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在重要歷史關頭的哲學思維

楊明偉

恩格斯說過：“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i]中華民族正是這樣一個富于理論思維的民族。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中華民族的這一優良傳統，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不僅開創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功道路，而且形成了指導實踐的幾大科學理論成果。

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馬克思主義哲學始終是立黨之本。高度重視學習和運用哲學，既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也是她的一大政治優勢。在黨的歷史上，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都十分強調全黨特別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要學習哲學，要善于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在這一領袖群體中，陳云這方面的特點尤其突出。從延安時期開始，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時期，每遇重要關頭，陳云總要提倡領導干部學習哲學。研究和梳理陳云的這種哲學思維，對提高我們的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延安時期，陳云從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上得到終身啟發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陳云從莫斯科回國，并在新疆工作了幾個月后，于1937年11月到達延安。這時的中國，正處于抗日戰爭形勢的嚴峻時期。中共領導集體如何提升自身的認識水平、領導水平和指導全面抗戰的能力，成為決定抗戰形勢發展和能否完成黨的歷史使命的一個關鍵。在次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陳云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并任中央組織部長。陳云到延安后，毛澤東與他作了三次長談。在第一次談話中，陳云表示自己過去由于經驗少，曾犯過錯誤。毛澤東說問題不在經驗少，而是思想方法不對頭。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談話中，毛澤東反復強調，犯錯誤的原因在于思想方法不對頭，是思想方法問題。因此，毛澤東建議陳云學習哲學，不僅自己學，而且要組織學習小組，并給他們派去了教員。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以及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關于全黨必須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將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要求，1938年11月，陳云在中央組織部內組織了一個領導干部學習小組，并親自擔任組長，李富春任副組長，組內成員有十余人，另有旁聽的干部三十余人，重點學習哲學。中組部學習組每天上午9點以前為自學時間，每周集體討論一次。當時，中共中央還組織了中國古代哲學研究會，由毛澤東擔任組長（會長），陳云擔任副組長（副會長），參加研究會的有延安黨政軍主要負責干部四五十人，研究會就設在中央組織部。主要學習孔子、莊子、荀子、墨子等中國古代哲學家的哲學思想。陳云的這個學習小組，一邊工作一邊學習，“重點學習了哲學。學習一直堅持到1942年，由于堅持得好，被評為中央機關的模范學習小組。”[ii]

在延安期間，陳云有一段身體不大好，他索性利用休養時間，結合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把毛澤東的著作和毛澤東起草的文件、電報認真研讀了一遍。在這種研讀中，陳云體會到了貫穿其中的一個基本的指導思想：實事求是。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呢？經過認真思考，陳云逐漸總結出了15個字的體會：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15個字，可以說始終伴隨陳云，對他一生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歷史關頭的思想和行為，起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毛澤東和陳云在延安時期提倡學習哲學這件事，在許多老同志腦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95年，王鶴壽在《沉痛悼念陳云同志》一文中還提到的“50多年前陳云同志在延安中央組織部工作的幾件事”，其中“第一件事是：陳云同志組織大家學哲學”。王鶴壽說：“陳云同志經常提起毛主席提示他學哲學的事，并說在延安那一段學習，得益很大。這在他實事求是、辯證地處理問題和其領導工作中，是大家都深切體會到的。”延安時期參與學習組學習的宋平，在陳云去世后也曾以“學好哲學，終身受用”為題回憶起陳云身體力行學哲學的事。他說：“陳云同志帶的那個組，從1938年起，學習活動堅持了5年。我聽陳云同志談過，在延安那段學習對他幫助很大，自從學習哲學以后，講話做事才有了唯物論、辯證法，可以說終身受用。”

宋平還說：“幾十年來，特別在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頭，陳云同志總是用自己的切身體會，教育黨的領導干部學習哲學，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他認為，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他建議黨的高級干部帶頭學哲學，把它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項重要責任。”

改革開放時期與陳云接觸較多的江澤民同志也特別提到這件事：陳云同志“多次回憶延安時期在毛澤東親自指導下學習哲學的情形，認為在干部中特別在領導干部中提倡學哲學有根本的意義，只有掌握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思想上才能真正提高，工作上才能不犯大的錯誤”。[iii]

