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的歷史貢獻

陳群

[摘要]陳云在長期領導新中國經濟工作過程中，提出和總結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遵循的若干指導思想。概括起來，這些指導思想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來制定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藍圖；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是最快的速度；綜合平衡是實現按比例發展的基本方法；無農不穩，無糧則亂；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他提出的這些指導思想，不僅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失去其重要意義，而且必將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征途中不斷地發揮出借鑒、啟示和激勵作用。

[關鍵詞]陳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改革開放；綜合平衡；經濟體制改革

今年是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也是他逝世20周年。偉人雖已離我們遠去，但他為黨、為國家、為人民不懈奮斗的光榮業績，他高尚的思想、品格、風范和治黨治國的豐富經驗，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寶貴精神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永遠不會離開我們。

陳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集中體現在他親自審定的三卷《陳云文選》之中。其中，經濟工作方面的文稿占了很大部分，內容非常廣泛。陳云從陜甘寧邊區開始，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長期從事經濟領導工作。他不僅積累了經濟建設實踐中的豐富經驗，而且展現出了在經濟理論認識上的真知灼見，成為黨內公認的深具戰略眼光、善于解決經濟難題的“能手”，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在長期領導新中國經濟工作過程中，陳云提出和總結了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遵循的若干指導思想，不僅為當時的國家經濟建設作出了杰出的歷史貢獻，也為今天制定國家經濟決策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這些指導思想，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

一、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來制定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藍圖

陳云說：我們搞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是在什么情況下進行的，講實事求是，先要把這個“實事”搞清楚。我國經濟社會的主要特點是，農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人口多，耕地少，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現代化用人少，就業難。這個現實情況，是我們制定建設藍圖的出發點。四個現代化怎么化法？當然，主要靠自力更生。四個現代化是一定能夠實現的，要提高信心。但現在往往把“人民生活現代化”也一起提出，這樣恐怕不行。當四個現代化實現的時候，人民生活水平必有提高，而且提高的程度不會小，但還不能同美英法德日等國相比，因為我國人口眾多，其中大部分是農民，那樣比是辦不到的。現代化應以最先進的工業為標志，這毫無疑問是可以完成的。

這段論述的中心意思，就是制定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藍圖，必須從中國現實的實際情況出發。那么中國現實的實際情況的最大特點是什么呢？就是人口多、耕地少，農民又占絕大多數，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解決就業的難度都很大。這個基本“事實”、“實際”，就決定了中國經濟技術的現代化，不可能同中國人民生活的現代化齊頭并進、同步實現；也決定了中國現代化的具體步驟、標準，不能也不應同西方國家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簡單攀比，更不能離開中國現實的實際去照搬西方和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步驟、標準。只有這樣，才能在堅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來規劃中國現代化建設藍圖這一根本點上，真正做到實事求是。

1979年3月21日，陳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調整國民經濟時，對2000年的遠景規劃作了這樣的描述：“我們的建設喪失了幾乎二十年的時間。到二〇〇〇年能達到八千萬噸鋼，就不錯了。”“冶金部要把重點放在鋼鐵的質量、品種上，真正把質量、品種搞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績。這樣做，二十年時間，其他的工業、交通運輸都可以跟上來，科學技術力量也可以跟得上，城市建設也可以跟得上。防止污染，必須先搞，后搞要多花錢。生活水平多數達到中等，少數可以先富起來。大體上差別不大，但是還有差別。要甘肅趕上江南，不容易。”（《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頁。）

這段論述講了兩個重要意思：一是發展經濟和搞現代化建設特別是城市現代化建設，如果不注意，就會造成污染，因此一定要事先預防，不要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那樣會多花錢；二是在實現中國人民富裕的問題上，一定要認識到由于國家大、人口多，各地區和城鄉發展很不平衡，因此各地區各階層的社會成員不可能同步實現富裕，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但多數人的生活也必須加快擺脫貧困而逐步富裕起來，最終達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先富的少數人與后富的多數人在先后富裕的時間上不能相距太遠，富裕的程度可以有差別，但差別不能大。這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必須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基本原則，又體現了在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過程中應該堅持的實事求是精神。

陳云認為，利用外資和引進新技術，這是實行對外開放的新形勢下，為發展我國經濟和進行現代化建設必須采取的一項重要政策措施。同時他認為，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不過頭腦要清醒。外債可以借，但要盡量少借。借外債，要用得好，還得起。在買設備的同時，也要買制造技術，買專利。現在離列寧所說的將來“在世界幾個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廁所”（《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04頁。）的時間還很遠很遠。我們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占有我們應占的地位。

