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與長征

朱佳木

長征是中國革命由危轉安的關鍵一步，也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和壯舉。陳云在長征中雖然僅僅走了一半路程，但他對長征卻有著不同尋常的貢獻。我們在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之際，回顧和緬懷陳云對長征作出的貢獻，對繼承和發揚長征精神有意義，對深入研究和宣傳長征的歷史也很有意義。

以中央常委身份擔任紅五軍團的中央代表

中央紅軍在1935年10月長征出發時，下轄作戰部隊五個軍團。其中第一、三軍團打先鋒，第八、九軍團在兩翼掩護，第五軍團殿后。由于中央與第一、三軍團同時行動，所以中央只對第五、八、九三個軍團派了中央代表。其中第八、九軍團的中央代表分別是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劉少奇和凱豐（何克全），唯獨第五軍團的中央代表是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的陳云。

陳云于1925年五卅運動中加入中國共產黨，由于在斗爭中機智勇敢，顯示出很強的領導才能，所以被先后任命為青浦縣委書記、淞浦特委組織部長、江蘇省委農委書記，并在1930年和1931年召開的黨的六屆三中、四中全會上被先后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和委員，在顧順章叛變后又被任命為中央特科負責人；在臨時中央成立后，先后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1934年I月，中共臨時中央在由上海遷入中央蘇區并和蘇區中央局合并后，召開了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曾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的陳云，在這次會上當選為正式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據中央組織部和中央黨史研究室2000年編輯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記載，會上還成立了中央書記處（也被稱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其中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云、王明、張國燾、項英共七人，由博古負總責。20世紀80年代初，陳云在回答黨史研究部門的問題時說，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沒有正式設書記處、常委，但有一個處理日常工作的領導核心，而這個核心的名稱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嚴格。”這些史料和回憶表明，無論當時的中央書記處或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否那么正式，黨中央有一個處理日常工作的領導核心，而陳云處于這個領導核心，則是沒有疑義的。

大革命失敗后，陳云雖然在家鄉青浦組織過農民暴動，但規模較小，且很快就失敗了。以后，他一直從事地下工作，未曾帶過兵打過仗。中央之所以安排他擔任五軍團中央代表，一方面反映出五軍團任務的特殊性和艱巨性;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央對五軍團中央代表人選的格外看重。正如紅軍總司令朱德和總政委周恩來在向陳云交代任務時所說：“五軍團擔負掩護整個部隊的任務，有許多預料不到的事情發生，為了全軍整體利益，甚至要做好部分犧牲的準備。中央派你去擔任中央代表，負責掌握全軍的后衛情況，要機斷處理緊急問題。”據史書記載，陳云在擔任中央代表期間主要做了以下工作，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第一，領受任務后，即去五軍團所轄第十三師師部，出席營以上干部會，“報告當時的形勢并傳達上級下達的任務，就行軍中幾項中心工作作了具體指示，要求干部做好工作，完成中央給予的重任。”會后，親率各團首長去位于于都河的渡口考察徒涉場。

第二，在五軍團行至湘贛粵邊境地區時，召集第十三師各團政委、總支書記開會，研究如何加強干部政治工作，克服一部分江西籍戰士因不愿離鄉而開小差的問題；隨后又深入連隊了解情況，并召開軍團的師政治工作干部會，分析原因，提出彌補措施，使得開小差的現象大為減少。

第三，在五軍團完成掩護大部隊過湘江的任務后，看到仍有部分部隊滯留對岸與敵激戰，急書便信交時任五軍團參謀長的劉伯承過江，送給第十三師師長陳伯鈞。信中寫道：是緊急關頭，關系中國革命的命運，希望你們下最大決心，趕快拉過湘江。”后來他向共產國際匯報長征情況，講到這段經歷時曾說：為了“設法保障后衛部隊不落后，有時六天六夜不能睡覺”。

第四，湘江戰役后，與時任五軍團政委的李卓然連名致電中央，反映八軍團嚴重減員后的混亂情況，使中央及時了解情況并作出將八軍團余部編入五軍團的命令。隨后，協助完成了這兩支部隊的整編工作。

1935年12月，中央在黎平會議上決定將中央第一、二縱隊合并為軍委縱隊，并將陳云、劉伯承從五軍團調回中央，分任軍委縱隊的政委和司令員；紅軍進駐遵義城后，他們又被任命為遵義警備司令部的政委和司令。

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并為黨留下了關于遵義會議主要內容的珍貴文獻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這是人們早已熟知的史實，但具體指什么，過去一直不很清楚。直到20世紀80年代發現陳云在遵義會議后撰寫的會議傳達提綱，這才掲開了謎底。根據這份傳達提綱記載，會議作出了四項決定，即“（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即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指由李德、博古、周恩來組成的中央關于軍事指揮的決策機構——筆者注），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即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這份傳達提綱還記載，會后常委內部進行了分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可見，所謂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主要就是指毛澤東進入了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并在會后取得了軍事上的指揮權。（《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形成后，中央又進一步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筆者注）

1995年，陳云逝世后由新華社發表的《陳云同志生平簡介》中說，他“1935年1月在貴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中央紀念陳云同志誕辰90周年、100周年、110周年的座談會和大會上，這件事也一再被提起。陳云那時并不處于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堅決反對錯誤軍事指揮的核心圈子，他的態度受到如此重視，與他當時在中央所處的特殊地位有著密切關系。

遵義會議之前的黎平會議決定，中央進入遵義后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后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但進入遵義后，中央領導對于會議的性質產生了不同意見。分歧實質在于，這次會議要不要吸收紅軍總部和各軍團主要領導參加。“毛澤東、王稼祥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準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由于參加長征的中央書記處書記或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和陳云四人，所以他們四人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據陳云回憶，進入遵義不久，周恩來曾約張聞天和他談過一次話，當面征求他們兩人對會議性質的意見。張聞天明確說應當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應當改變領導；陳云明確表示贊成張聞天的意見。于是周恩來說：“那好，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正是這次談話，最終使紅軍總部和各軍團的負責人得以參加遵義會議，從而形成反對錯誤軍事指揮的優勢力量。

