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陳云的“國力論”簡述

蔣永清

在需求大于供應的短缺經濟的狀況下，陳云強調國家的各種經濟力量要均衡運行，特別是建設規模一定要和國力相適應。1957年時他系統地闡述：（1）計劃安排應首先保證民生，其次保證簡單再生產的需要，再次才保證基本建設。同時，人民購買力的提高要有限度，要和消費資料的增長相適應；（2）經濟建設規模要以農業發展水平為基礎；（3）基本建設規模要和財力、物力相平衡，要前后銜接，避免陡升陡降；（4）財政收支、銀行信貸收支要平衡，且略有結余。后來的學者把陳云的上述觀點概括為“國力論”。在經受了“大躍進”運動、三年調整和“文化大革命”的考驗與檢驗后，陳云的“國力論”在新時期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一時期，我國經濟面貌短缺的特征將變未變，正經歷著歷史性的深刻變革，陳云的“國力論”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發展的。本文試對此作一簡述。

一、一要吃飯二要建設是國家經濟力量使用的大原則

在國家經濟力量使用的大原則上，陳云的“國力論”提出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并強調這兩者之間“適度”而不可偏廢的辯證關系。20世紀50年代陳云提出：既要建設又要民生，要在照顧好民生的前提下搞好建設。那時國家決策的重點放在建設上，所以，這一觀點強調的是要搞好民生的那一面。新時期陳云則根據歷史情況的發展變化，形象地提出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觀點，即“一、要使十億人民有飯吃；二、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1]由于這一時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為國家決策的重點，所以這一觀點強調的是要搞好建設的那一面。

陳云首先重視“吃飯”問題。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當時的黨中央提出了“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在工農業各方面制定了脫離實際的高目標和大計劃，基建規模過大，積累率過高，農輕比例失調，長期以來忽視人民生活水平的狀況依然很嚴重，對人民的“欠賬”很多。在這種情況下，陳云大聲疾呼，首先要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他說建國快30年了，還有討飯的，這怎么行呢？他在1978年12月10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建議三五年內，每年進口2000萬噸的糧食，把農民這一頭安穩下來，不能讓農民喘不過氣來。只要農民有了糧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經濟作物就都能很好地解決。陳云認為“這是大計，這是經濟措施中最大的一條。”[2]

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陳云轉而強調“吃飯”要有“度”，要兼顧建設。1978年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摒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針，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從此，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為國家決策的重點。但是，由于我們國家還很窮，社會主義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所以，在周期性出現的高消費、高物價的經濟波動中，陳云總是極力主張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只顧吃飯，吃光用光，國家沒有希望。必須在保證有飯吃后，國家還有余力進行建設。他有針對性地強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有一個界限，不能提高太多，不能吃得太好。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新時期最響亮的口號，怎么個“化”法？陳云認為如果說是從建立起最先進的工業的角度講，我們毫無疑問是可以完成的；但如果說是從生活的角度和美、英、法、德、日等國相提并論，那恐怕不行。他說我國人口眾多，且大部分是農民，因此，“人民生活現代化”的提法不妥當。

陳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反復強調“吃飯”要有“度”，要有“界限”，要一步一步來，歸根到底還是為了更好地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他解決的辦法首先考慮全社會人人都要有口飯吃，而不是社會不公、貧富分化。1990年6月6日，他在同一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就說：“在我國，還是低工資、高就業、加補貼的辦法好。這是保持社會安定的一項基本國策。”[3]

保證了“吃飯”之后，如何進行建設？陳云認為，國家的錢只有那么多，因此要分清輕重緩急，進行有重點的投資。如果不分輕重緩急，大家一齊上，你擠我，我擠你，勢必因小失大。那么，重點項目如何確定？陳云說重點只能由中央根據整個國家的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經過綜合平衡來確定。他指出，農業、能源、交通是重點，一批骨干企業的建設和改造是重點，科技教育事業的發展、環境污染的防治以及知識分子生活待遇的提高等等也是重點。

在重點項目上，陳云強調的兩點很有特色，即：一是在新建廠與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中，重點要放在后者；二是要重視科教投資，把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當作基本的基本建設。陳云把國內現有企業的挖潛、革新、改造看得很重。他說，過去一說要增加多少產量，就要新建多少廠，這個辦法不一定好。我們國內現有企業的基礎是不小的，要在這個基礎上引進新技術，或填平補齊，或成龍配套，用這些辦法來擴大我們的生產能力。這在多數情況下，比建新廠效益高。

