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同志留給我最為深刻的印象

朱佳木

　 陳云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1995年，江澤民同志在中共中央紀念陳云同志誕辰90周年的座談會上指出：“陳云同志的一生是堅貞不渝的共產主義者的一生。他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對黨和人民的偉大事業無限忠誠。”2005年，胡錦濤同志在中央舉辦的陳云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又指出：“陳云同志執著追求理想，始終忠于黨和人民。”“在陳云同志身上，對崇高理想的執著追求和為人民利益而不懈奮斗達到了完美的統一。”他們這些評價道出了陳云同志所有品格中最為突出最為鮮明的品格，也道出了陳云同志留給我所有印象中最為深刻的印象。

　“共產主義遙遙有期”

　 我擔任陳云同志秘書的那幾年，雖然他已步入晚年，但仍在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與他的朝夕相處，使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對共產主義信念的堅定性和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到底的精神。他在延安時代曾說過：“一個愿意獻身共產主義事業的共產黨員，不僅應該為黨在各個時期的具體任務而奮斗，而且應該確定自己為共產主義的實現而奮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觀。”據當年在延安抗大聽過他講課的同志回憶，他在解釋什么叫做“奮斗到底”時說，所謂奮斗到底，就是奮斗到死，也就是奮斗到上海人講的“翹辮子”的時候。歷史證明，他自己就是這樣的共產黨人。

　 陳云同志身世很苦，幼年時父母便已故去，是舅舅、舅媽把他帶大的。高小畢業后，年僅14歲的他為了不加重家中的負擔，放棄繼續求學的念頭，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文具儀器柜臺找了份學徒的工作。1925年，他學徒期滿，轉入虹口書店當店員，月薪9元。正是那一年，上海爆發了五卅運動。陳云同志在同事的介紹下，開始涉足政治。他在后來寫的自傳中說：“以前，我很贊成吳佩孚，后又很相信國家主義派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看了三民主義，覺得孫中山的道理‘蠻多’。”因此，他加入了國民黨，并成為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分部的首創人之一。

　同年8月中旬，商務印書館工人運動的積極分子卷入罷工行列。在罷工中，陳云同志肯為工友出力，深得大家信賴，所以雖然年僅20歲，卻先后被推選為發行所職工會委員長和發行所職工會、印刷所工會、總務處同人會的聯合罷工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與此同時，他經館內早期共產黨人董亦湘、惲雨棠介紹，加入了共產黨。后來，他在自傳中回憶自己的入黨動機時寫道：“入黨動機顯然由于罷工運動和階級斗爭之影響。此時看了《馬克思主義淺說》、《資本制度淺說》，至于《共產主義ABC》還看不懂。這些書看來它的道理比三民主義更好。罷工斗爭和看了兩本書就加入了黨，但是我自覺入黨時經過考慮，而且入黨以后，自己覺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業的一套，而是要干革命，這個人生觀的改革，對我以后有極大的幫助。”他還說：“那時確了解了必須要改造社會，才能解放人類。這個思想對于我影響很大。”從那時起直到1995年逝世，在長達70年的革命生涯中，無論是在白色恐怖下做秘密工作，還是在根據地過艱苦生活；無論單獨執行特殊使命，還是身居重要領導職務；無論處于順境，還是遇到逆境，他對自己當初選定的共產主義信仰不僅從無絲毫動搖，相反愈益堅定。

　 記得我到陳云同志那里工作后，有一次他和我談到當時個別同志提出的“共產主義遙遙無期”的觀點，他說：“這個觀點是不對的，應當說，共產主義遙遙有期，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嘛。”他還針對當時海外有的人要求我們黨改名的問題，對我說：共產黨的名字表明了她的奮斗目標，改名字怎么能行！延安時期，就有人提過讓共產黨改名的建議，毛主席說：“什么名字好？國民黨的名字最好！可惜人家已經用了。”

　“黨員集訓要補貼的人不能成為共產黨員”

　 改革開放后，有些人出國轉了幾天，回來便鼓吹中國不如外國，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陳云同志知道這個情況后十分重視，說：“對于這些人，我們要批評教育；對其中做意識形態工作的同志，經過教育不改的，要調動他們的工作。”1983年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召開前，他特別囑咐我，要在為他準備的發言稿里寫上這句話，并寫上“資本主義必然要被社會主義所代替”，最后要高呼“社會主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