通過延安時期學習，哲學思維已經深入陳云的腦海。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在決定中國歷史走向的時刻，陳云更加強調哲學思維的重要性。1947年2月，在中國革命大決戰的前夕，陳云在指導遼東分局的工作時，明確提出“我們怎樣才能少犯錯誤，或者不犯大的錯誤”的課題。陳云的解決辦法仍然是哲學思維。他說：“要做到實事求是，就要從具體分析實際情況中找出對策。人之所以犯錯誤，都是由于不了解實際情況就匆忙地決定對策，主觀與客觀相脫離。當然，我們過去所以犯錯誤，也不是對實際情況一點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況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誤把局部當成了全面。片面的情況不是真正的實際，也就是說，它不合乎實際。所以難就難在這里。我參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錯誤都是因為認識上存在片面性。要少犯錯誤，就要避免認識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為三條：一、交換，二、比較，三、反復。”[iv]

從延安時期到新中國成立前，受毛澤東的影響，以陳云為代表的一大批黨的領導干部在學哲學和用哲學的基礎上，養成了哲學思維的習慣，這對他們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破除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從而進一步破除在黨內長期存在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正確地領導和指導革命工作，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后來陳云曾對夫人于若木和北京醫院的吳蔚然等人感慨地說過：“毛主席說過，我們共產黨內能有100多到200人真正學通了哲學，那么我們能夠打敗帝國主義。毛主席的一個無可比擬的功績，是從遵義會議到抗日戰爭勝利，為我們黨培養了一代人。”“一批老同志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全國的解放準備了人才。”[v]由于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有了科學思想的武裝和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國共產黨逐步達到成熟，這為中國革命的成功奠定的堅實的基礎。而對陳云個人而言，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和哲學思維的養成，也使他“終身受用”。

（二）新中國建設時期，陳云的哲學思維能力受到毛澤東的贊賞

新中國成立以后，陳云成為財經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對于剛剛全面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財經戰線可以說一個全新的領域。當人們仍處在為新中國成立而歡欣鼓舞的中時，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尤其是財經工作領導人面前的，卻是一個舊中國留下來的滿目瘡痍的爛攤子。一些資本家和投機商曾公開宣稱：共產黨搞軍事是100分，搞政治可得80分，而搞經濟則只能打一個零分。有人懷疑，有人幸災樂禍，還有人在蓄意破壞，……嚴峻的經驗考驗，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重大難關面前。解決經濟建設的難題，并不比解決軍事和政治難題輕松！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幾個重要的歷史階段，陳云表現出的，仍然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思想家的哲學思維，既實事求是，又辯證思考。1953年，面對新中國糧食緊缺，“不少地方已開始發生混亂”，“東北災情很重”，“北京、天津的面粉不夠供應”，糧食“收進的少，銷售的多”，糧食收購和銷售存在著87億至117億斤的差額等嚴重局勢，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解決糧食問題的八個方案，并經過反復比較和選擇，最后選擇“統購統銷”的方法，做出了“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決策。1956年，針對“三大改造”后對私改造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公私合營后一些問題的解決辦法》的意見，并在當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上進一步提出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設想。主張在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主體下，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作為補充；在計劃生產的主體下，有一定自由生產作為補充；在國家市場的主體下，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作為補充。這些觀點和解決問題的辦法，充滿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

在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每遇歷史曲折，陳云總是強調領導干部要學習哲學，強調哲學思維對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重要性。比如，在經歷了1956年經濟建設上的冒進后，他提出領導干部必須認真學習理論，“學習理論，最要緊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對頭。因此，首先要學哲學，學習正確觀察問題的思想方法。如果對辯證唯物主義一竅不通，就總是要犯錯誤。”[vi]還說：“我們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唯物辯證法，也就是毛主席說的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我們應該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去弄清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來決定政策。”1957年，他又發表《建設規模要與國力相適應》一文[vii]，深入地分析了當時出現的財政收支、信貸收支、市場供求不平衡的矛盾，提出了解決矛盾的系列辦法，強調了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綜合平衡理論的重要性。又如，經過“大躍進”的失誤后，陳云進一步總結我黨的建設經驗，他在1962年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怎樣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些》，再次強調必須實事求是地“堅持真理，改正錯誤”，推薦黨的干部采取“交換、比較、反復的方法”。正因為陳云在經濟建設中頭腦比較清醒，既有求實的風格，又善于辯證思考，所以毛澤東在“大躍進”后重新考慮讓陳云主持經濟工作時，曾對王任重說：“‘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云同志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云同志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viii]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又說：“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云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他的方法是調查研究，不調查清楚他就不講話。”[ix]陳云通過調查研究以達到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得到了毛澤東的充分肯定。

