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社會主義建設要從本國實際出發

——解讀陳云 1956年兩次涉外會談中對經濟建設的思考

趙士剛

[摘要]1956年 4月，陳云對越南進行了五天的訪問，同越南勞動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人以及越南工、商、財務等部門的負責人進行了多次會談。在回答越方提出的問題時，他根據越南的實際國情，對越南的工業化提出了“先輕后重”的建議，并認為實行合作化是越南農業增產的有效措施。此外，他還對越南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發表了看法。同年 12月，陳云在接見南斯拉夫的訪問代表團時，就雙邊貿易、訂立合同等經濟問題進行了會談。這兩次談話所蘊含的陳云關于搞社會主義建設要從本國實際出發的思想，從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出發的思想及其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和情懷，今天仍然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陳云1956 年4 月初就越南經濟計劃草案問題的談話及1956 年12 月同南斯拉夫政府和經濟代表團的談話（參見本期《黨的文獻》。），以前均未公開發表過。兩篇談話的對象都是外國人，所談均為經濟問題。迄今為止，陳云涉外會談的檔案文獻公諸于世的還相對較少，兩篇談話的發表意在略補此欠。

1956 年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個多事之秋。蘇共二十大錯誤地全面否定斯大林，雖“揭開了蓋子”，但也“捅了婁子”，引發了思想混亂。中國和其他一些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既取得了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成就，也面臨著新的問題和挑戰。下一步的路子將如何走，這是大家面對的一個共同課題。在兩篇談話中，陳云在向外國人介紹中國經濟建設實際情況的同時，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也作了深刻總結，貫穿其中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搞社會主義建設要從本國實際出發。

一、從越南實際國情出發，提出“先輕后重”的工業化道路和農業合作化等建議

新中國成立后，陳云在黨內長期主持經濟工作。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重要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他親身參與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乎所有重大經濟決策的制定和實施。因此，1955 年6 月，以胡志明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團來中國訪問，商談需要中國援助的一些項目時，中越雙方便約定：在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訪問越南民主共和國時，由國務院副總理陳云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河內，參加中蘇兩國對越南經濟援助等問題的會談。

據此，1956 年3 月20 日，中共中央接到蘇共中央關于米高揚將到越南公開訪問的電報后，立刻致電越南勞動黨中央，告之陳云將以不公開的方式訪問越南。同日，陳云致電中國駐越大使館轉中國駐越南經濟代表處代表方毅，請其即在中國專家之間收集一下越方可能提出的有關經濟和其他問題，以便事先作些準備。隨后，4 月1 日至6 日，陳云對越南進行了為期5 天的訪問。因為陳云這次來越南是不公開的，所以，他沒有參加越南勞動黨歡迎米高揚的一切公開集會。4 月1 日下午到達河內后，當晚出席了越勞中央政治局舉行的歡迎宴會。2 日晚至5 日晚，他同米高揚一起同越勞中央政治局進行了五次會談。此外，他還單獨同越勞中央政治局長征、范文同等領導人進行了一次會談，并應邀單獨同越南計委和工、農、商、財務部門的負責人進行了三次談話。

在這些會談中，越南方面向陳云提出的問題有九個之多。由于時間關系，陳云重點談了三個問題。

（一）越南的工業化道路。關于這個問題，陳云話題的切入點，是越南有限的國力應當如何有效配置。取得政權的越南勞動黨不能不面臨兩重任務：一方面，要在南北對峙的條件下拿出資金來養兵備戰；另一方面，又要用建設的成就來改善人民生活。這就形成了一個矛盾：有限的財力要用于兩個方面，必然此多彼少、相互掣肘。怎樣解決這個矛盾呢？

越南勞動黨實際上面對著一個經歷戰火破壞的殖民地經濟廢墟。陳云指出，殖民地經濟的突出特點是“既沒有重工業，也沒有輕工業”。也就是說，越南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什么現成的工業基礎可以利用。在這種條件下，陳云建議解決矛盾的辦法是：“首先是增加農業生產，其次是增加各種工業特別是輕工業的生產。”

這就自然涉及到越南的工業化道路問題。越南勞動黨所提出的經濟計劃中，給重工業安排的投資比例較大，而給輕工業安排的則較少。對此，陳云坦誠地指出：“越南工業化，不外這三條路：（一）重輕并進，即重工業和輕工業一齊搞；（二）先重后輕；（三）先輕后重。就越南現有的條件，即資金、技術、干部的條件來說，第一條路是沒辦法走的，第二條路怕也走不通，可選擇的似只有第三條路。”

陳云從三個方面談了越南應當走“先輕后重”的“第三條路”的理由。

其一，因為沒有工業基礎，所以，從生產日用工業品入手，可以逐步把工業生產的觸角延伸到重工業上來。也就是說，“先搞輕工業，是為了要搞重工業”。其發展順序是：“日用品工業”——“有原料并且銷路有保證的出口品工業”——“必需和可能搞的重工業”。這是一個先易后難、循序漸進的過程。

