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的評價看陳云的思想方法和品格風范

李慶剛

1956年9月13日，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陳云被提名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會上，毛澤東曾這樣評價陳云：“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干，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我過去還有些不了解他，進北京以后這幾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毛澤東是以政治家、戰略家的眼光來評價陳云的，其中蘊含著毛澤東對陳云思想方法和品格風范的肯定與贊賞。

一、陳云“比較公道、能干”

在黨內，陳云之所以被毛澤東稱為“好人”，在于他的“公道”和“能干”。“公道”與“能干”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能干”是基礎，“公道”是保障，如此作為黨的領導者才能經受得住歷史的檢驗。

陳云在黨內素以“能干”著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的力量被大大削弱，到抗戰初期只剩下3萬名黨員。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1937年12月，被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云以政治家的敏銳眼光發現，當時的首要任務是發展黨員，壯大隊伍，保證戰斗力。在這種背景下，193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恢復黨籍及重新入黨問題的第一次通知》，指出為了鞏固黨的組織，保障黨的紀律，凡已被恢復黨籍及重新入黨之黨員的黨籍，或正在要求恢復黨籍者，均需經中央黨務委員會依據黨的原則、黨的章程重新審查和決定。1938年3月15日，在黨中央領導下，陳云負責組織起草了《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同日，發出《關于征收黨費的通知》，指出：“經常交納黨費及物質上幫助黨是布爾塞維克黨員應絕對遵守的義務，也是構成布爾塞維克黨員資格的條件之一。”1938年11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指出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領導，是黨在組織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各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必須無條件地執行，成為一切黨員與干部的模范。還通過了《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指出區委以上各級黨的委員會之下，應設立組織部，管理組織發展、黨員登記、干部考察、征調和分配及征收黨費等。這一系列決議和規定，對于重建黨的組織結構和原則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12月陳云又組織起草了《關于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經過大力發展之后，黨的力量得到加強。在這種形勢下，陳云又及時提出要鞏固黨，放慢發展速度，邊鞏固、邊發展，提出了“黨員的質量重于數量”的論斷，并采取諸多措施達到這一目標。無論是黨的基層組織建設，還是黨員隊伍及組織制度建設，陳云都能立足實際，著眼于全局。他的“能干”，為黨的力量壯大和健康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之初，陳云在穩定物價、統一財經過程中更是顯示出杰出才干。據薄一波回憶：“記得有一次我向毛主席匯報工作時，說到陳云同志主持中財委工作很得力，凡看準了的事情總是很有勇氣去干的。毛主席聽后說，哦，過去我倒還沒有看出來。我又重復講了一遍。毛主席聽了，沒有說話，他順手拿起筆來，在一塊紙上寫了一個‘能’字。我問道，你寫的這個‘能’字，是否指諸葛亮在《前出師表》里敘述劉備夸獎向寵的用語：‘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毛主席點了點頭。”

陳云的“能干”是建立在“公道”基礎之上的。1941年2月，中組部根據中央多數同志通過的決定，對女大學生的調動辦法是其中的一半歸中組部隨時調動到各項工作上去。王明給陳云寫信，要求將這個比例降為25%。陳云表示不同意，他指出，我們黨已經不完全是秘密黨，而是領導著政權和軍隊的黨，必須根據需要分配大量干部到各方面去工作。如果沒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全盤工作是做不好的。“因此，我們彼此仍以服從中央書記處多數同志通過的決定為好。”他還告訴王明：“據我所知，中央并無各校女同志歸婦委分配的決定。如果中央有此決定，我個人當然絕對遵守黨紀，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他進一步指出：“女大是黨的學校，全部學生都應在中央總的意圖之下，由中組部分配工作。但估計到女大等各個專門性的學校有某些特殊的意義，因此留了一半學生將來做婦運工作。我認為這已充分估計了婦女工作的特殊性。”最后陳云說：“我向你聲明，婦女工作是全黨工作的一部分，我是黨的工作者，我的責任和我的要求，也僅僅是‘一視同仁’四個大字。”

