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的馬克思主義觀研究

宋月紅

關于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在接受、傳播、應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過程中,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中,從理論與實踐上不斷探索和回答,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認識基礎與前提,開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陳云作為黨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終其一生,追求真理,學習、信仰馬克思主義,直接參與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歷史性的飛躍,為共產主義事業而不懈奮斗,并形成“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原則,充滿唯物辯證法,貫穿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陳云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典范,其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科學認識和實踐經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寶貴精神財富。

一、學習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學習哲學,掌握唯物辯證法

在近代中國探索救國救民真理的社會大潮中,正值青少年的陳云由相信三民主義轉變為信仰馬克思主義,并由國民黨轉而加入中國共產黨,其發生“人生觀改革”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礎,是由學習和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形成的。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陳云1925年入黨。他在自傳中談到入黨動機問題時說:“罷工斗爭和看了兩本書就加入了黨。”[1]這里所說的罷工斗爭是指他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期間發生的五卅運動和商務印書館發行所職工會、印刷所工會、總務處同人會的聯合罷工活動。罷工斗爭是當時中國工人階級的一種重要斗爭形式。參與罷工斗爭,成為陳云之所以入黨的重要實踐基礎。他所指的兩本書是《馬克思主義淺說》和《資本制度淺說》,而且他在看了之后認為“這些書看來它的道理比三民主義更好”。從當時的思想實際來說,陳云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和認識只是初步的,還看不懂《共產主義ABC》,但這并沒有影響他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以后,不可避免地要面臨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沖突時而產生的思想矛盾問題。陳云說:“這種矛盾的克服,必須賴于革命理論與思想,去克服個人利益的思想。”從入黨時起,陳云逐步樹立了“今后不是做成家立業的一套,而是要干革命”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并把“必須要改造社會,才能解放人類”作為人生信條和不懈追求。[2]這時的陳云既學習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又找到了“改造社會”的人生目標,促使他終其一生不斷學習馬克思主義,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并用以指導社會實踐。

陳云在長期的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十分重視學習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學習哲學。這是陳云學習觀的核心內涵。在這一問題上,現有陳云研究已做了多方面的史料整理與挖掘,并進行了一定闡釋,充分表明陳云把學習馬克思主義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并影響和引導他人。陳云終生學

習并倡導學習馬克思主義,典型時期主要是延安整風時期、“文化大革命”中在江西蹲點時期和20世紀80年代。他無論是處于順境還是逆境,學習馬克思主義始終不渝。

延安整風時期,陳云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有計劃、有組織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哲學。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社會實踐特別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需要,是推動中國共產黨人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動力與源泉。對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曾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并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3]整風期間,毛澤東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學習哲學,推動全黨大興學習馬克思主義之風,促進了全黨的思想提高和認識統一。據陳云回憶:“毛主席先后三次當面同我談過,要學哲學,還派教員來幫助我們學習。”[4]在毛澤東的影響下,陳云在其任部長的中央組織部成立了由李富春、陶鑄、王鶴壽、陳正人、王德組成的6人學習小組,“還有幾位旁聽的‘后排議員’”。這一學習小組從1938年開始到1942年,堅持了5年,還被評為中央機關的模范學習小組。陳云回憶當時的學習情形時說:“先學哲學,再學《共產黨宣言》,然后再學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等,那時我們讀的書,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有關著作外,還有毛主席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等,也讀點別人的著作。”[5]據《陳云年譜》記載,1940年間,陳云多次聽和培元、艾思奇、王學文、王思華講解唯物論與唯心論問題、費爾巴哈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問題、剩余價值法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問題等,并做了筆記。從1941年3月14日起,陳云讀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從4月4日起讀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并做讀書筆記。他總結這一段學習時說:那幾年的學習,受益匪淺。在延安學習前,講話、文章缺少辯證法;學習后,講話寫文章就不一樣了,就有辯證法了。通過延安整風學習,特別是學習哲學,陳云在思想方法上有了很大進步。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發展壯大、保持先進性,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在于學習,理論聯系實踐。陳云把學習馬克思主義作為共產黨員的一個重要標準,把學習作為共產黨員的責任。1939年5月30日,陳云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中指出:“我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斗的黨,首先,我們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才能培養自己成為一個真正有能力的有堅強黨性的共產黨員。我們的學習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學習他們觀察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不是背誦教條。”[6]1939年底,他撰寫《學習是共產黨員的責任》一文,認為對于學習的意義認識得夠不夠,是決定我們能否下決心學習的關鍵。學習是做好工作的一個條件,而且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掌握了馬列主義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會自然地同自己的實踐經驗結合起來,把具體經驗提高到一般理論,再拿這種一般理論去指導實際工作。這一時期,陳云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并在毛澤東的影響下,掌握了唯物辯證法。

