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執掌中央紀委

周錕

“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陳云提出這一論斷，既是對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更是源于對新的實踐的全面思考，與他在新時期執掌中央紀委的不凡經歷也息息相關。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陳云眾望所歸地當選為中央紀委第一書記。從此時一直到1987年，陳云執掌中央紀委長達9年時間。在他的帶領下，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重建的中央紀委群英薈萃，除陳云擔任第一書記外，鄧穎超、胡耀邦分別擔任第二書記和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王鶴壽、王從吾、劉順元、張啟龍、袁任遠、章蘊、郭述申、馬國瑞、李一氓、魏文伯、張策為副書記。陳云向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代表們表達了他的心聲：“十一屆三中全會選舉我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我感謝工作會議和中央全會同志們對我的信任。但是，我的身體情況是很差的。我將盡我的力量來工作。”

“維護黨規黨紀，整頓黨風”

中央紀委剛剛恢復，重建任務異常艱巨。一方面，黨長期以來形成的優良傳統、好的作風，在“文革”中受到沖擊，在這一時期突擊入黨的1000多萬黨員中，許多人黨性不純；另一方面，在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嶄新階段即將到來的重要關頭，紀檢工作要面對許多全新的問題，社會各界對中央紀委的期望也很高。

1978年12月24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發表。從第二天起，中央紀委就開始收到群眾來信，截至1979年1月11日，中央紀委收到控訴信、申訴信或者建議信就有6000多件，有些信甚至長達幾百頁，每天收到的來信都是成麻袋地裝。當時中央紀委抽調了很多人，從事信訪工作，在北京的“七號院”里，分成好幾個組，每個組都有十幾位同志，他們的任務就是每天處理來信和接待來訪。

在紛繁復雜的局面中，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究竟應該怎樣開展？指導方針和基本任務應該如何確定？這是中央紀委重建以后亟待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中央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和副書記王鶴壽向陳云請示，陳云當即指出：“抓黨風，中紀委的工作指導方針是維護黨規黨紀，整頓黨風問題。”

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央紀委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陳云向100位剛剛當選的中央紀委委員闡述道：“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維護黨規黨法，整頓黨風。我們這次會議就是要為實現這個基本任務做必要的準備工作。我們做好這件事，對我們這樣一個在9億人口國家中的執政黨，是一種重大的工作，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是一種重大的責任。”

“維護黨規黨紀，整頓黨風”作為中央紀委的基本任務被確定下來，使中央紀委在工作剛剛起步的關鍵時刻很快廓清了思路，明確了前進的方向。也是在這次會議上，陳云領導中央紀委啟動了第一項重要工作——制定《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

《準則》是除黨章以外的第一部黨規黨紀。它針對的是黨內政治生活中有些不正常的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民主集中制落實不到位的問題。中央紀委成立前，胡耀邦在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期間，就根據黨內存在的種種問題，籌劃起草了一個關于黨內政治生活準則的草稿。鄧穎超在中央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稱贊《準則》很好，“是耀邦和中央組織部的同志為全會做了一項很好的準備工作，是我們今后進行工作的有力武器”。當時已經74歲的陳云，對這份文件的起草制定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要求非常嚴格。2月28日，陳云在給當時中央領導同志的信中說：“這個文件發下去征求意見……再改。再改之后也只作為中央試行文件。試行中如有不妥，還可以再改。”

《準則》的起草工作充分發揚了民主作風。基本成型后，在中央紀委第一次全會上分為5個小組，經過認真詳實的討論，通過了《準則》(草案)報送中央批準。3月19日，以中央文件印發至縣團級黨委

進行討論，征求意見，并要求于同年9月1日前將意見報告中央紀委進行匯集、整理、修改。半年多的時間里，中央紀委共收到各地報告148份，黨員個人來信50件，提出修改意見達1800條。草案經過中央紀委各位書記多次討論，7次易稿。《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共12條：

一、堅持黨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

二、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

三、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嚴格遵守黨的紀律；

四、堅持黨性，根絕派性；五、要講真話，言行一致；

六、發揚黨內民主，正確對待不同意見；

七、保障黨員的權利不受侵犯；

八、選舉要充分體現選舉人的意志；

九、同錯誤傾向和壞人壞事作斗爭；

十、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

十一、接受黨和群眾的監督，不準搞特權；

十二、努力學習，做到又紅又專。

12條中，有一條是陳云專門添上去的。據《準則》起草組成員郭儀回憶，《準則》基本上定稿后，寫作班子都解散了，這時候陳云來了一個新的指示，12條準則必須增加一條。陳云要求必須增加的，就是現在《準則》的第12條：“努力學習，做到又紅又專。”陳云的設想是，搞四化建設，必須造就一大批的又紅又專的干部隊伍。要求共產黨的干部必須又懂政治，又懂業務。陳云在當時全黨注重撥亂反正，糾正冤假錯案，恢復創傷的情況下，已經高瞻遠矚地想到了四化建設的需要。

