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與香港工作的歷史考察

孫翠萍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香港采取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香港對中國內地具有重要的作用，受到新中國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毛澤東曾指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對世界的貿易關系都不利。”[1]作為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陳云長期領導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積極探索利用香港“通道”發展對外貿易。目前，學術界關于陳云對外經濟工作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周化民：《陳云在對外貿易理論和實踐方面的重大貢獻》，《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陳東林：《陳云與70年代對外經濟工作的新開拓》，朱佳木編：《陳云與他的事業——陳云生平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遲愛萍：《新時期對外開放方針的先聲——對陳云對外經濟工作思想再思考》，《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4期；熊亮華：《陳云與對外經濟交流事業的開創》，《黨的文獻》2005年第4期；宋林、吳學先：《陳云與華潤》，《全國陳云百周年紀念——全國陳云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等。】但是，關于陳云對香港工作的研究較為薄弱，筆者利用解密檔案并結合已有的文獻資料，初步考察了陳云關于香港工作的歷史脈絡，以求教于方家。

一、重視內地與香港的貿易活動，強調充分發揮香港的“通道”作用

陳云重視內地與香港的貿易活動，強調充分發揮香港的“通道”作用。一方面，他積極推動內地對香港的貿易活動，向香港輸出日用品，在解決香港民眾生活困難的同時增加國家的外匯儲備；另一方面，他主張“利用香港作跳板”，積極擴大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在對港經濟工作中，陳云注重運用辯證法，充分認識到對港貿易的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

香港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渠道，是中國外貿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對我國商品之輸出與海外商品之轉入，久已成為一重要轉口之口岸，特別是對東南亞各地區與我國間之貿易關系，其橋梁作用頗大”。[2]陳云關于香港工作的實踐與當時的歷史背景緊密相連。新中國成立初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實行政治上的孤立與經濟上的封鎖。因此，陳云十分重視香港在打破西方封鎖方面所起到的“通道”作用，強調“利用香港作跳板”。1951年5月28日，陳云領導下的中財委發出《關于美帝操縱聯合國大會非法通過對我實行禁運案后對各項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們的外貿工作重點要轉移到華南，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買賣，積少成多；堅持易貨制度，加強緝私工作；對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暫停開新購買證，保證資金安全。”[3]1952年5月14日，陳云簽發中財委電，指出：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要作進一步努力，盡量打開局面，特別是港澳和南洋，他們需要我們的一些土特產，放棄這個市場對我不利。[4]當年，內地對香港貿易額達到291628美元，其中，出口值占中國對資本主義出口總值的74.7%。[2](p.609)

為保障對香港地區的供應，陳云提出讓“家禽、蛋品上自由市場”。1960年12月31日，陳云致信鄧小平，答復他關于1961年家禽、蛋品出口金額的問題，說大約有3000萬美元，都是出口到香港市場上的。“這部分產品如果不統購而由自由市場交易，國家可用自由市場價格購到一部分，香港的供應不致全部中斷。讓家禽、蛋品上自由市場，對刺激生產大有好處。”[5]

20世紀60年代初，內地在港經濟活動遇到困難。1961年4月，內地商品在香港的市場占有率從50年代的排名第一降為第三。[6]這一方面與香港制品的出口增加有關。根據香港當地的統計，“1961年香港進出口貿易總值是17.21億美元，比1960年增長1.82%。其中進口貿易總值10.38億美元，比1960年增長1.82%；出口貿易總值6.83億美元，比1960年減少0.2%。在出口貿易總值中，香港制品5.11億美元，比1960年增長2.5%；轉口貨1.72億美元，比1960年減少7.4%。”[7]另一方面，三年自然災害使中國出口商品數量減少、質量下降，也是內地商品在香港市場占有率下降的重要原因。6月10日，華潤公司就市場份額問題向中央匯報時指出：“我國出口的30種主要商品在香港市場上的變化情況：豬、魚、綢緞仍占優勢，牛、蛋、精糖比重下降；本色布我同日本各占一半，染色布、花布日本仍然領先；自行車、膠球鞋銷路未能打開，縫紉機、收音機銷路反而縮減。”[6](p.320)