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雖然參加了會議，但有表決權的只有政治局成員。參加會議的政治局成員除四位常委外，還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全）。從陳云寫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可以看出，“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這說明，陳云和大多數政治局成員都表示了對毛澤東正確意見的支持，投了會議決定的贊成票。“文化大革命”中，張聞天在一份材料中寫道：在遵義會議上，陳云“是反對‘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擁護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的”。

陳云之所以贊成將遵義會議開成一個能夠改變領導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并在會上明確支持毛澤東的主張，與他自己的親身感受和思想轉變有著直接關系。他在1940年寫的“自傳”中說：“我在五軍團時總覺得在困難中以團結為是；到黎平會議知道毛、張、王與獨立房子（指共產國際顧問李德——筆者注）的爭論內容；團溪（地名，是紅軍進遵義前經過的一個地方——筆者注）時洛甫找我談過一次，告訴我五次反‘圍剿’時錯誤中的損失。所以，遵義會議上我已經很了解當時幾次軍事指揮之錯誤，（是）贊成改變軍事和黨的領導的一個人。”1977年，他在接受遵義會議紀念館人員采訪時又說：“長征路上，毛主席給王稼祥、張聞天做工作，先把王稼祥說服了，再說服張聞天。是張聞天把這件事告訴我的。”可見，他在“自傳”中說的張聞天在團溪同他的談話，內容就是毛澤東對王稼祥、張聞天做說服工作時講的那些意見。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陳云是遵義會議前被毛澤東間接說服的人。

據《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記載，張聞天起草的決議，即《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發出后，政治局“常委各同志——毛、張、陳——均到各軍團干部會中傳布決議”。然而事后“決議”被保存下來，成為人們研究遵義會議的重要史料，而毛澤東、張聞天、陳云對“決議”的傳達，卻始終未見文字記載，直到1982年陳云證實中央檔案館的一份關于遵義會議情況的檔案，就是他會后為傳達會議精神所寫的提綱。

1982年年初，中央檔案館送給陳云一份館藏檔案，請他幫助辨認。這份檔案是用鋼筆在筆記本撕下來的紙上寫成的，內容介紹了遵義會議的醞釀過程、主要收獲和中央人事變動的情況。像這樣具體、詳細記錄遵義會議的歷史文件，過去還從未發現過，解決了人們許多長期搞不清楚的問題，因而顯得十分珍貴。伹遺憾的是，它只有第二部分，而且沒有標明作者和形成時間。在送陳云辨認前，與遵義會議有關的幾位老同志，如聶榮臻、楊尚昆、鄧小平、伍修權、鄧穎超等已看過，都說記不得，也不知是誰寫的。陳云看后，很快認出這是他的筆跡，是他在遵義會議后，“為向中央縱隊傳達會議情況而寫的傳達提綱，時間大約是從威信到瀘定橋的路上”；并說這份東西很可能是他過了瀘定橋，受命離開長征隊伍時留下的，“后被其他同志帶到延安”。

然而，還有一個問題存在疑問，就是這份檔案是中央辦公廳1956年從蘇聯接收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文件時一起接收過來的，因此有人懷疑這是陳云當年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時寫的。陳云知道這個疑問后明確表示，他在莫斯科沒有寫過這個東西。為了證實自己的記憶，他特意讓有關部門再了解一下，遵義城在長征年代能否買到筆記本和墨水。當得到肯定的答復后，他表示事情清楚了，這個東西就是他在遵義會議后寫的。那么，這個東西又是怎樣跑到蘇聯去的呢？原來，我們黨在延安時代為防備胡宗南進攻，曾把一些重要檔案送到蘇聯保管，建國后又接了回來。這個情況和陳云關于他當年離開長征隊伍時，曾把隨身攜帶的文件留下，被其他同志帶到延安的回憶是完全吻合的。后來有關部門從蘇聯查到了陳云當年向共產國際所作《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的俄文記錄，發現內容與《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確有很大不同，從而更加印證了陳云的回憶。

1985年，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為紀念遵義會議召開50周年，將這份“傳達提綱”收入了《遵義會議文獻》一書。胡喬木根據檔案內容，對它的形成時間作了進一步考證，認為它應當形成于從威信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后到狗壩（今茍壩）中央負責人會議之前，即從1935年2月中下旬到3月上旬。對于這一考證，陳云批示同意，同時表示“具體時間記不清了”。至此，這份關于遵義會議內容最為全面、具體、詳細、權威的歷史檔案，終于得以和廣大讀者見面，為研究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歷史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出色完成組織紅軍搶渡金沙江的任務

遵義會議后，陳云兼任過一段黨中央組織部部長和紅軍總政治部群眾工作部部長的職務，但正如他1940年“自傳”中所說，他那一陣子的工作，“一般的還是奔跑于幾個兵團。”20世紀90年代，張聞天夫人劉英在《我所知道的陳云》一文中也說：“毛主席等中央縱隊的領導同志認為陳云很有能力，善于指揮，部隊也信服他。所以，哪里需要，就派他到哪里，就像政治局的一個代表。”