　當時，陳云同志從簡報上還看到，有些農村黨員集訓，除了給伙食補貼之外，還要發誤工費，甚至有的黨員不給錢就不去開會。他把這件事提到執政黨黨風的高度，也要求我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的發言稿里強調一下。他說：“這在黨執政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解放前，同樣在農村，支援戰爭，運送彈藥、傷兵，非但沒有誤工補貼，而且常常因此而受傷或死亡。相比之下，現在這些誤工補貼能算合理嗎？拿誤工補貼的共產黨員應該想一想，這樣做是不是合乎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共產黨員的標準是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終身。我看一切集訓、開會要錢的人，不能成為共產黨員。今后，全國不要再給集訓時的誤工補貼，凡屬要求誤工補貼的黨員應開除黨籍。”

　有一件事，是我不在陳云同志身邊工作后發生的，同樣能反映他始終不忘共產主義大目標的心境。那時，由于有關改革開放的一系列相應的法規制度一時跟不上，加上黨內出現了只注意物質文明建設而忽視精神文明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現象，個別領導干部甚至鼓吹“一切向錢看”的理論，造成一部分人鉆改革開放的空子，社會風氣和黨風中的問題比較突出。針對這種情況，陳云同志在中紀委六次全會上的書面講話中指出：“對外開放，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所用，是完全正確的，要堅持。但同時要看到，對外開放，不可避免地會有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作風的侵入。這對我們社會主義事業，是直接的危害。如果我們各級黨委，我們的黨員特別是老干部，對此有清醒的認識，髙度的警惕，有針對性地進行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教育，那么資本主義思想的侵入并不可怕。我們相信，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真理，一定會戰勝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作風的侵蝕。”

　“整黨學習書目中要有馬列的著作”

　 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來源于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揭示。陳云同志不僅自己重視和勤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而且一向提倡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要讀馬列的著作。1983年下半年，中央決定進行為期三年的整黨，有關部門擬了一個整黨的學習文件目錄。他看后說：“這個目錄中沒有馬列的書，應當選幾篇進去。比如，《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等，還有毛主席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有的同志講，馬列的書太長。他聽到后說：“可以搞摘要嘛，還可以把我的文章減去幾篇，只留一兩篇就行了(當時書目上列了5篇陳云同志的文章)。這不是謙虛，我們的東西都是從馬列那里來的。”后來，中央就此作出決定，在整黨完成后組織黨員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著作。

　能否堅定共產主義的信念，與對帝國主義本質的認識是聯系在一起的。1989年的政治風波之前，有人宣傳新的科技革命改變了資本主義的性質，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了。這種觀點引起陳云同志的注意。政治風波過后，他在1989年9月8日同一位中央負責人談話時指出，列寧論帝國主義的五個特征和侵略別國、互相爭霸的本質，并沒有過時，認為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和非常有害的。他在歷數了從1917年至20世紀70年代末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重大事件后說：“從歷史事實看，帝國主義的侵略、滲透，過去主要是‘武’的，后來‘文’、‘武’并用，現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突出起來，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所謂的‘和平演變’。”幾乎與此同時，鄧小平同志也講了類似的看法。他在1989年9月16日同李政道先生的談話中說：“美國現在有一種提法：打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我們要警惕。資本主義是想最終戰勝社會主義，過去拿武器，用原子彈、氫彈，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對，現在搞和平演變。”他還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指出：“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我以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之所以無論世界風云如何變幻，始終堅信“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與他們對帝國主義本質的這種清醒認識是分不開的。

　“越是開放，干部越是要‘金剛鉆’的”

　 一個人上了年紀，尤其到了晚年，銳氣往往會越來越少，但這個規律在信念堅定的共產黨人身上不發生作用。在我做陳云同志秘書期間，他已是80歲上下的老人。那時，除了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他還兼任著中紀委第一書記。有一件涉及領導干部在出國招商引資中違反外事紀律、變相索賄受賄的案子，中紀委辦理起來阻力很大。于是，他親自出面找有關領導同志談話，做工作。一天晚上已經很晚了，他還給一位中央負責同志打電話，說這個案子一定要辦，否則黨風搞不好，無法向幾百萬烈士和幾千萬犧牲的戰士交待。他要我轉告中紀委領導同志，對這件事一定要頂住，處分決定通不過，就拿到政治局會上，政治局通不過，就拿到中央委員會的會上。他說：“開放政策是對的，但越是在開放的地方，越是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干部越是要‘金剛鉆’的。”后來，這個處分決定經過折中后，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上雖然通過了，但黨內反響很強烈，認為處理太輕。中央只好又重新處理，并在報上公布了進一步處理的決定。

