們這些老同志有豐富經驗，但需要進一步提高理論水平；二是帶動新干部乃至全黨同志都來學習哲學。”9月27日，中顧委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如何落實陳云關于組織中顧委成員學哲學的問題。與會同志認為，“陳云同志提出要組織高級干部（包括中顧委老同志）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掌握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確實是當前擺在全黨面前的一項非常緊迫的任務。這不僅對提高全黨的馬列主義水平十分必要，而且對我們統一思想，更好地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有著深遠的意義。因此，應把它作為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一件大事來抓”【中顧委常委會會議紀要。】。考慮到中顧委成員年事已高，不宜閱讀太多的哲學書籍，決定以專家授課為主，閱讀理論書籍要少而精，并委托胡喬木、鄧力群做一計劃。后來，請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同志講了兩次課，各支部也進行了幾次討論。
1990年2月，中顧委又把春節期間陳云給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題寫的15字條幅“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解釋，印發給委員們學習。陳云說：“這十五個字前九個字是唯物論，后六個字是辯證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他還進一步解釋說：“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話不要聽。不唯書，也不是說文件、書都不要讀。只唯實，就是只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才是最靠得住的。交換，就是互相交換意見。比方說，看這個茶杯，你看這邊有把沒有花，他看那邊有花沒有把，兩人各看到一面，如果互相交換一下意見，那末，對茶杯這個事物我們就得到一個全面的符合實際的了解。過去我們犯過不少錯誤，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看問題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實際當成全面的實際。作為一個領導干部，經常注意同別人交換意見，尤其是多傾聽反面意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比較，就是上下左右進行比較。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論持久戰》就是采用這種方法。他把敵我之間互相矛盾著的強弱、大小、進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幾個基本特點，作了比較研究，批駁了‘抗戰必亡’的亡國論和臺兒莊戰役勝利后滋長起來的速勝論。毛主席說，亡國論和速勝論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抗日戰爭只能是持久戰。歷史的發展證明了這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由此可見，所有正確的結論，都是經過比較的。反復，就是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這也是毛主席的辦法。他決定問題時，往往先放放，比如放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再反復考慮一下，聽一聽不同的意見。如果沒有不同的意見，也要假設一個對立面。吸收正確的，駁倒錯誤的，使自己的意見更加完整。并且在實踐過程中，還要繼續修正。因為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這里所說的反復，不是反復無常、朝令夕改的意思。”【據檔案。】
適時撤銷中顧委
1989年政治風波后，鄧小平曾同陳云商量中顧委撤銷的時間問題。他們一致意見，到十四大的時候，不搞顧問委員會了，還是搞退休制。【《陳云傳》（下），第1824頁。】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同江澤民談自己在十三屆五中全會退休問題時，同時提出：“下次黨代表大會不搞顧問委員會了，還是搞退休制度。”【《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6頁。】
1990年夏，鄧小平從北戴河回京后，又請楊尚昆轉告薄一波：“要考慮十四大取消中顧委，你有什么意見？”薄一波表示：“沒有意見。中央和小平同志怎樣考慮，我就怎樣執行。”【薄一波1990年10月7日講話記錄。】
1992年2月23日，陳云在上海同陳丕顯談話時，請陳丕顯帶口信給薄一波、宋任窮，說：十四大以后，“我退下來”，“中顧委要不要，也請他們考慮”。陳丕顯回京后，向薄一波、宋任窮轉達了陳云的意見。為了慎重起見，薄一波又專門打電話征詢陳云的意見，得到明確的回答是：“陳云同志的意見是撤銷中顧委。”薄一波表示：“我和任窮都表示退”。【《陳云傳》（下），第1824頁。】
1992年8月底9月初，鄧小平又嚴肅地講：“中顧委必須撤銷。”【薄一波1990年10月7日講話記錄。】
經中顧委常委會決定并報陳云同意以后，薄一波、宋任窮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向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報告稿說：“十年來，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在鄧小平、陳云同志的先后主持下，中顧委根據黨章規定的任務，并且按照‘宜少不宜多、宜虛不宜實’和‘量力而行、盡力而為’的方針，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報告稿在概述中顧委所做的主要工作和發揮的作用后說：“顧問委員會是從實際存在的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走向退休制的過渡性組織，設立顧問委員會是我們黨的一項創舉。實踐證明，黨中央的這一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我們的黨情和國情的。”報告提出：“鑒于黨的干部離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正在順利執行，實現新老干部的合作與交替已取得預期的進展；鑒于中顧委已歷時兩屆，委員們的年事都很高了，已基本上完成了作為一種過渡性組織的任務，為此我們建議，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后可以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
1992年10月7日下午，薄一波在中顧委會議室召開全體委員會議討論中顧委向十四大的工作報告稿。到會144人。大家對中顧委十年的工作和發揮的作用沒有提出異議，但對建議十四大不再設立中顧委則反應強烈。會上有十多位委員發言，大家各抒己見。有些委員認為中顧委已完成歷史使命，可以撤銷了；多數委員思想不大通，認為當前國內外局勢還很復雜，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任務很重，還需要老同志幫助出出主意，要求把中顧委再保留一屆。第二天繼續開會，薄一波、宋任窮把鄧小平、陳云提出撤銷中顧委的過程和必要性給大家作了說明，并且提出：“小平同志講了話，陳云同志講了話，他們兩位是十二屆、十三屆的中顧委主任，中央又作了決定。”“維持原來的報告對黨、對開好十四大、對中顧委、對個人都有利。我提議，明天開中顧委全會時，大家鼓掌通過，這樣才顯示出我們擁護中央，擁護小平同志。”說到這里，大家熱烈鼓掌，顯示出老同志講黨性、顧大局的崇高精神。
10月9日，中顧委第九次全會在北京召開，薄一波、宋任窮受陳云委托主持這次會議。全會一致通過了中顧委的工作報告，提請中共十四大審議。
10月18日，中共十四大通過了《關于中央顧問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決議中說：“大會認為，中央顧問委員會成立十年來，協助黨中央為維護黨的團結和社會穩定，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歷史時期為黨、國家和人民建立了歷史性功績。”“大會高度贊揚老同志為廢除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實行新老干部的交替與合作，保證黨的事業繼往開來、后繼有人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大會向中央顧問委員會和老同志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至此，由鄧小平、陳云主持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在經歷了兩屆之后，光榮地完成了歷史使命。
（本文作者：原中顧委副秘書長 北京 100034）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