其二，越南在經濟計劃中重視發展農業。農業發展了，農民收入增加了，農村對工業日用品的需求也就會增加，同時也會為輕工業的發展提供原料（如經濟作物）。可見，“先搞輕工業，也是為了發展農業”。

其三，日用品工業自身的特點是“容易辦、得利大、收效快”。“辦這樣的工業，國家可以增加收入，為進一步辦重工業積累資金，又可以滿足農民購買力提高后的需要，還可以進一步解決城鄉職工的就業問題。”也就是說，越南在工業化道路上走“第三條路”，可謂一舉多得。

陳云建議越南勞動黨走“先輕后重”的“第三條路”，這是從越南當時經濟的實際條件出發的。其實，中國共產黨在執政之初，也曾設想過先搞農業和輕工業，以便為工業化建設積累資金。后來，根據國際國內條件反復論證，才逐步決定走“先重后輕”的“第二條路”。誠然，斯大林曾倡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并把在蘇聯主張走“第三條路”的布哈林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但中國并不是簡單照抄照搬蘇聯的做法，而是注重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也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此前，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口各部匯報時曾指出：“陳云同志管財經工作，蘇聯的有些東西，他也不學。”（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 501頁。）陳云在這里建議越南走“第三條路”，說“這樣主張是從實際出發，不是右傾”。事實上，他在這里解除了那種把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簡單地等同于“先重后輕”觀念的束縛。

陳云提出的這些建議，得到越方的積極響應。在陳云訪越后，越方重新編制的三年計劃把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提高了，并向中國提出請求援助 13個輕工業工廠的項目。對此，中國政府給予了積極支持。

（二）越南農業增產的主要措施。越南勞動黨的三年計劃草案中，提出了許多農業增產的措施。其中包括開荒、水利、施肥、選種、改進農具及其他技術和發展互助合作等。從長遠看，這些措施都是有用的。但是，在短期內見效的措施是什么呢？陳云總結中國的經驗，指出“在這方面，中國摸索了六年才找到一條走得通的路”，這就是合作化。

為了說明合作化的好處，陳云對幾項主要措施進行了比較分析。開荒，在中國的自然條件下往往“花錢多，收獲卻不大”；搞大型水利工程，雖然防災的作用顯著，但也“不能滿足在短期內大增產的要求”；合作化則“是中國在短時期內國家花錢最少而又可能實現最大增產計劃的一條路”。他以搞小型水利建設為例指出：“合作化之后，組織起來的農民自己動手搞水利。例如，中國河南有耕地一億二千萬畝，其中原只有水澆地一千三百萬畝。合作化高潮到來之后，河南農民決定今年增加水澆地四千萬畝，明年再增加水澆地四千萬畝。中國有史以來五千年，河南只有水澆地一千三百萬畝，現在一年就要增加水澆地四千萬畝，增加幾倍。”他還指出，許多以前不易辦的事，如積肥、改良農具和種子、改進耕作技術等等，合作化以后都不難了。

陳云從越南的實際條件出發，認為搞合作化，比開荒更有利于增產。越南的經濟計劃中，由于受蘇聯開荒的影響，原定在一些高原地帶和山地開荒 50萬公頃，移民 40萬人。陳云指出：蘇聯把開荒作為增加農業生產的主要措施，有其合理性。“蘇聯開荒的投資，一年產品的價值就可以抵償。那是因為蘇聯天寒人少地多，土地一般只種一造，很難用人工打井改旱地為水澆地。”中國不同于蘇聯，要增加單位面積的產量，就要在北方打井、把旱地改為水澆地，在南方蓄水、增加復種面積。所以，搞合作化，動員群眾搞小型水利是增產的主要措施。相比之下，“越南旱地改為水澆地，條件比中國好”。越南降水量比中國大得多，打井平均七公尺就能見水，也比中國的平均 20公尺容易得多。越南應把重點放在合作化上。即使要開荒，搞了合作化后，困難也會少些。

會談中，陳云還談到越南試種中國棉種和試種甜菜問題。他說，中國的棉種適合天寒雨少的北方，建議越南“研究巴基斯坦、埃及等條件同越南較相近的國家的棉種”。甘蔗是越南的傳統作物，且甘蔗制糖又比甜菜制糖要合算，他對越南試種甜菜也未表示贊同。

