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陳云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糧食統購統銷中的合作

張金才

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是中國工業化初創階段采取的一項重大決策，對于保證供給和支持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政策是由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云于1953年10月提出并被中共中央接受而實施的。初到中央工作不久、時任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和財政部部長的鄧小平在糧食統購統銷工作中給予了陳云積極配合和大力支持。在鄧小平和陳云的密切合作下，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得到順利實施并不斷完善，達到了穩定糧食市場、保證人民生活、基本滿足工業建設初期需要大量糧食的預期目的。

一

隨著1953年大規模工業建設的進行，糧食供需缺口迅速擴大，糧食問題已日益嚴重地擺在人們面前。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糧食年度內，國家共收入糧食547億斤，比上年度增長8.9%；但因城市人口和工業就業人數激增，支出587億斤，比上年度增加31.6%。收支相抵，赤字40億斤。［1］如何解決如此巨大的糧食赤字，成為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開始時遇到的復雜而棘手的突出難題。為解決這道難題，陳云提出了糧食統購統銷的辦法。在此過程中，鄧小平給予了積極配合和大力支持。

鑒于糧食不足將是中國較長時期內的一個基本狀況，陳云經過逐個比較多種解決糧食問題的方案，反復權衡利弊得失，終于下決心提出在農村征購、在城市配售的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也就是后來所說的"統購統銷"。他的這個意見，立刻得到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大力支持。1953年10月1日晚，在天安門城樓會見廳里，陳云向毛澤東匯報糧食征購與配售的辦法，得到毛澤東的贊同。

考慮到征收公糧在即，是否當年就開始征購糧食，陳云一時下不了決心。關鍵時刻，鄧小平給予陳云大力支持。他建議推遲公糧征收時間以便與糧食征購同時進行，并于10月2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給各中央局、分局并轉各省市委及財委的電報，通知中共中央決定于10月10-12日召開全國糧食緊急會議。通知指出："在這個會議上，將對糧食問題作通盤的考慮，并擬實行糧食征購的政策。因此，今年征收公糧的時間，必須略為推遲，等到全國糧食會議作出新的決定之后，與糧食征購工作同時進行，較為有利。各地接此通知后，應即轉知各縣，暫不進行征收公糧工作，其開征時間，以后由中央另行通知。"對于鄧小平的建議，陳云十分贊同。他在10月10日全國糧食緊急會議上的講話中專門指出："開始時，對于今年實行征購，我還有點猶豫，因為公糧馬上就要開征，怕來不及了。后來小平同志想了一個辦法，把征收公糧的時間推遲一點，征購和征收公糧一起搞，免得搞兩起麻煩。中央經過討論，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見，決定征收公糧推遲到十一月。"

鄧小平和陳云在糧食統購統銷問題上的合作，緣于他們在糧食問題上的共同主張。首先，他們都十分重視糧食問題。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沒有飯吃，其他一切都無從談起。為此，陳云反復強調糧食定，天下定；糧食穩，市場穩。到中央工作后，鄧小平多次在政務院會議和其他重要會議上指出糧食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1953年6月5日，他在主持政務院第181次政務會議時指出："糧食問題在相當時期內是個嚴重的問題。過去我們地方小，供應問題不大，現在不同了，非得有六百九十四億斤才能保證國家的工業建設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其次，他們都主張對糧食要實行中央集中統一管理。陳云認為，在糧食增產有限、糧食供給不能滿足需求、缺口較大的情況下，國家對糧食的管理尤為重要。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討論糧食問題時，有與會者提出，為減輕中央的壓力，增加地方及時處理糧食問題的機動權，建議糧食由中央統籌統支改為中央與地方分級管理，地區的調劑由地區間互相協商。對此，陳云明確表示反對："如果把由中央統籌統支改為中央和地方分級管理，則各大區、各省為了各自保證自己方面的需要，余糧者必然希望更少調出，缺糧者必然要求更多調入"，結果很可能是"上繳糧不能達到中央要求的數量"，或是"地區之間的調劑，因一方要得多，另一方供得少，而不能達成協議，仍然要求中央作決定"。此次財經會議在過分地批評糧食集中統一管理體制的氛圍下形成的《關于糧食問題的決議（草稿）》，提出要"在中央統一領導和計劃之下實行統籌兼顧、分區負責、劃定范圍、因地制宜的辦法"。鑒于這一辦法對糧食集中統一管理體制造成了沖擊，導致產生分散主義問題，鄧小平在10月10日的全國糧食緊急會議上直截了當地批評了"分區負責"的提法。他說："我們原來叫做統一領導，統籌兼顧，分區負責，恐怕要改一個字，叫分工負責。"他還說："中國山頭很多，糧食問題又出了幾千萬個山頭。如不強調統一領導，分工負責，就會出亂子。"最后，他們都認為解決當前的糧食問題要著眼于大局和長遠。陳云提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雖然是針對當時的糧食危機，但他同時認為"這是一個長遠的大計，只要我們的農業生產沒有很大提高，這一條路總是要走的"。鄧小平也堅持從工業化建設的大局教育農民，以調動農民交售糧食的積極性。他說，做好購糧工作是為了工業化建設，而工業化建設是國家和人民最大的利益。"國家的根本問題是實現工業化，沒有工業化什么都不行。只有實現工業化，才能使國家脫離貧困。農民的最大利益也要靠工業化。"

