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另一次重要發言

張金才

陳云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除于11月12日就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作重要發言外，還在12月10日就當時經濟問題作了重要發言。由于前一次關于政治問題的發言沖破原定議題，扭轉會議方向，對中央工作會議取得歷史性成果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學術界對這次發言研究得比較充分，而對后一次關于經濟問題[1]的發言相比之下則關注不夠，專門研究成果也較少。本文擬分析陳云經濟問題發言對經濟工作轉變的重要影響，探討他在這次發言中能夠提出如此真知灼見的主要原因，并將這次重要發言與此前的政治問題發言試作比較。

一、陳云關于當時經濟問題的五點意見，對此后中國經濟工作從急躁冒進勢頭向調整改革方向轉變產生了重要影響

粉碎“四人幫”后，隨著政治局面的初步安定和經濟形勢的逐漸好轉，人們普遍存在加快經濟建設速度的愿望，經濟工作指導思想上急于求成的情緒再度滋長起來。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提交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的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明顯存在過高過急傾向。計劃要求：1979、1980兩年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5%到6%，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0%到12%；糧食產量平均每年增加300億斤，鋼產量平均每年增加300萬噸，并為1985年生產8000億斤糧食、6000萬噸鋼創造必要條件。1979年國家財政收入計劃為1260億元，比1978年計劃增加300億元。1979年國家預算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設投資計劃為457億元，比投資規模急劇膨脹的1978年又計劃增加125億元。另一方面，經濟工作的急躁冒進使原已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系不但沒有緩解，有的還有所加劇。突出表現在：第一，農業和工業的比例嚴重失調。1978年人均糧食占有量只略高于1957年，有的地方口糧嚴重不足。1976年到1978年在凈進口糧食265億斤的情況下，還挖了幾十億斤庫存。第二，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嚴重失調。1978年重工業的投資比重是55.7%，而輕工業只有5.7%，還低于“一五”計劃時占5.9%的水平。第三，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嚴重失調。1978的積累率為36.5%，不但大大高于“一五”計劃時24%的水平，而且成為1958年“大躍進”后20年中積累率最高的一年。[1]

針對上述經濟工作存在的急于求成傾向和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問題，1978年12月10日，陳云在參加東北組討論時就經濟問題發表了五點意見：（一）在三五年內，每年進口糧食兩千萬噸，先把農民這頭安穩下來。農民有了糧食，棉花等經濟作物就好解決了。擺穩這一頭，就是擺穩了大多數，天下就大定了。建國快三十年了，現在還有討飯的。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農民就會造反，支部書記會帶隊進城要飯。吃進口糧不能說是修正主義。這是大計，是經濟措施中最大的一條。（二）工業引進項目，要循序而進，不要一擁而上。一擁而上看起來好像快，實際上欲速則不達。不要光看已有三千萬噸鋼這個指標，我們的工業基礎和技術力量同日、德、英、法比，還是落后的。我們也不能同南朝鮮、臺灣比，它們有美國的扶植，而且主要搞加工工業，我們是要建設現代化的工業體系。（三）要給各省市一定數量的真正的機動財力。要信任各省市的領導同志，他們不致把錢亂花掉。（四）對于生產和基本建設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樣樣有缺口，實際上擠了農業、輕工業和城市建設。材料如有缺口，不論是中央項目或地方項目，都不能安排。（五）要重視旅游事業的發展，要同引進重要項目一樣對待。旅游收入實際是“風景出口”，比外貿出口收入來得快，來得多。現在的旅游事業是行政管理，還不是業務管理。發展旅游也會有害處，如外國派特務來，意志薄弱者被收買等。這些問題只要注意，就沒什么了不起。至于外國人看到我們落后情況，這也不要緊。我們本來不先進，而且外國人早就知道。[2]

陳云就經濟問題所作的系統發言，實際上提出了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和進行調整的主張，對此后中國經濟工作從急躁冒進勢頭向調整改革方向轉變產生了重要影響，成為隨后中共中央出臺的進行國民經濟調整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基礎。這些政策和措施，基本上就是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所講的內容，是對陳云經濟問題發言的貫徹和落實。