為緩解內地糧食供應緊張的局勢，陳云提出提高進口大米的數量，而香港正是進口糧食的重要通道。1960年底，周恩來與陳云、葉季壯商量要進口150萬噸大米。后來外貿部改為進口200萬噸到250萬噸大米。據雷任民回憶，“我就向總理匯報，總理聽后覺得很意外，問我這個決定是誰的意見，我說是陳云同志和葉老商定的。總理又打電話問陳云，得到確定的答復后總理認為國內的災情和糧食緊張一定很嚴重了，因為陳云同志一向很穩的，這回要這么多糧食一定事出有因。”[8]隨后，購糧工作立即展開。1960年12月，外貿部成立由進口局、運輸局和華潤公司等單位負責人組成的進口糧食辦公室，葉季壯任主任，雷任民任副主任。與此同時，華潤公司成立了糧食進口工作組。1961年1月19日，陳云談到：“如果有四百萬噸糧食進來，那我們今年的日子就比較好過一些了。明年、后年如果再多進一點，那我們就能夠稍微有點存糧了。”[9]經過多方面的努力，1961～1965年，中國每年進口糧食500萬噸，占京、津、滬等幾個大城市和遼寧省用糧總數的70%～80%。500萬噸糧食在中國糧食總量中所占比重雖然很小，但是在全國糧食的調節上卻起了重大作用。它不僅減少了產糧區的糧食調出，保證了重災區的糧食供應，避免了京、津、滬、遼等省市糧食脫銷的危險，并且補充了部分國家庫存。[10]據曾任華潤公司執行秘書的巢永森回憶，“1960年底到1962年初，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我們完成了1961年糧食進口計劃，跟加拿大、澳大利亞也簽訂了長期供貨協議，爭取到了延期付款”。[6](p.308)

20世紀70年代，在協助周恩來抓對外貿易工作期間，陳云關于香港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陳云強調利用香港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貿關系。1974年7月，陳云提出要打開西歐國家副食品出口市場的主張。在具體方式上，首先要建設和擴大蔬菜等副食品生產基地，擴大出口數量，提高出口質量。其次要拓寬貿易渠道和出口路子。華潤公司的成立就是為了充分發揮香港對內地進出口的基地作用。陳云指出：“要充分利用香港，把華潤公司擴大，變成‘外貿第二部’。華潤公司的經理得是個副部長。我們不能到外國去設公司、倉庫，華潤公司可以到外國去設公司、倉庫。”[8](p.1430)7月4日，陳云在同外貿部負責人談話時指出：“對美國的貿易，還是集中抓兩條：一是利用香港，一是利用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的邊界貿易。這些地方游客很多，每人花五元、十元不算一回事。要專門研究一下加拿大和墨西哥。其他的路子也要找。在商品上，一是紡織品，二是工藝品，三是兔子肉。”[8](p.1430)另一方面，陳云辯證分析了對香港出口貿易的有利和不利條件，注重加強對港貿易工作干部的教育工作。1974年，對港澳的出口貿易所得占現匯收入的第一位，是進口成套設備和器材所需外匯的重要來源。8月14日，陳云在同外貿部負責人一起研究對港澳的出口貿易問題時指出：“對港澳的出口貿易，有有利條件，也有不利條件。有利條件是，食品和其他傳統出口品，我們可以占領主要市場，但也有可能被擠掉。不利條件是自由港，競爭劇烈。競爭對手會用低于成本的價格競銷，尤其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對此種不利條件，許多同志還未認識。”陳云進而提出：“對港澳貿易是政策性很強的工作。要時刻警惕港英方面的刁難。要加強對港澳貿易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使他們有兩點自覺性：一是責任重大，二是能經受特殊環境的考驗。這種考驗有很大的政治意義，機會難得。”[9](pp.228,229)