正是由于鄧小平和陳云在糧食問題上的諸多共識，才有了他們在1953年10月全國糧食緊急會議上正式提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時更加緊密的合作。在第一天的會議上，鄧小平和陳云分別講話，互相配合，為這一政策的順利出臺和實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陳云在報告中詳細分析了全國糧食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逐一比較了他想過的8種方案，仔細權衡利弊，結論是"只能實行第一種，又征又配，就是農村征購，城市配給。其他的辦法都不可行"。他充分估計到實行這項政策的難度和可能遇到的嚴重問題，提請與會者注意："如果大家都同意這樣做的話，就要認真考慮一下會有什么毛病，會出什么亂子。全國有二十六萬個鄉，一百萬個自然村。如果十個自然村中有一個出毛病，那就是十萬個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擔以至暴動的事，都可能發生。農民的糧食不能自由支配了，雖然我們出錢，但他們不能待價而沽，很可能會影響生產情緒。"

鄧小平在講話中著重論述了糧食征購和配售對鞏固工農聯盟和國家有計劃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意義。他說："一是實行征購和配售，'才能鞏固工農聯盟'。'道理就在我們這個國家走什么道路的問題，農民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實行征購和配售，有利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有利于鞏固工農聯盟，也對農民有利。二是實行征購和配售有利于國家建設。'我們就可以使糧價固定下來，經常不變。要變也是全國的變，不是一個地區一個地區的變，而且是非發生大的災荒和大的變動不變。整個物價穩定，我們整個國家的計劃（包括工業、農業、商業、工資和所有的東西）也就放在了穩定的基礎上。這對于我們國家的建設是非常有利的。'"在10月13日全國糧食緊急會議最后一天的講話中，鄧小平又從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角度論述了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必要性，把它與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聯系起來，賦予其更加重要的政治意義："你講征購不聯系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就無法使全黨同志贊成這個東西。"為此，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農村搞統購統銷，實際上就使農村的資本主義受到了很大限制。要使全黨所有干部懂得，這次糧食會議，不只是解決了糧食問題，更重要的是要使他們懂得，還解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問題，就是怎樣把小農經濟納入國家計劃經濟的軌道，納入互助合作的道路，納入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和陳云的報告從不同角度闡明了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有很強的說服力，產生了良好效果。與會者聽取報告后一致認為，實行征購和配售是當前糧食嚴重供不應求的情況下解決產需矛盾的最佳方案，除此以外別無他路。會議經過討論，確定了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10月19日，政務院下達《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中共中央的決議和政務院的命令標志著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正式出臺。

二

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出臺后，鄧小平和陳云在宣傳教育、政治動員和部署落實等方面分別做了大量工作，共同推動了糧食統購統銷工作在全國各地的順利展開。