根據陳云“在三五年內，每年進口糧食可以達到二千萬噸”的意見，1980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每年進口1000萬噸到1500萬噸糧食。1981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轉發國家農委《關于積極發展農村多種經營的報告》的通知中又明確提出：“中央、國務院決定，今后若干年要繼續保持一定數量的糧食進口。各級人民政府應在糧食供求平衡的條件內，有計劃地逐步把農業經濟內部比例失調的狀況調整過來。此項工作，方向要堅定，步子要穩妥。”根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決定，1980年和1981年各進口糧食1300萬噸左右，比1979年增加200多萬噸；1982年又增加到1531.6萬噸。1983年和1984年國內糧食連年大豐收，國家糧食收支平衡有余，庫存增加，沒再擴大進口。由于增加糧食進口，農村留糧和國家返銷農村的糧食增加，人均占有量提高較多。從1953年到1978這26年間國家征購糧食占產量的比重平均每年為25%，農村留糧加返銷糧平均每年每人548斤。1979至1984這6年，平均年征購占產量的比重下降為22%，農村留糧加返銷糧平均每人增加到765斤。[3]隨著農村留糧增加，農民得以休養生息，生活有了較大改善。

根據陳云“工業引進項目，要循序而進，不能窩工”的意見，在此后的國民經濟調整中，對引進工作進行了重新部署。1978年簽訂的22個進口大項目，原列入基建計劃的有14個，經調整，確定只上6個項目，其中上海寶鋼只搞一期工程，4套30萬噸乙烯興建一套，其他8個項目推遲建設進度。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李先念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就調整問題所作的講話中，提出要嚴格控制引進規模，今后“凡是比較大的引進項目，要由國務院進出口領導小組組織主管部門和一機部、外貿部、財政部、銀行、國家科委等部門會審，把建設條件、設備分交、資金來源、外匯償還等問題，一個一個地搞清楚，認真落實，否則不能同外商簽訂合同。一億美元以上的重大引進項目，要報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審批。”[4]可以看出，陳云經濟問題發言中所提的意見，在這些調整措施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根據陳云“要給各省市一定數量的真正的機動財力”的意見，1980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財政管理體制的暫行規定》，在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實行“分灶吃飯”的辦法，當年增加地方機動財力30億元。[5]“分灶吃飯”打破了過去統收統支、吃大鍋飯的局面，大大增加了地方財政權限，有利于因地制宜地發展地方生產建設事業，有利于地方制定和執行長遠規劃，協調發展經濟和文教、科學、衛生事業，有利于促進地方狠抓增產節約、增收節支，也有利于鼓勵先進，鞭策落后。“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不僅擴大了地方財權，而且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它使地方有了發展本地區生產建設事業的內在經濟動力，促使他們大挖本地區生產、物資和資金潛力，合理、節約地安排和使用資金，不斷增加財政收入，從而加快了地方國民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

陳云在發言中指出“對于生產和基本建設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后，1979年1月1日，他又在李先念批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審閱國務院關于傳達《1979、1980兩年經濟計劃的安排（草案）》通知稿的信上批示：“國務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資還有缺口’。我認為不要留缺口，寧可降低指標，寧可減建某些項目。”5日，陳云又在新華社反映一些工業部門和地區對國家計委安排1979年生產計劃和物資供應時還在留缺口表示不滿的簡報上批示：“我認為有物資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鄧小平閱后也批示：“請計委再作考慮。”6日，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又指出：“對今明兩年的計劃，陳云同志提了意見，他說有物資缺口的計劃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計劃不要留缺口，寧可降低指標，寧可減建一些項目。這個意見很重要，請計委再作考慮。有些指標要壓縮一下，不然不踏實、不可靠。”此后，國家計委會同有關部門著手研究和調整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原已準備下發的國務院關于傳達《1979、1980兩年經濟計劃的安排（草案）》的通知沒有發出。[6]