陳云的“公道”，還表現在勇于承擔責任上。1957年9月，他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指出：“我們歷史上有一些事情，決定得太快了。比如說，決定大量種橡膠樹，這件事情我有很大責任。那時斯大林來電報說要趕快搞，至少要20萬噸。蘇聯專家派來了，要機器也有，好，就種吧。種了以后，有許多種不活。……而我們一下就要求‘多快好省’，那是太急了。這是一個教訓。”1979年3月，陳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指出：“不要把我說得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訓。一百五十六項中，三門峽工程是我經過手的，就不能說是成功的，是一次失敗的教訓。我要有自知之明。”這種勇于自我剖析、不推諉責任的做法，正是陳云“公道”作風的最好體現。

二、陳云“比較穩當”

長期以來，陳云“比較穩當”的特點，給黨內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大躍進”運動時期，陳云就表現得“比較穩當”。當時，陳云是黨內少有的幾個頭腦比較清醒的領導同志，他對高指標和浮夸風以“不唯上”的態度給予指正。1959年春，他受毛澤東委托落實當年鋼鐵指標。他多方調查，聽取冶金部六次匯報，對鋼鐵生產的各個環節進行認真分析計算和綜合平衡，又主持中央財經小組進行集中討論。1959年5月15日，陳云就鋼鐵指標問題給毛澤東寫信說，冶金部的同志認為，鋼材數量定為900萬噸太少了，會使下面泄氣。對此，我看不見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會上講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會泄氣。信中還指出：從小高爐里煉出的900多萬噸鐵，含硫量超過了2‰的標準。它們既不能用于鑄造，也不能在煉鋼后軋成有用的鋼材，是“勞民傷財”。如不改進，就搞不到1300萬噸鋼和900萬噸鋼材。最后，陳云向中央建議將鋼的生產指標由1650—1800 萬噸降為1300萬噸，實際執行結果是1387萬噸。陳云落實下來的鋼鐵指標對于減少當時盲目擴大生產造成的損失起了一定作用，在黨內外傳為佳話。1959年6月24日，毛澤東在赴長沙的火車上同王任重談話時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云同志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云同志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我們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較固執，辛辛苦苦的事務主義，不大用腦子想大問題。

陳云的“比較穩當”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初期，發展對外貿易、利用外資、引進外國技術，對于解決我國現代化建設中資金短缺和技術落后的問題都極為重要；但也要看到，我們在利用外國的同時，也有被外國利用的可能性。陳云對此一直保持十分清醒的認識。他指出：“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外國資本家也是資本家。他們做買賣所得的利潤，絕不會低于國際市場的平均利潤率。……世界上沒有一個愿意做低于平均利潤率買賣的資本家。”他強調：“我所以一再說對外國資本家在歡迎之中要警惕，這是因為我們有些干部對這件事還很天真。”所以，陳云一再告誡資金不夠可以借外債，但“借外債必須充分考慮還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慮國內投資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漸進”。他指出，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我們對外開放的立足點是自力更生，要始終保持這樣一個清醒頭腦。除估計到資本主義國家可能通過經濟手段制造不利于我們的后果外，陳云還清醒地認識到在政治方面的不利因素。他在《對港澳貿易問題》的談話中指出：“要時刻警惕港英方面的刁難。要加強對港澳貿易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使他們有兩點自覺性：一是責任重大，二是能經受特殊環境的考驗。這種考驗有很大的政治意義。”在對外開放的目的上，陳云指出：“著重點應該放在國內現有企業的挖潛、革新、改造上，……要在這個基礎上引進新技術（軟件），或則填平補齊，或則成龍配套，用這些辦法來擴大我們的生產能力。”這一切都反映出陳云未雨綢繆、“比較穩當”的戰略思維。

三、陳云“看問題有眼光”，

“尖銳，能抓住要點”陳云是政治家，也是戰略家，他看問題一向有戰略眼光。他說：“做經濟工作要有戰略眼光，要算大賬。同時，也要算小賬。”他要求一線工作的領導同志，拿出一定時間“踱方步”，考慮戰略性問題。他經常講：“我們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研究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決定政策。”