在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后，毛澤東最為推崇陳云的，也是他的哲學思維，在中共八大召開前夕，毛澤東推薦陳云為中央副主席候選人時對陳云所做的評價，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毛澤東說：“他比較公道、能干，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x]毛澤東所贊賞的“有眼光”，“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正是陳云長期在實踐中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結果，哲學的思維和求實的風格，使成就為一個既目光遠大又實事求是，既有戰略思考和有戰術方法的大政治家。

（三）改革開放初期，陳云提倡中央帶頭學習哲學

粉碎“四人幫”前后，陳云與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一道，發揮了撥亂反正、力挽狂瀾的重要作用。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后，為了從思想上肅清林彪、“四人幫”散布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流毒，重新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基礎，陳云再次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積極倡導實事求是和調查研究的作風。

在黨內提倡學習哲學，除了毛澤東外，陳云是最積極和以身作則的一位。林彪事件后，陳云于1972年由南昌回到北京，參加了國務院業務組的工作。在嚴峻的黨內和國內形勢下，陳云意識到哲學思維極端重要性。他首先在自己的家庭里發起了學習哲學的活動，給自己擬訂了一個學習計劃，并邀請夫人于若木和在北京的子女、親戚一起學習。他給這個“家庭學習小組”規定的學習書目主要是《馬恩選集》、《列寧選集》和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學習方法是分頭自學和集中討論相結合。這樣的哲學思維和哲學素養的培養訓練，為他們觀察問題和思考問題提供了深厚的理論基礎。

1977年9月28日，陳云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出必須區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字句和實質，完整地準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他特別強調，要樹立毛主席倡導的“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實事求是，這不是一個普通的作風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根本思想路線問題。我們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毛澤東思想，就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如果我們離開了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那么，我們就離開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成為脫離實際的唯心主義者，那么，我們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敗。”[xi]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鄧小平主持下，著手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如何在總結歷史經驗，統一認識，解放思想，從而把思想和行動真正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心上來，這是全黨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1981年3月24日，陳云在與鄧小平談到《決議》稿的修改時，著重提出：“建議中央提倡學習，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重點是學習毛澤東的哲學著作。”[xii]同月，他又在與鄧力群的談話中指出：“在黨內，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學哲學，有根本意義。現在我們的干部中很多不懂哲學，很需要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陳云還強調：“這件事情，現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xiii]

1981年3月27日，鄧小平在對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人談“關于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時，專門講了陳云提倡學習哲學的意見，他說：“陳云同志建議，要提倡學習，主要是學哲學，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例如《實踐論》、《矛盾論》，還有《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等。這個意見很好。我看應當搞學習運動，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鄧小平還說：“陳云同志講過，抗戰初期他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澤東同志給他談過三次要學哲學，特別是強調實事求是，陳云同志覺得受益很大。現在，有些人發議論，往往只看現象，原因是理論和實踐都沒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糾正錯誤，包括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延安整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就是從根本上而不是從枝節上解決問題。”[xiv]

正如鄧小平所說，陳云所提倡的全黨學習哲學，就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思想問題，從而為改革開放的大戰略準備思想理論武器。