陳云“要重視旅游事業的發展”的意見得到中央領導層的一致贊同，鄧小平就曾指出：“旅游事業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7]陳云等中央領導人的重視和支持有力地推動了旅游事業的發展。從1979年到1985年，國家每年投資2000萬元到4000萬元用于旅游基建，其中相當一部分投資用于景點建設。1979年旅游接待人數大幅度增加，全國接待外國旅游者36.24萬，比1978年增長57.8%，華僑、港澳臺同胞384.15萬，增長143.6%，翻了一番多；旅游外匯收入達4.49億美元，增長70.9%。1980年來華外國旅游者達52.9萬，增幅為46.1%，回大陸探親、觀光的華僑和港、澳、臺同胞增長34.6%，共517.34萬人次；旅游收匯6.17億美元，增長31.3%。1985年全國旅游入境總人數為1783.31萬人次，比1980年增長2.1倍，其中外國人137.05萬，增長1.6倍；旅游外匯收入12.5億美元，比1980年增長1倍。[8]旅游事業的發展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吸收了外匯，積累了資金。

上述調整舉措在貫徹實施后取得良好效果，急躁冒進的勢頭得到遏制，農、輕、重的比例基本趨于合理，積累與消費的關系有了很大改善，國民經濟逐步走上穩步發展的健康軌道，為后來的全面改革和經濟騰飛創造了穩定而寬松的有利環境。其中，陳云的發言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二、陳云之所以能在經濟問題發言中提出如此真知灼見，源自他長期的觀察和思考，以及他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對中國經濟問題的潛心研究

陳云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繼11月12日就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作重要發言后，又在12月10日就當時經濟問題提出五點重要意見絕非偶然，這是他經過長期觀察和思考形成的真知灼見，是他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對中國經濟問題潛心研究的成果。

陳云在經濟問題發言中把進口糧食擺在首位，并認為“這是大計，這是經濟措施中最大的一條”，與陳云對糧食問題的高度重視及當時糧食生產的嚴峻狀況有直接關系。陳云向來把農業問題特別是糧食問題看得很重。他認為，經濟工作的基礎是糧食。如果經濟工作不擺在有吃有穿的基礎上，建設是不穩固的。他反復強調，搞經濟建設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提醒大家要牢記“無農不穩”、“無糧則亂”的歷史經驗。陳云對人民生活深切關注。“大躍進”后，為緩解糧食緊張局面，陳云曾提出并親自抓進口糧食的工作。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后，自身處境已十分困難時，陳云惦記的仍然是全國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1966年7月26日，陳云致信周恩來，提出“希望能看北方八省農業小組[9]的材料”。[10]

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前，我國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狀況不容樂觀。據會議所發材料統計：“從1957年到1977年，人口增長了3億，其中非農業人口4000萬，耕地面積卻減少了1億6000萬畝。因此，盡管單位面積產量和糧食總產量有了增長，1977年全國平均每人占有的糧食還略少于1957年，全國農村還有一億幾千萬人口糧不足。1977年，全國農業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60多元，有三分之一的生產隊社員收入在40元以下，平均每個生產大隊的集體積累不到1萬元，許多地方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有的甚至連簡單再生產也難以維持。”[11]

在糧食嚴重短缺、又要穩定農村這一矛盾的情況下，為給農民以休養生息機會，以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陳云根據自己多年的觀察和思考及領導經濟工作的經驗，提出了進口糧食的主張。對進口糧食的數量和時間，陳云指出：“糧食進口多一些不要緊。農民穩住了，事情就好辦了。如果感到糧食進口多了，下一年少進一點就是了。進口糧食的時間，不只是三五年，時間還可能長些，數量則可能少些。”[12]通過進口糧食，減小了糧食缺口，緩解了農民的征購壓力，為此后國民經濟調整的順利進行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條件。