新中國成立以來,逐步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并促進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然而,探索和形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在曲折中進行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陳云被“戰略疏散”到江西“蹲點”。當時,他攜帶了三箱馬列和毛澤東的著作。陳云的子女回憶說:“在他下放江西的日子里,我們去看他,他給我們講得最多的就是要我們認真讀馬列的書,讀毛主席著作,學好哲學。”[7]據1970年12月14日陳云復陳偉華的信記載,他關于學習問題向女兒提出建議,認為“哲學是馬列主義根本中的根本。這門科學是觀察問題的觀點(唯物論)和觀察解決問題的辦法(辯證法),隨時隨處都用得到。四卷毛選的文章,都貫徹著唯物論辯證法。”具體到學習內容,他認為“《共產黨宣言》是必須看的”,然后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和《資本論》,以及《馬克思傳》《恩格斯傳》和《列寧傳》等。[8]1971年4月,陳云又對到南昌看望他的陳偉華說,學好理論是政治上進步的基礎,學好哲學尤其重要。掌握了唯物辯證法,就有了觀察問題的立場、觀點和解決問題的辦法。陳云不僅談了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哲學的重要性,而且根據自身學習心得,談到了學習什么和怎么學的問題。這既是陳云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態度和認識,也是其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經驗。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新中國的歷史發生轉折,逐步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陳云反對“兩個凡是”,支持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為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作出了積極貢獻。同時,改革開放是史無前例的新生事物,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學習的重要性在黨內外更加突出地顯現出來。陳云十分重視并要求領導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1987年7月17日,他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專門談到身負重任和要學習哲學的問題,并把這兩個問題緊密地聯系起來談,認為“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這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他指出:“現在我們在新的形勢下,全黨仍然面臨著學會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

法分析和解決問題這項最迫切的任務。”[9]據時任陳云秘書的朱佳木回憶,1983年7月的一天,陳云與他談學哲學時說:哲學是最核心的東西。馬克思之所以由青年黑格爾派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主要就是因為他把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經過改造,結合到了一起。有了這個東西,才有了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他把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為培養和教育干部的基本內容,不僅要改造思想方法,更為根本的是要改造世界觀。又據朱佳木回憶,1983年下半年,中央決定整黨,為此有關部門擬了一份整黨學習文件目錄。陳云看后說,這個目錄應當把《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選進去,還有毛主席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整黨,既要整頓黨的組織和作風,又要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加強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建設和武裝。陳云把學習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想武裝和精神動力,越是中國革命和建設處于重要階段和轉折關頭,越加重視和加強學習馬克思主義。

陳云倡導學習馬克思主義,強調學習的目的在于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在于提高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關于學習的思想認識不僅由于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而且來源于對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認識。《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黨對自身歷史的科學總結。陳云參與指導了這一決議的起草工作。其中,關于學習哲學,他曾向決議起草組講到,建國以后,我們一些工作發生失誤,原因還是離開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在黨內,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學哲學,有根本的意義。他針對當時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學的情況,認為很需要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在陳云看來,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遵循實事求是的一條重要途徑。綜觀陳云一生的思想與實踐,鮮明地貫穿了實事求是的原則與精神,并形成以“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為基本內涵的“唯實論”哲學思想和以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哲學為核心的學習觀。

二、信仰馬克思主義,堅定共產主義理想,并為之奮斗到底

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將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科學。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把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作為最高綱領,同時為各個歷史時期的具體任務而奮斗,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和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陳云在中國工人運動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由此樹立了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的遠大理想,實現了從“人生觀改造”到樹立“革命的人生觀”的思想發展。