1935年4月底，中央決定紅軍速渡金沙江轉入川西建立蘇區，為此成立了臨時渡河指揮部，任命劉伯承和陳云分別擔任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劉隨毛澤東、周恩來先行過江，在北岸指揮，陳則留在南岸，負責部隊過江的具體組織工作。金沙江水流湍急，不能架橋，只能擺渡。當時搜集到的大小船只總共僅有六條，其中大者一次可渡30人，小者一次只能渡11人，且每小時只能往返三四次。要用這六只船將紅軍3萬多人馬、輜重在幾天內運過金沙江，其難度可想而知。然而，在陳云領導的渡河指揮部有條不紊的組織下，紅軍僅用九天九夜便順利渡過了金沙江，再次拉大了與尾追敵軍的距離，擺脫了優勢敵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長征以來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陳云事后假托被俘國民黨軍醫身份寫的《隨軍西行見聞錄》，詳細描寫了紅軍巧渡金沙江的情景。其中寫道：

金沙江寬約等于黃浦江之一半，立于江邊不能聞對岸之呼聲。水流自西而東，流速極快，計每秒鐘約有四五米特。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時水浪已有一二尺，而風雨作時，則水浪驟增至三四尺。金沙江之風勢，真是嚇人。我渡過之時正值怪風驟起，沙灘上沙土，隨風飛舞，河邊居民在石洞所筑之草屋被風吹去。我站立路中，忽來一陣巨風，竟立足不住而被吹倒于地上，因此我等莫不嘆金沙江風威之大。但半小時后，風停雨止，且見太陽。詢問居民，始知金沙江邊之風雨每次不過半小時，過后就晴。中國西部氣候變化之巨，由此可見一斑。

赤軍之渡過金沙江而僅憑此六只破爛之船，國人未目睹此或不信之。但事實赤軍確僅僅靠這六只破船以渡江。當然赤軍之所以能如此從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于南京軍、滇軍中了它的聲東擊西、調虎離山之計，故有充裕之時間渡過全部人馬。而且全部渡完兩天之后，追軍士到，所以掉隊落班者亦極少。但另一原因，則因赤軍之渡河技術，有極好的組織。試想，如無較好的組織，則在渡河時，人馬擁擠，一不小心，小船即可翻身，而船只稍有損失，即將延長渡河時間矣。故赤軍在各方面之組織能力，確遠優于南京及各省之軍隊。我曾見赤軍總司令部及共黨中央委員會派有共黨高級人員組織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隊均須聽命于這個渡河司令部。各部隊按到達江邊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爭先恐后。并在未到江邊前，沿途貼布渡河紀律。部隊到江邊時，必須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須聽號音前進。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時，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灘上，預先指定先上那一只船。每船有號碼。船內規定所載人數及擔數，并標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時幾人上船，只能一路縱隊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員，船中次序必須聽命于這個司令員。而赤軍之對于服從命令紀律之嚴，亦非國軍所可及。即如赤軍中軍團長、師長渡河時，亦須按次上船，聽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違背。赤軍之組織能力，除表示于組織秩序外，而同時極好地組織船夫。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后聞增長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者，由于赤軍渡河司令部除派共黨干部進行宣傳工作外，并優給工資。聞每天日夜工資現洋五元。工人中大部吸鴉片，赤軍則命人燒云南鴉片一大鍋，隨便由工人抽吸不算錢。且日夜進食六次，每次殺豬。而共黨指揮渡河之人員,則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豆。語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誠可信也。并聞渡河以后，共黨即毀船，船為當地弈家領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夫之生活暫時將絕，故每人除工資外，各給現洋三十元及幾斤鴉片，因此船夫中有大部對赤軍有好感而隨赤軍入川者。

赤軍之人槍由船渡金沙江，而同時亦將全軍馬匹渡過金沙江。渡船上本不許載馬匹，但渡河時赤軍想出方法，命馬夫棄馬鞍，拉住馬口索坐于船尾，使馬立河邊上，船離岸時，岸上派人執鞭驅馬，馬即跟于船尾游泳過江。故赤軍自豪，渡過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馬，誠趣事也。

從以上描述可以看出，紅軍搶渡金沙江的組織工作嚴密細致，渡河進行得井然有序，十分順利。后來的事實表明，紅軍盡管有較為充裕的時間，但全部渡江后僅過兩天，追兵也趕到了。可見，如果組織工作稍有閃失，后果也是不堪設想的。

最早撰寫并公開發表了宣傳中國紅軍長征事跡的《隨軍西行見聞錄》

我們黨成立初期就加入了共產國際，根據國際規章，凡加入者均為其一個支部，受其領導，守其決議，內部重大人事變動需報其批準。然而，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攜帶的大功率電臺，在湘江戰役中巳被打壞，從此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遵義會議及會后的許多重大組織人事變動情況均未能報告共產國際。另外，臨時中央撤到中央蘇區時成立的上海中央局，以及在上海的共青團、工會、特科組織，后來均遭受嚴重破壞，工作完全垮臺。故中央在遵義會議后途經云南時，即打算派陳云、潘漢年等分路回上海，恢復黨的地下工作，并尋找同共產國際的聯系，只是由于交通方面的原因未能成行。1935年5月，中央過大渡河后，于瀘定縣城召開了由張聞天主持的中央負責人會議，作出了兩項決定：一是中央紅軍繼續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線，二是陳云去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陳云的主要任務除了以中央代表身份恢復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組織外，仍然是設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系，匯報中央和紅軍的近況，尤其是遵義會議的情形。

在四川地下黨組織護送下，陳云于天全縣只身離開長征隊伍，經成都、重慶，于同年7月上旬乘長江客輪抵達上海。他到上海后才發現，那里的白色恐怖和黨組織遭受破壞的程度，比他想象的要嚴重得多，而且許多叛徒都認識他，所以只能躲在安全可靠的住處，等待與上海特科取得聯系。后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了解到他和上海黨組織的狀況，決定安排他和其他一些在上海的同志撤到蘇聯。于是，他利用等待黨組織安排的約一個多月時間，以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口吻，撰寫了前面提到的那篇《隨軍西行見聞錄》（以下簡稱《見聞錄》），并把書稿隨身帶到了蘇聯，最后在莫斯科寫成定稿。