1980年2月29日，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這是一部重要的黨規黨法，是陳云領導制定的一份綱領性文件。陳云在通過《準則》的五中全會上，又專門講了一段話。他特別強調：“要認真實行集體領導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黨的任何一級組織，允許不同意見存在，我看這不是壞事。有不同意見，大家可以謹慎一些，把事情辦得更合理一些。允許有不同意見的辯論，這樣可以少犯錯誤。一個人講了算，一言堂，一邊倒，我認為不好。這是講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須要有集中，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否則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無成。沒有民主不好，沒有集中也辦不了事。”

《準則》公布以后，對黨內政治生活由亂到治起到了立竿見影的作用。《人民日報》在社論中指出：“每一個黨員都要對照《準則》的規定，認真檢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風，發揚成績，克服缺點。同時，廣大群眾也應該以《準則》的要求來監督黨組織和黨員，幫助我們黨加強黨紀，搞好黨風。”在實際工作中，《準則》的執行也落到了實處。比如，轟動一時的“西水東調”工程、“國才式鍋爐”都因違背《準則》被叫停，相關領導被問責。紀檢工作一炮打響，受到了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

為了進一步推動落實《準則》，中央紀委召開了多次座談會。1980年11月，在第三次貫徹《準則》座談會上，陳云提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中央紀委原常務書記韓光回憶：“大家覺得他這個話會有好的影響，果然后來這個影響非常好的。”

“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這一論斷，是陳云在總結我們黨執政30年和其他各國執政黨經驗教訓基礎上提出的一個經典論斷，他透徹地揭示了抓黨風問題的本質意義。緊緊抓住黨風問題，也成為了陳云指導紀律檢查工作的一個突出特點。

“繼續建立和健全黨的紀律檢查部門”

完備而有戰斗力的紀檢隊伍是開展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的組織保證。陳云非常重視紀檢隊伍的建設，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中央紀委就在陳云領導下開始著手建立機構、選調干部，也啟動了地方紀委的重建工作。

1979年初，劉麗英任沈陽市公安局副局長，長期分管人事工作，認真敬業，作風正派，對局內干部情況非常熟悉，有“活字典”之稱。1月2日，她意外地接到遼寧省委的通知，得知自己被選為中央紀委委員，4日到北京參加中央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會上，她與另一位中央紀委委員、張聞天夫人劉英一起被抽調參與中央紀委的干部選調工作。會議結束時，她得知自己已被調入中央紀委工作。當時，中央紀委連辦公場所都沒有，劉麗英就住在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里。從那時起，她就全身心地投入了黨的紀律檢查工作，與腐敗分子進行了20多年的殊死斗爭，1983年當選中央紀委常委，1997年當選中央紀委副書記，被老百姓親切地稱作“女包公”。1986年10月4日，陳云同中央紀委常委談話結束后，握著劉麗英的手說：“你是我們中紀委常委中唯一的穆桂英。”

1982年9月13日，陳云在中央紀委全體會議上講話指出：“要繼續建立和健全黨的紀律檢查部門，縣以上單位的黨委，過去凡是沒有建立紀律檢查機構的，要盡快建立；已經建立的，有些還要加強力量。一般說來，凡是沒有紀律檢查委員會或紀律檢查組的地方，都應當有專職的紀律檢查干部。”1983年3月，中央紀委根據陳云的指示精神，制定了《關于健全黨的紀律檢查系統加強紀檢隊伍建設的暫行規定》，對黨的各級紀檢機構的設置、任務和職責范圍，紀委委員名額和機關編制，各級紀檢機構干部配備和管理原則等作了具體規定，要求各級黨的紀檢機構尚未建立的，必須在1983年建立，已經建立還不夠健全的，要盡快健全起來。