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治動員和宣傳教育工作必須跟上去。在全國糧食緊急會議上陳云就指出："征購是一項很艱巨、很麻煩的工作，這比對付資本家難得多。做好這件事，要采取很多經濟措施，同時要進行廣泛深入的政治動員。這是一項很大的經濟工作，也是一項很大的政治工作。"他要求"在征購時，要通過人民代表會，大家民主討論。高級干部也要深入農村，一方面幫助基層工作，一方面總結經驗，指導全面"。全國糧食緊急會議后，各省立即開會貫徹全國糧食緊急會議精神，宣傳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陳云密切關注各地的政治動員和宣傳工作，并給予及時和具體指導，推動糧食統購統銷工作在各地的順利展開。1953年12月2日，陳云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并轉各省、市委電，將中南局、湖北省委、河南省委關于開好糧食統購工作中各級會議的指示轉發各地參考。電報強調指出："各地試點經驗已經證明，只有開好縣的干部會議和鄉的黨內外各種會議，才能很好地完成統購糧食的任務，其結果也必然把農村工作推進一大步。目前縣的三級干部會議應已經結束，望各地用極大的力量加強對鄉的各種會議的領導，保證開好鄉的各種會議，絕不要性急圖快，簡單從事。"

在糧食統購統銷的政治動員和宣傳教育方面，鄧小平也做了大量工作。早在全國糧食緊急會議之前，鄧小平即提出做好購糧工作"要有價格政策、必要的政治工作、必要的經濟工作"。他關于政治工作和價格政策相結合以調動農民交售糧食積極性來解決糧食收購問題的措施，為以后長時間內國家解決糧食問題所堅持采用。全國糧食緊急會議后，鄧小平密切關注著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情況，對各地在政治動員和宣傳教育工作中取得的成功經驗及涌現的典型案例及時進行肯定和推廣，指導各地糧食統購統銷工作的順利展開。山東省泰安九區上高鄉基點郝培英互助組，農民開始對糧食統購政策缺乏認識，有的觀望，有的有顧慮，有的甚至消極抵抗。經過政治動員、思想教育和其他耐心細致的工作，情況發生了變化。11月16日，泰安地委將《關于泰安九區上高鄉基點郝培英互助組在生產中心下完成糧食統購任務的報告》，經山東分局上報到中央。11月23日，鄧小平看了中共泰安地委的報告后批示："這個報告說明糧食統購工作做好了，是會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遂將報告送毛澤東閱。11月27日，鄧小平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轉電報中說："這個報告說明在實行糧食統購政策時，如果工作做得不好，或者做得不充分，是會遭到農民的抵抗，并可能影響到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的。但是只要工作做好了，就不但能夠完成統購的任務，而且必然大大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和大大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個經驗值得各地加以重視和仿效。"由此，鄧小平更加感到充分的政治動員和思想教育對于做好糧食統購工作的極端重要性。11月27日，他在再次審改《關于必須為明年增產糧食做好準備工作的指示（草稿）》時加寫了這樣一段話："必須糾正那種認為統購糧食一定會損害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錯誤的觀點"；"采取一些粗暴的辦法，犯主觀主義和命令主義的錯誤，那是可能損害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但是，根據現有的一些典型經驗，已經可以證明，只要在統購工作中進行了充分的工作，就不但不會損害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且可以通過糧食統購這個環節，大大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大大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并使農村的互助合作運動向前推進一步。因為糧食統購政策的本身，不但沒有損害農民的利益，而且正是保護了農民的利益。"

