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決反對分散主義

——重溫鄧小平關于反對分散主義的重要論述

韓曉青 沈傳亮

黨的事業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分散主義同我們黨的性質、宗旨、地位是完全背離的，是破壞黨的集中統一、損害黨中央權威的重要因素，對黨和人民事業的危害極大。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沒有這一條，就是亂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

革命年代產生的分散主義，在建設和改革年代依然不同程度存在。分散主義的主要表現是違反民主集中制，特別是違反“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對于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指示和決定，各行其是，各自為政，合意的執行，不合意的就不執行，甚至進行抵制。鑒于分散主義在革命、建設時期產生過較大危害，至今還沒有得到根除，重溫鄧小平關于反對分散主義的若干論述，對于牢牢堅持“四個服從”，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具有重要意義。

分散主義的產生及其危害

分散主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存在了。那個年代，根據地建設相對比較分散，各自為政獨自發展的客觀存在實際上有利于分散主義的產生。對于分散主義，我們黨內早有覺察，并力圖通過加強民主集中制、強調黨的紀律加以克服。毛澤東早就說過：“中央和各級黨委必須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繼續反對個人獨裁和分散主義兩種偏向。”分散主義不僅危害黨的團結，降低黨的戰斗力、純潔性，而且對黨的事業產生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

革命年代，分散主義曾對革命事業造成過嚴重危害。如長征過程中，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后，中共中央根據當時形勢，主張繼續北上，建立川陜革命根據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進陣地，領導和推進全國抗日民主運動。但是紅四方面軍主要負責人張國燾自恃槍多勢眾，公然向黨爭權，還策動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組中革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要求由他擔任軍委主席，給以“獨斷決行”的大權。張國燾還拒不執行中央的北上戰略方針，在中央對其多次批評和勸阻的情況下，依然堅持南下。這一行為不僅破壞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而且給黨和紅軍帶來巨大損失。張國燾的這種行徑是典型的分散主義。長征后期包括延安整風期間，我們黨都對分散主義進行了批評。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便于管理地方事務，中央采取了大區制，地方權力自然相對較大，后來這一管理體制得以調整。在領導國家建設過程中，我們黨發現分散主義傾向突出。因此，鄧小平有針對性地指出：“我們黨內時常出現這樣一種干部，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愛好自成系統，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動，不喜歡黨的領導和監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級的決定，甚至在他們處理一些應當由中央統一決定的重要問題的時候，也事前既不向中央和上級機關請示，事后又不向中央和上級機關報告，違背黨的政策和紀律，危害黨的統一。”鄧小平還梳理過我們黨反對分散主義的制度建設情況，指出：“黨中央對于這種偏向，進行了不斷的堅決地斗爭。一九四一年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一九四二年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領導一元化的決定，一九四八年中央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都主要是著眼于克服這種分散主義傾向而發出的。一九五四年二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更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徹底地摧毀了這種分散主義的錯誤。”

在黨的八大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黨的總書記。在毛澤東領導下，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央領導層對于反對分散主義十分看重。由于中央高度重視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并采取了有效措施，分散主義的偏向，“只在個別的范圍內還有它的殘余了。”

鄧小平反對分散主義的主要思想

鄧小平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是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長期處于中央領導層，對管黨治黨有很深入的系統性思考，對于分散主義的危害也有切身體會。他曾多次強調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

1956年9月，鄧小平在黨的八大上作了《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在報告中，鄧小平指出黨內生活中還存在分散主義偏向，認為“從一九三五年以來，我們黨的上下級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一般是正常的。中央在處理全國性的重要問題的時候，總是盡可能征詢和聽取各地方和各部門的同志們的意見，對于不同的意見，一般也可以進行自由的反復的討論”。“地方和下級對于中央和上級的領導，一般是尊重的，因此，黨的政策基本上在全黨能夠得到貫徹實行。”但“在這個時期，黨內也曾經存在過一種偏向，就是分散主義的偏向”。不過這種分散主義的偏向在當時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因為1954年召開的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徹底地摧毀了這種分散主義的錯誤”。

黨的八大之后，我國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出現了暫時困難，為了克服困難，廣泛征求大家的意見，1962年中央召開了擴大了的中央工作會議。1962年1月18日，鄧小平在出席劉少奇主持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報告起草委員會會議時指出：“反分散主義是向全黨提問題，一定要這樣抓。下面只看到小天地，這不怪他們。我們要用正確的思想去引導他們。要在群眾中樹立全局觀點、整體觀點，要讓他們看到長遠目標、光明前途，這些很重要。”同年2月6日，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對黨內生活中存在的分散主義進行了透徹的分析和嚴肅的批評。他針對當時黨的政治生活指出：“這幾年指標過高，要求過急，既助長了分散主義，又助長了命令主義，黨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當大的削弱。許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過去更集中，但在實際上，分散主義的現象卻是很嚴重的。”“這幾年，工作中的分散主義是相當厲害的。同志們可以仔細想一想，在集中正確的意見的基礎上，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這五個統一究竟怎樣呢？究竟是過去革命戰爭時期更集中，勝利以后前幾年更集中，還是這幾年更集中呢？應該指出，這幾年，形式上比過去集中得多，但在五個統一方面，卻不如過去了！就是說，分散主義發展了”。針對存在的這種現象，鄧小平指出：“我們強調加強集中統一和反對分散主義，更應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不應該誤解，以為強調集中統一，就可以拋棄民主集中制的那個民主。為了加強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就更要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民主這一方面。”這些論述，針對性很強，就是要把大家的思想統一到黨中央的認識上來，以便于黨中央更好地實現集中統一領導。

在1975年整頓期間，鄧小平在對中央讀書班第四期學員的講話中，針對當時存在的一些分散主義的現象，指出：“黨員要按照黨的章程辦事，遵守黨的紀律，不能搞宗派主義，樹山頭、壘山頭，或者站到這個山頭、那個山頭。如果這樣，黨就分裂了，就沒有戰斗力了。”針對這種不良現象，他指出要“加強黨的領導，反對派性，把毛澤東同志樹立的優良作風發揚起來”。這實際上也是在同分散主義作斗爭。

進入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鄧小平多次反對分散主義。如他在1988年9月就曾明確提出“中央要有權威”的重要思想，他說：“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沒有這一條，就是亂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對策’，不能搞違背中央政策的‘對策’”。“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門就要堅決執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1989年6月16日，他在同當時幾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講話中指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鄧小平的這些講話，對堅決貫徹落實中央的大政方針政策，防止和反對分散主義，維護黨和國家的穩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明確提出，黨的領導最根本的是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強調全黨要嚴守紀律尤其是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自覺向黨中央看齊。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也明確規定：“全黨必須自覺防止和反對個人主義、分散主義、自由主義、本位主義。”

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重大變化的新形勢下，我們重溫鄧小平關于反對分散主義的重要論述，對于我們更加自覺地克服分散主義傾向，更加自覺地遵守黨內政治生活準則的相關規定，自覺維護中央權威，具有重要作用。不過應該指出，分散主義滋生的客觀因素還存在，反對分散主義必然是一個長期過程。

（來源：《學習時報》2017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