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國外鄧小平研究概況

劉曉云梁怡

新世紀以來，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國外學術界的鄧小平研究也在持續深入。本文將收集到的十幾年來國外有關鄧小平研究的重要著述加以整理和分析，旨在拓寬國內鄧小平研究的視野，進一步深化鄧小平研究。

一、新世紀以來國外鄧小平研究的主要成果

進入21世紀之后，國外學者對鄧小平的研究熱情有增無減，出現了一批較有影響的學者，形成了不少有價值的成果。這些研究成果的內容主要集中在鄧小平的歷史貢獻、鄧小平經濟等領域的思想、鄧小平與黨的其他領導者在治國理政方面的比較等幾個方面。也有學者側重從現今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入手，來考察鄧小平及其理論的當代價值。在國別方面，除了俄羅斯、日本、美國等早已開始鄧小平研究的國家，澳大利亞、新加坡、印度、越南、巴西、墨西哥等國學者也逐漸加入其中。

俄羅斯學者一如既往地關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績和經驗，僅僅在俄科學院遠東所，從事鄧小平思想理論研究的專家就有十五六位。以遠東所所長季塔連科為代表的許多中國問題專家已經發表、出版了一系列學術文章和專著，顯示出了較高的學術水準。大體來說，他們的研究側重從反思蘇聯經驗教訓的角度來分析鄧小平的成功之道。與俄羅斯相比，日本的鄧小平研究多融合在當代中國研究之中，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進程進行分析，并不斷深化和拓展。其中，毛里和子、矢吹晉、天兒慧等學者取得了一些有影響的研究成果。以美國為代表的英語國家的鄧小平研究，在上世紀80年代末曾出現過一段時期的波動，但在90年代又進入一個高峰。新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在關注當代中國發展問題過程中，對鄧小平及其理論的研究既有量的變化，也有質的升華。正如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一書的序言中所說："20年過去了，很多原來沒有興趣了解鄧小平的西方人，現在也開始愿意認真考慮鄧小平在中國歷史上真正的作用。"他們對鄧小平的評價逐漸轉變到以肯定與贊揚為主，研究也更趨全面、客觀。

近年來，國外鄧小平研究的學者及成果主要有：俄羅斯季塔連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世界意義與中國改革之經驗》、烏索夫的《鄧小平和他的時代》、潘佐夫和斯皮恰克的《鄧小平在莫斯科（1926年-1927年）：一個革命者和未來改革者思想的形成》、皮沃瓦洛娃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斯米爾諾夫的《中國現代化經驗：國內外的一些觀點》等；日本矢吹晉的《鄧小平》，許介鱗、村田忠禧的《現代中國治國論》，毛里和子的《現代中國政治》，天兒慧的《巨龍的胎動：毛澤東與鄧小平》，益尾知佐子的《鄧小平對外開放構想與國際關系》等；美國等其他國家中，傅高義的《鄧小平震撼世界》和《鄧小平時代》，康拉德·賽茨的《中國：一個世界強國的復興》、《后鄧三十年：改變中國的人》，羅伯特·勞倫斯·庫恩的《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李侃如的《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亨利·基辛格的《論中國》，夏偉和魯樂漢的《富強：中國通向21世紀的長征》，新加坡鄭永年的《改革中的中國共產黨》等都是產生了一定影響的論著。

這些著作和學術論文，有的運用多種研究方法，有的采取獨特視角，有的結合在中國實地考察所獲得的新材料，對鄧小平的個人經歷及其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形成的重要思想理論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基本上展現了十幾年來國外鄧小平研究的主要成果。這些研究相對比較集中的內容及其呈現出來的特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鄧小平歷史貢獻的研究持續展開