　那時，有的領導同志的子女以“自費”為名出國留學，實際是外商資助。有關反映送到陳云同志這里，他也是親自出面，給有關領導同志寫信，說這樣做不好，因為我們“自費”不起，勸他們讓孩子回來。他這樣要求別人，也這樣要求自己。1983年，他在報上看到師范學校因為教師待遇低而招人難的反映后，便對我說：“南南(陳云同志二女兒的小名——筆者注)是師范大學畢業的，她今后也要歸隊。”我把這個話轉達給他的女兒，她當即表示要辭去在中央國家機關的工作，回到自己的母校做老師。后來，她果然去一所中學當了歷史教員，直到退休。

　 20世紀80年代初，廣東、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不法之徒，內外勾結，大搞走私活動，涉及不少黨員干部，群眾意見很大。1982年1月5日，陳云同志要我去他辦公室，指著中紀委反映廣東一些黨員干部參與走私、貪污腐化的信訪簡報，情緒十分激動地說：“告訴王鶴壽(時任中紀委副書記)，要重辦，要殺掉幾個。殺幾個，可以挽救一大批。解放初期，貪污幾千元就殺。”他停下想了想又說：“干脆，我來批一下。”于是，他把這份簡報批給了幾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寫道：“對嚴重的經濟犯罪分子，我主張要嚴辦幾個，判刑幾個，以至殺幾個罪大惡極的，并且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幾位領導人閱后都表示同意，鄧小平同志還特別加了八個字：“雷厲風行，抓住不放。”六天后，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研究貫徹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精神，并就此向全國各地發出緊急通知。一場打擊經濟領域違法犯罪活動的斗爭，由此開展起來。

　過了一段時間，中紀委在一份材料上反映：有的同志認為，中央抓打擊嚴重經濟犯罪很必要，但抓晚了，問題已相當嚴重，積重難返了。陳云同志在上面批示：“現在抓，時間雖晚了些，但必須抓到底。中紀委必須全力以赴。”他針對一些同志擔心大張旗鼓地開展打擊經濟犯罪會妨礙改革開放的顧慮說：“怕這怕那，就是不怕亡黨亡國。”對于這場斗爭的艱巨性，他也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他說：“抓這件事是我的責任，我不管誰管？我準備讓人打黑槍，損子折孫。”他要我轉告他的子女，出門時要注意安全。后來，他又把一份香港報紙上的有關評論批轉給黃克誠、王鶴壽同志(二人當時分別擔任中紀委第二書記和常務書記)，指出：“對于經濟犯罪案件必須嚴辦。阻力再大也必須辦。”

　黨的十二大之后，陳云同志對我說：十二大上有人提意見，認為中紀委在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上很果斷，但在處理現實的案子時軟弱。要告訴黃克誠、王鶴壽同志，對涉及領導干部的案子要大膽地搞，搞不動就由他提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總之，紀委不能當“老太婆紀委”，要做“鐵紀委”。在黨中央和陳云同志的領導和督促下，這場斗爭取得了很大勝利，遏制了經濟領域嚴重犯罪的勢頭，保證了改革開放繼續健康地進行。

　“原則問題，該頂必頂”

　 共產主義事業具有空前的艱巨性、復雜性，看一個共產黨員的信念堅定與否，不僅要看他能否把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而奮斗同為黨的最高綱領而奮斗聯系在一起，還要看他有沒有為共產主義事業作出犧牲的勇氣。這種犧牲可能是流血、掉腦袋，也可能是因為堅持原則而遭受冤枉和打擊。陳云同志歷來提倡共產黨員要敢講真話，敢于頂不正確的意見，哪怕這種意見來自上邊或者一時占據上風。他常講的一句話叫做“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最欣賞的干部是在原則問題上“能頂”的人，稱贊他們“頭皮硬”；最瞧不起的則是那些見風使舵的人，把這種人稱之為“風派”。

　 黨的十二大之前，陳云同志一邊審閱十二大報告稿，一邊不時讓我把他對稿子的意見轉告給起草組的負責同志。有一次，他說：“目前在我們的黨風中，以至在整個社會風氣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堅持原則，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堅持原則的人受孤立。……過去受‘左’的指導思想影響，過分強調斗爭哲學，不該斗的也斗，動不動就上綱到路線是非。現在又出現了另一種傾向，即怕矛盾，怕斗爭，怕得罪人。對于這個問題，如果只從維護黨紀提出來，我認為還不夠，應該把它提到全黨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的高度。……只有我們黨內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風氣，黨的團結才有基礎，黨才有戰斗力，整個社會風氣才會跟著好轉。”后來，十二大報告吸收了他的這個意見。