《見聞錄》全文三萬多字，它以客觀的態度、生動的筆觸、細膩的描述、講故事的方式，歌頌了紅軍的正義、頑強和智慧，諷刺了國民黨的貪婪、殘暴和無能，宣傳了紅軍的不可戰勝和反對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戳穿了蔣介石所謂紅軍已被打敗、只剩極少數人在“逃竄”的謊言。

陳云將《見聞錄》定稿后，署名“廉臣”，拿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創辦的《全民月刊》，于1936年3月的創刊號上公開發表并在隨后幾期連載；接著，又在莫斯科出版了單行本，并很快傳回國內。此時，美國記者斯諾尚未到陜北采訪我們黨和紅軍的領導人，他那本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直到1937年10月才在國外出英文版，以《西行漫記》為題的中文版更是到1938年2月才在國內出版發行。而《見聞錄》于1937年4月還作為附錄，收入上海丁丑編譯社秘密出版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其中包括斯諾、韓蔚爾、史沫特萊等人采訪紅軍的文章），后來又用《從東南到西北》《長征兩面寫》等書名再版，在國民黨統治區廣泛傳播。許多革命前輩回憶，他們當年走上革命道路，與看過這本書有很大關系。

《見聞錄》在贊揚紅軍長征勝利及力量強大時寫道：“當赤軍初起時，本系星星之火，迄今則成燎原之勢。”“南京及各省軍隊征剿已歷八九載，但朱毛實力，有增無減。”“現在中國兩大赤軍（指中央紅軍和第四方面軍——筆者注）會合，聲勢大振，且軍事重心，已由東南而移到西北，剿共軍事，無論在作戰上運輸上皆大感困難，赤軍活動愈難抑止矣。”“此次赤軍拋棄數年經營之閩贛區域而走入四川，顯系有計劃之行動。”“南京政府蔣委員長幾年來碉堡政策與剿共軍事，全部付之東流矣。”“我覺得赤軍及共黨現在已經成為中國國內的一個實力派”，“已經是南京軍的一個主要對手”，“在數量上在實際上是中國的一個數一數二的實力派。”“根本消滅赤軍已不可能。”“我以為當今局勢，如再繼續內戰與剿共，非但不能救國，而且適足以誤國。政府當局應該改變計劃，協同赤軍以共御外侮。……以中國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殺，而共同殺敵，則不僅日本不足懼，我中華民族亦將從此復興矣！”

在贊揚共產黨和紅軍領袖時，《見聞錄》寫道：“赤軍中最高人物如朱、毛、林（林彪）、彭（彭德懷）及共黨中央局等赤區要人，亦曾屢為診病。這些名聞全國的赤色要人，我初以為兇暴異常，豈知一見之后，大出意外。毛澤東似乎一介書生，常衣灰布學生裝，暇時手執唐詩，極善詞令，我為之診病時，招待極謙。朱德則一望而知為武人，年將五十，身衣灰布軍裝，雖患瘧疾，但仍力疾辦公，狀甚忙碌。……人亦和氣，且言談間毫無傲慢。”“當我等行經劍河縣附近之某村落時，見路邊有一老婦與一童子，身穿單衣，倒于路邊，氣息尚存。詢之，始知為當地農家婦，秋收之后，所收獲之谷米，盡交紳糧（地租），自己則終日乞食，因今日氣候驟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臥路旁。正詢問間，赤軍領袖毛澤東至，告以老婦所言。當'時毛即時從身上脫下毛線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單一條，授于老婦，并命人給以白米一斗。老婦則連連道謝含笑而去。”“赤軍此種狡猾機動之作戰方法（指四渡赤水——筆者注），常以出奇制勝，此均為朱德、毛澤東之特長。故在赤軍中，毛澤東有諸葛亮之稱。”“赤軍中確有一些領袖，這些領袖，非但聰敏，且有才能。譬如朱德、毛澤東為赤軍之首創者，在各省軍認及南京軍之不斷圍攻與物質條件如此困難情形之下，對戰七八年，竟以少數赤軍而組成現在幾十萬赤軍，這確非易事。我覺得朱毛非但是人才，而且為不可多得之天才。”“赤軍領袖如朱毛、周恩來、林袓涵（林伯渠）、徐特立等，均系極有政治頭腦的政治家；昔年北伐前、北伐時均為國民黨中委及國民革命軍之上級軍官。”“周恩來為黃埔軍官學校的政治部主任，國內各方軍隊之黃埔學生很多與周熟悉者。周恩來之勇敢、毅力之辦事精神，黃埔學生對之仍有好感。”我“對赤軍領袖之日常生活及其品行,有很好的感想。”

《見聞錄》還寫道：“上至總司令下至兵士，飲食一律平等。赤軍軍官所穿之衣服與兵士相同，故朱德有‘伙夫頭’之稱。不知者不識誰為軍長誰為師長。”“因為赤軍領袖在日常生活上與兵士同甘苦，所以雖在各種困難環境之下，而赤軍兵士仍毫無怨言。”“如趙博生、董振堂兩人均為西北軍孫連仲部下之上級軍官，在江西寧都率26路軍一萬六七千人投入赤軍。趙董兩人均原系共黨秘密黨員，他們一至赤區，即將十余年各人所蓄之七八千元，全數捐給共黨中央。由此可見，赤軍領袖對于共產黨之信仰及犧牲個人之精神，與現世之貪污犯法、假公濟私之軍官比擬，顯有天壤之別也。”“林祖涵為蘇維埃中央政府財政部長，曾與孫中山共事，創辦同盟會”，“年將五十，……只騎18天馬，經常步行。徐特立為教育部副部長，年逾五十。赤軍離江西時，徐本有一馬，但半途因知傷兵缺乏驢馬，徐竟轉送給衛生部之傷兵，而其本人則步行。此林徐兩老之潔身自好，愈老愈壯之精神，誠非南京政府之要人可比擬也。”