糧食統購統銷是政策性極強的工作，涉及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為使這項政策在全國各地得到順利實施，在加強宣傳教育和政治動員的同時，還需要做許多極其細致的部署和落實工作。在這方面，陳云主要抓了糧食統銷這項工作；鄧小平則在糧食統購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他們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共同推進了糧食統購統銷工作的順利開展。陳云不僅是糧食統購統銷的主要決策者，而且是部署與落實糧食統購統銷的主要指揮者。全國糧食緊急會議后，他直接抓了北京、天津、濟南等北方城市的面粉計劃供應工作。陳云在指導城市面粉計劃供應工作時注重因地制宜。北京市的辦法是分三等供應面粉，認為這樣做比較好；天津市則主張不分等級，認為分等很麻煩。陳云都表示同意。濟南市由于大米供應不足、主食雜糧庫存少，因而在實施面粉計劃供應時采取了標準高于北京市和天津市的臨時供應辦法。陳云也表示同意，認為只要不定死，對于其他地區可能不會有太大影響。在實施面粉計劃供應中，陳云十分重視搜集與掌握信息，注意以點帶面和由此及彼。北京市、天津市實行面粉計劃供應后，11月8日，他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廣州市委并告華南分局、中南局的電報，要求他們報告京津及北方城市自11月1日實行面粉計劃供應或掌握賣出后對廣州面粉市場的影響。11月11日，陳云為中共中央批轉了北京市委關于北京市面粉計劃供應的實施辦法、補充規定和說明等文件供各地參考。11月25日，他為中共中央批轉了天津市委11月3日關于實行面粉計劃供應后各階層群眾動態的報告，供各中央局、分局并各省市委參考。11月26日，他又為中共中央向各地批轉了濟南市委的報告。陳云為中共中央批轉的這些文件，對在全國實施糧食計劃供應起著積極的引導與推動作用。

鄧小平非常注意在農村糧食統購中把握好政策界限。1953年12月21日，他在審改中共中央批轉華東局《關于當前貫徹總路線教育與糧食統購統銷工作中幾個重要問題的指示》的電報稿時加寫道："對余糧戶絕對不可采取如同對付地主那樣的辦法。我們只求完成預定的購糧數目，不要強求超過，不要超過太多，因為國家財力有限，不可能購買太多。而在統購之后，農民手中仍有相當多的余糧，這不是什么壞現象，而是一種很好的現象。這也須請各地加以注意。"同日，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批轉中共湖北省委《關于全面做好糧食統購工作的指示》的電報中又指出："在糧食統購中，不要籠統地提出向富農作斗爭的口號，只宜對個別確實頑抗的舊富農進行必要的斗爭，而且在處理上不宜過嚴，以免影響到中農。因為糧食統購的對象主要是中農，如果一般地提出向富農作斗爭的口號，或對個別富農處置不當，根據歷來農村斗爭的經驗，是很容易傷害到中農的。此點請各地務必加以注意。"

經過鄧小平和陳云深入的宣傳教育、充分的政治動員和詳細的部署落實，糧食統購統銷工作得以在各地比較順利地展開，在全國范圍內沒有發生大的動蕩。到1954年二三月間，各地相繼結束了糧食統購工作，1953~1954年糧食年度國家糧食征購量比上個糧食年度增加29.3%，勝利完成了當年的統購任務，一舉穩定了糧食局勢，扭轉了糧食市場上國家購少銷多的局面。1954年1月7日，鄧小平在政務院第201次政務會議上高興地說："糧食實行了統購統銷，情況是好的，計劃收購七百億斤，估計要超過，今后只要年成好，可以解決問題。"

三

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使全國渡過了糧食難關，供求關系十分緊張的形勢開始緩和，但隨之也出現了兩個問題：一是對農民糧食余缺和征購數量缺乏合理核定，造成一些地方政府與農民關系緊張；二是商業工作上急躁冒進造成市場呆滯和國家與私商的關系緊張。面對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鄧小平和陳云共同應對，通過采取有力措施，完善統購統銷政策，使糧食統購統銷工作得到明顯改善。

糧食統購統銷后，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發展加快，農村市場得到控制，但同時又出現了私商停業歇業戶增多、城鄉聯系隔斷、內外物資交流阻塞、農村市場呆滯的情況。陳云敏銳地察覺到這個問題，給予很大重視。1953年年底，他在上海、杭州等地考察后感到國營合作社商業前進得過快，提出"要少進一點"。1954年3月，他先后在同商業部負責人談話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以及中共商業部黨組會議上，多次講到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占批發和零售貿易的比重過大，前進得快了，要踏一踏步，以便解決私商停業歇業與市場呆滯的問題。在審定1954年國民經濟計劃與國家預算會議上，陳云又指出，商業零售中公私所占的比重要根據1953年12月的水平，"踏步看半年再說"。對于陳云的主張，鄧小平予以明確支持。1954年3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陳云同志從外面回來，就說要控制一下，但沒有引起注意。"