　陳云同志倡導干部要勇于堅持原則，他自己首先做到了。1959年4月，毛澤東同志就陳云同志向他表示當年鋼鐵生產指標難以完成一事，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的講話中指出：“那個時候有人說陳云是右傾機會主義，并非馬克思主義，而自己認為是十足的馬克思主義。其實陳云的話是很正確的。”接著，他說：陳云同志“這個人是很勇敢的，犯錯誤勇敢，堅持真理也勇敢”。這里所說的陳云同志“犯錯誤勇敢”，是指他1956年反冒進的所謂錯誤而說的，歷史已經證明，把那說成錯誤并不符合實際；但說他“堅持真理勇敢”，則是確實的。

　在我即將離開陳云同志秘書的崗位之前，他同我談了一次話，說他一生一方面小心謹慎，一方面又很硬。他說：“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毛主席要我講話，我不肯講，在陜西組的會上講了‘交換、比較、反復’。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我也是頂的，講了彭德懷的問題，超出了當時華國鋒關于平反冤假錯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界限。以后，審判‘四人幫’，政治局開會討論，許多同志主張江青判死刑。我說不能殺，同‘四人幫’的斗爭終究是一次黨內斗爭。有人說，黨內斗爭也可以殺。我說黨內斗爭不能開殺戒，否則后代不好辦。”這里說到的1978年底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現在知道的人很多了。但此前還有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在那次會議上，陳云同志也是頂“兩個凡是”的。那是1977年3月，開會前，當時的中央主要負責人打“招呼”，要求會上不要提天安門事件平反和恢復鄧小平同志工作的問題。陳云同志不顧壓力，在發言中照樣說了“四人幫”粉碎后全黨全國人民最為關心的這兩件大事。事后，簡報組提出他的發言刪去這方面內容才能登簡報，那位負責人也親自登門做他的工作，但都被他拒絕了。后來，他的這份發言果然沒在簡報上刊出，但其內容還是不脛而走了。

　當年，財經戰線的干部中流行陳云同志的四句話，叫作“原則問題，該頂必頂，現在不頂，今后檢討”。他這四句話是說給自己的，也是說給綜合部門的。過去計劃經濟時期，一些地方和工業部門的領導人往往傾向于把自己那個地區那個部門的項目、投資盡可能搞多一點，產值、利潤盡可能搞高一點，發展速度盡可能搞快一點。但資金、原材料、動力、運力就那么多，不可能滿足各方面的需求。因此，計劃、財政、物資、商業、糧食、銀行等綜合部門，往往成為矛盾的焦點，壓力特別大。在這種情況下，是屈從于壓力，勉強答應那些做不到或一時雖然能做到，但從全局看長遠看并不利的要求呢？還是頂住壓力，堅持按照客觀經濟規律和實際情況辦事呢？這對于綜合部門的干部和領導綜合部門的陳云同志來說，都是嚴峻的考驗。

　陳云同志在新中國成立后主持過兩次較大的國民經濟調整，第一次發生在上世紀60年代前期，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這兩次調整開始時，阻力都相當大。如果不是陳云同志頂住壓力，一抓到底，根本調整不動。就拿第二次調整來說，許多干部想不通，這也舍不得，那也不愿丟，甚至認為經濟情況沒問題，調整是多此一舉，會因此耽誤時間；基建經費不夠可以借外債，即使搞一點通貨膨脹也不可怕。結果，1979年和1980年的基本建設規模不僅沒有降下來，相反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財政赤字，造成物價大幅上漲。面對這種情況，陳云同志從解決思想問題入手，在中央工作會議、省市委第一書記會議等各種場合，反復給大家講道理。他說：“要承認經濟工作中存在很大的意見分歧，不僅做財經工作的同志之間有分歧，中央內部有分歧，而且中央與地方之間也有分歧。原因是財貿方面的同志不熟悉工業，工業方面的同志不了解財貿；中央不完全了解地方，地方不一定了解中央的困難。”他指出：經濟調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舉。調整不是耽誤時間，如果不調整才會造成大的耽誤。對外債要分析，買方信貸的使用取決于國內為它配套所需的投資數量。用發票子的辦法彌補基建投資赤字，無以為繼，到了一定時候就會“爆炸”。通貨膨脹數量不大不可怕，但數量很大就很害怕。對陳云同志的這些意見，鄧小平同志完全贊成，全力支持。他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云同志負責財經工作，提出了調整方針，但因全黨認識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執行得很不得力。他明確指出：“我們這次調整，正如陳云同志說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調整。”在黨中央和陳云同志的竭力推動下，調整方針終于得以貫徹，很快理順了嚴重失調的各種重大比例關系，為后來的全面改革和經濟快速發展創造了穩定而寬松的環境。