陳云在發言中提出的“工業引進項目，要循序而進，不能窩工”的意見，同樣是他對引進問題長期關注和思考的結果。陳云對充分利用有利時機，盡可能多地吸收外國資金，大量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以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速度的態度一直是很積極的。20世紀50年代，他主持制定并組織實施的“一五”計劃，利用當時的有利條件，以蘇聯援助為基礎，搞156項重點建設，大大加快了我國工業化步伐。“文革”后期，陳云協助周恩來抓外貿時，在極左路線嚴重干擾的情況下，仍然積極支持從西方國家引進大化肥、大化纖和一米七軋機等成套技術設備的“四三方案”。但在長期的經濟領導工作中，陳云又一貫堅持立足實際、實事求是的原則，反對不顧現實條件的急躁冒進、急于求成的錯誤傾向。

1978年7月至9月，國務院召開務虛會議，研究如何加快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速度。會議從近兩年國民經濟顯著好轉、“四人幫”長期破壞造成的嚴重惡果很快就可以消除這種過于樂觀的估計出發，提出要組織國民經濟“新的大躍進”，要以比原有設想更快的速度實現四個現代化。為此，會議強調必須積極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大量利用外資來加快我國經濟建設。會議結束時宣布“今后10年的引進規模可以考慮增加到800億美元”，這顯然超出了當時中國經濟的承受能力和國內配套能力。

陳云很重視國務院召開的這次務虛會。會上的重要發言和簡報他都看了，察覺一股急躁冒進之風正在形成。為此，他在7月31日向李先念提出：“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議最好用幾天時間，專門聽聽反面意見。”陳云還說：“可以向外國借款，中央下這個決心很對，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辦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國的情況，沒有看到本國的實際。我們的工業基礎不如它們，技術力量不如它們。”“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別的國家發展快，沒有看到本國的情況，這是缺點。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債，靠不住。”[13]由鑒于此，陳云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經濟問題發言中，從提醒大家清醒看待內外條件出發，提出了工業引進項目“要循序而進，不能窩工”的正確主張。陳云從實際出發的意見，對當時國民經濟“新的大躍進”不無制動作用。

陳云一貫主張建設規模必須同國力相適應，制訂經濟計劃必須做好財政收支、銀行信貸、物資供需和外匯收支的綜合平衡，以保證國民經濟按比例地健康發展。由于生產建設任務安排過大，提交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的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中，物資、財政和外匯都留下相當大的缺口。其中燃料短缺1500萬噸，鋼材、水泥、木材的供應滿足不了457億元基建投資的需要，財政收入有50多億元落實不下去，打算借用的外債高達100億美元。[14]針對這一情況，陳云在經濟問題發言中指出：“對于生產和基本建設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材料如有缺口，不論是中央項目或地方項目，都不能安排。”這是他深刻總結建國30年來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和教訓后作出的正確決斷。

陳云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關于經濟問題的真知灼見，既來自他長期的觀察和思考，也來自他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對中國經濟問題的潛心研究。

“文化大革命”發生后，陳云受到沖擊，在黨內處于很不利的地位，只保留一個中央委員名義。1969年被下放江西南昌一個工廠蹲點，長達3年之久。1972年后曾一度受周恩來委托研究國際經濟形勢和對外貿易問題。1975年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工作范圍不再限于協助指導對外貿易工作，但仍被排除在中央最高決策層外。在此期間，陳云潛心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思考發展工農業、讓人民過上好日子的具體路子，為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經濟問題發言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作了準備。

在理論方面，陳云利用下放江西的3年時間，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這段時間，他給自己制訂了一個讀書計劃，重新閱讀了《馬恩選集》、《資本論》、《列寧全集》、《斯大林文選》、《毛澤東選集》等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特別是列寧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直到逝世前寫的《列寧全集》各卷。”[15]從江西回到北京后，他又給自己訂了一個讀書計劃：“想用兩年時間，再精讀一遍毛主席若干著作、馬恩選集、列寧選集、斯大林若干著作。”[16]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國內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他系統閱讀馬列主義理論書籍的計劃只好暫時告一段落。在讀書過程中，陳云聯系中國實際，研究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若干問題，為后來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中國經濟問題的實質，進而及時提出有針對性的真知灼見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