在改革開放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時期，陳云有關哲學思想和理論思維方面的武裝，隨時都體現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例如，在這一時期，重新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并兼任中紀委第一書記的陳云，工作任務非常繁重，身邊的工作人員跟著忙得不可開交。但他對學習哲學一事仍抓得很緊。他多次對秘書強調學好哲學的重要性，他說：“我主張你今后也要抽時間學一下哲學，每天晚上看幾十頁書，并找幾個同志一起學，每星期討論一次，為期兩年；先學什么，后學什么，要訂一個計劃。哲學是最核心的東西。”為了打消身邊工作人員擔心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時間學習哲學會耽誤工作的顧慮，他耐心地解釋說：“耽誤一點事情不要緊，文件漏掉一點也不要緊，以后還可以補嘛。有所失才能有所得，要把眼光放遠一點。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必須學好哲學。”[xv]又如，在審理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案的過程中，陳云強調要把這件事放到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分析，站在黨的最高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立場上考慮，穩妥地解決相關問題。他提出，要對兩個反革命集團在處理上有所區別，林彪集團的人大部分在革命戰爭年代有戰功，處理時應當考慮到這一點，給予適當照顧。陳云的許多意見，充滿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觀點。這對徹底結束“文革”這段歷史，把人們思想統一到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上來，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再比如，在改革開放初期，全黨全國人民都面臨如何既要把經濟搞活，又要維護經濟、社會和法律秩序的有序性的矛盾。這個問題最明顯地體現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為此，陳云專門寫作了《計劃與市場問題》的研究提綱，與中央領導同志和熟悉人交換意見，其中批評道：“現在的計劃太死，包括的東西太多，結果必然出現缺少市場自動調節的部分。”并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一是計劃經濟部分（有計劃按比例的部分），一是市場經濟部分（即不作計劃，只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即帶有盲目性調節的部分）。在與黃克誠等人的交談中，他又進一步提出：“搞活經濟要有一個‘籠子’，這個‘籠子’就是國家計劃。不一定一個省就是一個‘籠子’，‘籠子’也可以大到跨省跨地區。”“‘籠子’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甚至不一定限于國內，也可以跨國跨洲”。[xvi]陳云的這一思想，有利于黨內在經濟工作中防止認識的片面性和絕對性，提高領導干部的馬克思主義認識水平。毫無疑問，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陳云領導經濟工作的思想和方法，完全遵循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既完完全全地實事求是，又充滿了辯證思維。

（四）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中，陳云強調領導干部身負重任，更要學習哲學

隨著改革開放深入，在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偏向甚至錯誤傾向。其中有些東西是客觀使然，而有些東西卻是主觀造成。1986年末、1987年初，由于一些領導干部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致使思想領域出現了一些混亂現象，給黨的工作也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陳云再次提出學習哲學的重要性。

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出現以后，陳云多次與有關領導同志談要加強學習哲學的問題。據宋平后來回憶：“1987年初，中央調我到中央組織部工作，陳云同志特意送我兩本哲學書，叮囑我好好學習哲學。”宋平說的這種情況，其他一些領導同志也遇到過，尤其是一些新進入中央領導集體的同志。

面對改革開放深化的新形勢，陳云認為，全黨尤其是領導干部，必須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和解決問題。為此，他建議，首先應從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諸同志抓起，提倡大家都來學習哲學。

1987年7月17日上午，陳云專門約當時的中央負責人作了一次長談，談話的中心就是“你們現在身負重任和要學習哲學這兩個問題”。這次談話，更加體現出陳云在歷史重要關頭的哲學思維。他說：“為什么我把你們的擔子看得這么重？因為，我們國家有現在這樣的局面，來之不易。……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這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他特別強調：“我個人的體會是：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希望能夠組織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的同志都來學習哲學，并把這個學習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項重要責任。”由此看出，在陳云的認識和體會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素養和哲學思維，是搞好黨和國家工作的“最要緊”的必要條件。陳云不僅自己養成了哲學的思維習慣，而且要求黨的高層領導同志要養成這種思維習慣。

十三大前后，為提高黨的領導集體的哲學素養和理論水平，陳云自費買了若干套有關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讀本（包括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韓樹英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分別送給一些領導同志。他對當時的中央領導同志都提出過學習哲學的建議。1987年12月18日，陳云約分管宣傳思想工作的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談話，強調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和國家的經濟政策，應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認識；不講唯物辯證法，不弄通哲學，就會犯錯誤。陳云在談話中講到自己長期堅持的思想方法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通過交換、比較、反復的方法，使自己的認識全面一些”。他再次對新的中央領導人提出希望：“要學哲學，學了哲學，腦袋會更加靈光。……我的體會是：學好哲學，終身受用。……總起來說，管一切東西的，就是哲學。”[xvii]由于學好哲學不僅豐富和提高人的知識，更主要的是解決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因此陳云高度強調了哲學思維對領導人的極其重要性。