合作化的速度和規模，關系到合作化工作的健康開展。對此，陳云強調：“合作化的發

展速度、規模是一個政治問題，應由越南勞動黨根據實際情況，好好考慮，任何外國人都不能代出主意。”他提醒說：“搞得太快太慢，都會造成農業減產。”中國由于合作化工作中有時要求過急曾引發出不少問題，正如鄧小平后來所說：“農業合作化，一兩年一個高潮，一種組織形式還沒有來得及鞏固，很快又變了。從初級合作化到普遍辦高級社就是如此。如果穩步前進，鞏固一段時間再發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鄧小平文選》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16頁。）陳云當時作這樣的提醒，是很有必要也很及時的。

（三）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談這個問題時，陳云首先回溯了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搞統一戰線的歷史，說明要對資產階級“既斗爭又聯合、既聯合又斗爭”。

隨后，他重點談了三方面的問題。

其一，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政策，是分步提出的。按照原來的設想，中國共產黨本打算在新中國成立后搞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新民主主義。雖然“也說要搞社會主義”，“但沒說馬上就搞，只說五種經濟并存，國營經濟要處于領導地位，這種情況要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然而，由于在私營工商業調整和“三反”“五反”中把私人資本主義納入了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同時在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編制中得到蘇聯對重工業項目的援助承諾，使搞社會主義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才開始進行。中共中央作出這一決策是十分慎重的。陳云說：“中國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公布總路線，雖然事前一年，中共中央就決定了。”陳云這樣說，意在告訴越南同志，目前應“多做少說”，何時宣布向社會主義過渡，要待時機成熟后再說。

其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的和平改造，是分步進行的。“第一步，工業搞加工訂貨，商業搞經銷代銷，批發業主要歸國營掌握，主要的幾種商品如糧食、花紗布、油料等由國家統購統銷；第二步搞公私合營，從重點個別合營和采用“四馬分肥”的方式，進到全行業合營和采用定股定息；第三步是國有化，實現全民所有制。”其所以要分步進行，是因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每一步工作，都必須適應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必須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是相反。

其三，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的方針是，“一定要改造，同時也一定要給飯吃”。在中共中央的分工中，陳云主抓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小商小販（包括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他充分考慮到“中國的商人，包括小商小販，沒有雇用店員的比有雇用的多”這個特點，對民族資本家和資方人員既進行改造，又合理安排，以極其細致的工作防止“出亂子”，在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中保持社會穩定。

中國實行的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小商小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一大貢獻。在這次談話中，米高揚多次贊揚“中國按照列寧的思想，搞和平改造，實現了列寧的理想”；“中國的經驗對越南是有用的，越南同志要好好研究”。陳云則指出：中國與越南有共同點也有差別，要了解情況，越方可派人來中國看看。當然，這絕不是要越南照抄照搬。

陳云根據中國發展工業、農業和改造私營工商業的經驗，并根據他所掌握的越南的基本情況，客觀、全面地回答了越方提出的問題。他提的意見有分析，有提醒，有建議，十分中肯，切實可行。越南領導人認為陳云的這些談話“把許多論點弄明確了，這等于給越南同志上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課”，“聽后狂為興奮，覺得增加了信心和力量”。但陳云始終向越南領導人強調說，關于越南的經濟建設問題，中共中央的態度是既不以中國為主，也不以蘇聯為主，而是以越南為主；中國專家的意見可以提，但要以越南勞動黨中央的意見為主。由于米高揚把留越時間縮短了一天，越方向陳云提出的另外一些問題，如物價、資金積累、發行紙幣、貨幣流通量、財經機構等，陳云沒有顧上談。對此，越方曾派專人到陳云下榻處探問，知道日程無法改變時，表示失去良機，十分可惜。

二、坦誠向南斯拉夫解釋中國不能擴大貿易額的實情，闡釋“自力更生”原則

陳云同南斯拉夫政府和經濟代表團的談話事出有因。南斯拉夫在 1948年被錯誤地開除出共產黨情報局，中斷了同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聯系。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蘇聯調整對外政策，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關系。1955年 1月，中國也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關系。為了彌補長期未曾來往的遺憾，南斯拉夫很希望擴大同中國之間的經濟合作。1956年 12月，南斯拉夫派了一個規模很大的政府和經濟代表團，來中國商談 1957年貿易問題。他們抱著很高的希望，想要購買中國的農產品，希望中國訂購他們制造的船舶和工業成套設備。但由于額度有限，中國盡管從對其他國家的一些貿易額中擠出了一定數量，卻仍與南斯拉夫方面的期待有很大距離。

為了減少南斯拉夫方面的誤會，外貿部于12月 13日致電陳云代總理（ 1956年 11月至 1957年 2月，由于周恩來總理一直在國外進行訪問，陳云擔任了近三個月的代總理。)，報告談判情況并建議在訂船上力爭不令對方完全失望，并請陳云代總理接見南斯拉夫代表團。12月 15日，陳云在外貿部的來電上欣然批示：“長期購船問題需慎重、不作決定。我可以見一次。”