由于陳云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加強市場管理和改造私營商業的指示》于1954年7月下發后未能引起各級黨委的充分注意，致使同年秋冬許多地區牛羊上市量驟增，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收購大大超額，造成母牛、乳牛、小羊、仔豬價格下跌，生產萎縮。中共河南省委向中央反映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盲目排擠私商，"造成了不少行業已全被擠垮，小商小販大部失去營業機會，農民之間的副業生產性交易停滯。"河南省人民政府提出："大力組織農村經濟生活，活躍農村經濟"，并在具體政策上糾正對私營零售商盲目排擠的傾向，"在公私比重上，要立即放緩步子，堅決貫徹'踏步'精神，并根據社會商品流轉計劃，規定出各行業適當的零售營業額和公私比重。"鄧小平贊成河南省委和省政府的做法。1955年1月5日，他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轉中共河南省委《討論中央十二月三日指示的報告》和河南省人民政府《關于目前活躍農村經濟生活的緊急方案》的電報，推廣河南省的經驗。電報中說："目前全國各地農村經濟生活的緊張情況，是多方面的，如果不作系統的研究和統一的安排，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河南省委就是這樣作了全面的安排，其經驗值得各地效法。"河南省的經驗推廣后，對緩解農村市場的呆滯現象，活躍農村經濟，減少糧食統購統銷的阻力，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后，除出現國家跟私商的關系緊張和市場呆滯的問題外，更加嚴重的是在一些地方出現國家跟農民關系緊張的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核定農民的糧食余缺尚缺乏具體辦法，致使有的該購沒有購足，有的又購了過頭糧。另外，由于征購任務緊迫，工作繁重，要求限期完成，一些地方發生過強迫命令等偏差，個別地方還發生抗征鬧事的事件。在糧食統銷方面，由于工作中的缺點，一些地方有的該銷沒有銷夠，不該銷的反而銷了，引起社會各階層人們的關注，出現"人人談糧食，家家談統銷"的局面。有些地方農民大量殺豬宰牛，不熱心積肥，不積極準備春耕，生產情緒不高。

為解決上述問題，1955年新年伊始，陳云下江南實地調查研究糧食統購統銷與市場情況。回到北京后，陳云向中央提出了農村糧食統購統銷中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和辦法，即在每年的春耕以前，以鄉為單位，將全鄉糧食的計劃產量大體上確定下來，并將國家對于本鄉的購銷數字向農民宣布，使農民結合確定的指標，知道自己生產多少，國家收購多少，個人留用多少，缺糧戶供應多少，使農民心中有數。

對陳云提出的"三定"政策，鄧小平予以積極支持。華南分局向中共中央報告廣東省中山縣敵對勢力利用政府在統購糧食時給農民所留口糧打得過緊的缺點制造暴亂的情況。1955年2月1日，鄧小平審改中央復華南分局電報稿時，在"中央正考慮在春耕前公布一九五五--五六年度購糧數字"這句話后面加寫"并開始逐步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糧食統購統銷制度，使農民心中有數"。這是"定產、定購、定銷"首次出現在中央文件中。3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決定在全國范圍內采取糧食定產、定購、定銷的措施。陳云下江南調查研究后提出的農村糧食定產、定購、定銷的意見，最后形成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決策。糧食"三定"政策出臺后，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有力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三定"政策的落實，使糧食統購工作得到明顯改善，但在很多地方的糧食統銷工作中仍存在一些問題。在農村主要是糧食供應戶面過廣，在城市主要是糧食供應較松，導致糧食銷量大大超過國家規定的指標，形成糧食供應緊張的局面。為此，鄧小平和陳云又用了很大精力整頓城鄉糧食統銷工作。