關于科教投資問題，陳云尤其關心解放后我們自己培養起來的35～50歲的中年知識分子的情況。他認為，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些知識分子是我們依靠的中堅力量，70、80年代的技術水平，應該來之于這些50年代、60年代的技術水平。這些知識分子是我國實現工業化中最寶貴的財富，把錢花在他們身上，是好鋼用在刀刃上，是基本的基本建設。總之，吃飯與建設的關系問題是新時期陳云的“國力論”強調的首要問題。

二、農業是國力的基礎，“無農不穩”、“無糧則亂”

我國的“吃飯”問題始終離不開農業。20世紀50～60年代，由于農業經濟的比重很大，農業生產和財政收入的關系非常密切，所以，陳云的“國力論”指出：我國農業對經濟建設的規模具有很大的約束力。新時期，我國經濟面貌雖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但在農業約束經濟建設規模的問題上，陳云的“國力論”還是強調，農業是國力的基礎，“無農不穩”、“無糧則亂”，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放松糧食生產。

如何設計現代化建設的宏偉藍圖？陳云指出首先要考慮我們國家農業人口眾多這個特殊的國情。1979年3月21日，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的國情，總的是九億多人口，80％在農村，人均耕地很少，革命勝利30年還有要飯的，這些現實的情況是我們制定藍圖的出發點。他說，別的國家沒有這么多農民，按外國的數字，生產多少噸鋼，相應地要有多少度電，這種計算方法在中國不行。中國搞建設，必須把農業考慮進去。

但是，對于這一點真正清醒認識的人并不多，無論是計劃機關的同志，還是工業、商業部門的同志都如此。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許多人認為連香港、新加坡、南朝鮮等小國和地區都能快速騰飛，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為何不能迎頭趕上？因此導致了輕視農業的盲目引進，工農比例失調。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分析說：我們是10億人口、8億農民的國家，香港、新加坡、南朝鮮等地區和國家沒有8億農民這個大問題，歐、美、日本各國也沒有8億農民這個大問題。他提出調整經濟首先要擺穩農民這一頭，并說：‘農輕重’的排列，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4]

在農業問題上，最重要的當屬糧食問題。我國的糧食問題，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變化過程。1978～1984年，糧食產量從3047.7億公斤增長到4073.1億公斤，上了一個大臺階。從1985年開始，連續5年徘徊，1990年才增長到4462.4億公斤。從1991年開始，又是4年徘徊。在糧食產量出現的這些曲折變化過程中，陳云時刻表示極大的關注。他認為糧食一定要有專人來管，周轉庫存降到一定水平時要發警報。他在糧食問題上異常小心謹慎，從不敢盲目樂觀。這種小心謹慎體現在形勢一片大好時仍能清醒地全面地分析問題。1979年，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生產取得了豐收。陳云并沒有像有些同志那樣過分夸大承包制的作用。他在國務院財經委召開的匯報會上說，“今年的農業增產，看來主要來之于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是，“過去做了一些農業基本建設工作，加上氣候條件比較好，也是重要的原因。”[5]很顯然，只有這樣全面地分析問題，才不致犯大的錯誤。

另外，經濟作物和糧食的比例問題也一直是長期困擾人們的問題。由于經濟作物在某一時經濟效益會比糧食作物好一些，所以陳云反復強調：我們要發展經濟作物，但同時必須保證糧食逐步增產，不能因為發展經濟作物而擠了糧食產量。“糧食還是第一位。人不吃飯，牲口不喂料，是不行的。”[6]1981年12月22日，他在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呼吁：糧食種植面積不能再縮小了，再縮小不得了。他提出增產經濟作物，只能靠提高單產和利用不種糧食的土地。