陳云在協助周恩來主抓外貿工作中，組織對外貿易部和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對當代資本主義，包括世界市場價格、國際金融與貨幣、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等內容很好地進行了理論研究，提出“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占有我們應占的地位”，“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對交易所要認真進行研究”，“利用國內豐富的勞動力，生產成品出口”[17]等戰略性觀點，對當時和以后對外經濟工作的新開拓，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陳云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經濟問題發言中提出“要重視旅游事業的發展”，“旅游收入實際是‘風景出口’”。這個問題在當時封閉半封閉的中國被陳云如此著重地提出，的確令人耳目一新。這和他在1972年后研究國際經濟形勢和對外貿易問題所形成的超前意識不無關系。

在實踐方面，陳云蹲點期間及回京之后，利用各種條件和機會，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1969年5月下旬至10月上旬，陳云按照毛澤東關于讓一些老同志去工礦企業蹲點調查的指示，在北京新華印刷廠蹲點。他參觀了廠里各大車間，并同在該廠蹲點的葉劍英等一起召開了十多次工人調查座談會，了解該廠歷史與現狀、工廠設備及生產能力等情況。[18]同年10月下旬到江西化工石油機械廠蹲點后，陳云除到各車間考察外，還召開各種座談會，參加生產調度會和車間班組工人政治學習會、評比會等，總計近200次。他分別找廠級、中層、一般干部、新老工人、退伍兵、現役軍人、技術員、教師、醫務人員、炊事員等個別交談，約100余人次。[19]

陳云在江西期間，不僅關心他蹲點的化工石油機械廠的生產和工人生活情況，而且關心江西省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及全省人民的民生情況，先后考察了南昌及附近的工礦企業、農村人民公社、學校及百貨公司，了解江西的工農業生產及市場供應情況。陳云協助周恩來抓外貿期間，到廣州考察并指導1973年秋季廣交會，就出口商品的價格及如何打開和擴大中國出口商品市場等問題進行調查和研究。從1975年初以后一年多時間內，陳云的主要活動仍然是調查。調查的重點是考察工農業生產情況，思考怎樣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在考察工農業生產方面，陳云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活動是，1975年6月至8月先后到江蘇、上海、山東、黑龍江等地視察。怎樣把農業搞上去，一直在陳云的思想上占有特別重要的位置。他這幾個月的考察有不少活動是圍繞這項內容展開的。[20]

通過上述調查研究，陳云深入到社會基層，體察了社情和民意，了解了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實際，摸清了當時中國經濟的基本現狀及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對基本國情做到了心中有數，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深入思考。這是他后來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經濟問題發言中能夠一語中的，切中要害，所提意見贏得廣泛贊同并在實施中產生顯著成效的重要原因和實踐基礎。

三、陳云經濟問題發言與此前的政治問題發言有很多類似之處，最根本的就是都貫穿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陳云經濟問題發言與此前的政治問題發言雖然在內容上分屬兩個不同領域，且各有其現實針對性，但二者存在很多類似之處，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是兩次發言都經過深思熟慮和認真準備。如前所述，陳云在經濟問題發言中提出的5點建議，是“他早已考慮成熟”的意見，是他對中國經濟長期觀察和思考的成果。同樣，由于陳云在政治問題發言中提出的6個問題，都是牽涉面廣、影響很大的事件，都是當時大家最關心也最敏感的問題，且當時的政治環境仍比較緊張，因此對這次重要發言，陳云“經過認真思考”，“并事先準備了發言提綱”。[21]據知情人士透露，“陳云同志在這次發言前，專門去葉帥（指葉劍英——引者注）家里面談過一次”，[22]反映了陳云對這次發言的重視和一貫的謹慎作風。