總體而言，大多數國外學者對鄧小平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對鄧小平的個人魅力以及鄧小平為中國30多年快速發展作出的偉大貢獻都持肯定意見，評價逐漸客觀。他們的主要觀點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1.肯定鄧小平作為中國和世界歷史偉人的地位。多數研究者認為，"鄧小平是20世紀最偉大人物之一"，"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的部分遺產，同時解放了中國人民杰出的創造力和非凡的能量"，"鄧小平大力推動的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是中國面貌發生根本改變和當今取得巨大成就的指路明燈"。尤其是俄羅斯的部分學者鑒于蘇聯解體后國家大起大落的動蕩情況，在對中俄改革成就進行比較研究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鄧小平堅持改革開放國策的果斷和英明。美國學者傅高義更是明言："鄧小平是20世紀對中國乃至世界貢獻最大的歷史人物。"

此外，這十幾年間，國外學者對鄧小平政治生涯的研究也成績顯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美國學者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該書集作者十年之功而成，共6部分，23章，60余萬字。作者使用中國出版的官方檔案，用大量篇幅詳述了鄧小平把中國引向富強之路的政治策略和政策措施，高度評價了鄧小平的歷史貢獻。他認為，鄧小平"對世界有著巨大的影響"，"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對世界的發展有過更大的影響"。傅高義的書重視調研和對親歷者的采訪，積極采用新的權威資料，行文也透顯出作者對材料較強的分析和把握能力。因此，該書甫一出版，便引發廣泛關注，進一步激發了國外學者重新解讀鄧小平歷史貢獻的學術興趣。此外，該書還從一個新角度分析了在毛、鄧兩個時代的轉換和對接中鄧小平工作思路的調整，推動了國外鄧小平研究新趨向的形成。這說明，鄧小平理論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都仍然有著巨大的研究空間，值得進一步深挖細掘。

2009年，俄羅斯學者烏索夫出版了《鄧小平和他的時代》一書，對鄧小平的生平做了全面的介紹。潘佐夫、斯皮恰克通過分析保存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的原始檔案以及鄧小平和他的同學們的個人檔案資料，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即鄧小平在蘇聯的一年并沒有虛度。在此期間，鄧小平看到、讀到和學到的一切都影響著鄧小平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形成。

英國鄧小平研究專家理查德·伊文思的《鄧小平傳》的中譯本于2014年3月出了最新版，新版除對舊版第十四、十五章的個別地方作了些精簡之外，還訂正了部分史實記述上的錯誤。作者站在獨特的立場，以平和的眼光看待并展示鄧小平不平凡的一生，帶領讀者重溫20世紀中國的發展歷史，該書也因此被稱為"最客觀公正的紀念碑式傳記作品之一"。

2.認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對中國的成就起了關鍵作用。中國今天為何能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績？國外研究者基本認為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引領中國走向了富強，他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改革開放政策給中國帶來的成就。俄羅斯國際問題專家亞歷山大·薩利茨基和巴西學者普洛科皮奧認為，鄧小平倡導用實踐來檢驗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而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經受住了中國實踐的檢驗。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人實行改革開放，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開啟了新紀元。他著名的具有"中國實用主義"色彩的"貓論"，則為中國的發展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還有學者指出，從1979年至2009年的30年間，因為鄧小平倡導的勇敢及引人注目的改革，中國得以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其結果是使超過4億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發展能像中國那樣迅速。

3.強調鄧小平的遺產對當代中國發展的深遠影響。綜合來看，國外學者提到的"鄧小平遺產"，主要是指鄧小平執政之下發生的基礎性結構變化，涉及政治遺產、經濟遺產、精神遺產、外交遺產等具體內容。他們結合中國發展中的實際問題，認為鄧小平留給今天中國的遺產主要包括以下幾點：一是堅持"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領導核心，不要自滿，不要自高自大，不要允許大國傲慢"；二是鄧小平本人確定的各項原則，即集中精力向世界經濟敞開大門，盡快掌握世界經濟的門道，調整先進技術、滿足中國的迫切需要，但盡可能保留國家治理結構；三是鄧小平最基本的政治遺產。就最后一個方面而言，正如傅高義所概括的那樣，"第一是要改革、要開放，他說應該把那個門開得更大，開放的政策應該更加擴大。第二，鄧小平非常支持跟外國搞好關系，在那個情況下面中國才會發展，對中國的發展有利。第三，他非常重視能力，也就是有能力的人和能干的人"。