在贊揚紅軍深得民心時，《見聞錄》寫道：“赤軍之所以能突破重圍，不僅在于有軍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文中舉例說，赤軍入湘南一些縣，皆為過去活動之區域，“居民受共黨之宣傳甚深，故見赤軍此次復來，沿途燒茶送水，招待赤軍。我在行軍時見每過一村一鎮，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觀者如堵。”文中還舉了一個當地人的例子，說他請假回家看兩個小時，結果不僅按時歸隊，而且帶來11個農民入伍，兩個當民夫。文中還說赤軍入黔北有三大收獲，其中“收獲之三：莫大于收獲人心。因赤軍在黔東之紀律較侯之擔部好得多，此事已風傳黔省。因此遵義城之商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兒習藝所、學校學生及商民貧民等成群結隊，懸旗歡迎赤軍，旗上高書歡迎蘇維埃政府毛主席、歡迎紅軍總司令朱德。朱毛兩赤軍首領竟在歡迎聲與爆竹聲中進入遵義城”。文中還以赤軍俘虜政策為例，說“被俘官兵有十分之八被鼓動加入赤軍，不愿當赤軍者，每人發路費送出赤軍警戒線”。即使上級官長，“亦由朱德親自召集說話，多方安慰，說明赤軍主張抗日救國，希望全國軍人一致合作”。文中還說赤軍十分尊重少數民族和民族風俗、宗教，所以也深受沿途少數民族群眾的擁護，過云南時，“漢回苗民之加入紅軍者五六千人，震動全滇。”過貴州時，“赤軍領袖朱德曾親至清真教堂與其教民首領談話。次日教堂以赤軍與回民之感情甚好，且排隊歡送，并有幾十回民加入赤軍。”過四川彝族地區時，赤軍領袖與彝族部落領袖歃血為盟，結果彝民非但不打赤軍，反被赤軍收編為游擊支隊。“此后赤軍全部過此彝民山時，彝民則牽牛送羊歡迎赤軍于道旁。赤軍則以皮衣、舊槍、鹽、布送彝民。”進入四川會理城時，劉文輝部守軍將^城外接近城墻的房屋全部燒毀，引起城外居民憤怒，“數千居民，協同赤軍攻城。后聞此數千人大部加入了赤軍。”

在贊揚紅軍信念堅定、紀律嚴明、作戰英勇時，《見聞錄》寫道：“赤軍之所以能得民心者，不僅在于鄉村農民擁護赤軍‘打土豪，分土地’‘沒收土豪劣紳的谷米分給農民’之宣傳和行動，而且在于軍隊有紀律。”“不說旁的，即如進延壽圩（湘南大鎮）、宜章城時，赤軍所用蘇維埃銀行鈔票，均按日兌現。所以除幾家大店主自懼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鋪照常營業，而且莫不利市三倍。”文中說，在大渡河邊，赤軍領袖遇到一位年已90歲以上的老人，此人當年曾見過石達開。據他說，石部對人民甚和氣，軍隊有紀律，但“紅軍之紀律則較翼王（即石達開）軍更好”。

《見聞錄》還具體描寫了搶渡大渡河和勇奪瀘定橋的故事，其中寫道：赤軍抵大渡河南岸時只獲一大一小兩只船，即揀選17個共產黨團員，駕船向北岸駛去，北岸“劉（文輝）軍即對之射擊。但赤軍不稍畏縮，勇往直前，竟抵河之北岸。”“我雖非軍人，但在軍中服務已有幾年，強渡河流之沖鋒部隊亦已見過不少，但在如此水寬流急之大渡河中，能以17人驅逐敵軍一營，占領敵壘，卻未之見也。故共產黨常以共產黨團員為赤軍模范。此輩共產分子常以沖鋒在前、退卻在后自任，此誠非國軍及其他一切軍隊所可比擬也。”在勇奪瀘定橋時，文中說，大渡河上的瀘定橋為鐵索橋,以13根鐵鏈為之，先橫鋪木板，再在上面鋪長條直板，橋長九丈，寬一丈。赤軍到前，北岸守軍已將木板抽去，只剩13根鐵索。赤軍命最有戰斗力及共產黨團員最多之一連擔任沖鋒，前面沖鋒者從鐵索爬過去，后面的人則鋪板子。“沖鋒部隊，勇往直前，沖至橋北岸之劉軍工事前。劉軍已無斗志，即呼愿繳槍。”在分析紅軍之所以有戰斗力的原因時，《見聞錄》中講的第一條就是“赤軍兵心團結”。文中說，赤軍團結一方面是由于“共黨在赤軍兵士中進行許多教育工作”，另一方面是由于赤軍中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先鋒帶頭。每當行軍發生困難時，“共產分子必讓非黨分子之赤軍士兵先吃先宿；作戰時共產分子則沖鋒在前、退卻在后”。“赤軍在作戰之前夜，每連之共產分子必先召集會議，決定明日作戰時如連長、指導員傷亡，誰為繼任，如再受傷，誰再繼任，這樣準備了四五個。”