如前所述，從1985年開始，我國糧食產量開始出現徘徊局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些農民對種糧食不感興趣卻是深層次的原因。農村中鄉鎮企業發展很快，農民做工、經商的收入多，種糧食的收入少，因此出現“無工不富”的現象。陳云認為不能讓農民自由選擇只對他自己一時有利的辦法，那會沖垮國家計劃。1985年9月23日，他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說：對于糧食生產，還是要抓緊抓好。要看到“無糧則亂”，10億人口吃飯穿衣，是我國一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大政治問題。現在“無工不富”的聲音大大超過了“無農不穩”。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糧食產量繼續徘徊，而且到1988年全國范圍內出現了大幅度的漲價和搶購風潮。陳云再次從全局的高度提出了農業和糧食的問題。1988年10月8日，他同趙紫陽談話指出：“糧食問題始終是一個大問題。10億人民要吃飯，農民種地賣糧給國家，天經地義。現在相當大一批農民搞鄉鎮企業，買糧食吃，不能小看。”陳云這次談話第一條就是糧食問題，可見在他心目中，糧食問題在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中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

三、基本建設要避免赤字投資

基本建設投資在國家建設的財政支出中所占比例最大，是決定建設總規模的主要矛盾。因此，從抓住這一主要矛盾出發，陳云的“國力論”強調基本建設規模要和國家的物力財力保持平衡。20世紀50～60年代，這一觀點強調的是這兩者之間的平衡不單要看當年，還必須瞻前顧后，前后銜接，避免陡升陡降。新時期，這一觀點強調的是基本建設投資要避免赤字投資；利用外資進行基建投資要認真研究、保持清醒頭腦。

自1970年以來，超過國家財力物力可能的基建投資就或多或少地存在了，因此，陳云復出工作后，首先就研究建國以來基本建設投資在財政支出中所占比重的規律。經過研究和思考，他提出，我們的基建投資，必須是沒有赤字的，也就是說在財政平衡的基礎上，看能夠撥出多少錢用于基建投資，以此制定建設計劃。計劃和物資供應之間不能有缺口，不能用發票子來彌補基建投資的赤字，那樣會導致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在聽取國務院關于調整1981年計劃設想的匯報時，他就說：基本建設投資320億元的方案可能是最好的，但照我的方案，極而言之是一個也不搞，3年之內不增加基建開支，搞“鐵公雞，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

如果一意要在基建投資和物資供應之間留缺口，搞財政赤字，那么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可怕不可怕？有的負責同志在1979年10月的中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說這并不可怕。陳云則說：我怕！他說，在生產上搞一點赤字，下半年或第二年就可以收回來，這并不可怕；但基本建設周期長，在這上面搞赤字投資，我怕。他分析說：由于生產量的增長和生產資料的增加而增發的貨幣是正常的增加，不可怕；通貨膨脹如果數量不大的話也不可怕；但如果市場貨幣流通量超過市場必需量太多、數量很大的話，那就可怕，堅決不行。

既然用國家財政的力量來進行基本建設受到很大限制，那么，利用外資，即通過借外債來進行基本建設投資又怎么樣？陳云認為，利用外資搞建設是我們實行的一項重要的政策措施，不存在刮下馬風的問題。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由于我們在這方面的經驗還很少，因此，對借外債要逐項研究、進行分析、保持清醒的頭腦。1979年3月14日，他和李先念聯名寫給中央的信中提出：“借外債必須充分考慮還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慮國內投資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進行。”[7]針對當時冶金部提出的引進外資的設想，他在3月2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借外國人那么多錢，究竟靠得住靠不住？”“借外國人的錢，把鋼鐵的發展都包下來，把冶金機械制造也包下來，所有借款都要由人民銀行擔保，究竟需要多少錢，沒有很好計算。那么大的引進，國內要多少投資，也沒有計算。”“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債，靠不住。”[8]

陳云反復強調兩點：一是對外債的構成要分析；二是對外國資本家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在1979年9月18日國務院財委召開的匯報會和1980年12月16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分析了當時存在的三種外債：一種是買機器設備的買方貸款，這占絕大多數，這種外債的使用，不決定于我們的主觀愿望，而是決定于國內有多少財政撥款用于配套；一種是高息自由外匯貸款，這很少，而且利息高達15％，這是一種周轉外匯的性質，只能用于速借速還的項目；一種是帶有援助性質的低息自由外匯貸款，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貸款，這一部分還沒借到手，將來借到了，要十分謹慎地使用，只能用在最關鍵的項目上。至于說要對外國資本家保持清醒的頭腦，那是因為當時有些干部對外國資本家一味友好歡迎，想法單純，失去了警惕。陳云指出，外國資本家也是資本家，他們到中國來做買賣所得的利潤，絕不會低于國際市場的平均利潤率。有些機器看來似乎利潤低，但同另外一些機器或費用合起來就高了。

