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反封鎖、反禁運”斗爭

周 紅

新中國成立之初，經濟衰敗，百廢待興，恢復國民經濟成為中共中央的當務之急。中國政府秉持“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外國的政府和人民恢復并發展通商貿易關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人民日報》1949年9月30日。】的準則，籌劃與世界各國互通有無。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出于冷戰的需要，為“防止中國變成蘇聯的附庸”【FRUS,1949,Volume IX,pp.474-475.】，對新中國實行封鎖、禁運，極力阻撓新中國恢復和發展經濟，企圖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

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封鎖、禁運給新中國造成了極大的困難，嚴重阻礙了新中國獲取發展國民經濟所急需的國外物資及技術。陳云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戰線上的主要領導人，直接參與并領導了“反封鎖、反禁運”的斗爭，圍繞對外貿易工作提出了若干卓有成效的反制措施，為新中國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掃清了障礙。目前，學界研究陳云的成果頗豐，從總體上研究新中國成立初期“反封鎖、反禁運”斗爭的成果也有一些，【主要研究成果有：董志凱的《五十年代我國反對“封鎖、禁運”的斗爭》（《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建國初期新中國反“封鎖”的效應和啟示》（《經濟研究參考》1992年第Z6期）；王小滿的《建國初期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博弈》（《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馬巧良的《建國初期反封鎖禁運斗爭》（《歷史教學》1996年第3期）；顧曉英的《建國初期的“禁運”和“反禁運”》（《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6期）；于群的《論美國對華經濟遏制戰略的制訂與實施》（《東北師大學報》1996年第2期）；陶文釗的《禁運與反禁運：五十年代中美關系中的一場嚴重斗爭》（《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岑燕坤的《建國初反對帝國主義“禁運”的斗爭》（《貴州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3期）；等等。】但鮮有專文研究陳云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反封鎖、反禁運”斗爭。本文擬利用國內外檔案資料’探討陳云如何巧妙利用西方國家對于封鎖、禁運的分歧和利益沖突’審時度勢，多策并舉，為這場斗爭取得最終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以期進一步深化陳云研究。

一、陳云對新中國遭遇封鎖、禁運的預判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逐漸形成，冷戰開始后，兩大陣營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政策。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采取仇視的態度，實行遏制、孤立、封鎖的政策。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在其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的《關于美國對華貿易的政策》報告中斷言：“在共產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具體現實之間的第一個沖突大概會具體地在經濟領域中產生”，這“正是在對華經濟關系領域中美國具有對付中共政權的最有效的武器”。【"Acheson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Feb.28,1949",RG59,Records of Policy Planning Staff,Box 13,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D.C.】1948年年底，隨著中國共產黨在軍事斗爭中不斷取得勝利，美國政府開始調整其對華政策，在經濟層面上主要表現為有限發展與中共的經濟聯系，以期既防止中國過分依賴蘇聯，又預防中國共產黨因繁榮的貿易關系而得到鞏固。

敵對勢力運用經濟手段對中國共產黨施加壓力，在中國共產黨長期的斗爭實踐以及陳云的革命生涯中早有先例。20世紀30年代，陳云在中央蘇區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黨團書記時，曾領導蘇區人民開展經濟斗爭。面對蘇區遭遇的大范圍的經濟封鎖，他提出要建立合理的生產合作社、打造更好的國營企業等合理化建議。40年代，陳云在延安主持經濟工作時，面對敵人的層層包圍與封鎖，他主張采取對重要的出口物資實行統銷、對重要的進出口口岸實行統一管理的政策，將外貿物資進行統一計劃經營，最終實現了邊區財政收支的基本平衡和金融的平穩運行，從而穩定和發展了邊區經濟。盡管在中央蘇區及延安進行的反封鎖斗爭的范圍及程度有限，也并非是專門針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和禁運，但對于當時缺乏豐富治國理政經驗的中國共產黨來說仍舊是一筆不小的思想財富。