在國外一些學者看來，不僅鄧小平的政策在過去30多年給中國帶來了巨大成功，而且鄧小平理論對未來中國的發展也會產生持續的影響。羅斯·特里爾說，鄧小平之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在領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過程中形成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都是對鄧小平及其理論的繼承、創新和發展。范芝芬也在《中國的十一五規劃（2006-2010）：從"先富起來"到"共同富裕"》一文中分析了科學發展觀與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脈相承的聯系。

（二）對鄧小平經濟思想的研究進一步深化

對于鄧小平歷史貢獻的評價和研究，國外突出在經濟方面，且一般是將鄧小平的經濟理論和中國的經濟成效分開進行分析的。中國奇跡使世界上多數人盛贊鄧小平，但是學者們對鄧小平經濟理論的研究結論卻存在很大分歧，一些學者對鄧小平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淵源關系研究不夠深入，評價也不夠客觀。

新世紀以來，國外學者對鄧小平經濟思想研究的熱情不減，但也存在一些爭議，這些爭議的關鍵點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姓"資"姓"社"的問題。但大多數學者已不再糾纏于這種經濟形式上姓"資"姓"社"的問題，而是逐漸理性科學地看待鄧小平的經濟思想。

1.認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是人類發展進程中積累起來的遺產，鄧小平所做的就是打破舊有的條框思維和觀念，嘗試著將兩者連接起來，這是需要巨大的馬克思主義勇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全新的事業，外國人不理解也屬正常。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中國取得的巨大成績，一些人逐漸改變了市場經濟專屬于資本主義的觀念，開始客觀地思考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的關系。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學者對此反思較多。德國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董事拉爾斯·莫爾金就曾撰文，積極肯定鄧小平將市場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而不是截然分開的思考和實踐。他認為，鄧小平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之父"，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父"。面對"放棄計劃經濟是否等同于放棄社會主義"這一問題，鄧小平堅持"經濟增長是社會發展的物質前提"，認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是國家獨立的保障和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條件，市場和計劃在他看來只是發展生產力的兩種手段。

2.理解鄧小平把改革看作經濟管理手段的思考。在對鄧小平改革的評判上，之前有部分學者過于簡單地將改革開放中的一些具體措施，包括推行中不成熟的經驗當作鄧小平帶領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依據，進而得出一些錯誤的結論。然而，鑒于中國在各種國際國內復雜情況下仍能保持穩定快速發展的事實，國外學者對鄧小平改革的評判也漸趨理性。有學者認為，鄧小平是將改革看作對經濟管理方法的完善，而非在這種借口或掩飾下試圖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鄧小平非常清楚，新的經濟方針對社會主義事業在客觀上會有一定的危險性，因此需要未雨綢繆，預防這種危險性從潛在轉為現實，所以他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他又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中國的經濟改革，從始至今，從來都沒想到放棄社會主義，而轉向資本主義。相反，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改革被看作第二次革命，一次新的長征。"這種觀點是比較理性和客觀的。

（三）強調從治國理政的角度對鄧小平與其他領導人進行比較研究

海外中國學有多種范式和學派，其中比較研究法是其較為常用的研究方式。以往，國外一些學者側重從"權力斗爭論"看待中國領導人的更換和權力交接以及領導人之間的關系，近年來，國外學者在鄧小平的研究上發生了一些變化，大多側重從領導人治國理政的角度進行比較。另外，除了繼續對鄧小平和毛澤東進行比較研究外，國外學者還經常將鄧小平與陳云、華國鋒等人進行比較，拓寬了比較的范圍，這也是研究取得的新進展之一。

1.對鄧小平與毛澤東多方面的比較研究。對鄧小平和毛澤東關系的研究，一直是國外學者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思想體系的繼承與發展、治國方略的手段和方法等方面。大致有三種不同的意見：