要做到基本建設規模和國力相適應，就要不斷地對超出計劃的基建項目進行清理。為此，陳云提出，要加強綜合機關的權威，建立審批制度。他說，基建項目上不上，應該由計委這樣的權威機關來確定。哪個項目該上就必須上，哪個項目沒有財力上就必須下。不能推平頭，來一個大家打七折，這種辦法會使我們一事無成，害國害民。

四、增強中央財政，保持外匯儲備，掌握貨幣發行

陳云的“國力論”中的一個很著名的觀點是“四大平衡”（即財政、信貸、外匯、物資各自平衡和統一平衡），其中，財政、信貸、物資平衡的思想，是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制止通貨膨脹、穩定經濟、減少波動的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當時的重點是財政收支平衡。新時期，陳云的“國力論”中關于財政平衡問題強調的是要增強中央財政能力。這一時期，財政收支平衡的矛盾集中在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關系上。陳云首先很重視地方掌握必要的機動財力，粉碎“四人幫”后，針對長期的中央財政高度集權和地方同志的高漲的呼聲，他在1978年12月10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要給各省市一定數量的真正的機動財力，他說：“我說的是真正的，不能有名無實。要信任各省市的領導同志，他們都是共產黨員，都是高級領導干部，我想他們不致把錢亂花掉。”[9]當他講完這個意見后，臺下的地方同志熱烈鼓掌。當然，陳云還是認為，地方之所以缺乏真正機動的財力，那是因為地方用于建設太熱心的緣故。

但是，縱觀新時期的財政收支狀況，財政赤字是主要問題，國家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直線下降的趨勢。1979～1988年，9年發生赤字，赤字總額高達648億元。1984～1988年，國家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6.7％下降到22％，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由56.1％下降到47.2％，而與此同時，預算外資金與國家預算資金的比例，則由1981年的59.1：100上升到1987年的89.7：100，1988年接近1：1。針對這些情況，陳云強調要永遠不打財政赤字，要提高國家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1988年10月8日，他針對當時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指出：“永遠不打赤字財政。從全局看，在幾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財政平衡。要扭轉當前混亂的經濟局面，首先要靠財政平衡、特別是中央財政平衡。”[10]

財政赤字中的要害問題仍然是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關系問題。1980年12月，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分析經濟形勢和經驗教訓時提出了雷厲風行的果斷措施。他說：今后若干年，要凍結地方財政結余，財權仍歸地方，但由中央財政借用。一切機關、團體、部隊、企業、事業單位的上年結余，都不許動用，非動用不可的，要經過批準。他解釋說，不如此，煞不住地方隨便投資搞基本建設或隨便開支，中央財政也平衡不了。“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沒有這樣一個集中是不行的，否則就會亂套，也不利于改革。”“現在中央財力的比例大大縮小，地方財力的比例大大增加。今年提出的凍結和集中，反映了這個客觀現實。”[11]14年后，從1994年起，為了增強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我國全面推行分稅制的財政體制。2月9日，陳云在上海欣慰地叮囑市委負責同志：“中央決定從今年起實行分稅制，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財力。上海和全國其他各地都表示贊成，說明大家是顧全大局的，我很高興。”[12]

關于外匯平衡和信貸平衡，新時期陳云的“國力論”提出外匯收支除平衡外，還要有結余，要保持適當規模的外匯儲備；要改革和發展金融事業，調節貨幣供應量，掌握貨幣發行權。“文革”后期，陳云在協助周恩來抓外貿工作時，就對增加我國的外匯儲備作出了貢獻。到了新時期，他更重視這一工作。1979年3月21日，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說：要找增加外匯收入的來源，要把它看作一個很大、很重要的題目。光靠農產品出口創匯數量不大，要多找門路，旅游、資源出口、補償貿易、合作生產、加工定貨都可以搞。5月18日，他又提出，在增加外匯收入方面要研究合資經營的問題。