陳云把終身為共產主義奮斗作為共產黨員的首要標準,并以此要求自己和教育黨員,保持黨在思想上的純潔性。他的這一思想認識集中表現在他寫于1939年5月30日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一文中。當時,中國正處于抗日戰爭的戰略相持階段。陳云在文中指出:“共產黨員不僅要積極參加抗日,而且要為共產主義奮斗。”這是在抗日戰爭的歷史條件下把黨的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相統一的具體化。他在闡述黨的性質和宗旨時進一步指出:“一個愿意獻身共產主義事業的共產黨員,不僅應該為黨在各個時期的具體任務而奮斗,而且應該確定自己為共產主義的實現而奮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觀。”對于如何確定這樣的人生觀,他認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從其階級覺悟、實際革命鍛煉和馬克思主義修養中,深切了解到無產階級在社會上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懂得無產階級的利益及其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事業,洞悉共產黨及其黨員的當前任務和根本目標,從而認識到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和堅信共產主義社會必然實現的前途。他指出了一個共產黨員確立“革命的人生觀”的首要條件和堅定這樣的人生觀的思想理論基礎。不僅如此,陳云強調,每個共產黨員必須對于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有不怕犧牲、不怕困難和奮斗到底的決心。這是檢驗一個共產黨員“革命的人生觀”是否堅定的實踐標準,是知行合一的。這一標準是由中國革命的艱巨性和徹底性所決定的。陳云指出:“中國革命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斗爭過程,在彎曲險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須經歷長期的艱苦和波折;在與敵人經常的斗爭中,在每一事變的緊急關頭,還有犧牲的可能。”[10]因此,他把“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作為共產黨員的第二個標準,指出共產黨員是在黨的領導下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戰士,黨員的利益同民族的、人民的和黨的利益是一致的。每個黨員必須對于民族、革命、本階級和黨,表示無限忠誠,把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革命的、本階級的和黨的利益。當在革命工作、黨的工作中發生黨員個人的利益與黨的利益的不一致時,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把革命的和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則來處理一切個人問題,而不能把個人利益超過革命的和黨的利益。他還指出,革命的和黨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僅要求每個黨員懂得這一條,特別是要求每個黨員能在實際行動和日常生活的每個具體問題上,堅決地、毫不動搖地執行這一條。《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原發表在黨中央機關刊物《解放》第72期上,后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被黨中央列為學習文件,成為指導黨的建設的重要歷史文獻。陳云在文中從共產黨員的標準問題闡述了黨的思想、政治、組織和作風的純潔性,既集中體現了他對黨的性質與宗旨的認識,又表達了他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

新中國成立以來,陳云擔負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責任,特別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黨的建設工作,建立了不朽歷史功績。無論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出現失誤、遭遇挫折,還是陳云身處逆境,變化的是社會歷史條件和工作方式,不變的則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陳云在發言中指出:“資本主義必然要被共產主義所代替,這是無可改變的法則。現在世界上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這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然要代替資本主義的鐵證。我們可以充滿信心,高呼:社會主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同時,他還針對當時一些人中存在的“中國不如外國”、“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不靈了”的種種言論,指出對于這些人要進行批評教育,“對其中做意識形態工作的同志,經過教育不改的,要調動他們的工作”。[11]陳云在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思潮面前,毫不動搖地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充滿必勝信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新時期,陳云對這一歷史轉折的實現做出了重要貢獻。改革開放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不是一改革開放,就一切矛盾都解決了。改革開放始終存在堅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根本性問題。改革開放初期,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設曾一度被忽視,另一方面西方一些不良的和錯誤的思想觀念滲透進來,中國社會中殘留的一些腐朽的傳統觀念也有所泛起,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資本主義哲學,不顧國格人格的奴才思想等。這些不僅與社會主義文化和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不相容,而且嚴重影響社會主義方向,侵蝕人們的思想靈魂,敗壞社會風氣,如果不予以抵制,最終誤導的將是改革開放。陳云對改革開放不可避免帶來的消極腐朽現象,保持著清醒認識和高度警惕。1985年9月24日,他在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書面講話中,指出了忽視精神文明建設對黨風、社會風氣的危害性,強調必須糾正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的現象。他說:“忽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我們的整個事業就可能偏離馬克思主義,偏離社會主義道路。”同時,他從正反兩方面辯證地分析改革開放面臨的復雜形勢,指出對外開放,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所用,是完全正確的,要堅持。但同時要看到,對外開放,不可避免地會有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作風的侵入。這對我們社會主義事業,是直接的危害。他指出要嚴重注意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作風的滲入,有針對性地進行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教育。他堅信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真理,一定會戰勝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作風的侵蝕。建設社會主義,既要建設物質文明,又要建設精神文明,二者相輔相成,是不能分離的。陳云強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指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信仰馬克思主義,才能自覺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堅定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發展方向,經受社會歷史變革的考驗,始終保持思想信念的堅定。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鄧小平將當代世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概括為和平與發展。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是爭取世界和平,在這個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發展自己的國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盡管世界和平的力量在發展,但戰爭的危險還存在,其根源于世界上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和平問題。發展問題則是指發達國家越來越富,相對的是發展中國家越來越窮,也即是南北貧富差距問題。鄧小平從中國的對外政策闡述了當代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問題。隨著和平與發展越來越成為當代世界的時代主題,社會上關于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言論也甚囂塵上。在這一問題上,陳云思考1989年北京發生的政治風波,在1989年9月8日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指出:“列寧論帝國主義的五大特點和侵略別國、互相爭霸的本質,是不是過時了?我看,沒有過時。”他說:從歷史事實看,帝國主義的侵略、滲透,過去主要是“武”的,后來“文”、“武”并用,現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突出起來,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所謂的“和平演變”。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是當代世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矛盾斗爭的重要方式與特征。陳云透過“和平演變”認識到帝國主義侵略、滲透方式發生改變,而且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這暴露的正是帝國主義的本性。當代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而且在一定條件下還有進一步加劇的危險。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經受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歷史的檢驗,依然是認識和判斷當代世界的科學理論指導。