這一段論述，主要講了要辯證地認識和處理好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技術與堅持我國的獨立自主方針，借外債與用外債、還外債，從國外購買設備與購買技術、專利，建設社會主義與研究資本主義等的相互關系。所謂辯證，就是要全面而不能片面認識和處理這些關系，這樣才會合乎實際，真正做到實事求是。

總之，以上幾段論述，雖然說的都是經濟建設中的具體問題、具體關系、具體方針政策，但都體現了陳云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來制定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藍圖的思想，都體現了陳云想問題、辦事情、參與決策，無不緊緊立足于社會主義中國的實際這個基點之上，無不一以貫之地踐行了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精髓和根本原則。可以說，陳云為我們做領導工作樹立了在理論認識上和工作實踐中如何堅持貫徹實事求是原則的榜樣。

二、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是最快的速度

陳云認為，從長期來看，國民經濟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地穩步前進，這樣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則，造成種種緊張和失控，難免出現反復，結果反而會慢，欲速則不達。1958年以后，我們黨在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上一度發生過急躁冒進的“左”的錯誤，代價是重大的。今后前進的步子一定要穩，不要再折騰，必須避免反復和出現大的“馬鞍形”。人民向往四個現代化，要求經濟有較快的發展，但他們又要求不要再折騰，我們應該探索在不再折騰的條件下有較快的發展速度。經濟形勢不穩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勢不穩定。這是多年來的經驗教訓。

陳云說：我們的工作部署，要反復考慮，看得很準，典型試驗，逐步推廣，穩扎穩打。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點，穩當一點，可以少走彎路。走彎路的損失比慢一點、穩當一點的損失大。我們工作的基點應該是：爭取快，準備慢。毛主席說過：“向著最壞的一種可能性作準備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不是拋棄好的可能性，而正是為著爭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變為現實性的一個條件。”（《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4頁。）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立于不敗之地。

上世紀50年代，陳云主持編制和組織實施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既借鑒蘇聯的經驗，又立足于我國的具體實際，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比例關系安排得比較協調，因而使得經濟發展的速度是很快的，經濟效益也是比較好的。特別是全國工業總產值首次超過農業總產值，這對于推動新中國從落后的農業國逐步走向先進的工業國，具有轉折性的意義。

1988年10月8日，陳云在一次談話中曾經這樣說過：在歷史上起過作用的辦法，現在不應該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三年恢復國民經濟，趕上蔣介石22年。有計劃地開展社會主義建設以來，中間雖有曲折，但發展也不算太慢。而美國的發展，“從華盛頓時代算起，到現在近二百年”。（《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510頁。）　

經濟發展速度的快與慢是相比較而言的，要讓經濟發展得快一些，這并不取決于我們的主觀愿望，而取決于客觀實際條件和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根據客觀條件和經濟規律的要求，一時快不了，但只要把工作做得扎實，各方面都相互協調平衡，就可為以后的加快發展打好基礎和準備好推動力。反之，如果不顧客觀條件和違反經濟規律蠻干冒進，即使一時快、上去了，最后也會掉下來、慢下來，欲速則不達。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就是一個重要的經濟規律。如果不按比例發展，各個產業之間、經濟種類之間的協調與平衡就會被打亂，就會造成經濟的困局與危機，哪里還談得上加快經濟的發展呢？這是許多歷史事實充分證明了的。搞計劃經濟要按比例發展，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要按比例發展。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計劃仍然是國家重要的宏觀指導和調控手段。市場由于自身存在盲目性、自發性和滯后性，不可能解決經濟按比例發展的問題，仍然要通過制定科學的經濟計劃、規劃來安排經濟發展的比例關系。這就是陳云反復強調“國民經濟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地穩步前進”的原因所在。

三、綜合平衡是實現按比例發展的基本方法

陳云認為，搞經濟不講綜合平衡，就寸步難移。所謂綜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而研究合理的比例關系決不能只依靠書本，生搬硬套，必須從我國的經濟現狀和過去的經驗中去尋找。國民經濟計劃的綜合平衡，從全局觀點看，主要是做好財政收支、銀行信貸、物資供需和外匯收支這四大平衡。其中，最基本的是財政收支平衡，特別是中央財政收支平衡。生產資料的生產和供應，要同工農業生產、流通和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相適應；生活消費品的生產和供應，要同社會購買力的需要相適應，這是物資供需方面兩個最重要的平衡。我國因為經濟落后，要在短期內趕上去，因此，計劃中的平衡是一種緊張的平衡，樣樣寬裕的平衡是不會有的，但決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