一是認可二者的繼承與發展關系。部分學者從不同角度論證了鄧小平在很多方面都與毛澤東的思想和政策有繼承和發展關系的事實。

第一，在宏觀戰略上，他們認為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為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事業奠定了基礎。新加坡學者鄭永年在《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一書中指出，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建立起來的主權國家架構，也就很難有后三十年的建設。而且正是因為有毛澤東那么多充滿價值的社會實踐，毛澤東后的中國領導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他還認為："盡管鄧小平當時形象地說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但這只是說追求這些價值的過程具有不確定性，實際上方向是相當明確的。"俄羅斯學者斯米爾諾夫對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有深入的研究，他認為，《新民主主義論》在中共黨內文件中被譽為在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而此次飛躍也為實現"第二次歷史性飛躍"--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定了基礎。俄羅斯經濟學教授弗拉基米爾·波波夫指出："1949-1976年毛澤東時代的成就為1979年之后的中國奠定了基礎--強大的國家制度體系、高效的政府、改善的基礎設施和充足的人力資本儲備。"

第二，在具體政策上，許多學者認為鄧小平也同樣受到了毛澤東的影響。日本學者益尾知佐子強調，鄧小平是毛澤東外交思想的正統繼承者，和敵人保持完全的對峙，鄧小平忠實履行毛澤東對外路線的結果，使國際環境發生了變化。德國學者韓博天和美國學者裴宜理主編的論文集《毛的看不見的手：中國適應性治理的政治基礎》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即當下中國仍然與中國的革命經驗密切相關，對當下中國成就的解釋，必須基于中國的革命遺產。無論正面的經驗還是反面的教訓，最終都會對執政的適應性產生重要影響。

二是認為兩者既有相同之處，也存在差別。鄭永年認為，從追求新的國家形式的角度看，其實鄧小平所做的和毛澤東所追求的有一個共同的方向，但是兩者所使用的方法很不相同，鄧小平所使用的主要是經濟的方法。克里·布朗在《中國共產黨與意識形態》中對毛澤東和鄧小平在意識形態工作上的特點進行比較，認為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中國意識形態的功能一方面都是為了推動和實現現代化，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分歧。約翰·德勒里認為，鄧的戰術可能是毛的反面，但毛、鄧的奮斗目標完全一致：這個目標由鄧實現了一部分，鄧的繼任者們則實現得更為規模宏大。

三是割裂毛澤東與鄧小平兩個30年的問題。國外學者對毛澤東與鄧小平關系的評價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讀為對中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關系的評價。毛、鄧兩個30年，是鄧小平研究中比較敏感、嚴肅的問題。"二者是一脈相承、繼承發展的關系，否定了毛澤東也就否定了鄧小平，否定了毛澤東思想也就否定了鄧小平理論。"當前，國外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已經趨于客觀。他們基本上認可改革開放后30年是在前30年發展的基礎上開創的。這與中共十八大報告中"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挫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的結論相吻合。我們應警惕那些認為鄧小平領導中國走上與毛澤東相反的道路，把毛澤東和鄧小平領導的兩個歷史時期割裂甚至對立起來的思想傾向。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在《毛的最后革命》中說："鄧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式的現代化（"改革"），讓中國融入了更廣闊的世界（"開放"）。"他認為鄧小平拋棄了毛澤東的現代化努力，而斷然選擇進入已被證明是成功的西方式現代化的潮流。這種分析顯然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情況，得出的結論是不能令人信服和接受的。

國外學者之所以得出否定的、負面的觀點，是因為他們不能理解毛澤東和鄧小平在政治信仰、政治理念和實現現代化的期盼等基點和核心觀念上的一致性，只是簡單地將不同歷史條件下不同的治國方略當作割裂兩位偉人的借口和理由。新的理論證明他們的觀點是偏頗的，不客觀的。他們的真正用意在于，借"褒揚"鄧小平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來否定改革開放前毛澤東領導建設社會主義積累起來的正反兩方面的實踐經驗，進而從根本上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對此，我們應堅持唯物史觀，對那些不準確的猜測和蓄意的歪曲予以客觀分析和批駁。

