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晚年對經濟建設中幾個重大關系問題的思考

楊明偉

毛澤東曾經多次稱贊過陳云：“他看問題有眼光”，對經濟工作“懂得較多”。（見《陳云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999頁、第1292頁）進入晚年的陳云，仍然用他自己提倡的辦法，以“踱方步”的形式“考慮戰略性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建設規模與國力的關系、無工不富與無農不穩的關系、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大膽探索與總結經驗的關系、發展經濟與保護資源環境的關系等等。梳理陳云晚年對這些重大問題的思考，對當前和今后繼續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尤其是處理好經濟建設中的重大關系，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1.建設規模與國力的關系問題——“建設規模一定要與國力相適應，而且要留有余地”“在不再折騰的條件下有較快的發展速度”

“建設規模要與國力相適應”“要留有余地”這樣的話，陳云從20世紀50年代就講起，一直講到90年代。早在50年代他就指出：國力與建設的矛盾“是決定全局的問題”。“如果擺不好，怎么忙也解決不了問題。”（《陳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頁）他提出，“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適應還是不適應，這是經濟穩定或不穩定的界限”。陳云解釋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口大國，“建設的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合適，經濟就穩定。當然，如果保守了，妨礙了建設應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糾正保守比糾正冒進，要容易些。”（《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5頁）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后，“國力與建設的矛盾”仍然是陳云思考得最多的問題之一。還在1980年前后，陳云就多次提醒人們，基本建設需要“腳踏實地地前進”。他特別強調，要一切從實際出發，“照顧到各方面協調地前進，這個前進是可靠的”。如果頭腦不清醒，就會造成經濟形勢的不穩定，所以他提出：“我們要改革，但步子要穩。”“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陳云文選》第3卷，第268、277、279頁）1986年1月，針對熱心于超過國力、不顧實際地進行基本建設投資的情況，他作出這樣的批示：“不要太熱心了！要多搞是愛國，但是，實事求是地搞才是真愛國。”（《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頁）到90年代中期，陳云仍然關注這一問題，繼續提醒人們：“從全國來看，當前經濟工作要特別注意的一個問題，就是建設規模一定要與國力相適應，而且要留有余地。”（《陳云文選》第3卷，第380頁）

陳云之所以持續不斷地關注和強調這一重大關系問題，就是要告誡大家：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這是社會主義建設必須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正如他所說的：“人民向往四個現代化，要求經濟有較快的發展。但他們又要求不要再折騰，在不再折騰的條件下有較快的發展速度。我們應該探索在這種條件下的發展速度。”他還以另一種方式表達過這種觀點：“必須做到一能吃飯、二能建設”，這樣才能“腳踏實地地前進”。（《陳云文選》第3卷，第264、268、306頁）

2.“無工不富”與“無農不穩”的關系問題——“糧食問題始終是一個大問題”，“無工不富”的聲音不能超過“無農不穩”

“無農不穩”“無糧則亂”這樣的話，陳云在各種場合講過多次。改革開放后，陳云經常提醒人們，農業現代化是其他現代化的基礎，中國有廣大的農民，“這是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第420頁）他認為，中國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既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如果我們這一代解決不了糧食問題，就會給下一代留下一個關鍵性和根本性的難題。陳云在這方面的思考和提醒，有幾次特別值得我們體會。

一次是對全黨“敲警鐘”：“無農不穩”“無糧則亂”。1985年9月，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陳云特別提醒全黨要注意經濟建設中出現的一些重大動向：“現在有些農民對種糧食不感興趣，這個問題要注意。”他要求黨內同志要注意糧食問題：“發展鄉鎮企業是必要的。問題是‘無工不富’的聲音大大超過了‘無農不穩’。十億人口吃飯穿衣，是我國一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大政治問題。‘無糧則亂’，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陳云文選》第3卷，第349、350頁）

