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倡導的“只生一個”是“大仁政”

姚力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保�1］這是近些年來國家對人口生育政策做出的較大調整�！稕Q定》一出，計劃生育政策再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一些文章認為原來的計劃生育政策弊病重重，得不償失。[1]到底應該如何正確評價1980年后國家實行的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顯然不能用今天的認識水平和已改變的事實來強求當年決策者的先知先覺，那樣既不公正也不客觀。我們需要用歷史的眼光，要回歸到當年的歷史和決策中去，在理解前人初衷的同時獲得調整當下政策的啟示。

一、陳云是“只生一個”的堅定支持者

早在20世紀50年代，面對人口生育高峰的出現，中共中央提出節制生育并著手制定計劃生育政策。1957年，邵力子、馬寅初等知識分子紛紛撰文倡導節制生育，掀起計劃生育問題討論熱潮，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參與其中，毛澤東先后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共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等多處談及計劃生育問題。但由于受極“左”思潮的干擾，人口政策幾經曲折，長期沒有得到嚴格有效地貫徹執行。在傳統生育觀念的驅動下，中國人口增長速度急劇加快，以至于人口問題愈發成為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沉重負擔。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也成為中國計劃生育工作的重要轉折點。1979年元月第一天，全國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明確提出，為了在1980年把人口增長率降到1%以下，推行最好生一個，最多兩個，間隔三年以上的政策。1月27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提出，對只生一胎不再生二胎的育齡婦女給予表揚，對生三胎及三胎以上的從經濟上給以必要的限制。此前多年倡導的“一兒一女一枝花”的口號悄然發生著改變。3月31日，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的閉幕會上指出：“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產還不夠發展的條件下，吃飯、教育和就業就都成為嚴重的問題。我們要大力加強計劃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問題在一段時間內也仍然存在�！保�2］6月18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搞好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并把這個問題列為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必須抓好的十項工作之一，這表明了黨中央對計劃生育工作的高度重視和堅決態度。7月22日《健康報》發表社論，號召衛生部門的職工以身作則，“最好生一個”。7月中旬，中共中央為98歲高齡的馬寅初平反，指出他關于控制人口生育的《新人口論》是正確的，接著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新人口論》。這不僅標志著人口理論研究的新生，也預示著中國計劃生育工作的新起點，為進一步收緊計劃生育政策營造了積極的社會氛圍。然而，要真正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還需要最高層決策者的認可和決心。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中，陳云是倡導“只生一個”的堅定支持者。

1979年3月14日，國務院重新設立財政經濟委員會，陳云再度主管國家經濟工作�！叭丝诙唷⒌鬃颖　笔撬�一直強調的國情特點，他擔憂人口問題解決不好，將會帶來不可收拾的后果。3月2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我國九億多人口，百分之八十是農民，革命勝利三十年，人民生活有改善，但還有要飯的……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現代化用人少，就業難，我們只能在這種矛盾中搞四化。”［3］5月18日，陳云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想辦法發揮中國人口多的優點，但一定要控制人口。［3］（p.244）6月，他到上海考察寶鋼，在與上海市部分負責人談話講到控制人口問題時，對計劃生育提出了五條措施：“一是大造輿論，要造三五年的輿論；二是制定法令，明確規定只準一個；三是加強避孕藥物的研制、發放和相應的醫療工作；四是對獨生子女實行優待政策；五是實行社會保險，解決‘養兒防老’問題。”［3］（p.246）可見，陳云對計劃生育問題已經做了比較深入、全面的思考，“只生一個”的計劃生育思想基本形成，而且他為此提出的一系列配套措施也是比較周詳和符合實際的。

1980年3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委托中辦召開五次專門會議，集中討論“只生一個”是否可行，在持續三個月的座談研討后，“只生一個”的決策最終被確定下來。6月14日夜，陳云在回復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陳慕華前一天的來信中，對獨生子女政策表達了堅定的贊成和支持。次日晨，他經過進一步思考后，又致信陳慕華指出：“限制人口、計劃生育問題，要列入國家長期規劃、五年計劃、年度計劃。這個問題與國民經濟計劃一樣重要�！保�3］（p.259）在陳云的推動下，9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9月1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上作《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明確指出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并設定了到20世紀末力爭把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的目標。［4］1982年年底，計劃生育被寫進新修訂的憲法，規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在國家的大力宣傳下，“只生一個好”的思想逐步為全社會普遍接受，隨著計劃生育政策成為“國策”，獨生子女成為80后、90后的特殊身份符號。