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實現共產主義需要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和社會財富的極大豐富,因此必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但這并不意味著共產主義“遙遙無期”。據時任陳云秘書的朱佳木回憶,針對“共產主義遙遙無期”的觀點,陳云說:“這個觀點是不對的,應當說,共產主義遙遙有期,社會主

義就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嘛。”[12]然而,實現共產主義,需要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為之不懈奮斗。這就需要不斷加強干部隊伍建設,保證共產主義事業的代代相傳、后繼有人。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培養接班人問題始終是一個歷史性的課題。面對改革開放之初嚴重存在的干部青黃不接的情況,陳云在1981年7月2日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書記座談會上提出,必須成千上萬地提拔中青年干部。1982年9月6日,他在黨的十二大上的發言中指出,不解決或解決不好我們黨的干部隊伍的老化問題、青黃不接的問題,共產主義事業在中國就有可能出現曲折。解決好干部隊伍的交接班問題,是擺在全黨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他認為,一方面要大膽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方面又要嚴格把好政治標準這一關。只要把干部隊伍的交接班問題解決好,我們黨的事業就一定會后繼有人。

信仰馬克思主義,是陳云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科學依據。為共產主義的實現而奮斗到底,是他終生不渝的人生追求。

三、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陳云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直接參與和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歷史進程。

陳云堅持貫徹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重視理論聯系實際。他說:“學習理論一定要聯系實際。”[13]他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完整提出了“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一唯物辯證法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原則。這是陳云對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的體會。他說: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話不要聽。不唯書,也不是說文件、書都不要讀。只唯實,就是只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是唯物論。他指出,交換,就是互相交換意見。過去犯過不少錯誤,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看問題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實際當成了全面的實際。作為一個領導干部,經常注意同別人交換意見,尤其是多傾聽反面的意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比較,就是上下、左右進行比較。所有正確的結論,都是經過比較的。反復,就是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如果沒有不同的意見,也要假設一個對立面。吸收正確的,駁倒錯誤的,使自己的意見更加完整,并且在實踐過程中還要繼續修正。“交換、比較、反復”是辯證法。“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這是陳云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具體應用,形成陳云哲學思想的鮮明內涵與特征。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不僅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而且指導新中國的成立、建設和發展,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陳云是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參與者,并在工作實踐中堅持貫徹和創造性地運用。他長期主持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迅速恢復國民經濟,為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和奠基,作出了重要貢獻。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中,陳云主要負責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他比較系統地闡述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且推動了“和平贖買”政策的實施。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和平贖買”,把馬克思和列寧的贖買設想變成了現實。他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成為后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一個思想認識來源。有計劃按比例,綜合平衡,是陳云經濟思想的核心內容,“來之于馬克思”。“文化大革命”中,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被破壞。改革開放之初,1979年3月8日,陳云寫出了《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他說:“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1)計劃經濟部分(有計劃按比例的部分);(2)市場調節部分(即不作計劃,只根據市場供應的變化進行生產,即帶有盲目性調節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14]計劃經濟是主要,市場調節是必要,二者相互結合,這是陳云關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問題的思想發展,在推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起到了思想先導作用。沒有對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和掌握,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共產黨執政規律,是不可能做出這樣的理論貢獻的。