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這是陳云總結“一五”計劃經驗提出的、搞好綜合平衡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論斷。他說，這是經濟穩定或不穩定的界限。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經濟穩定極為重要。在財力物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系、生產和建設的關系，也十分重要。這就要排隊使用，即要先生活，后生產；先生產，后基建；先挖潛、改造，后新建。同時，要在現有基礎上引進新技術，或則填平補齊，或則成龍配套，以便腳踏實地地前進。建設要有重點，齊頭并進是進不快的。而重點只能由中央根據全局的長遠的利益，經過綜合平衡來確定。

陳云還強調指出，經濟建設必須盡早注意解決兩個重大問題，即水資源問題和工業污染問題。應該把計劃用水、節約用水、治理污水和開發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糧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以后辦廠必須把處理污染問題放在設計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

四、無農不穩，無糧則亂

陳云認為，農業問題是全國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經濟不擺在有吃有穿的基礎上，建設和發展是不穩固的，必然還要回頭補課。擴大農副土產品的購銷，不僅是農村問題，也是目前活躍中國經濟的關鍵。城市的繁榮是農村經濟轉動的結果。而農業問題，首先是糧食問題。糧食是穩定市場最重要的物資。這是我國一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大政治問題。糧食定，天下定；糧食緊，市場緊。

他說：我國糧食問題還沒有過關，要省吃儉用。糧食種植面積不能再縮小了。增產經濟作物，只能靠提高單產和利用不種糧食的土地。種田必須養地。化肥用得越多（超過一定數量），土地就越瘦，今后必須大力提倡施用農家肥。10億人民要吃飯，農民種地賣糧給國家，天經地義。農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農業生產發展了，農民收入增加了，生活得到了改善。現在農民對種糧食不感興趣，這個問題要注意。發展鄉鎮企業是必要的。問題是宣傳“無工不富”的聲音，大大超過了“無農不穩”、“無糧則亂”，這件事不能小看。

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即統購統銷，是1953年12月開始實行的一大經濟政策，也是陳云在領導經濟工作中最艱難的一次決策。為什么要實行這個政策？他指出：根本原因是人民購買力增長的速度日益超過這些消費品生產增長的速度。而直接原因是，由于農民生活的改善，他們不急于出賣

自己的余糧。他認為，在糧食問題上，要處理好四種關系。這就是：國家跟農民的關系；國家跟消費者的關系；國家跟商人的關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關系。而這四種關系中，難處理的是頭兩種，而最難處理的又是第一種。處理好了第一種關系，天下事就好辦了。他說：我這個人不屬于“激烈派”，總是希望抵抗少一點。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后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城市就要波動；如果采取征購的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而這中間要選擇一個，都是危險家伙。為此，他經過調查研究，提出八種方案，逐一分析比較，權衡利弊得失，最后下很大決心，實行統購統銷政策。這個建議，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贊同。隨后他又根據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提出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進一步完善了統購統銷的工作。

1954年9月23日，陳云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發言中，回答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政策將來是否會改變的問題時說：計劃收購這個政策，今后要繼續實行下去。因為由國家掌握各種貨源是保證國家進行有計劃建設所必需，同時也是一種使全體農民不受人剝削、都能得到利益的社會主義的步驟。而計劃供應只能是一種暫時的措施，只要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增加了，消費品的生產增加到可以充分供應市場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辦法就應該取消。

我國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采取統購統銷政策，實行了30多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農村生產力的發展，經過多年的逐步改革，到1993年統購統銷體制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代之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購銷體制。歷史說明，在農產品很不豐富的情況下，統購統銷政策對于保障社會主義建設和人民基本生活安定，維持市場物價和社會秩序穩定，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五、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

在如何處理國家建設規模和人民生活需要的關系問題上，陳云歷來反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片面強調高積累，重建設、輕消費；另一種是片面強調高消費，重生活、輕建設。他認為，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必須平衡。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種平衡大體上是個比較緊張的平衡。建設也寬裕，民生也寬裕，比較困難。搞建設，增加就業，一部分農村人口轉入城市，就要多吃、多穿、多用，社會購買力就要提高，商品供應就會緊張。所謂緊張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東西不夠。