二、陳云的決策是基于“大仁政”

自從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將其擺在了極其重要的位置，不僅設立專門機構、人員從事計劃生育工作，而且配套了嚴密的行政措施和強制手段，甚至作為工作考核一票否決的硬指標。這一方面表現了國家對控制人口數量的決心和力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實施生育一胎政策阻力之大。計劃生育政策不但在群眾中存在著與傳統文化觀念的沖突與磨合，而且在學術界和決策層也始終存在著分歧和爭論。在黨的高級領導中，陳云一向以謹慎、穩健而著稱，作為熟知國情、精通經濟的智慧老人，難道他沒有考慮到獨生子女政策可能帶來的問題嗎？

其實，當年在制定計劃生育政策時，陳云對黨內外提出的不同意見是了解的，也是有充分考慮的，但他抓住了中國人口過多的主要矛盾，下定了嚴格限制生育的決心。1980年，他在給陳慕華的信中說：“提倡只生一個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而產生的一些問題則屬于第二位的問題。”［3］（p.259）可以看出，陳云對計劃生育政策連帶產生的問題是有預見的，但他把這些問題放在了次要的位置。當時，陳云重新主持中央財經工作，一直在思考國民經濟的調整和長期規劃。他把人口政策放在國家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規劃中，與植樹造林、治理江河、水力資源、治理污染等問題同等看待，認為這些計劃影響深遠，要有百年或幾十年的計劃。應該說，這些問題都是當時國家面臨的十分嚴峻的問題，累積多年，大有積重難返之勢，不采取強硬的措施或非常規的手段，很難奏效。同時，對這些問題的治理又不會馬上見效，需要較大付出和長期堅持。1980年4月4日，他在給姚依林的電話中談了他對制定長期計劃的意見，提出：“人口問題要有個規劃。這個問題不解決，許多事情不好辦�！薄伴L期規劃中要考慮如何使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農民的生活有所改善”。［3］（p.257）正是基于這樣的思想動機，陳云在權衡利弊中選擇了一代人在生育上的犧牲，為此他自己寧可承受“斷子絕孫”的罵名。

回顧新中國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生產力水平低下的人口大國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需要面臨很多的問題和挑戰，每一次戰略抉擇和政策制定都是對執政黨的艱巨考驗。既要改善人民生活又要保證國家建設，既要重視當前利益又要兼顧長遠發展，既要維護整體訴求又要考慮少數群體的特殊情況……這之中沒有損失和代價是不可能的，而只要是符合國家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要求，符合民族的持續發展，暫時的犧牲都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這稱之為“大仁政”。