二、支持華潤公司等香港對外貿易機構的工作

華潤公司是中共在海外建立的第一個對外貿易機構。吳儀曾指出：華潤公司的發展歷史見證了新中國發展的歷程，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步，也折射了中國國有企業的變遷。華潤公司曾是中國最大的現匯來源渠道，代理貿易曾一度高達全國外貿總額的30%，華潤公司是廣交會的發起和組織者，是“三來一補”的首創者，是香港中資企業的搖籃。[6](p.1)五豐行和德信行都是外貿部領導的華潤公司所管理的貿易公司。其中，五豐行也是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機構，而德信行則是中國土畜產進出口總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機構。陳云支持華潤公司等香港對外貿易機構的工作主要體現為以下幾點：

第一，陳云與華潤公司的誕生有著密切聯系。華潤公司的前身是聯和行。聯和行于1938年成立，創始人為秦邦禮，化名楊廉安。30年代初期，楊廉安在陳云的領導下經營店鋪、建立交通站。1938年，為了妥善保管籌集到的資金和物資，并順利運到前線，香港八路軍辦事處決定成立一個相對獨立的合法公司。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云找楊廉安談話，告訴他中央決定派他到香港以開公司為掩護協助香港八路軍辦事處工作。1948年，公司更名為華潤公司并得到中央批準。

第二，陳云多次與華潤公司等香港對外貿易機構負責人談話，在了解對外貿易工作情況的同時，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例如，陳云提出可以利用交易所。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一直把交易所和股票市場視作資本主義的象征，不準華潤公司經營股票。1973年4月，中方決定進口47萬噸原糖。外貿部給華潤公司限定了最高價和最低價。為了避免刺激國際市場砂糖價格上漲，華潤公司決定通過新加坡商人郭鶴年在倫敦交易所完成這次交易。

1973年7月14日，陳云聽取五豐行關于通過私商在交易所購買部分原糖情況的匯報。參加匯報的有華潤公司總經理張光斗、副總經理張政、華潤德信行經理喬文禮以及華潤五豐行副經理曹萬通等。據曹萬通回憶：“那天是姚依林副部長帶我們去的，是在陳云的家里，陳云的秘書在場，我們幾個人圍坐在茶幾周圍。陳云身體不好，夏天還穿著馬夾。開始他只是聽我們說，最后才講了一些很肯定的意見”。[6](p.367)當談到社會主義國家應如何對待資本主義市場的交易所時，陳云指出：“利用資本主義交易所是一個政策性的大問題。目前，我國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大多是通過中間商進行的，我們離不開中間商。不管采取哪種中間商形式，進出口價格有許多要參照交易所的價格來確定。交易所有兩重性，一是投機性，二是大宗交易場所。過去我們只看到它投機性的一面，忽視它是大宗交易場所的一面，有片面性。我們不要怕接觸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風大浪中學會游泳。過去有時只顧完成任務，價格越漲越買，吃了虧還不知道，這是不行的。我們既要完成任務，又要爭取有利價格，使自己少吃虧或不吃虧。利用交易所要十分謹慎，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須得多失少。我們外匯的主要來源是靠發展生產，擴大出口貨源，提高產品品質，改進包裝裝潢，多搞高檔貨。利用交易所僅是保護性的措施，以免受損失。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貿易，絕不做投機倒把買賣。對這個問題，外貿部核心小組要開會討論”。[5](p.178)匯報之后，陳云專門起草了一份報告，建議中央批準進出口工作利用交易所。