陳云說：商品供應緊張是全國財政貿易和經濟建設情況的反映。如果年年如此，那問題就大了，就不僅是商業工作的問題，也不只是當年經濟工作的問題，就需要重新考慮我們的建設方針是否妥當。上世紀60年代初，面對城市主副食品供應不足、人民體質下降的問題，他提出，要使大中城市6000多萬人在每人每天供應一兩大豆的基礎上，每人每月再增加半斤魚和半斤肉。這樣，魚肉兩項，五口之家一個月就有五斤。他說，農業問題，市場問題，是關系人民生活的大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成為重要的國策。為了農業、市場，其他方面“犧牲”一點，是完全必要的。特別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農業、市場這一頭定下來，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業，使人民生活一年一年好起來。他還深情地說：“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把革命搞成功了，千萬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們手里失掉。現在我們面臨著如何把革命成果鞏固和發展下去的問題，關鍵就在于要安排好六億多人民的生活，真正為人民謀福利。”（《陳云文選》第3卷，第210頁。）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呼聲很高。陳云認為，人民生活水平需要改善，也可以改善，但改善的幅度要很好研究。搞經濟建設的最后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像我們這樣一個經濟落后而正在進行建設的國家，人民生活水平只能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提高。這里就包含著一個原則界限：只有這么多錢，不能提高太多，必須做到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吃光用光，國家沒有希望；吃了之后，還有余力搞建設，國家才有希望。

陳云認為，現在我國還是低工資、高就業、加補貼的辦法好。這是保障社會安定的一項基本國策。糧食的收購價高，銷售價低，國家要補貼。從微觀經濟看，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經濟規律辦事。但我國是低工資制，如果國家不補貼，大漲價，就必須大大提高工資，經濟上也會亂套。即使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某些產品也是實行補貼的。當然，通過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可以逐步減少一些不合理的補貼。

在我們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中，全面認識和處理好經濟建設與人民生活的關系，不僅是一個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陳云提出的“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思想，是處理生活與建設、消費與積累關系的一個重要原則。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無論我國現在處于發展中階段還是將來進入發達階段，都應堅持貫徹這一原則。改善人民生活，是搞好經濟建設的前提和目的，而搞好經濟建設，又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源泉和基礎。二者相互促進、相輔相成，既不能偏廢，也不能顧此失彼，必須兼顧好。如果只顧加快建設，一味提高積累，而不顧人民的生活保障，就會挫傷人民的積極性，失去人民的支持，即便經濟建設一時搞上去了也要垮下來；同樣，只顧改善人民生活，搞高消費、鋪張浪費，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發展都會失去源泉和基礎而沒有希望。總之，片面強調高積累或高消費，都不符合中國的發展實際，都行不通，最終都要出大問題，這條歷史經驗確實是應該牢牢記住的。

六、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陳云指出：“我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現在進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經濟體制改革，是為了發展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陳云文選》第3卷，第350頁。）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陳云對我國應該建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及其應興應革等問題，進行了積極探索，發表了許多重要意見。歸納起來，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問題上。

第一，關于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陳云認為，我們國家是在過去遺留下來的落后貧困的基礎上進行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集中統一，維護中央的權威。在這個前提下，調整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防止過分集中和過分分散這兩種傾向。

新中國成立初期，統一全國財經工作，治理惡性通貨膨脹，實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都要求集中。他說：只要我們把力量集中起來，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辦成幾件大事。如果分散給全國各級地方政府，其后果必然是使這微小的機動力量喪失無余。但是，集中不能過分，必須考慮到我國人多、地大、各地情況不一樣這個事實。集中統一和因地制宜，這兩方面都要兼顧。1957年在對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職權進行調整的時候，陳云說：擴大地方的職權是完全必要的，一般說來，當地的事情，地方比中央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職權下放以后，地方也可能發生不顧全局的傾向。因此，一方面要有適當的分權，同時又要加強綜合平衡。

當中央大政方針確定以后，陳云十分注意執行中出現的問題。改革開放初期，針對不少地方都想開口子搞經濟特區，外貿競相降價，盲目地重復建設，過多修建樓堂館所，特別是中央財政出現較多赤字等情況，他指出：現在是“四十四路諸侯，千百萬藩王”，太分散了。這種局面只能是“皆大小歡喜”、既小又暫時的。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搞活經濟是對的，但權力太分散就亂了，搞活也難。在經濟活動中，中央應該集中必須集中的權力。“中央的政治權威，要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作基礎。沒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中央的政治權威是不鞏固的。”（《陳云文選》第3卷，第366頁。）