正是在總結以往斗爭經驗以及科學評析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基礎上，陳云對新中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可能對華采取的經濟封鎖與禁運做出了準確預判。1949年7月，剛剛解放不到兩個月的上海由于發生了較為嚴重的物價、金融波動，經濟恢復工作和人民生活受到了很大沖擊。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主持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財委）工作的陳云受中共中央委托趕赴上海，就上海的經濟情況進行調研，力圖從中研究并尋找出解決全國財經問題的方法。7月27日至8月15日，陳云在上海主持召開了有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五個地區財經部門領導參加的會議。在8月8日的會上，陳云在分析軍事和經濟形勢后提出了“要準備帝國主義的長期封鎖”的問題，他強調，這種封鎖“不僅是目前的軍艦、飛機、水雷的封鎖”，更有經濟上的封鎖，“要準備他們不買我國出口的貨物，不賣給我們需要的東西”。【《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盡管這時新中國尚未成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對華封鎖、禁運還沒有完全鋪開，陳云還是在充分調査研究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認為“他們不可能把我們完全封鎖死”，“帝國主義之間有矛盾，我們可以利用”。【《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針對可能出現的情況，他初步設想了應對封鎖、禁運的若干解決辦法，如在中國北方尋找出口通道，降低出口貨物價格，利用香港作為進出口中轉地，在帝國主義國家中尋找可能的突破口等等。陳云提出的這些措施有根有據，切實可行，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視，也為此后開展的“反封鎖、反禁運”斗爭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一些重大問題特別是即將提上日程的新任務、新課題上，陳云能夠想在前面，研究在前面，總結實踐經驗在前面，因而能夠預作籌謀，及時向中共中央提出決策性的建議。這些重要的決策性主張和建議，不僅對“反封鎖、反禁運”斗爭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指導或借鑒作用。“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陳云在“建國以后的建設中，他所提出的這類預為籌謀的決策性主張也為數不少，而且大多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所采納。黨的許多重大方針政策中都有陳云的貢獻在內。這也充分表明陳云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的重要地位”。【《陳云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591頁。】

二、冷靜應對“有限禁運”

新中國成立后的國內外形勢驗證了陳云的預判，1949年11月，在美國的策劃下，美國等14個資本主義國家在巴黎成立“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封鎖、禁運，新中國成為封鎖、禁運的重點對象。出于防止中國與蘇聯建立緊密的經濟聯系以及離間中蘇兩黨關系的考慮，美國等國對華貿易管制程度比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略顯寬松，實行有限度的而非全面禁運，僅對戰略物資實行許可證制度。盡管此時封鎖、禁運的程度相對較低，陳云在配合中共中央實行諸如增產、節約等措施來調整國內經濟以對抗封鎖、禁運的同時，仍堅持從新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長遠角度著手，對當時對外貿易的方式、方向和體制進行了細致的研究和周密的部署，著重在對外貿易領域與西方國家開展封鎖與反封鎖、禁運與反禁運的一番較量。

（一）動員全國人民，樹立打破封鎖、禁運的信心

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是共產黨人取得斗爭勝利的根本法則之一。陳云深知，要想突破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首先要堅定信念，樹立必勝的信心，絕不能被美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所嚇倒，只有這樣才能取得斗爭的最后勝利。為此，陳云利用在各種會議上講話的機會鼓舞大家堅定勝利的信心，如1949年10月陳云在海關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不怕困難的。”對于私營工商業者和黨內外一些同志對封鎖的擔憂，他強調指出：“現在，我們的困難比從前小得多了。全國就要完全解放，人口有四億七千五百萬，還怕什么帝國主義封鎖？現在的條件，比井岡山、延安、敵后根據地以及‘八一五’以后的情況都好，只要與老百姓結合在一起，我們是能夠自力更生地克服一切困難的。共產黨人是在困難中成長的，他的長處是善于克服困難。”【《陳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頁。】同時，陳云將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視為取得最終勝利的保障，他以革命時期的蘇聯為例指出：“雖然當時蘇聯內有戰爭，外受帝國主義國家的封鎖和攻擊，沒有外援，但是經過三十二年的努力變、得強大起來。這證明了這種社會制度是最進步的只要我們團結在一起，執行‘一邊倒’的方針，就有辦法克服困難”。【《陳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頁。】陳云還以辯證的方法對封鎖、禁運進行闡述：“敵人的封鎖雖然給我們造成困難，但后果將是促使我們更快地達到自力更生”。【《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陳云的動員與鼓勵對消除私營工商業者的擔心、堅定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的信念起到了積極作用。

由于中國共產黨長期面對的是軍事上的封鎖與圍堵，對于經濟斗爭經驗不足、認識不夠深入，陳云反復強調經濟斗爭的重要性，他告誡財經工作人員：“我們面臨著嚴重的斗爭”，而這個斗爭“越來越表現在經濟上”，“上海的資本家說：‘共產黨是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財經打零分’”，【《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頁。】中國共產黨要與這種錯誤言論進行斗爭，并一定會取得最后的勝利。