新中國成立之初，為盡早實現工業化，擺脫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從當時的國內國際情況出發，提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目標。為此，國家把財力、物力和人力集中于工業領域，而且從農業中積累資金支援工業建設。一些人不理解，面對城里國營工廠工人比農民工資、待遇都改善得快的情況，就說現在“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共產黨丟了農民”、“忘掉了農村”，對農民“挖得太苦”，要求對農民“施仁政”等等。對此，毛澤東1953年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4次會議上給予了明確而有力的回應。他說：“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末重點放在什么地方呢？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F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保�5］正是這樣的“大仁政”，才使新中國僅用30年時間就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改革開放后30年的飛躍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今天在我們享受小康社會的美好生活時，不應該忘記前輩們一輩子吃了兩輩子的苦。同樣，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也要付出努力。毛澤東的“大仁政”觀，體現的是共產黨人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為國為民的情懷，在陳云身上同樣具有這樣一份赤誠。對于與廣大人民群眾息息相關的人口政策，陳云從民族的未來和大義出發，秉持“大仁政”。他的決斷對中國人口增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中國歷史上就是一個人口大國，從西漢起人口一直處于世界領先位置。清乾隆年間人口突破1億人，1949年時達到5.4億人。新中國成立后，和平安穩的社會環境以及人民生活水平與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帶來了人口的快速增長。1953年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顯示，包括臺灣、國外華僑和留學生在內的全國人口總數有6億多人，大陸人口達到5.8億人。在共和國成立后的前30年中，1953~1958年、1962~1973年出現了兩次持續較長時間的生育高峰。第一次生育高峰，6年間共增加8512萬人，平均每年增加1419萬人，年增長率為2.3%；第二次生育高峰，12年累計出生31791萬人，人口增加23352萬人，等于一個蘇聯或一個美國的人口數。［6］經過這兩次生育高峰，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人口已經超過9億人，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相比，極不協調，人口多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據時任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的宋健等人研究預測，按照20世紀70年代中期育齡婦女的生育比例計算，中國到20世紀末人口將突破14億人，到2050年將達到29.23億人，即便按照一對夫妻兩個孩子的速度遞增，2050年人口也要達到15.32億人。［7］而此時，打開國門讓人們看到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由此更加重了對快速發展的急切與期待，人口的包袱顯得格外沉重。顯然，四平八穩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無法適應形勢的需要，采取更加堅決、果斷的措施，盡快控制人口數量成為國家決策者的首要選擇。

有研究表明，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多年來，全國少生3.4億多人，使中國“13億人口日”和世界“60億人口日”的到來時間都推遲了4年。［8］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人口發展呈現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特點，減輕了人口增長過快的壓力。這30多年間，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2013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8896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6955元。［9］計劃生育對人口數量的控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作為決策者，陳云功不可沒。

三、陳云計劃生育思想的啟示

近年來關于計劃生育政策是否應該調整的討論愈發熱烈，人口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學者，紛紛從人口結構危機、人口紅利即將殆盡以及獨生子女成長和養老問題等角度，提出盡快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主張。這幾年的“兩會”上，一些專家和官員連續提出放開二胎的提案。中共中央對此高度重視并積極采取應對措施，決定在“雙獨”、“單獨”中先后放開二胎，逐步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回首新中國60多年的歷程，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決策中，陳云始終堅持從實際出發，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洞悉、判斷和處理這一復雜問題，對于今天我們調整和完善計劃生育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從中國人口的實際出發，必須堅持計劃生育的長期性

20世紀50年代陳云積極支持節制生育，他對馬寅初發表的《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一文給予高度評價，贊揚馬寅初的“人口理論為國家和民族立了功，我衷心祝賀它的成功”。［10］1957年，在有關控制人口問題的討論中，陳云從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完成的形勢出發，提出計劃生育的主張。［11］在相隔20多年后，中國生產力水平還十分落后，尚有幾億人口處于溫飽線之下，而人口數量已發生質的變化，因此他堅決倡導“只生一個”的生育政策。這些決斷都源于中國人口過多的國情，源于富國強民的社會理想。早在1957年陳云就提出對于我國人口控制需要長期堅持，節制生育要10年、20年才能見效。［11］（p.68）改革開放后他一再強調，我國人口多，耕地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會好轉。因此，他提出控制人口，必須有百年或幾十年的計劃。盡管計劃生育政策實行30多年來，中國人口數量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國總人口為1370536875人，10年共增加73899804人，增長5.84%，年平均增長率為0.57%。［12］中國人口多的國情沒有變。因此，今天以“限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為核心目標的計劃生育工作仍然任重而道遠，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還必須長期堅持。當然，計劃生育的目標是克服生育的盲目性，使人口增長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節制生育，更不能等同于“一孩”政策。事實上自從國家提出了“提倡一對夫妻只生一個”的號召以來，政策幾經調整，有相當的靈活性。2007年實行“一孩”政策的人口大概占35.9%，實行“一孩半”政策（即農村夫婦生育第一個孩子為女孩的，可以再生育一個孩子）的占52.9%，11%以上的人口可以生兩個孩子或者兩個孩子以上。［13］當前允許“雙獨”、“單獨”生育二胎的政策，更體現了計劃生育政策是從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心理實際需要出發的。