　 但是，情況稍有好轉，一些同志單純追求產值、速度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們以實現黨中央關于工農業總產值在20世紀末翻兩番的目標為由，提出要“提前翻兩番”，要“翻三番、翻四番”。陳云同志敏銳地覺察到這個苗頭，要我轉告黨的十二大報告起草組負責同志，在報告稿中要提出把20世紀的最后20年分成兩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積蓄力量，為后10年的振興創造條件。起草組采納了這個意見，并得到了黨中央的批準。十二大之后，他在聽取國家計委負責同志匯報時，針對一些地區和部門要求突破計劃上項目的情況指出：要分清前10年和后10年，要抓住這兩個10年的區別。今后各地要求開口子，計委要頂住。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經濟又出現過熱現象。他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再次提醒大家，百分之二十幾的工業發展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為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難適應這樣髙速度的需要。他說：“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地穩步前進，這樣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則，造成種種緊張和失控，難免出現反復，結果反而會慢，‘欲速則不達’。”

　陳云同志在事關黨的重大原則問題上從不退縮，在黨和國家的危難關頭更是無所畏懼，挺身而出。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發生時，他正在外地養病，但當黨中央發出兩種聲音后，他毅然提前返回北京，召集中顧委常務委員開會，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并說：“現在是關鍵時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兩千萬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由于他當時任中顧委主任，又在黨內有崇高的威望，因此，他的這一表態對于促進全黨團結在鄧小平同志周圍、齊心協力平息那場政治風波，起到了其他人難以起到的作用。

　“我究竟是右了還是‘左’了”

　對于陳云同志共產主義信念的堅定性，一些人出于種種原因，或者不理解，或者予以責難。在過去一個很長的時間里，陳云同志曾一直被認為是“右傾保守”的代表人物，甚至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并幾度遭受冷遇。對此，他不以為然，一笑了之。記得我去他那里工作，見他的第一面時，他就指著自己的鼻子說：“我是一個‘老機會主義者’。”可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些人又議論他“左”了，“保守”了，“僵化”了，境外敵對勢力的輿論更是乘機鼓噪。這些議論傳到陳云同志耳朵里，他笑著說：好哇，能把我“一貫右傾”、“老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摘掉，我很高興呀！有一次，在說到這件事時，他以開玩笑的口吻問我，他到底是右了還是“左”了。我對他說：“你沒有右，也沒有‘左’，你還是站在原處，沒有變地方。變地方的是那些說你右和‘左’的人。當他們站在你的‘左’邊時，覺得你右了；當他們站在你的右邊時，又覺得你‘左’了。”

　 那時，社會上流傳黨內分為“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說法，并把陳云同志劃入“保守派”中。陳云同志對此不屑一顧，照樣講他認為該講的話。但在私下里，他對我說：“要說改革，我是大改革派。搞加工訂貨、對資本家采取‘定息’辦法，這不是改革？”實際上，不僅在20世紀50年代私營工商業改造中，陳云同志提出了許多不同于過去蘇聯的做法；即使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進行的改革開放，一開始在很大程度上所依據的，也正是他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所提出的有別于蘇聯高度集中計劃經濟模式的“三為主三為輔”的構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他又就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這個體制改革中的關鍵問題寫出具有重大理論價值的專論，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對我們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對于對外開放政策，他同樣是始終真誠擁護、積極支持的，而且提出過許多具有戰略意義的建議。例如，“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對外開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們這里來，我們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等等，就是他最先提出的。

　 陳云同志對于改革開放一貫持積極態度，但同時也反復提醒全黨必須注意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消極現象和違法行為，要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抓住執政黨的黨風問題不放松，對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不能“松綁”。他強調：“我們國家現在進行的經濟建設，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改革。任何一個共產黨員，每時每刻都必須牢記，我們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如果這就叫做“左”的話，哪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不“左”呢？鄧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很多人只講現代化，忘了我們講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些是1978年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一直這樣講的，從來沒有變過。”“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對于這一點，忘記或拋棄共產主義遠大目標的人，當然理解不了；用資產階級價值觀觀察問題的人，更是永遠也不會弄明白的。

　 早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同志就說過：“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蔑、謾罵或譏笑。”我們應當學習陳云同志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無限忠誠的精神，一方面為黨在現階段的具體奮斗目標扎實工作；另一方面始終牢記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為把我國早日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不懈奮斗。(編輯姚建萍)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

（來源：《百年潮》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