（二）立足長遠，加強外貿制度建設

除了在思想上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陳云還極為注重外貿制度建設，將制定并實施統一的外貿管理體系和制度作為開展外貿工作的首要問題。新中國剛成立時，全國共有私營進出口商4600家，資本1.3億元（按1955年3月1日起發行的新人民幣折算），經營額約占全國外貿總額的1/3，其中出口占全國的一半。【《當代中國對外貿易》上，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9頁。】這種情況顯然不利于新中國控制外匯和重要的進出口物資，不利于統一指揮“反封鎖、反禁運”斗爭。早在1949年6月，陳云便指出：“對外貿易，必須統一，假若天津是一種規定，上海是另一種規定，這就不行。”【《陳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頁。】10月，陳云再次指出，在對外貿易的政策方面“現在各地區都有初步規定，將來中央政府有關部門要對各地外貿進行更嚴格的審議，哪些貨品準許進口，哪些限制進口或禁止進口，都要作出規定”，“海關管理要走向統一”。【《陳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頁。】新中國成立后，由陳云主持起草的《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正式發布，其中明確規定國營貿易和外匯實行統一管理。此后，各口岸相繼建立起對外貿易聯合辦公會制度。1951年5月，中財委發出指示：在當地財委統一領導下，加強貿易、海關、銀行、航運四位一體的結合，齊一步調；貿易、海關、航運、銀行均應及時檢查修訂其原有工作制度，務使有利于組織走私反禁運，而不是妨害了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金融卷》，中國物資出版社1996年版，第779頁。】6月，中財委再次指示各口岸：“目前為加強各口岸反禁運反封鎖之斗爭”，“聯合辦公會制度亟應加強，一律由各區財委及區貿易部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頁。】這樣，在陳云的倡導下，國家統一管理的以國營外貿為經營主體的社會主義對外貿易體系逐步建立起來，為取得“反封鎖、反禁運”斗爭的勝利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礎。

（三）爭分奪秒，增加外匯收入

有了思想保障和制度基礎，陳云還在增加外匯收入上進行了謀劃。要進行對外貿易，必然要求儲備一定數量的外匯資金，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外匯資金十分匱乏，難以滿足需要。由于此時西方國家對華實行的是有限的封鎖和禁運，中國對外貿易之門并沒有被完全關閉，仍然可以開展少量的進出口貿易。為使國家掌握更多外匯，陳云于1950年年初向中央提出開展對外貿易的具體規劃。他建議國營貿易公司大量經營對外貿易；基本上取消對外貿易的易貨制度，嚴格執行出口結匯制度，加強進出口的管理與計劃性；在人民幣幣值不穩定的情況下，要允許匯入僑匯作原幣存款，于提取時按當日牌價兌給人民幣等措施。這些舉措的落實使國家的外匯收入有了基本保證。有了外匯，還要“好錢花在刀刃上”。陳云主張“進口什么東西，要嚴加管制”【《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頁。】，必須優先保證國家建設所必需的技術設備和重要物資的進口，不急需進口的堅決不進，量入為出，務必使得之不易的外匯收入用在最緊要的物資上。

三、多管齊下，打破“全面禁運”的陰謀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等西方國家擴大了對華封鎖、禁運的范圍，以配合其在朝鮮戰場上的軍事進攻，以期引發中國的政局動蕩和社會混亂。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后，美國又加強了對輸入中國的物資和駛往中國船只的控制，同時取消所有已經核準出口至中國的特種許可證。12月，美國宣布對華實施全面封鎖和凍結外匯。1951年5月，美國又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對新中國實施全面禁運，致使參加禁運的國家達36個。8月，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了另一個針對蘇聯和中國進行出口管制的法案，即巴特爾法案，并堅持美國對禁運范圍的單獨審核權。1952年9月，巴黎統籌委員會內又增設專門針對中國的“中國委員會”，進一步加強對華禁運的管制。

面對上述針對新中國的瘋狂封鎖與全面禁運，陳云在中央的統一指示和部署下，迅速組織和領導相關部門及人員對現實狀況進行了認真的分析與研究，制定了周密的對外貿易工作方針和“反封鎖、反禁運”斗爭策略。