當我們的外匯儲備有了一定的基礎后，一些同志就提出，我們的外匯是不是多啦，沒有地方用，應該花一花。陳云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像我們這樣的大國，保持足夠數量的外匯儲備作為周轉資金很有必要，否則，國際上有個風吹草動的話，就難以應付。1984年7、8月份時，我國有120億美元外匯儲備，還有600噸黃金。針對有些同志要痛快地花一花這筆錢的狀況，陳云找李先念談了一次話。他說，我們的外匯并不多，從長遠看，現在的外匯不但不是多了，而且是緊了。我們是一個大國，儲備一二百億美元，有了風吹草動就可以應付。他舉了沙特阿拉伯的例子，說：沙特阿拉伯在美國有3500億美元的存款，利息一年就是350億。如果我們有150億美元的外匯，利息一年就是15億。當時，還沒有哪一個西方國家肯痛痛快快地一年借給我們15億美元。

改革和發展金融事業是新時期經濟生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四大平衡中的信貸平衡也因此重點發展成對貨幣供應量的調節和掌握，陳云特別強調：中央要掌握貨幣的發行權。這種發行權不但指貨幣發行的數量，而且也指貨幣發行的種類。1984年4月，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提出要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對外商投資給以優惠，擴大這些地方的自主權，并提出了發行特區貨幣的設想。陳云在聽取有關負責同志的匯報時說：我考慮比較多的是特區貨幣問題，這個問題不簡單。如果各個特區都發行貨幣，實際上就是兩種貨幣并存，這樣，人民幣的“腿”會越來越短，特區貨幣的“腿”會越來越長，優幣驅趕劣幣，這是貨幣的客觀規律。人民銀行提出的方案規定特區貨幣發行權在中央，不在地方，這個辦法好。5月26日，陳云又寫了一個便條，鄭重重申：“特區貨幣發行權必須在中央。決不能讓特區貨幣與人民幣在全國范圍內同時流通。如果不是這樣做，就會出現國民黨時期法幣發行之前的狀況。”

當然，貨幣發行的數量更直接影響到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更關乎物價的漲落。在新時期物價發生飛漲的各個關鍵時刻，陳云總是挺身而出，尖銳地指出：必須正確運用貨幣政策調控國家經濟形勢，中央要高度集中貨幣發行權，否則，許多商品都在漲價，影響人民生活，人民會很不滿意。經濟形勢的不穩定，又會引起政治形勢的不穩定。1983年11月，當年增發的貨幣將達100億元，比計劃多發40億元，比1982年增發的42.8億元多發57.2億元，年底市場貨幣流通量比1982年增加22.8％，大大高于社會商品零售總額預計增加10.1％的幅度。貨幣投放這么多，主要是財政透支、財政借款、基建、工資等增加的因素造成的。22日，陳云就此事給趙紫陽寫信指出：3位數的鈔票發行情況決不能繼續了；地方、企業、農民的所得不能再多了；貨幣超額發行導致的漲價問題，最后還得落在政府肩上，因為工資收入者和退休職工實際收入下降了，他們最后還是要向政府要錢。

但是，經濟政策上的看法并沒有統一，到1988年前三季度，工業生產高速發展，固定資產投資總規模膨脹，消費基金增長過快，物價大幅上漲，出現搶購風潮。發生這一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貨幣投放過多。因此，9月份召開的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的重大決策。10月8日，陳云同趙紫陽就經濟問題談了著名的8點意見。其中一點就是強調了鈔票發行權的問題。他說：“現在票子發得太多。票子發行的權力要高度集中，我看還是要‘一枝筆’。”[13]所謂“一枝筆”，就是貨幣發行權由總理或主持經濟工作的副總理把關。陳云的這個意見被后來的事實證明是正確的。

五、經濟發展要和環境資源協調一致，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

除了農業對經濟建設的規模具有很大的約束力外，新時期陳云的“國力論”還強調指出：環境資源對經濟建設的規模同樣具有很大的約束力，這兩者之間要協調一致，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這些是新時期陳云的“國力論”中比較突出的新內容。

關于人口資源和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50～60年代，陳云強調提出了節制生育的問題，他認為這是有關經濟建設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問題。他說：中國人多，必須提倡節制生育，現在糧食、布匹、學校等緊張，都與人口多而且增長快有關系。可惜我們在人口問題上犯了不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新時期撥亂反正后，陳云再次提出這一問題。1979年6月1日，他在上海調研寶鋼問題時同上海市負責人講：人口問題是個爆炸性問題，現在解決不好，將來不可收拾。他建議采取5條措施：1.大造輿論；2.制定法令，只準生一個；3.加強避孕藥物工作；4.優待獨生子女；5.實行社會保險。次年6月，他又在復陳慕華的信中指出：限制人口、計劃生育問題，與國民經濟計劃一樣重要，要列入國家長期計劃、5年計劃、年度計劃。目前，關于限制人口問題全社會已經取得了共識。