一次是提醒地方領導：“糧食過不了關”“這個問題是關鍵”。1988年5月，陳云在杭州休養期間，對浙江省的領導同志談到了自己一段時間以來對中國糧食問題的憂慮。他說：“我們這些人在世時，糧食過不了關。我國人口多，土地少，要達到1萬億斤糧食，每年需要增加160億斤，不容易。……下一代人如果在科學上沒有突破，糧食也很難過關。這個問題是關鍵。”（《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第412頁）

一次是提請中央主要負責人：“糧食問題始終是一個大問題”。1988年10月8日上午，陳云對當時的中央主要負責人就“當前經濟工作的幾個問題”談了“八點意見”，第一點意見講的就是糧食問題。“糧食問題始終是一個大問題。十億人民要吃飯，農民種地賣糧給國家，天經地義。現在相當大一批農民搞鄉鎮企業，買糧食吃，不能小看。”（《陳云文選》第3卷，第365頁）陳云對糧食問題的思考和提醒，在老一輩革命家中有著很強的共鳴。就在陳云提醒“不能小看”這一問題一周后，李先念也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信贊同陳云的觀點，他說：“糧食問題要高度重視。我是被糧食問題嚇怕了的。陳云同志說‘無糧則亂’，這是真理。何況中國有十多億張嘴巴。”多年的革命和建設經驗，使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深知，“農業搞不上去，什么都不好辦，什么四個現代化，一個現代化也沒有。”（《李先念傳（1949—1992）》［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9頁、第1335頁）

3.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問題——“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計劃經濟部分增加，市場經濟部分也相應地增加

陳云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思考，始于20世紀50年代。改革開放后，陳云對這個問題又進行了進一步的思考。他于1979年3月8日寫出了《計劃與市場問題》提綱，其中明確指出：“現在的計劃太死，包括的東西太多，結果必然出現缺少市場自動調節的部分。”為此他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1）計劃經濟部分（有計劃按比例的部分）；（2）市場調節部分（即不作計劃，只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即帶有盲目性調節的部分）。”“在今后經濟的調整和體制的改革中，實際上計劃與市場這兩種經濟的比例的調整將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經濟部分所占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都相應地增加。”（《陳云文選》第3卷，第245、247頁）

在當時的情況下，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無論是領導層還是理論界，對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都存在不同看法。因此陳云后來在大多數公開場合還是采用“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而在內部場合，這一時期陳云多次使用過“市場經濟”的概念，例如在1981年11月2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云就提出：“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者的關系是主要方面和從屬方面的關系，計劃經濟起主要作用，市場調節還是從屬于計劃。”（《陳云文集》第3卷，第494頁）1982年1月25日，在與國家計委負責人談話時，他再次強調要“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1982年1月26日《人民日報》）

從目前查閱到的檔案和其他材料看，陳云是最早從理論視野上將市場經濟引入社會主義經濟的人之一。后來他借用了黃克誠關于“籠子與鳥關系”的提法來概括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但陳云說，這個“籠子”，“該多大就多大，不一定限于一個省，一個地區，也可以跨省跨地區，甚至不一定限于國內，也可以跨國跨洲”。（1982年12月3日《人民日報》）在陳云等人的共同推動和積極探索的基礎上，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鄧小平稱作出《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

4.“大膽地闖”與“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問題——“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要“摸著石頭過河”“邊實踐，邊探索，邊總結經驗”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陳云特別強調要“邊實踐，邊探索，邊總結經驗”。他贊同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認為“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點，穩一點，少走彎路，走彎路的損失比慢一點的損失多”。針對有人對“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提出的批評，他反駁說：這種批評“沒有講出道理來。‘九溪十八澗’，總要摸著石頭過，總要下河去試一試。”（《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第413頁）陳云在這方面有不少深刻認識和思考。