（一）抓緊時機、搶運物資，啟動緊急應對措施

1950年12月初美國宣布對華實施全面封鎖后，陳云立即做出反應，就全面禁運對華進口造成的不同影響和損失進行分析并提出方案供中央參考：如果美帝沒收或扣留我已裝船貨物，凍結我未裝船貨物，那么我將損失1800余萬美元；如果美帝只沒收或扣留我已裝船貨物，對未裝船貨物部分我在短期內能退購，則損失將只及700萬美元；如果我能退購未裝船貨物，并將裝運在途之貨物，設法轉運其他口岸，或轉售給別人，損失將減少到最低限度。陳云建議中央要準備應對最壞的可能，但爭取盡可能好的結果，即通過退購、轉售貨物的方式盡可能地減少我國的外匯損失。陳云還提請中央注意“預防美帝可能在短期內下令凍結”，“并脅迫其附從國家采取同樣步驟”，建議中央搶占時機，及早做準備。【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459-460頁。】

在對情況做出進一步分析后，陳云抓緊時間制定了緊急應對措施。1950年12月初，美國發布《有關管制戰略物資輸出的加強命令》、《港口管制法令》，企圖扣留通往中國的所有物資。12月12日，陳云立即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七項緊急應對措施：“一、即令各地停開一切向美日的購買證及許可證。二、即令中央貿易部限期退購一切已開美、日兩國的購買證；將撤回的外匯經轉存別國手續后，立即搶購任何物資運回。三、裝運在途的美國貨物，應著即與原代理行接洽。由銀行擔保，轉裝遠東其他口岸或即委其轉售，退回外匯。四、向西德及其他歐洲國家所訂的貨物及英鎊區的訂貨，應盡速搶運，否則撤匯，或改買其他現貨立即裝回，以爭取時間。五、即在中立國的存款，也應購貨運回，以策萬全。六、我們正在考慮出口的新方式，在未有決定以前，已著令各地除易貨外，一律暫停簽發出口許可證，以免出口外匯遭受凍結。但此措施，只由內部掌握，不向外宣布。七、改變今后在國際貿易上的做法，一般的采取易貨辦法，凡須現匯購買者，須貨到付款或付貨；否則寧愿不訂。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以后準備少做。在易貨的做法上，盡量縮小與資本主義國家貿易的結算差額，以減少貿易外匯遭受凍結的危險。”15日，中共中央就這些應對措施批示，同意“所提在美對我經濟封鎖后的七項對策，并將來電轉發各地，望各財委根據中財委批示配合進行”。【《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656頁。】此后，國內有關部門爭分奪秒開始搶購、搶運、轉售、退購物資，盡可能地減少了因美國等國對我進行封鎖、禁運造成的外匯損失。陳云的上述建議，不僅有利于中央盡快掌握全面禁運后的情況，及早出擊，挽回一些損失，還化被動為主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面禁運對新中國的沖擊。

（二）審時度勢，快速調整貿易方式

繼提出緊急應對措施后，陳云開始深入思考在全面禁運情況下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方式問題。在總體分析當時中國的進口與出口情況的基礎上，他提出了針對資本主義國家出口的兩種辦法：一是“繼續照常地賣成歐洲外匯出口”。這種方式是中外出口商人比較歡迎的方式，也能增加中國的外匯收入，但因世界局勢動蕩不定，中國進口貨物及外匯存在被凍結的風險。二是將“最次要的少量出口品才能賣成歐匯出口，基點放在易貨上”。在權衡利弊后，陳云果斷決定改變在有限禁運時期采用的出口結匯制度，建議中共中央著重開展易貨的貿易方式。1951年1月，陳云致電中共中央，認為“在美日禁出凍結、歐洲繼續出口的可能性未澄清及我向資本主義國家大量訂貨未回國以前，對資本主義各國的出口政策，必須適合于進口的情況”，“至少六個月內我們的出口辦法，應該是易貨，而不是結匯”。【《陳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206頁。】

將貿易方式由結匯變更為易貨，將會造成短期內中國出口減少、出口貨物價格降低等問題，對此，陳云提出具體的補救方法：對出口農產品按將來出口的可能程度及國家的財力，一部分照常收購，一部分略減收購。對出口手工藝品及出口加工產品，則大部照常收購和加工，維持工人生活，而免救濟。對于出口商人對易貨貿易的擔憂，陳云指出：“出口采用易貨方式，把物資收購起來放著，又壞不了，等到有差價時，自然就有商人來了”，【《陳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頁。】因此，他建議召開出口商人會議，向出口商人“說明易貨貿易是完全可能的”，“我們許多出口品在外國仍有銷路，資本主義國家也仍需與我做買賣，即令美國也仍然需我豬鬃、桐油”，并承諾“國家對進出口商人應予協助和指導”。【《陳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頁。】通過說明情況來打消顧慮，并推動出口商與進口商聯合起來尋找貿易機會，有效推動了易貨貿易的順利實施。此后，易貨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比重開始逐步上升。