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各地情況又千差萬別的大國里，搞建設、謀發展，怎樣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調動好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是一個經常遇到的問題。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中，涉及的幾個主要關系就是集中與分散、集中統一與因地制宜、中央權威與地方分權的問題。在處理這些關系時，都應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辦理，也就是要按照唯物辯證法辦事。中央與地方構成了一個上下結合的國家統一體，中央是這個統一體的主要方面，是起主導和決定性作用的，因此，分散要服從集中的要求，因地制宜要促進集中統一，地方分權

要維護中央權威。而陳云關于這個問題的論述，反復闡明的就是這些原則要求。

第二，關于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為了克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盲目性，避免發生經濟危機，社會主義經濟應該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陳云在領導我國經濟建設實踐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基本觀點，提出社會主義經濟主要應該是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同時應該重視市場調節的重要作用。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業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五種經濟成分

同時并存。如何加強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把私營經濟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又使五種經濟成分統籌兼顧、分工協作，是陳云當時經常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他指出：要使私人經濟跟著走，有一個條件，就是國營經濟有相當的力量。換句話說，在經濟成分上要掌握恰當的比重。這種比重，要足以保證國營經濟領導，又能團結其他經濟成分。至于具體的數目字，還要摸索一些時間才可能找出來。今后國家計劃很可能是公私斗爭中我們手里的一個重要武器。

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陳云冷靜地看到，新中國成立后實行的加工訂貨、統購包銷政策，是根據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而來的，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缺乏市場競爭，造成產品品種減少和質量普遍下降，而這種情況在公私合營以后可能會進一步發展。因此，他指出：加工訂貨、統購包銷政策，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一種特殊的管理生產的辦法。今后重要物資如糧食、布匹，還要統購，實行計劃分配；有些供不應求的熱銷貨，也要實行計劃分配；其余的可以自由選購。這是一件新的事情。他深有感觸地說：“既要實行計劃經濟，管好市場，反對投機倒把，又不要把市場搞死。不走這條路，我們又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路。我看要試一下子，摸索一個時期，也許可能從中找出一條好的出路來。”（《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頁。）但由于當時可供應的商品較少，“選購”這個設想，實際上并沒有做到。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在所有制結構和生產經營問題上，陳云較為完整地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構想，即：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它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

生產是它的補充；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它的補充。他的這個“大計劃、小自由”的觀點，寫進了黨的八大決議。但后來由于“左”的指導思想的發展，這個設想沒有能夠實行。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陳云寫了一份題為《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他總結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率先批評過去的經濟計劃工作，沒有根據已經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經驗和生產力發展的實際狀況，對馬克思的有計劃按比例的思想加以發展，導致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他認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計劃經濟部分和市場調節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他說：“在今后經濟的調整和體制的改革中，實際上計劃與市場這兩種經濟的比例的調整將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經濟部分所占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都相應地增加。”（《陳云文選》第3卷，第247頁。）關于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觀點，之后被黨的十二大采納，寫進了政治報告。

陳云還指出：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是一種好現象，但國家干預也是必要的。計劃是宏觀調控的主要依據。搞好宏觀調控，才有利于搞活微觀，做到活而不亂。這就像鳥一樣，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會死，要讓它飛，但只能在“籠子”里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當然，“籠子”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籠子”本身也要經常調整，比如對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每年都要進行修改。

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正確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在上世紀50年代初，當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經濟的時候，陳云就已認識到搞計劃經濟，不能沒有市場對國民經濟的調節作用，應該把實行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經濟同發揮市場應有的調節作用結合起來。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夠有這種清醒的認識，是難能可貴的。后來，在總結“大躍進”的教訓時，毛澤東以及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在集體學習政治經濟學時，也深切感受到，不能否定市場和價值法則的作用，認為“價值規律是一個大學校”，應該運用價值規律來調控國民經濟，以利于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些認識，為改革開放后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無疑提供了認識上和經驗上的啟示。

第三，關于“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過河”，蘊含著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的工作原則和工作方法。改革開放以后，陳云和鄧小平都不約而同地提到這一原則和方法。陳云認為，我們要改革，但步子要穩。我們的改革遇到的問題十分復雜，不能要求過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論研究、經濟統計和經濟預測，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開始時步子要小，緩緩而行。這絕對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穩步地推進改革，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