此外，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國家在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過程中，有其失誤的一方面，這就是在工業化的同時，未能很好地顧及環境資源的保護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工作重點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經濟的加速發展，使得環境資源狀況的惡化程度進一步加劇。陳云在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發揮過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新時期中，又是他最早和最深刻地反省到這一失誤，使他的“國力論”中增加了有關的新內容。

在總結幾十年經濟發展與保護環境資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后，陳云認為在發展經濟過程中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須未雨綢繆，預作準備，否則貽害子孫，后患無窮。1979年3月21日，他在政治局會議上就說：“防止污染，必須先搞，后摘要多花錢。”[14]6月17日，他在給李先念、姚依林的信中，提出了經濟建設必須盡早注意的兩個問題：一是水資源的問題，一是工業污染的問題。鑒于當時天津、北京等地的水資源已很緊張，陳云提出“今后工廠的設立必須注意到用水量。有些工廠因為礦藏關系只能在當地開辦，有些工廠可以而且應該在有水的地方辦。即使有水資源的工廠，也應該有節約用水的辦法。”關于工業污染問題，他指出：“今后辦廠必須把處理污染問題放在設計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這是重大問題。”[15]至于已經開辦了的工廠，哪些還未處理污染問題，我們應該心中有數，逐步改變。

城市環境的污染問題多年來在國家決策中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陳云在1981年9月2日政治局會議上強調了這個問題。他說：水資源的問題已經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上來了，解決城市污染的問題也要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上來，早投資比后來補要省得多。他舉了蘇州河污染的例子，說他當學徒時蘇州河就是黑黑的水，現在雖說馬上改變不容易，但要著手逐步解決。1982年以來，上海市由于空氣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過多，下了10多場酸性雨，陳云得知后在10月25日很急切給趙紫陽、胡耀邦批示道：“治理費要放在前面。否則后患無窮。”

隨著經濟建設的深入發展，我國許多地區的環境污染呈上升趨勢。對此狀況，陳云提出要把治理污染、保護環境提高到一項大的國策的高度來認識，在這方面要舍得花錢。1988年8月22日，人民日報記者寫了《四川排放污物總量約占全國十分之一》的情況反映。27日，新華社記者又寫了《“衛星看不見的城市”——本溪市環境污染情況調查》。對于這些問題，有關方面研究后認為，污染治理的技術不成問題，關鍵是缺乏資金投入。陳云看到這兩份材料后，把它們送給趙紫陽、李鵬、姚依林再看看，并寫了一封信，說：“治理污染、保護環境，是我國的一項大的國策，要當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來抓。這件事，一是要經常宣傳，大聲疾呼，引起人們重視；二是要花點錢，增加投資比例；三是要反復督促檢查，并層層落實責任。”[16]他在信的結尾請有關部門把這方面的材料以后常送給他看看。

由于陳云非常關心這方面的情況，水利專家張光斗、陳志愷就把他們合寫的《我國水資源問題及其解決途徑》的文章呈送給陳云。陳云看后認為很重要，于1990年6月6日將此文轉給江澤民、李鵬、宋健，并批道：“水的問題始終是一個大問題。要從戰略高度來認識水的問題的嚴重性。各級領導部門，尤其是經濟、科技領導部門，應該把計劃用水、節約用水、治理污水和開發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糧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長遠規劃、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加以實施，以逐步扭轉目前水資源危機的嚴重狀況。”[17]

至于掠奪性使用資源的不良傾向，陳云則給予尖銳批評，他大聲疾呼要制止這種現象。不少企業在推行承包制后，為了完成承包數，硬拼設備，帶病運轉，安全事故增多。對此，陳云在1988年10月8日說：“企業一定要維護好設備，特別是關鍵設備，四個九不行，必須做到萬無一失。”他要求承包工交企業的“必須確保設備完好率”，并深刻地提醒說：“要看到，現在無論是農業生產，還是工業生產，都相當普遍地存在著一種掠奪式的使用資源的傾向，應當引起重視。”[18]