（三）另辟蹊徑，拓展同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

早在1949年2月16日，中央就確定要優先發展與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經貿關系，新中國成立及“一邊倒”戰略的確立使中國同這些國家的關系得到進一步加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華采取封鎖、禁運政策之后，陳云將新中國與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關系作為打破封鎖、禁運的一個重要手段。他提出：“我們首先是與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進行貿易……他們是會盡可能幫助我們的……這樣就不怕帝國主義的封鎖。”【《陳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9頁。】因此，他領導中財委采取各種措施，拓展對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一方面將原向西方國家出口的貨物轉為向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出口，且有步驟地調整國內出口物資的生產，以適應這些國家的進口需求；另一方面，向蘇聯、東歐人民民主國家提出數年內中國對各種物資的進口需求，以利于這些國家進行擴大生產，從而為應對西方國家長期的經濟封鎖和禁運做好充足準備。1951年6月，陳云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與以蘇聯為首的和平陣營國家的經濟合作對中國有極大的重要性，幫助了中國的經濟建設，有效地反對了美帝國主義對華的經濟封鎖。【《陳云年譜（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58頁。】

經過幾年努力，在對外貿易總額中，中國對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占中國全部對外貿易的比重由1950年的32.9%上升到1955年的77.7%，【國家統計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1957年商業統計資料匯編綜合本》，1958年，第113頁。】商品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進口商品中生產資料的比重有所增加，出口商品中工業品的比重也逐年增長。中國的礦砂、大豆、茶、絲、花生等大多運銷蘇聯和東歐，原來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的鋼鐵、機械、精密儀器、化工、電材等禁運物資則逐漸轉為依靠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供給。

（四）善于利用矛盾，打破禁運僵局

盡管西方等國聯合起來對新中國進行封鎖、禁運，但他們之間也存在著經濟利益上的沖突。陳云準確捕捉并巧妙利用這一矛盾，在整個封鎖、禁運時期，從來沒有放棄同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聯系。新中國成立后，陳云進一步指示各地，盡量打開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局面。待朝鮮戰爭結束、國際局勢趨于緩和時，英、法、日等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強烈要求美國同意放寬對華貿易的嚴格限制。陳云抓住這一有利契機，采取各種靈活方式，一方面積極同有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發展貿易，同時盡量保持與美、英、日等國民間貿易團體的接觸。以日本為例，日本作為美國在遠東地區的橋頭堡，一直追隨美國對華采取全面禁運政策，但這一政策受到日本經濟界有識之士的強烈反對。1949年11月和1950年2月，日中貿易促進會兩次致信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表達了他們希望同中國進行直接貿易的愿望。1950年5月，貿易部將對日直接貿易問題報送中財委。陳云經過認真研究后認為：目前中日間貿易基本處于停滯狀態，即使有一些零星的、小規模的貿易，但由于要通過香港轉口，致使交易成本增加很多。因此，同意日中貿易促進會派代表來我國談判中日直接貿易問題。【《關于開展對日直接貿易的報告》，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5-00077-01（1）。】中國方面的表態極大鼓舞了日本國內眾多商社開展對華貿易的決心，紛紛同中國方面簽訂貿易合同。1950年全年，日中貿易在出口方面達到日本貿易總額的2.4%，進口方面達到4.1%。【 [日]白根滋郎著、方桂芝譯：《戰后日中貿易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頁。】對日民間貿易的進展極大打擊了美國政府與其控制下日本政府的對華全面禁運政策，盡管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中日貿易全面中斷，但陳云一直未放棄對日貿易，繼續為打破禁運僵局做出努力。