中共十三大以后，面對改革開放進一步發展所面臨的復雜形勢和黨內外出現的各種思想狀況，陳云不僅對中央領導人提出學習哲學的建議，而且只要有機會，他也對地方領導同志、退下來的老同志，以至全黨干部提出類似的要求。1988年5月12日，陳云曾對浙江省委負責同志提出：“要學點馬克思主義哲學。不要怕人家說馬克思主義哲學過時了，沒有過時，永遠不會過時。無論工作如何忙，也要抽點時間學習。學習時不要急急忙忙聯系實際，接觸實際多了，自然而然會聯系起來。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設。”

1989年的政治風波，使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處在了歷史的關口。平息了這場政治風波后，陳云仍然認為全黨各級干部當務之急是要進一步提高哲學思維能力。這年9月16日，陳云給中顧委兩位副主任薄一波、宋任窮并中顧委全體常委寫了一封信，提倡首先在中顧委內部，然后進一步帶動新老干部和全黨同志學習哲學。信中說：“我最近考慮一個問題，就是應該組織中顧委常委和在京委員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其目的有二：一是我們這些老同志有豐富經驗，但需要進一步提高理論水平；二是帶動新干部乃至全黨同志都來學習哲學。”根據陳云提議，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于9月27日召開第14次會議，“主要研究如何貫徹落實陳云同志關于組織中顧委老同志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問題”。會上，大家認為，“陳云同志提出要組織高級干部（包括中顧委老同志）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掌握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確實是當前擺在全黨面前的一項非常緊迫的任務。這不僅對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十分必要，而且對我們統一思想，更好地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有著深遠的意義。因此，應把它作為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一件大事來抓。”在當時的情況下，陳云大力提倡學習哲學，對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從而把全黨的思想統一到中央精神上來，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陳云反復強調：“在新形勢下，全黨仍然面臨著學會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和解決問題這項最迫切的任務。”[xviii]一些與陳云接觸較多的領導同志對陳云每到歷史重要關頭總要強調學習哲學的事印象深刻，有人說：“他越到后來講哲學的次數越多，越到晚年越重視提倡學哲學。”[xix]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是1990年1月，陳云在杭州休養期間又一次與浙江省有關負責同志談唯物辯證法的問題。他說：要做到實事求是，就應該“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前九個字是唯物論，后六個字是辯證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晚年陳云還反復對身邊工作人員和其他一些熟悉的人強調學習哲學的重要性。他說：“根據我的經驗，學哲學思想容易開竅。思想方法搞不對，問題就處理不好。”

由此可見，自延安時期起，由于牢固地確立起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科學的方法論，陳云每到黨和國家的重要關頭，總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維方法，提倡各級領導干部學習哲學、用好哲學。這是他能夠正確處理好突發事件和重大問題，多次引領黨內朝著正確方向前進的一個關鍵的因素和基本前提。

研究和梳理陳云在黨和國家發展的一些重要歷史關頭的哲學思維，我們大體可以看出，陳云養成和運用并倡導這種哲學思維，主要是基于以下三點思考：一是從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自身理論修養的需要出發，樹立正確的世界觀，掌握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便科學地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二是從一個領導干部在重要歷史關頭應對突發性和復雜性變化的要求考慮，樹立科學的認識論，把握事物發展的內在邏輯和基本規律，清醒地看到事物發展的本質，以便在關鍵時刻少犯錯誤甚至不犯錯誤，正確地引領前進的道路和事物發展的方向；三是從黨、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前途命運的高度進行思考，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武裝人和培養人，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領導干部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堅定理想信念，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和科學的發展方向，以便實現國家的持續健康發展和民族的偉大復興。

（本文原載：《陳云與當代中國》，2010年5月 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