在紀檢隊伍的建設中，陳云特別強調干部素質。他指出：“要把黨的紀律檢查隊伍本身的干部選好、用好。做紀律檢查工作的干部，應當是有堅強的黨性，有一股正氣的人；應當是能夠堅持原則，敢于同黨內各種不正之風和一切違法亂紀行為作堅決斗爭的人；而不應當是在原則問題上‘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的人。”喜愛書法的陳云，曾經給主持紀委工作的王鶴壽寫了一個條幅，上面引用了魯迅的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他還對王鶴壽說：“中紀委的干部就應該這個樣。”改革開放初期，一些“文革”中的“三種人”和黨性不強的人混跡于紀檢隊伍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紀檢工作的順利開展。針對這種情況，陳云批示：紀檢隊伍中不能有“三種人”，已有的要調開。根據這一批示，中央紀委發出通知，要求各級紀檢機關對所屬單位的干部進行認真審查，把“三種人”和不適宜做紀檢工作的人，結合當前體制改革和整黨，調離紀檢機關。今后選調干部，對“文革”中有嚴重問題的人，一個也不能調入，一定要按照條件嚴格審查。經過這次清理，紀檢隊伍得以純潔，保證了紀檢機關的戰斗力。陳云一貫堅持“用干部的標準，概括起來有二：即政治和能力,原則是德才并重，以德為主”。他以這樣的原則選拔任用和嚴格要求廣大紀檢干部，使這支隊伍為促進黨風的根本好轉獲得了組織上的保證。

隨著紀檢工作實踐的發展，紀檢機關由同級黨委領導這種體制的弊端日益顯露出來。在陳云指導下，中央紀委向黨中央提出改為由同級黨委和上級黨委雙重領導，以同級黨委領導為主的體制。中央批準了這一報告。

“黨風問題必須抓緊搞，永遠搞”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面貌日新月異，很多人經不住利益的誘惑，產生了種種不正之風，其中也包括一些黨員干部。這引起了陳云的高度重視。

中央紀委辦公廳原副主任凌華偆回憶：“出現了很多不正之風，這些材料送到了陳云同志那里以后，陳云同志看得很仔細。他再返回給我，要我補材料的時候，我看到材料上面他用鉛筆在一些文字和數字底下畫了重重的杠杠，在很多地方畫出了驚嘆號，所以說明陳云同志對于經濟領域中的不正之風是憂心忡忡的。”

陳云看得更深更遠，他向全黨闡述：“對于利用職權謀私利的人，如果不給以嚴厲的打擊，對這股歪風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會敗壞黨的風氣，使黨喪失民心。所以，我說過：‘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1982年以前，陳云強調黨風主要針對黨內政治生活，關鍵是確立民主集中制，反對“一言堂”。

1982年以后，他主要談的是以權謀私的問題，有關走私販私、權錢交易、重大經濟犯罪的問題。

國門初開，舉國上下對應該怎樣進行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沒有經驗，特別是在沿海的一些地區，原來零星的走私販私，在地方領導的錯誤判斷和影響下，逐步形成比較大的、甚至是群眾性的犯罪活動。不正之風演變成了腐敗犯罪，這使得一向冷靜的陳云怒不可遏。

1982年1月5日，中央紀委的一份《信訪簡報》送到了陳云的案頭。陳云看過后，將秘書朱佳木叫進了辦公室，朱佳木驚訝地看到陳云的臉色憋得通紅。朱佳木后來回憶：“我到陳云同志那里去，他指著這個桌子上的一個文件就對我說，我前一天給他送過去的中紀委的一個《信訪簡報》，反映廣東沿海地區走私猖獗，涉及一些領導干部。他指著這個簡報說，告訴鶴壽要嚴辦，要殺幾個。殺幾個可以挽救一大批，亂世要用重刑，我們解放初期貪污幾千元就要槍斃。”說完之后，陳云還不放心，就在簡報上給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批了幾句話：“我主張嚴辦幾個，判刑幾個，以至殺幾個，并且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

陳云的批示件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一致同意，鄧小平還在他的批示旁又加了8個字：“雷厲風行，抓住不放”。一場激烈的打擊經濟犯罪、反對腐敗的斗爭迅速掀開大幕。

1月11日，中央發出了《關于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緊急通知》。2月11日，陳云在中央紀委一份反映經濟犯罪問題的簡報上批示：“現在抓，時間雖晚了些，但必須抓到底。中紀委必須全力以赴。”很快，中央紀委專門成立了貫徹中央緊急通知辦公室，增設新機構，并從各方面抽調400多名干部參加工作。時任中央紀委案件審理室主任的龐然評價：“沒有陳云同志的指示不可能有這么大的舉動。工作方針是全力以赴，沒有機構新設機構，沒有干部先臨時借調干部。”3月8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有關條款作了相應的補充和修改。7月，中央紀委先后派出154名具有豐富斗爭經驗的司局級以上干部，分赴北京、上海、廣東、福建、浙江等省、市，充實和加強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的辦案力量，直接參與大案、要案的調查處理工作。