1952年4月，中國派代表團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經濟會議。臨行前，陳云指示代表團認真做好準備工作，充分利用這次重要會議，創造與西方國家進行貿易的有利局面。在會議召開期間，中國代表團團長南漢宸在得到周恩來和陳云的指示后，在全體會議的報告中公開表示愿意“恢復和發展中日兩國間的正常貿易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第2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第210頁。】在會議期間及會后，中國又分別同英國、法國、荷蘭、瑞士、芬蘭、比利時、聯邦德國、意大利、智利等31個國家簽訂了貿易協定或協議合同，貿易總額達2億美元以上。盡管其后由于種種原因這些協議未能全部履行，但在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領域都產生了很大影響。截至1957年，中國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比1952年增長了6倍以上，【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館編：《陳云人生紀實》下，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9頁。】其中對英國、法國、聯邦德國等國的貿易額增長幅度尤為顯著，這標志著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對華采取的封鎖、禁運政策已走向失敗。

四、陳云開展“反封鎖、反禁運”斗爭的經驗與啟示

在陳云的領導和組織下，經過一系列封鎖與反封鎖、禁運與反禁運的交鋒，中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起來。1950年，新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為11.35億美元，到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勝利完成時，對外貿易總額達到了31.03億美元，增長將近三倍。【《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84》，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84年版，第IV-3頁。】在此期間，中國先后與68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濟貿易聯系，同21個國家簽訂了政府間的貿易協定。【《我國同六十八個國家和地區建立貿易關系今年可提前完成五年進出口計劃的指標》，《人民日報》1957年3月1日。】這些成績的取得充分表明中國人民贏得了“反封鎖、反禁運”斗爭的偉大勝利，也宣告了帝國主義者對新中國封鎖、禁運政策的徹底失敗。在這場“反封鎖、反禁運”斗爭中，陳云圍繞對外貿易所采取的策略不僅有力回擊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封鎖、孤立新中國的企圖，還指導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對外貿易的順利開展，成為黨和國家開展對外貿易的一筆寶貴思想財富。

（一）樹立不畏困難、直面挑戰的斗爭理念

在整個“反封鎖、反禁運”斗爭中，陳云滿懷信心地斷定，一切“帝國主義的封鎖是一定要失敗的”。【《陳云文稿選編（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頁。】中國人民有沖破封鎖、禁運的能力和必勝的信心，這既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同敵對勢力進行干涉與反干涉、封鎖與反封鎖斗爭的經驗總結，更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反封鎖、反禁運”斗爭的科學認識與正確判斷。正是由于陳云等黨和國家領導直面困難的革命膽識，樹立了全國人民打破封鎖、戰勝困難的堅定信念，從而能夠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取得國民經濟迅速恢復與發展的輝煌成就，為徹底打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禁運提供了保障。

（二）善于抓住矛盾，利用矛盾

在長期的革命實踐斗爭中，陳云深刻認識到，美帝國主義及其盟國并非鐵板一塊，在禁運等涉及自身利益的問題上往往存在著嚴重的分歧與矛盾。陳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發現并巧妙利用西方國家間的分歧與矛盾，始終堅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展通商貿易關系的原則，不放過任何同實行“禁運”的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的機會，通過各種渠道進行廣泛接觸，開展友好活動，增進彼此的了解，從而擴大西方各國在執行禁運政策上的矛盾與分歧，最終使西方的禁運政策陷入困境。

（三）審時度勢、爭分奪秒、靈活多變應對危機

在“反封鎖、反禁運”斗爭中，陳云始終能夠保持一個良好的大局觀，能夠對局勢走向及時做出準確的預判，能夠根據情勢變化采取靈活多變的斗爭策略，既抓緊禁運前夕的短暫時間大力搶購、搶運中國生產建設的急需物資，又在禁運開始后迅速調整外貿國家重點；既嚴格執行出口結匯制度，加強對進出口貨物的管理與規劃，又及時調整與西方國家之間的貿易方式，采用易貨制度，規避外匯被凍結的風險；既堅定立場，堅持與西方國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開展貿易的權利，又利用矛盾，推動民間貿易，努力打破禁運僵局。諸多措施的有效落實為最終突破西方對華的封鎖和禁運鋪平了道路。

盡管距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的這場“反封鎖、反禁運”斗爭已過去60余年，此間國際形勢也發生了諸多變化，但時至今日，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依舊存在，國際貿易中的歧視性措施也屢見不鮮，封鎖、禁運、孤立、遏制政策依舊迭出。重新審視和研究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這一段“反封鎖、反禁運”歷史，繼承和發揚這場斗爭中的成功經驗，在開展對外貿易過程中時刻保持高度的警覺，保持對復雜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科學預判，秉承平等、互利、開放的原則，及時抓住機遇，善于利用矛盾，不斷拓寬外貿渠道，對于我們今天研究和處理國家間經濟貿易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文章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09）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 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