1937年11月，民生出版社在刊印收有《見聞錄》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的前言中寫道：“中國紅軍從江西到陜北之二萬五千里的行軍，是一件全世界絕無僅有的事件，他們歷經艱險，嘗透了種種困難的滋味，可是結果終于建立了新的根據地。”“如今在市面上已有二三種關于二萬五千里行軍的記錄，可是我們覺得不夠逼真，太零碎，本書是巴黎出版的一種比較寫實的記載。我們認為在描寫的態度和文字的通俗，連貫，有趣味方面，是極適合于大眾閱讀的。”1939年1月，大文出版社還將《見聞錄》和紅軍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及斯諾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一起編輯出版，并在“卷頭小言”中評價說：該文“如小說，如演義，親切而有味”；該文與斯諾的記錄是“兩篇現代史上難得的史料，也是出人意外的‘特種游記’。”從以上摘錄不難看出，這些當年的評論，十分客觀地反映了《見聞錄》的突出特點和廣泛影響。

最早使共產國際正確了解到中國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并協助共產國際取得了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系

陳云是1935年9月到達莫斯科的，隨即加入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并任監察委員會委員，隨后于10月15日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詳細報告了中央紅軍長征的經過和遵義會議的情況。在報告中，他以親身經歷將西征（當時對長征的稱呼——筆者注）分成四個階段加以介紹和評價。在介紹第一階段（從江西到貴州）時，報告指出了其中所犯的三個錯誤，即出發前沒有在黨內、軍內和群眾中進行足，的解釋工作；所帶輜重太多，妨礙行軍速度：削弱了戰斗力；總是沿一個方向直線前進，使敵人能從地圖上預料到紅軍下一步要到的地方，等在那里迎擊。報告著重介紹了長征的第二階段及此后的各階段，特別是遵義會議的情況，指出遵義擴大的政治局會議糾正了第五次反“圍剿”和西征第一階段中軍事領導人的錯誤，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取代過去的領導人。

陳云在報告中旗幟鮮明地說道：“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從再次攻下遵義到渡過金沙江，主動權掌握在了紅軍手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還打了一場殲敵四個師的殲滅戰，大大鼓舞了士氣，把敵人遠遠地拋在了后面。在會理城的政治局會議上，“總結并肯定了紅軍領導是正確的。”“新的領導班子指揮有方。”報告最后在概括西征的意義時，強調它不僅沖破了敵人的包圍圈，而且使紅軍得以保存有生力量，并成為了一支“干部軍隊”，尤其是“我們黨能夠而且善于靈活、正確地領導國內戰爭。像毛澤東、朱德等軍事領導人已經成熟起來。”

陳云的報告使共產國際正確而詳實地了解了長征初期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遵義會議推選毛澤東擔任領導后給紅軍帶來的可喜變化，從而對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對中國革命的勝利增強了極大信心。可以說，這一報告對于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改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問題上的老看法，轉而支持毛澤東，產生了深遠影響。就在陳云報告后的一個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林育英）受命回國，找到了已抵達陜北的中央紅軍，并在反對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動中明確而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這不能不說與陳云的報告有著直接關聯。1936年1月1日，毛澤東在致朱德電中說：“國際除派林育英同志來外，又有閻紅彥同志續來。據云，中國黨在國際有很高的地位，被稱為除蘇聯外之第一黨，中國黨已完成了布爾什維克化，全蘇聯全世界都稱贊我們的長征。”這一電文也從一個側面，驗證了陳云報告對于共產國際產生的積極影響。

中央紅軍在完成長征、落腳陜北后，盡快取得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無論對于中國共產黨還是對于共產國際來說，都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急迫的事情。張浩、閻紅彥先后返回國內，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向黨中央送交共產國際的密電碼。在此前后，上海特科也派人將大功率電臺送到了陜北。有了電臺和密碼，按理說就可以和共產國際取得聯系了，但有一個環節還需要解開，即共產國際如何驗證發報的電臺確為中共中央所操控。為此，他們請陳云向對方提一個只有極少數人才知道的問題，用以確定電臺的真偽。陳云想起，他在長征途中折返上海前，劉伯承曾給在成都的友人和重慶的弟弟各寫了一封信，藏在他隨身攜帶的竹皮曖水瓶底部的夾層中，路上經費則藏在暖水瓶中。此事只有周恩來、劉伯承等幾個人知道，于是在中共中央首次用密碼來電時，共產國際電臺便問對方：“陳云離開時，把信和錢放在哪里了？”對方回電均答對了。至此，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電訊才重新連接了起來。

向斯大林提出援助中國紅軍軍事裝備的請求，并以中央代表身份迎接前往新疆接受軍事裝備的紅軍部隊

陳云向共產國際書記處報告中國紅軍長征的會議，斯大林沒有參加，但事后看了記錄，很感興趣，提出希望直接聽陳云當面再講一次，以便進一步了解中國黨和紅軍的情況。于是，陳云在王明、康生陪同下，于1935年12月3日前往斯大林辦公室。蘇聯方面參加談話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時任蘇聯國防人民委員會負責人伏羅希洛夫、蘇聯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北高加索邊疆區委書記奧爾忠尼啟則、蘇聯政府內外貿易人民委員米高揚。談話中，陳云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關于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問題。斯大林問，中國黨和紅軍最需要什么，陳云說最需要武器裝備。是年底，斯大林設宴招待陳云，并叫上伏羅希洛夫和時任蘇聯第一副國防人民委員的布瓊尼作陪，繼續商談有關蘇聯援助中國紅軍武器裝備的問題。這些談話與后來蘇聯同意在中蒙邊境和新疆方向接濟紅軍武器裝備有著直接關聯。