二是兩次發言都審時度勢，準確把握時機。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原定議題是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商定1979、1980兩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在討論這些議題前，先用兩三天時間討論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實行工作重點轉移是大家熱烈擁護、一致贊同的。但在宣布會議議程時沒提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思想路線轉變問題，也沒提當時黨內外普遍關心的一系列冤假錯案的平反問題。而這些大是大非問題不解決，是不可能真正實現工作重點轉移的。為此，陳云審時度勢，于11月12日在東北組發言，沖破原定議題，率先提出“堅持有錯必糾的方針”，一次性列舉了6個應該由中央考慮并作出決定的重大歷史問題，促使會議轉向首先解決思想路線是非和重大歷史是非問題。

在大家的強烈要求下，11月25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對天安門事件，對所謂“二月逆流”，對薄一波等61人案件，對彭德懷、陶鑄、楊尚昆問題等應予平反的決定。

中央政治局宣布這幾項重大決定后，陳云感到歷史遺留問題已得到初步解決，下一步應重點轉入經濟問題的討論，而當時經濟過熱、比例失調的情況已十分嚴重。鑒于與會者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政治問題上，陳云準確把握時機，于12月10日在東北組發言，回到原定議題，就當時經濟問題提出5點重要意見，推動會議轉向既定日程，并取得實質成果，為會議的成功召開再次作出重要貢獻。

三是兩次發言都引起強烈反響，受到高度重視，并對此后形勢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陳云11月12日的政治問題發言剛一講完，小組里便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當天大會簡報印發陳云發言后，在與會者中產生強烈反響。代表們紛紛發言，表示贊成并加以發揮，會議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從陳云發言這天起，會上的發言始終緊緊圍繞陳云提出的那些話題展開，而且涉及的范圍越來越廣。蕭克在東北組發言說：“搞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陳云同志12日在會議上提出的幾件事是有關安定團結的問題，也是落實政策的問題，有必要重提一下。”王任重在西北組發言說：“陳云同志的發言，我完全同意。要搞好安定團結，就要進一步解決好不利于安定團結的問題。”萬里在華東組發言說：“陳云同志提出的6個問題要解決。不然人們心里不舒暢。”康克清在華北組發言說：“我完全同意陳云同志11月12日在東北組會上提出的6點意見。”[23]

陳云政治問題發言受到大會的高度重視，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的幾項重大決定，許多都是陳云提出來的，并得到與會人員的充分肯定。這次發言及代表們的強烈反映，最終促使人事調整成為中央工作會議的一項重要議題，為陳云再次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創造了契機。而思想路線是非和重大歷史是非問題上取得的實質性突破，則為此后政治領域的撥亂反正與復查和平反冤假錯案開辟了道路。

陳云12月10日的經濟問題發言同樣博得與會者的熱烈掌聲，并引起強烈反響。有人在書面發言中表示擁護陳云這5點意見，并說：“我認為這些意見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實現，將對我國經濟戰線的形勢產生直接的重大的影響。現在有1億多農民口糧在300斤以下，吃不飽，如果不下最大的決心迅速緩和農民的緊張狀態，我國整個政治、經濟的形勢就不能擺脫被動的局面。”

陳云的發言全文登上簡報后，立即引起中央工作會議其他各組的高度重視。許多人表示完全贊同。有人說：“陳云同志在東北組的發言講得很好，我完全同意。”“當前突出的矛盾，是工農業比例嚴重失調。”“我贊成在今后幾年內，每年進口糧食1800萬噸到2000萬噸，緩和與農民的關系，使農民喘一口氣。逐步改善全國糧食緊張的狀況，才能逐步改善棉、油、豬、糖的緊張狀況。以后隨著農業的恢復和發展，逐步減少糧、棉、油、糖的進口數量。這是大局，這是當前全國人民最關心的問題。這個大局不穩住，會拖建設的后腿，也可能出點亂子。”[24]