1974年7月4日，陳云就交易所問題再次指出：“對去年利用國外交易所買糖是否是剝削了工人階級剩余價值的問題，我想了一年。恩格斯講過，交易所是剩余價值分配的場所。我們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讓資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額利潤，并沒有剝削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5](p.190)陳云的這番話，對外貿工作人員突破“文化大革命”時期“左”的思想禁錮，大膽而有效地利用交易所為國家建設服務發揮了積極作用。自1973年至1976年，華潤公司一直秘密利用交易所做貿易。

三、推動香港回歸祖國

1982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撒切爾夫人時指出：“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是明確的，這里主要有三個問題。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國采取什么方式來管理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11]隨后，廖承志主持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等有關部門修改原來擬定的12條對港基本方針政策。經過修改的12條方針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中國政府決定于1997年7月1日對香港地區恢復行使主權；恢復行使主權后，在香港設立特別行政區，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權；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等。其中第12條還著重指出：上述方針政策，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50年不變。198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并原則批準了關于解決香港問題的修改方案，作為同英國談判的基本方針。[8](p.1678)

陳云與鄧小平一樣，關心并重視祖國統一的偉大事業，大力推動香港回歸祖國。第一，陳云同意中央確定的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方針。1983年5月14日，在廖承志按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向陳云匯報時，陳云指出：“我看五十年政策不變，這條很好，人心就定了。”“從一八四二年到一九九七年，共一百五十五年，收回香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子孫后代有交代了。國民黨什么也沒有收回。”他還強調：“鄧小平提出的凡是贊成收回香港的都是愛國分子，這一條‘很重要’，‘寬之又寬就是了’。還有‘盡量用本地人，包括英國人和其他國的人’。”[8](pp.1678～1679)第二，陳云多次闡述收回香港是歷史賦予我們的責任，解決了香港問題“我們對得起我們的子孫后代”。1984年10月20日，陳云在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指出：“香港是在鴉片戰爭后，被英帝國用不平等條約強迫清政府從中國領土上割讓出去的。現在，中英兩國政府通過外交談判，確認我國將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當然，十三年后，我們還只是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至于香港的社會制度，我們說了，至少五十年不變。這樣做，有利于繼續發揮香港對我們四化建設的作用。事實說明，中央關于解決香港問題的方針、步驟是完全正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歷史賦予的這個任務。我們對得起我們的子孫后代。”[12]12月19日，中英兩國正式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聯合聲明生效后，香港進入回歸祖國的過渡期。陳云通過香港商人給臺灣的幾位老朋友捎話，表達對解決臺灣問題的殷切期望。陳云指出：要趁我們這些老人還在的時候，早做打算，早下決心，先把國家統一起來。這樣，即使他們身后有人要搞臺灣“獨立”，也就不那么容易了。關于統一的方式，“有一個用什么‘統’的問題。照我們的意見，就是用一個國名、一個首都來‘統’，其余都可以維持現狀不變”，同時，“要提高警惕，盡可能采取一些防范措施”。[13]

陳云關于香港問題的論述有利于祖國統一大業的順利推進。他對于香港“五十年不變”的高度肯定以及“我們對得起我們的子孫后代”的鏗鏘諾言，體現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睿智與使命感。陳云通過香港商人給臺灣方面捎話，提出關于祖國統一、兩黨談判以及統一方式的設想，是對“一國兩制”理論的貢獻，也表達了對早日實現祖國統一的殷切期望。

[參引文獻]

[1]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84頁。

[2]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1949～1952)》，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8頁。

[3]《陳云年譜(1905～1995)》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101頁。

[4]熊亮華：《陳云與對外經濟交流事業的開創》，《黨的文獻》2005年第4期，第79頁。

[5]《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頁。

[6]《紅色華潤》，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319頁。

[7]《香港市場情況及我對港貿易情況》，外交部檔案館:110-01545-02。

[8]《陳云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頁。

[9]《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頁。

[10]《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5～1416頁。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頁。

[12]《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8頁。

[13]《一國兩制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6頁。

[作者簡介]孫翠萍，歷史學博士，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