早在1935年8月，中央在過草地前召開的沙窩會議就提出要創造和鞏固西北蘇區根據地，以靠近蘇聯和外蒙古，“造成蘇維埃與紅軍發展的有利條件”。中央紅軍1935年10月到達陜北，1936年年初又與共產國際取得電訊聯系，從而使從外蒙古方向獲取蘇聯援助的設想有了實施的可能性。1936年5月，中央派彭德懷率紅一方面軍和十五軍團進行西征戰役，一邊鞏固、擴大蘇區范圍，一邊為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和打通同蘇聯的交通做準備。毛澤東于6月29日致電彭德懷，指出：“無論站在紅軍的觀點上，站在紅軍與其他友軍聯合成立國防政府的觀點上，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是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電報還說，寧夏及綏遠西是接近蘇‘聯距離較近的通道。在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后，中央制定了奪取寧夏戰役計劃，要點包括紅軍與東北軍合作，打通與蘇聯的陸上交通，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以兩個方面軍乘冰期過黃河，占領寧夏，完成打通蘇聯任務。接著，共產國際作出決定：“在中國紅軍攻占寧夏地區后提供1.5萬?2萬支步槍，8門火炮、10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的外國制式的彈藥。武器將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境，將通過知名的烏拉圭洋行售出，為運進寧夏作準備。”毛澤東等于9月14日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說：“國際來電同意占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占領寧夏地域后，即可給我們以幫助。”

鑒于以上情況，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于同年10月決定由陳云率領一支既代表共產國際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團回國，迎接執行奪取寧夏戰役、擔負打通國際路線任務的紅軍部隊。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歡送陳云一行的家宴上，陳云提出，紅軍需要更多的武器彈藥。于是，季米特洛夫通過蘇共中央，再次為中國紅軍要了一些坦克、大炮和其他軍事裝備。遺憾的是，陳云一行未等動身，奪取寧夏戰役計劃由于國民黨中央軍阻斷了黃河兩岸的紅軍部隊而被迫終止，共產國際也相應放棄了從外蒙古方向接濟中國紅軍的計劃，改為利用當時蘇聯與新疆軍閥盛世才的統戰關系，從新疆方向幫助中國紅軍。

當時，新疆的統治者盛世才為了得到蘇聯支持，和國民黨政府鬧獨立性，提出“反帝”“親蘇”等六大政策，偽裝進步；蘇聯則為了穩定那一段邊境，積極支持盛世才，派出軍事顧問，贈送武器裝備。正因為有這層關系，所以共產國際曾考慮將約1000噸貨物先運到哈密。隨即，中央批準四方面軍指揮部及西渡黃河的二十軍、九軍和五軍（即原一方面軍的紅五軍團）組成西路軍，成立以陳昌浩為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的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同時致電西路軍，同意他們向涼州（今武威）俞進，說“新疆接濟正準備中”，“兩個半月后將貨物送達安西（今屬嘉峪關市，是甘肅靠近新疆最近的縣城——筆者注）。”此后，西路軍開始了艱苦悲壯的歷程。

1936年12月8日，由陳云率領的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團從莫斯科乘火車出發，經過哈薩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圖，抵達靠近新疆的蘇聯邊境口岸霍爾果斯，準備隨時進入新疆，迎接前來接收援助物資的西路軍。他們一行五人住在蘇軍一個騎兵營長家里，在兵營里親眼看見了準備援助中國紅軍的200門炮和機關槍等武器裝備。然而，就在等待盛世才派大汽車來接運這批武器裝備的檔口，事情再次發生了變化。

與陳云一行抵達中蘇邊界幾乎同時，即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中共不知情的情況下發動了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消息傳出，引起蘇聯方面的誤會和不滿。因為在斯大林看來，當時蘇聯東西兩線面臨兩個法西斯策源國的威脅，為集中力量對付西線德國可能的進攻，必須穩住東線的日本，而能夠牽制日本的主要力量，唯有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政府。因此，他認為這一事變是日本人幕后策劃的，意在搞掉蔣介石，使中國群龍無首。由于中共與張學良建有統一戰線，他將此事遷怒于中共，表示原來答應給紅軍的武器裝備不再給了。這樣一來，西路軍繼續往西走便失去了意義，于是中央電示西路軍“以東進為有利”，配合東北軍對付國民黨的中央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也電示陳云在邊境等待指示。到了12月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蘇聯又表示原來答應給紅軍的武器裝備照給，中央也電示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然而正如李先念后來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所說：“本來，河西走廊敵人駐軍很少，利于我西進，西路軍一旦停下來，敵人就追上來，不僅難以在這一帶創立根據地，而且西進或東返都很困難了。”

1937年1月中旬，西路軍在甘州（今張掖）以西建立的據點髙臺失守，紅五軍軍長董振堂以下3000余人壯烈犧牲。此時西路軍折返東進受阻，繼續西進又遭敵重兵圍困，加之在那一帶缺少群眾基礎，沒有后勤支持，無法安置傷員，最終導致失敗。3月中旬，西路軍向祁連山區突圍，過河的2.2萬人已不足3000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決定，徐向前、陳昌浩返回陜北，余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八人組成的西路軍工作委員會領導，分三個支隊，李先念率1500人的左支隊向西游擊，工委會隨其行動。3月22日，中央致電左支隊，要他們設法去新疆，說陳云等前去迎接。4月5日，左支隊穿越祁連山，抵達肅州（今酒泉）西南，按照中央指示前往甘肅與新疆邊界的星星峽；16日走出祁連山時全隊尚余850人，4月底到達星星峽時只剩下420余人。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從中央得到西路軍余部消息，電示陳云一行“急速前進”，“去趕上到星星峽的部隊，以便回轉國內。”陳云立即率代表團動身，于4月23日抵達迪化（今烏魯木齊）。直到這時他們才知道西路軍已失敗，他們擔負的向西路軍交接蘇聯援助物資的任務也已變更為“把西路軍的殘部援救到新疆安全地點”。陳云向盛世才要了一些大卡車，由新疆教導團特科裝甲大隊護送前往星星峽，于5月1日趕到。他向李先念等率領的西路軍余部400多人轉達了黨中央的親切慰問，并在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大會上發表講話，勉勵大家正確看待革命斗爭中的失敗。會后，他又與西路軍領導干部談話，夸獎他們能把剩下的這部分人帶到星星峽是好樣的，不愧是共產黨員。部隊在休整幾天后，由陳云一行將他們接到迪化。從這時直到11月底的大半年時間，陳云為接應西路軍余部主要做了以下三件工作。