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必然,這就涉及到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是否堅持毛澤東思想,不僅關系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而且關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命運。1977年9月28日,為紀念毛澤東逝世一周年,陳云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一文,闡明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精髓。他說:實事求是,不是一個普通的作風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根本思想路線問題。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毛澤東思想,就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如果離開了實事求是,就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而成為脫離實際的唯心主義者。是

否堅持實事求是,實際上是區別真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真假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標志之一。陳云將堅持實事求是貫徹到對黨的歷史的總結。他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過程中,強調關于建國以來32年中黨的工作的錯誤,一定要寫得很準確,論斷要合乎實際,反復推敲,反復斟酌,使它能夠站得住,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對于成績與錯誤,他指出:“是成績就寫成績,是錯誤就寫錯誤;是大錯誤就寫大錯誤,是小錯誤就寫小錯誤。”為使決議達到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目的,陳云認為,需要寫上黨成立以來60年中間毛澤東的貢獻和毛澤東思想的貢獻。因此,建議增加回顧建國以前28年歷史的段落。有了黨的整個歷史,解放前解放后的歷史,把毛澤東在60年中間重要關頭的作用寫清楚,毛澤東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說毛澤東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說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勝利,就更能說服人了。全面而準確地認識毛澤東思想,體現了黨對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態度,也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改革開放新時期,陳云參與制定并執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擁護和支持改革開放,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然而,在堅持改革開放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關系問題上,往往容易強調前者而忽視甚至否定后者,而把兩者對立起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在1979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完整地提出來的。鄧小平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陳云不僅辯證地對待改革開放,而且堅定地貫徹四項基本原則。1985年6月29日,陳云在全國端正黨風工作經驗交流會上的書面講話中指出:“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這一點,非常重要。在黨中央領導下,我們國家現在進行的經濟建設,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改革。任何一個共產黨員,每時每刻都必須牢記,我們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我們進行的事業,是社會主義事業。”[15]他從黨的最高綱領和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這一現階段具體工作,都強調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1985年9月23日,他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講話中,針對一些人包括一些共產黨員忘記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丟掉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的情況,指出應當把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傳,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內容。這種宣傳教育不能有絲毫減弱,還要大大加強。

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問題上,鄧小平還從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發生的歷史經驗教訓中指出:“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他強調說:“不是錯在四個堅持本身,而是錯在堅持得不夠一貫。”[16]陳云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堅定性也在鮮明地反對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引發的動亂中體現出來。1989年5月26日,他在中顧委常委會會議上指出:“關鍵時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兩千萬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17]歷史發展表明,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越深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越要加強。否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有可能失敗的危險。

中國共產黨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相結合,來自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與實踐的發展。陳云學習、信仰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其所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精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將之與不斷變化的黨情、國情和世情相結合,必將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不斷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陳云的馬克思主義觀研究@宋月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北京100009

關于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在接受、傳播、應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過程中,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中,從理論與實踐上不斷探索和回答,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認識基礎與前提,開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陳云作為黨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終其一生,追求真理,學習、信仰馬克思主義,直接參與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歷史性的飛躍,為共產主義事業而不懈奮斗,并形成"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原則,充滿唯物辯證法,貫穿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陳云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典范,其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科學認識和實踐經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寶貴精神財富。

[1][2]《陳云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5頁。

[3]《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頁。

[4][5][9][11][14][15][17]《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361、362、332、245、347、368頁。

[6][10][13]《陳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138、189頁。

[7]陳偉力、陳元、陳偉華、陳偉蘭、陳方:《永遠像您那樣學習和生活——懷念我們的父親陳云》,《人民日報》1997年4月22日。

[8]陳云給陳偉華的信,手稿,1970年12月14日,轉引自《陳云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7—1389頁。

[12]朱佳木:《論陳云》,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6頁。

[1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頁。

（來源：《北京黨史》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