其一，對改革開放如何起步，他要求人們一方面把成功的經驗作為認識基礎，另一方面將失敗的教訓引以為戒。他說：“開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代價是重大的。錯誤的主要來源是‘左’的指導思想。在‘左’的錯誤領導下，也不可能總結經驗。”（《陳云文選》第3卷，第282頁）

其二，對一些重大項目建設，他特別強調要邊探索、邊總結經驗。比如由于沒有經驗，寶鋼建設出現了一些問題也引發了一些議論，陳云通過調查研究后力挺寶鋼上馬，并提出：“建設寶鋼要總結經驗教訓。搞‘四化’建設我們沒有經驗，出現一些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他還提出：“要以寶鋼建設為例，總結經驗，搞出個引進外資、引進技術、搞補償貿易的典型來，以后一些項目均可照此辦理。”（《陳云傳》下卷，第1572頁）

其三，對于一些重大的決策措施，陳云提出：“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復雜，不能要求過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論研究、經濟統計和經濟預測，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陳云文選》第3卷，第279頁）

其四，對于經濟特區建設這樣的重大探索試驗，陳云一邊支持一邊強調：“廣東、福建兩省的特區及各省的對外業務，要總結經驗。現在還沒有好好總結”，試辦經濟特區“現在第一位的任務是認真總結經驗。”他還對國家計委的負責人說：“現在搞特區，各省都想搞，都想開口子。……不能那么搞。特區第一位的問題是總結經驗。”“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陳云文選》第3卷，第307、311、516頁）。

5.發展經濟與保護資源環境的關系問題——經濟建設必須“盡早注意”資源和環境污染問題，“要從戰略高度來認識問題的嚴重性”，“未雨綢繆”

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步入快車道，但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環境問題。陳云對這一問題特別憂心，他多次提出，經濟要發展，但資源環境“必須盡早注意”。在改革開放之初，陳云就專門致信主管經濟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提出“經濟建設必須盡早注意的兩個問題”：一是“全國各地的水資源情況”，一是“工業污染問題”。（《陳云文選》第3卷，第263頁）

對水資源的問題，陳云始終給予關注。上世紀80年代，北京市發生了較為嚴重的水危機。陳云了解此事后，高度憂慮。他多次過問北京的水資源狀態，并與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交換解決水資源緊缺問題的意見。得知陳云對水資源狀況高度關注后，1990年我國著名水利專家、清華大學教授張光斗專門給他寫信反映水資源情況，提議“必須抓緊水源建設。寧未雨綢繆，毋臨渴而掘井。”陳云贊同張光斗等人的意見，他將信和文章批送給當時的中央負責同志，并附信說：“要從戰略高度來認識水的問題的嚴重性。……應該把計劃用水、節約用水、治理污水和開發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糧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長遠規劃、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加以實施。”陳云的意見，得到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環境污染也是陳云特別憂慮并著力思考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改革開放之初，陳云就提出：“今后辦廠必須把處理污染問題放在設計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陳云文選》第3卷，第263頁）陳云在80年代中后期多次提出要注意解決污染問題，針對某些地區存在嚴重環境污染，甚至成為“衛星看不見的城市”，陳云專門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信說：“治理污染、保護環境，是我國的一項大的國策，要當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來抓。這件事，一是要經常宣傳，大聲疾呼，引起人們重視；二是要花點錢，增加投資比例；三是要反復督促檢查，并層層落實責任。”1988年國務院重新組建了新一屆環境保護委員會，當年10月8日，陳云指出：“要看到，現在無論是農業生產，還是工業生產，都相當普遍地存在著一種掠奪式的使用資源的傾向，應當引起重視。”（《陳云文選》第3卷，第364、366頁）

晚年陳云對搞活經濟與中央權威的關系等問題也有很多思考，這些都是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重大戰略命題，他多次語重心長地說，“要拿出一定時間‘踱方步’，考慮戰略性的問題”。陳云始終站在黨、國家和民族長遠發展的角度，思考這些重大的戰略性問題并提出中肯的建議。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五編研部主任、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2015年07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