既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護環境資源，這里面就有一個如何看待經濟發展速度的問題。陳云指出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他認為照顧到各個方面協調的前進，表面上看來慢，但實際上快，這是可靠的腳踏實地的前進。1984年我國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4％，1985年1～7月又比1984年同期增長22.8％。陳云認為，這樣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為我們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很難適應這樣高速度的需要。1985年9月18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于制定“七五”計劃的建議，提出“七五”期間工業和農業發展的速度，分別為7％和6％。對此，陳云在會上講話說：“這個速度比較適宜，執行中可能超過，但主觀上不必再提更高指標。”[19]鄧小平曾在8月2日接見外賓時也說，我國工業發展速度太快，“聽起來可喜，但有不健康的因素”。陳云這時表示他贊成鄧小平的這個意見，并說：“說到底，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地穩步前進，這樣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則，造成種種緊張和失控，難免出現反復，結果反而會慢，‘欲速則不達’。”[20]

放慢了速度，有人就會說這樣會耽誤幾年發展的時間。對此，陳云的看法是，不要怕被人說耽誤了幾年發展時間，他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經濟建設就已經耽誤了100多年，我們對經濟發展速度的調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調整，這不是耽誤，不調整才會造成大的耽誤。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陳云關于經濟發展要和保護環境資源協調一致的觀點尤其具有深刻的意義。

六、最后的叮囑：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并且要留有余地

黨的十二大以后，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陳云因年事已高，逐漸退居二線，但他仍時刻關心祖國現代化建設的每一重大進程，適時發表切中時弊的真知灼見。

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后，我國國民經濟進入新的市場化發展階段。到1993年上半年，經濟高速增長，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新發展。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四高兩亂”的消極現象，即：高投資、高貨幣投放、高物價、高進口、金融秩序混亂、生產資料市場秩序混亂。為此，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以整頓金融秩序為重點，提出了16條措施。

1994年2月9日，同往年春節一樣，已是89歲高齡的陳云在上海同市委負責人談了話。這次談話，主要是談全國的經濟形勢和處理困難的辦法。他說：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國經濟發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當然，目前還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從全國來看，當前經濟工作要特別注意的一個問題，就是建設規模一定要與國力相適應，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時，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經濟效益上來。”[21]在當時經濟形勢嚴重過熱的情況下，陳云建設規模要與國力相適應的這個觀點顯得格外引人注目。盡管這個觀點早已廣為人知，耳熟能詳，但它的深刻的震撼力和針砭力從沒像這次這樣給人留下難以忘懷的印象。1995年4月10日，陳云與世長辭。這次談話是他最后一次公開談話，經他親自審定收入《陳云文選》最末篇。

注 釋：

[1]《經濟建設的幾個重要方針》，《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頁。

[2]《關于當前經濟問題的五點意見》，《陳云文選》第3卷，第236頁。

[3]《工作要抓實》，《陳云文選》第3卷，第376頁。

[4]《計劃與市場》，《陳云文選》第3卷，第246～247頁。

[5]《經濟建設要腳踏實地》，《陳云文選》第3卷，第268頁。

[6]《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陳云文選》第3卷，第280～281頁。

[7]《關于財經工作給中央的信》，《陳云文選》第3卷，第248～249頁。

[8]《堅持按比例原則調整國民經濟》，《陳云文選》第3卷，第252頁。

[9]《對當前經濟問題的五點意見》，《陳云文選》第3卷，第237頁。

[10]《當前經濟工作的幾個問題》，《陳云文選》第3卷，第366頁。

[11]《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陳云文選》第3卷，第279頁。

[12]《要維護和加強黨中央的權威》，《陳云文選》第3卷，第380頁。

[13]《當前經濟工作的幾個問題》，《陳云文選》第3卷，第366頁。

[14]《堅持按比例原則調整國民經濟》，《陳云文選》第3卷，第254頁。

[15]《經濟建設必須盡早注意的兩個問題》，《陳云文選》第3卷，第263頁。

[16]《治理污染、保護環境是我國的一大國策》，《陳云文選》第3卷，第364頁。

[17]《從戰略高度認識水的問題的嚴重性》，《陳云文選》第3卷，第375頁。

[18]《當前經濟工作的幾個問題》，《陳云文選》第3卷，第366頁。

[19]《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陳云文選》第3卷，第351頁。

[20]《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陳云文選》第3卷，第351頁。

[21]《要維護和加強黨中央的權威》，《陳云文選》第3卷，第380頁。

　（原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