為了解實行糧食"三定"政策和糧食統銷工作的情況，陳云再次到江南實地調查，掌握了大量真實情況，對糧食統銷工作存在的問題做到了心中有數。回京后，1955年7月21日，他在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中提出了堅持和改進糧食統購統銷的具體辦法。針對農民普遍反映"缺糧"導致農村糧食供應戶面過廣的情況，陳云提出要"把農村的余糧戶、自給戶、缺糧戶劃分清楚。允許自給戶、缺糧戶將賣出的周轉糧，照數買回去。這些周轉糧，以后將從統購統銷的總數內扣除，不列入統購統銷的數字以內"。"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劃清余糧戶、自給戶和真正缺糧戶的界限，減少一些人為的缺糧戶，使每個鄉村能夠弄清楚真正缺糧戶的確實數字。"他還提醒道："由于生產的發展，缺糧戶是要逐漸減少的，自給戶也可能變成為余糧戶。每個鄉村都應在一定時間內注意這種變化。"針對城市糧食供應較松的情況，陳云提出："在城市中采取必要的嚴格措施，切實整頓糧食的統銷工作，反對浪費，壓縮一切不應銷的糧食。同時，必須保證城市居民必需的糧食消費。"這些辦法的實行對于減少糧食銷量、保障合理供應，起到了重要作用。

與此同時，鄧小平利用典型案例推動農村糧食統銷工作的整頓。5月間，安徽省報來潛山縣委《關于模范鄉整頓統銷工作的報告》反映：模范鄉統銷補課開始時，要求糧食供應戶占全鄉總戶數的51.4%，全鄉幾乎大部分干部和所有群眾都要求供應。在整頓糧食統銷工作中，模范鄉逐戶排隊摸清群眾實際底子和思想問題，分別對象運用不同形式開展教育，在提高干部、群眾覺悟的基礎上進行調整，使全鄉要求糧食供應戶比以前減少了40%。鄧小平認為潛山縣委采取充分的群眾教育的方法來領導定銷工作的經驗值得推廣，提出予以轉發，并于1955年5月28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轉該報告的電報。電報中說："模范鄉的事實證明，全國各地這一時期的糧食緊張情況，有很大部分是由于我們沒有認真領導定銷工作的結果。只要我們切實注意了這個工作，如同潛山縣模范鄉所做的那樣，就不但能夠使糧食銷量大大減少，使緊張情況和緩下來，而且能夠確實地充分地保障對于真正缺糧戶的供應，并大大鼓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中央要求全黨重視這個問題，務必動員全黨力量，在一切鄉中普遍做好定銷工作，采取群眾路線的方法，進行充分的群眾教育工作，堅決削減那些不該供應或多供應了的部分，壓低總供應量，并充分地供應真缺糧戶。"潛山經驗的推廣，對整頓農村糧食統銷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全國糧食銷售量增大，與城市糧食供應太松有關。為此，鄧小平在抓整頓農村糧食統銷工作的同時，還抓了整頓城市糧食計劃供應工作。1955年5月16日，他在審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整頓城市糧食計劃供應工作的指示》稿時，針對"城市糧食向農村倒流的現象，以及由于城市糧食供應太松而刺激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現象，仍在發展"的現狀，指出"通過家喻戶曉的深入動員和根據各個城市的情況規定一些切實可行的供應辦法，大大減少城市糧食的供應指標，是完全可能的"，并舉例說"北京市經過詳細研究之后，認為該市一九五五--五六年的供應指標，可以由原計劃十五億五千萬斤減至十二億五千萬斤，即減少三億斤之多。這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指示下發后，在城市開始全面實行"以人定量"和各行各業定量供應的計劃供應制度，大大改善了糧食統銷工作。

鄧小平和陳云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糧食統購統銷中的成功合作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由于他們的密切合作，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得以順利出臺和實施并不斷完善，對供給和支持經濟建設，保證人民基本生活安定，維持物價和社會秩序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這也是鄧小平和陳云在新中國成立后幾十年間合作共事的良好開端和典型例證。這說明，鄧小平和陳云不僅在后來的改革開放中是互相支持和彼此合作的，其實他們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一開始共事就是緊密合作的，而且一以貫之。從這個意義上說，考察鄧小平和陳云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糧食統購統銷中的合作，既具有學術價值，也具有政治意義。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 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