前線烽火正急，坐鎮北京的陳云密切注視著這場斗爭的走向。據朱佳木回憶，陳云非常關注這場斗爭的進展，有一段時間，他別的文件都不看，就思考這件事。對反映一些領導干部，以及領導干部子女在經濟上出現嚴重問題的簡報，陳云有的做了批示，有的向有關的領導轉達了意見。有一次，陳云按習慣聽晚上八點鐘的新聞聯播節目，其中有新華社報道的一個領導干部因經濟犯罪被逮捕的消息，但陳云發現第二天的《人民日報》沒有報道，馬上讓秘書打電話向人民日報社詢問。人民日報社答復是因為新華社的消息比較簡短，他們想再收集一些綜合材料，寫一篇比較詳細的報道，另外再配發一篇評論。第二天消息和評論都發出了，陳云看到后才放下心來。

在眾多的案件中，處理廣東省海豐縣委書記王仲一案，牽動著陳云的心緒。1980年七八月間，海豐縣打擊走私販私斗爭正處于高峰期，被查獲的走私貨物在汕尾鎮堆積如山，令王仲垂涎三尺。1979年秋到1981年8月，王仲侵吞緝私物資、受賄索賄的總金額達6.9萬元。這在月工資幾十元的年代，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王仲的不法行為在海豐縣造成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后果：沿海猖獗一時的走私活動得不到有效制止，一批干部被腐蝕，一些黨的基層組織癱瘓，一些緝私人員執法犯法、監守自盜。海豐縣一時成為遠近聞名的私貨市場，甚至有人譏諷地將海豐喻為“遠東的國際市場”。此案的處理受到了陳云的極大關注，他多次聽取案情匯報，先后派出了100多人次的工作組調查此案。當時有人認為，王仲是一個老同志，為國家做過一些貢獻，可以考慮從輕處理。但是中央，特別是陳云認為，在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在一個地區出現如此嚴重的問題，王仲確實起了非常壞的示范效果，如果不按照黨紀國法給予懲處的話，對改革開放是不利的。1983年1月17日，在汕頭市人民廣場舉行的審判大會上，王仲被依法判處死刑。王仲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個因貪污腐敗被槍斃的縣委書記，他的案件被稱為“改革開放第一案”。

這場斗爭處理的不只是一個王仲，而是一批。至1983年4月，全國立案審查的各類經濟案件共約19.2萬多件。10月，陳云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公布了一系列數字：“我們絕大多數黨員是不謀私利的，但因謀私利而犯法、犯錯誤的黨員也不是一個很小的數量。就從打擊經濟領域犯罪以來，中央紀委統計的經濟犯罪案件中看，開除黨籍的有9000多人，受黨紀處分的有1.8萬多人，兩者合計2.7萬多人。”這個數字是陳云專門向中組部核對的，就是為了說明問題的嚴重性。我們黨在1927年遭到國民黨反革命政變的屠殺，經歷血雨腥風后，當時僅存一萬多黨員，依靠頑強拼搏，最后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但是由于經濟犯罪和腐敗問題，損失掉的黨員“比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后全國黨員總數還要多一倍多”，陳云給全黨敲響警鐘。

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斗爭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腐敗現象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這成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建設的重要保障。但是，反腐是一項必須長期堅持的斗爭，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陳云對此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他多次強調：“黨風問題必須抓緊搞，永遠搞。”“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不存在‘松綁’問題。沒有好的黨風，改革是搞不好的。共產黨不論在地下工作時期或執政時期，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黨的紀律。”

從1978年到1987年，在陳云擔任中央紀委第一書記的9年里，建立健全了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加強了黨紀黨規的制度化建設，恢復重建了黨的各級紀檢組織，培養鍛煉了一支作風過硬、能力突出的紀檢干部隊伍，為新時期黨的紀檢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這9年，全國各級檢察機關查處各種經濟犯罪案件達70多萬件。在中央部署全面從嚴治黨、重拳反腐不斷取得新進展的今天，重溫改革開放之初的崢嶸歲月，能從中看到黨和政府端正黨風、懲治腐敗的決心，堅定全黨全國對搞好黨風廉政建設的信念。

（來源：《湘潮(上半月)》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