（二）從科學發展的指導思想出發，必須強調人口發展與社會整體發展相協調

計劃生育涉及國計民生，只有以科學研究為依據，以理性決斷為前提，才能保證政策的制定和調整不會偏離正確的軌道，才能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需要。首先，必須清醒地認識中國還是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1957年，在國家經濟尚且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陳云就提出要下決心不惜每年投入幾千萬資金，免費發放避孕藥具。［11］（p.68）20世紀80年代初，陳云用“人口是個爆炸性的問題”來形容人口增長之快，影響之大，［3］（p.246）進而堅決支持“只生一個”的生育政策。實踐證明，計劃生育政策為中國經濟飛速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次，還必須看到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新階段，人口結構、人們的生育觀念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并將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發生改變。今天面臨的人口問題已經不只是數量過多、增長過快，而更突出的是人口老齡化、性別比失調等問題，以及由此衍生的一些極為復雜的情況。因此，要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必須適時地調整和完善人口生育政策，陳云的綜合平衡、統籌兼顧、按比例發展的思想仍然是一個基本的尺度。

（三）從穩定和完善計劃生育政策的角度出發，必須要有社會保障做后盾

中國人歷來有“養兒防老”的觀念。在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時候，兒女是最可依賴的保險。有研究表明，經濟發展落后與人們的生育愿望成正比。［14］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保障制度始終城鄉有別。城鎮職工享有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一直是農民可望而不可即的。同時，農業生產技術的落后也加重了人們對勞動力的依賴。因此，在農村生兒子不僅僅是基于“傳宗接代”的考慮，也有養老和經濟生產的需要，這也是農村計劃生育工作推行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中國大部分人口在農村，要實現控制人口不從農村做起是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的。因此，要讓農民心甘情愿地接受計劃生育政策，除了宣傳和教育之外，重要的是經濟生產的發展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陳云在1979年提出，計劃生育與社會保險相配套。［3］（p.246）1983年，他關注到了推行計劃生育與無子女老人晚年生活保障問題，再次強調“計劃生育這件事，必須辦，照顧的錢應該用在哪里，要研究”。［3］（p.317）這些思想無疑是具有科學性和前瞻性的。2003年，中國開始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經過幾年的試點和推廣，于2008年比預計提前兩年實現了全覆蓋，為解決農民病有所醫，抵御“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風險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007年，中國開始在農村實現最低生活保障，對困難群眾給予生活補貼。從2009年起，國務院又開展了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截至2012年7月1日，僅用3年時間基本實現了全覆蓋。當然，這些社會保障制度還處于初創階段，水平還不夠高，有些具體政策還有待完善，但它們對于改善農民生活、解決他們后顧之憂的作用是積極的，也一定會對計劃生育工作起到潛移默化的有益推動作用。

［ 參 引 文 獻 ］

［1］《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頁。

［3］《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241頁。

［4］《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頁。

［5］《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988~989頁。

［6］《當代中國的人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8、12頁。

［7］宋健、于景元、李廣元：《人口發展過程的預測》，《中國科學》1980年第9期。

［8］《13億人口日再次敲響警鐘》，《光明日報》2005年1月7日。

［9］《城鄉居民生活從貧困向全面小康邁進——改革開放30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2008年10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2014年2月24日。

［10］《陳云年譜（1905~1995）》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頁。

［11］《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頁。

［12］《中國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資料》下，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年版，第2337頁。

［13］《人口計生委于學軍談穩定生育政策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07年11月10日。

［14］陳岱云、武衛華：《人口生育觀念嬗變與社會發展》，《求索》2008年第11期。

[1]［收稿日期］2014-04-30

［作者簡介]姚力，法學博士，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參見張會杰：《中國現階段不能放松計劃生育政策嗎——與黃少安和孫濤先生商榷》，《學術月刊》2013年第12期；張哲：《“單獨二孩”政策實施的影響及對策研究》，《學術前沿》2014年第2期；孫曉梅：《中國“失獨家庭”現狀與困境》，《中國婦女報》2014年3月18日；陳衛民：《家庭政策的發展路徑與方向》，《中國人口報》2014年2月24日，等等。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