12月 20日，陳云接見了南斯拉夫政府和經濟代表團。在會談中，陳云著重談了以下幾點。

第一，在開場白中，他感謝南斯拉夫派這么大的一個代表團來中國，不僅談貿易，還介紹南斯拉夫的經濟組織工作，認為這對中國是很有幫助的。他說：“我聽說團長同志曾到我們的經委、計委和五辦進行座談，因為我也是做經濟工作的，對這些問題很感興趣，可惜沒能參加。”他的這些話，并不是簡單寒暄，而有其豐富內容。他接著說：“我要看看記錄，研究一下，因為我們想研究兄弟國家的經濟組織工作，研究在人民民主國家計劃經濟下面，如何使生產和市場更活躍一些。”他還說：“在我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我們研究了如何在計劃經濟下搞一部分自由市場。”實際上，陳云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搞一部分自由市場”新構想，同南斯拉夫在經濟組織工作中提出“工人自治”主張一樣，都是在探索擺脫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從而“把經濟搞活”的新路。

第二，關于貿易問題，陳云主要談了四點：

其一，明年貿易額不能再增加，有些長期性的經濟合作問題現在還不能談，這并不是由于政治原因。中南在政治上是根本一致的，即使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有不同看法和意見，也絲毫不影響兩國政治上的根本一致。“我們兩個兄弟國家的共同點大到不可比擬。”“我們深深了解南斯拉夫是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是要打倒帝國主義，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

其二，貿易額不能再擴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財力和物力十分緊張。在財力上，1956年為了充分利用可能性進行建設，基本建設多支出了 15億元，銀行信貸儲蓄有 10億赤字。再加上支持農業合作社貸款、提高工人工資總額等，“造成信貸和財政上大體有二十五億元的不足”。為了平衡這個不足，商業部動用庫存賣了許多東西，這又導致物力緊張。無論生產資料還是生活資料，如鋼鐵、布匹、紙張等等都很緊張，東歐兄弟國家想購買的糧食豬肉和油料也緊張。為了維持國內市場，供應人民需要，“豬肉和油料不能多出口。一九五六年凍豬肉出口原定十九萬噸，減少了五萬噸”。“一九五七年油料出口將從一九五六年的三十五萬噸減至二十五萬噸。凍豬肉將從一九五六年十四萬多噸減至五萬噸。”陳云強調：“這些減少對于國內說來是必要的。”

陳云反復說明為什么不得不減少這方面的出口。他指出：“現在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還實行配給制的國家之一。油是配給的，北京上海配給量最高每人每年三點七五公斤，中等城市二點二五公斤，農村不過二公斤。大家知道，按我國購買力水平還不能買牛油，牛油也少，這點油就是所能吃到的全部脂肪，不能再減少了。但如要保持去年的出口量，就必須再減少國內供應，那樣會引起人民的不滿。”

其三，目前中國同兄弟國家訂立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的成套工廠的時機尚未成熟。一是中國還沒有動手編制第二個五年計劃，到時候

財政收入究竟有多少還說不準；二是中國的計劃工作經驗不夠，現在要力求慎重，以免犯了錯誤影響六億人民的生活，也給兄弟國家造成困難。所以，購買船舶和成套設備的問題現在還不能談。

其四，陳云介紹中國對東歐兄弟國家貿易中的一個經驗，就是中國要進口的主要是自己不能制造的大型、精密機器和成套設備，由于外匯缺乏和國內生產成本低，“今后即使是國內勉強能生產的機器，我們也不能進口”。陳云講的這一條，實際就是“自力更生為主”的原則。

陳云同南斯拉夫政府和經濟代表團的這一談話，十分坦誠。他表示：“我談這些情況就像在黨內開會一樣，不是在普通的外交場合。 ”他希望代表團的成員聽后，消除不必要的誤解，理解中國不能與其過多擴大貿易額的真實情況。

在接見南斯拉夫代表團時，陳云所談的主要問題，雖是貿易額不能多增這樣一件具體事情，但以小見大，反映了新中國經濟工作開創者對中國建設細致入微的思考。中國作為一個落后的農業國，新中國要搞工業化，就只能從農業上打主意。農產品在出口商品中占到75%，以此換回發展工業所需要的技術設備，以便迅速打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這就必須在財力物力十分“短缺”的情況下，在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之間，千方百計維持一種“緊張的平衡”，以求統籌兼顧，處理好“吃飯”和“建設”、“內需”和“外銷”、“自力更生”和“擴大對外貿易”等諸多方面的關系。

陳云的這些談話，雖發生在半個多世紀之前，但其中所蘊含的關于搞社會主義建設要從本國實際出發的思想，從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出發的思想，以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和情懷，在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仍然值得我們發揚光大。

〔作者趙士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