1944年初，陳云開始主持領導西北的財經工作。當時，邊區經濟異常困難，邊幣發行量增加13倍，物價猛漲20倍。陳云走馬上任后，針對貨幣貶值、物價上漲問題沒有采取“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方法，而是將其納入邊區經濟工作未來發展的戰略大局中去通盤考慮。首先，陳云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和細致觀察，深入研究邊區貨幣貶值、物價上漲的原因，提出解決這些財經問題的對策。其次，陳云將貿易、金融、財政問題作為首先解決的難題。在財政方面，他提出要以生產為本，既要節流，更要開源；在金融方面，他靈活地開展邊幣和法幣的斗爭，妥善解決惡劣貨幣發行問題，維持金融平衡和穩定；在貿易方面，他加強對外管理，突破敵人封鎖，實現外貿出超，對內自由，活躍邊區市場。那么，在這些政策中，哪項是帶戰略性、需要采取得力措施加以根本解決的問題呢？在陳云看來，歸根到底，生產才是第一位的，發展生產對解決財政赤字、金融波動、貿易入超等問題起著決定作用。就此，陳云提出生產第一，外貿第二，財政開支第三，并號召“大家自己動手，機關部隊還要生產”。正是在陳云的主持下，1944年邊區完成了10萬擔細糧，部隊、機關、學校有些部分自給，有些完全自給。著名的359旅不但能夠自給，還交了公糧，這使邊區公糧就減少了2萬擔，大大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除了在他擅長的經濟建設方面外，在黨的建設特別是干部建設方面，陳云的眼光也是超前的。1948年10月陳云擔任沈陽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領導接收沈陽及其周圍幾個城市。經過一個月的緊張工作，陳云初步總結了接收沈陽的工作經驗，上報東北局并轉中共中央。在經驗總結的最后部分，陳云特別強調指出：“此次接收沈陽，使我們有一感觸，即接收一個大城市，除方法對頭外，需要有充分準備和各方面能稱職的干部。依目前形勢看，中央和各戰略區野戰軍，均需準備有專門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可以積累經驗，其中骨干可以暫成專職，依次接收各大城市。”隨后，中共中央、毛澤東將這一報告轉發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稱“此報告甚好，可供你處接收城市時參考”。

陳云看問題還十分尖銳，無論情況多么復雜，他都能從全面調查研究入手，掌握大量材料，加以分析，找出矛盾，特別是注意抓住帶全局性的問題，有針對性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決。

在國民經濟困難時期，陳云主張市場要網開一面。1961年1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指出，現在什么東西都憑證供應，每個人買一份，有錢也不能多買，閑話就來了。江蘇有一個資本家講：“現在人民幣不掛帥了。”上海有一個醫生對黨委書記說：“我和老婆兩個人每月工資四百多塊錢，但是什么東西都買不到，發給我們沒有意思，還不如把工資還給公家。”陳云因此指出：“現在供應緊張，應該‘兩條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實行憑證分配的辦法，有些商品應該是只有鈔票就可以買。我們現在出售糕點，就可以同時采取這兩種辦法。一種是便宜的，五角或者六角錢一斤，憑證供應。另外一種是高價的，你有錢就可以買。”他說：“我們這樣做，有什么意義呢？我看，一是可以緩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點營養，三是可以回籠貨幣。在供應緊張的時候，總要網開一面。”“網開一面好辦事，不能都搞平均主義。這樣，既可以使人們能吃到一些東西，增加一點熱量，又可以多回收一點鈔票。用這個辦法回籠貨幣，實在是打了一個大主意。”這也反映出陳云看問題既尖銳、又能抓住要點的領導能力和思想水平。

作為我們黨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陳云在長達70多年的革命和建設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領導工作經驗。陳云的思想方法與品格風范，不僅具有高度的科學性，而且具有鮮明的黨性，是黨性和科學性的有機統一，是我們黨寶貴的精神財富，對于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尤其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李慶剛，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