陳云的發言全文登上簡報后，立即引起中央工作會議其他各組的高度重視。許多人表示完全贊同。有人說：“陳云同志在東北組的發言講得很好，我完全同意。”“當前突出的矛盾，是工農業比例嚴重失調。”“我贊成在今后幾年內，每年進口糧食萬噸到萬噸，緩和與農民的關系，使農民喘一口氣。逐步改善全國糧食緊張的狀況，才能逐步改善棉、油、豬、糖的緊張狀況。以后隨著農業的恢復和發展，逐步減少糧、棉、油、糖的進口數量。這是大局，這是當前全國人民最關心的問題。這個大局不穩住，會拖建設的后腿，也可能出點亂子。”

由于陳云在經濟工作中的歷史影響和崇高威望，他的意見受到會議的高度重視。更重要的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云重新進入黨的最高決策層，并再次主持中央財經工作，得以將這些意見貫徹到經濟建設的實踐中，有力地推動了經濟領域中“左”的指導思想的轉變和國民經濟的調整，并取得實質性成效。

四是兩次發言都以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為指導。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陳云是這條思想路線自覺、模范的實踐者。11月12日政治問題發言，堅持了中國共產黨歷來主張的“有錯必糾”的方針，貫穿其中的基本精神就是實事求是。12月10日經濟問題發言，更是針對當時經濟工作中存在的急于求成的傾向和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立足中國經濟實際，提出的切實可行的意見和辦法。事實上，陳云經濟問題發言首先是從談實事求是及觀察、研究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方法開始的。他講述了1942年在延安養病時仔細研究毛澤東著作和文電的情況，認為“貫穿在里面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實事求是”。他指出：“我們要堅持實事求是，就是要根據現狀，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首先弄清事實，這是關鍵問題。”他還說：“弄清‘實事’并不容易。為了弄清‘實事’，我把它概括為6個字，就是：交換，比較，反復。”接著，他具體解釋說：“所謂交換，就是通過交換意見，使認識比較全面。交換意見，不僅要聽正面意見，更要聽反面意見。所謂比較，一是左右的比較，例如毛主席論持久戰，比較了中國和日本的情況，既反對速勝論，又反對亡國論，正確的結論是持久戰；二是前后的比較，例如毛主席講統一戰線，就比較了陳獨秀和王明，或者是只團結不斗爭，或者是只斗爭不團結，正確的結論是既團結又斗爭。所謂反復，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還要擺一擺，想一想，聽一聽不同意見。即使沒有不同意見，還要自己設想出可能有的反對意見。我們反復進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況，把事情辦好。”[25]都以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為指導，這是陳云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兩次重要發言存在類似之處的最根本的原因。

[1]轉引自《陳云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6、1555頁。

[2]《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頁。

[3]《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177、179頁。

[4]《李先念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頁。

[5]《當代中國財政》（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80頁。

[6]《陳云傳》（下），第1500—1501頁。

[7]《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頁。

[8]《當代中國的旅游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5、53頁。

[9]北方八省農業小組于1966年3月7日成立，周恩來任組長，任務是協助山西、河北、山東、河南、陜西、內蒙、遼寧、北京地區農業的發展，逐步改變這些地區農業的面貌。

[10]《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第139頁。

[11]轉引自《陳云傳》（下），第1498頁。

[12]《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頁。

[13]《陳云文選》第3卷，第235、252頁。

[14]轉引自《陳云傳》（下），第1496頁。

[15]《人民日報》1997年4月22日。

[16]《陳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409頁。

[17]《陳云文選》第3卷，第218、219、222、224頁。

[18]參見《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第151—152頁。

[19]《陳云傳》（下），第1379頁。

[20]參見《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第198—199頁。

[21]《陳云傳》（下），第1494、1476頁。

[22]轉引自朱佳木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頁。

[23]轉引自《陳云傳》（下），第1484頁。

[24]轉引自《陳云傳》（下），第1501—1502頁。

[25]《陳云文選》第3卷，第235、236頁。

（來源：上海陳云研究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