第一，經過同盛世才談判，確定了西路軍余部的名分、駐地、給養，為黨保存這批紅軍骨干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李先念帶到新疆的西路軍余部雖然只有400多人，但其中五分之三是黨、團員，班長以上干部占三分之一，連以上干部有80多人，軍、師級高級干部有十多人，而且有50多位無線電收發報員、醫生等專業技術人員。為了使這支隊伍保留完整建制，陳云與盛世才議定，對外說他們是從內地招來修建公路的，稱為“新兵營”，一律穿國民革命軍軍服，戴國民黨“青天白日”帽徽，但駐單獨營房，零用錢由代表團自行負責，用于購買糧食、蔬菜和牙粉、肥皂等日用品。為了使他們盡快恢復體力，陳云和代表團副團長滕代遠從自己津貼中拿出錢來，給大家加發菜金，并請醫院來人為他們檢查身體，治療傷病。經#一個月休養，部隊面貌煥然一新：陳云在給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匯報信中說：“如果把初到星星峽時的400多人，再現在來看一下，那簡直認不得。現在經過一個多月的休息，吃飯吃飽，大家臉亦長得胖胖的，個個年輕力壯。……雖然我們的隊伍也一樣穿著國民革命軍的服裝，戴著青天白日旗徽章，但是我一認就可以認出誰是我們的人，誰是他們的人。”

第二，通過開展思想政治工作，以及組織文化理論學習和軍事訓練、文體活動，穩定了西路軍余部的情緒。西路軍余部初到迪化時，情緒一度很不穩定，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西路軍西渡黃河時有2萬多人，失敗后到達新疆的僅剩400多人，對此很多人想不通，認為指揮有誤；二是西路軍左支隊在走出祁連山時接到的中央電報說，他們到新疆后將被送至蘇聯學習，而到了新疆，共產國際又決定他們不去蘇聯，留在迪化組織學習，對此也有很多人有意見，認為說話不算數。針對這一情況，陳云和滕代遠決定左支隊在這里不討論西路軍失敗的原因等問題。他在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匯報中說：代表團“正在努力造成這樣一種前提，就是先在黨與國際的正確政策上在政治上團結全體干部，以便將來在你們領導之下能夠使這些干部正確的平心靜氣的研究他們在工作中間的錯誤和教訓。同時我們之所以不去討論西路軍的整個問題，正因為我們并不知道具體情形，也不知中央的意見，以我們毫不知道當時具體情形的人去武斷的發表意見，這只能是壞事。”事實證明，這一決定完全符合實際情況，對穩定西路軍余部的情緒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另外，陳云及時組織他們學習文化和政治、軍事課程，讓這400多人按照各自文化程度，分別編成甲、乙、丙三班，根據不同情況設置課程，購買教材，并從他們中間挑選文化程度相對高些的人擔任教員，自己和代表團其他成員也分別給他們講授政治和語文課。他還給左支隊干部作政治報告，講解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等等。這些措施不僅轉移了他們的注意力，而且充分利用這段時間提高了他們的文化和政治素質，為此后學習軍事技術鋪墊了基礎。

第三，利用我黨與盛世才的統戰關系，把“新兵營”辦成了學習現代化軍事技術的學校，為黨培養了一支能夠操縱現代軍事裝備的骨干隊伍。共產國際原本答應將西路軍余部接到蘇聯學習，但七七事變后，囿于國共關系的變化而改變了初衷，決定讓他們留在迪化學習。陳云對此早有思想準備，所以一接到通知，立即提出一個重點學習戰術和裝甲車、汽車、大炮、飛機、坦克等軍事課，以及按照“學校的方式”進行整編的學習計劃。當這一計劃得到批準后，他又通過盛世才的蘇聯總顧問，聘請新疆軍官學校的教，和蘇聯教官實施教學。當代表團與黨中央之間的直接電訊溝通后，他給毛澤東、張聞天發報，一方面匯報西路軍余部入疆后的情況，另一方面提出利用當時新疆的有利條件，在三年內為我黨我軍培養5000名軍事干部的建議。中央很快同意了陳云的設想，并要求他們設法建立從新疆到蘭州的航空交通，以便派送干部前往。

1937年11月底，陳云搭乘王明、康生由莫斯科飛經迪化的飛機，一起回到延安。陳云被重新任命為中央常委和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他向中央進一步提出挑選一些干部去新疆學習航空技術的建議，在得到批準后，從抗日軍政大學和摩托學校中選出了19名符合條件的學員（有一人到迪化后未能入學）。這批人加上西路軍余部已選出的25名學員，使我軍共有43人參加了1938年3月開學的新疆邊防督辦公署航空隊飛行班、機械班的學習，直至1942年4月畢業。周恩來曾對此稱贊說：“陳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情。將來建設我們自己的空軍，有骨干、有種子了。”后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以及西路軍余部學習汽車、裝甲車、坦克駕駛和火炮操縱的干部戰士，果然成了我軍技術兵種的骨干。

陳云是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陳云同志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頑強奮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他在緬懷陳云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貢獻時特別強調：陳云同志“參加了艱苦卓絕的紅軍長征，在遵義會議上，他堅定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支持會議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領導。”今年既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此時此刻回顧和闡述陳云對長征作出的特殊貢獻，就是為了繼承和發揚紅軍的長征精神，在當前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更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堅定不移地把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爭取按時完成“兩個一百年”的奮斗任務，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

（來源：《百年潮》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