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對陳云主持全國經濟工作，不僅給予大力支持，而且對于他的領導才能都有很高的評價。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財政經濟遇到的嚴重困難，毛澤東對陳云在穩定金融物價、統一全國財經工作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稱之曰“能”（這里，毛澤東借用諸葛亮在《前出師表》里敘述劉備夸獎向寵的用語，來贊揚陳云的理財能力），說它的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3頁。）1956年9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談到全會提名陳云為副主席時，對陳云作了這樣的評價，說：“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干，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我過去還有些不了解他，進北京以后這幾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所以，我看陳云同志行。”（《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頁。）1959年4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談工作方法問題，當談到陳云不贊成在武昌召開的六中全會公報中公布糧、棉、鋼、煤四大指標問題時說：“陳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態度，他講武昌會議定的今年那個生產計劃難于完成。他這個人是很勇敢的。”“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人，這是因為真理在這個人手里，而不在多數人手里。”6月24日，毛澤東在去長沙的火車上同王任重談話，又說：“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云同志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云同志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10、78頁。）

由陳云主持全國經濟工作，是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在西柏坡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建議的。1949年3月下旬，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到達北平后，周恩來于4月10日、30日，5月5日、7日連發四封電報，催陳云離開沈陽赴北平就任。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多次談過，在財經問題上，我們是依靠陳云的。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后，陳云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就調整國民經濟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見。周恩來不僅支持陳云的意見，而且還進行了具體的闡釋。當陳云說道：“我看今年的年度計劃要做相當大的調整。要準備對重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傷筋動骨’。重點是‘傷筋動骨’這四個字。要痛痛快快地下來，不要拒絕‘傷筋動骨’。現在，再不能猶豫了。”周恩來插話說：“可以寫一幅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陳云文選》第3卷，第210頁。）

劉少奇對陳云的經濟才干也給予了很高評價，對陳云在領導經濟工作實踐中形成的思想觀點和提出的具體辦法予以高度關注。1962年，劉少奇就曾提議說：陳云同志的許多講話對調整國民經濟很有指導意義，可以編一本集子，供中央領導同志研閱。根據這一建議，編了一本題為《陳云同志幾年來有關經濟建設的一些意見》的文集，分為15個問題，約5萬多字。這本文集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編輯出版《陳云文選》開了個頭。

陳云和鄧小平都是黨的八大推選出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少壯派”。鄧小平在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時期，在經濟工作方面十分注意傾聽并尊重陳云的意見。例如，1962年6月，陳云對在農村如何調動農民積極性解決農業困難的問題，提出了包括允許農民搞包產到戶以渡過難關在內的一些重要意見，得到鄧小平的贊同。7月2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關于恢復農業的問題，“陳云同志做了調查，講了些道理，意見的提出是好的”。“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于恢復生產，就用哪一種方法。”（《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1980年12月16日，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題為《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的講話。這是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陳云就經濟工作方面的問題發表的一篇極為重要的講話，而這篇講話是鄧小平建議陳云作的。陳云說：“念不動了。”鄧小平說：“你寫，在大會上念頭、尾。要帶有綱領性的、總結經驗性的東西。”（《陳云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0頁。）12月25日，鄧小平在會議總結講話中指出：“我完全同意陳云同志的講話。這個講話在一系列問題上正確地總結了我國三十一年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是我們今后長期的指導方針。”（《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頁。）陳云和鄧小平都認為，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大優越性，對任何削弱中央權威的做法，都應予以堅決反對。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說：“前一段我提出黨中央的權威必須加強。陳云同志講，各路諸侯太多，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各自為政。這個批評是正確的。中央的話不聽，國務院的話不聽，這不行。特別是有困難的時候，沒有中央、國務院這個權威，不可能解決問題。有了這個權威，困難時也能做大事。不能否定權威，該集中的要集中，否則至少要耽誤時間。”(《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頁.)

總之，陳云在領導全國經濟工作實踐中，提出和總結的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遵循的若干指導思想，是他留下的最寶貴的重要經驗之一。這些指導思想不僅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失去其重要意義，而且必將在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征途中不斷地發揮出借鑒、啟示和激勵作用。

〔作者陳群，原陳云同志秘書，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副主任、編審，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