2.對鄧小平與陳云治國理政方面的比較研究。鄧小平和陳云都對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經濟恢復以及社會主義建設作出過卓越的貢獻，國外學者也很重視將二者加以比較研究。與之前有些學者認為陳云是保守派的錯誤觀點有所不同，新世紀以來的分析基本上都能冷靜地對其作出客觀的評價。

美國學者李侃如認為，鄧小平和陳云是上世紀90年代初的兩個重要人物，二人都早在20年代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論是鄧還是陳，都沒有想過要打擊對方。傅高義則從鄧小平與陳云在性格、政策主張上的不同以及在改革開放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切入進行比較分析。他認為，鄧小平能做到"舉重若輕"，而陳云則以辦事慎重聞名，屬于"舉輕若重"的人。"陳云注重細節，尤其是在經濟問題上，比鄧小平要細心得多。但是在鄧小平看來，想在打仗之前搜集到敵方全部情報的指揮官難免要貽誤戰機。鄧小平確實用很多時間分析自己的決定的潛在后果，但在重大問題上，他往往愿意在摸清全部事實之前就大膽推進。"這種比較研究，有助于澄清史實，理解鄧小平與陳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策的制定中各自所發揮的作用。

二、新世紀以來國外鄧小平研究的特點

十幾年來，國外學者對鄧小平的研究出現了一些新趨向，他們更注重把鄧小平和鄧小平理論放在中國的整個歷史發展進程和全球視野中來考察，尤其是將鄧小平理論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來研究。總的來看，與國外毛澤東研究多側重理論分析的情況不同，對鄧小平的研究，國外學者較多地結合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各方面的變化進行分析。

（一）服務于本國制定國家戰略的需要

一般而言，國外學者對鄧小平及其理論的研究，并不只是學術性的探討，還往往有著一定的現實考量--他們的研究大多著力為本國對華政策的制定提出對策和建議。比如傅高義就指出，美國社會科學對全球各個地區的研究正是在二次大戰后美國政府全球戰略的驅動下開始加強的。由此可見，地區研究已經不再單純受學者個人意愿的驅使，而是一種國家有意推動的研究計劃，是為了服務于美國的國家戰略。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也是一個典型例證。作為奧巴馬總統中國顧問團成員，他近年來對當代中國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已經對美國相關政策的制定產生了重要影響。

此外，借鑒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也是另一種現實性的研究。毋庸置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對世界各國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中國的成功吸引了其他正在進行改革的國家的目光。部分發展中國家肯定中國取得的成就，他們的研究旨在學習中國的成功經驗。越南學者杜進森指出："越南中央各部委的研究機構主要圍繞黨和政府的需要進行對策性研究"，"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非常重視中國當代史研究，特別是自改革開放至今這一階段，以便借鑒中國經驗"。俄羅斯對鄧小平及其理論的研究也是著眼于中國經驗能否為俄國的改革提供借鑒。有研究者指出："當今的四位院士和科學院三大研究所主要人員以及俄國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佩列洛莫夫等八位資深漢學家，曾被俄國頭幾任總統聘請為對華政策顧問，或先后成為隨總統訪華團的成員兼顧問。"季塔連科等人近年在多種開放場合接受媒體訪問時都強調了中國經驗的參考和借鑒作用，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給予了充分肯定。

（二）重視一手資料的調研和收集

近年來，國外鄧小平研究者除注重使用中國官方出版的重要文獻資料外，還多方收集利用一些權威的傳記類、回憶錄類、口述類或實地調研的資料，這些豐富的原始材料有助于深化對鄧小平的研究。

1.參閱中國官方出版的文獻、資料。傅高義等一些治學嚴謹的專家，在研究中選取《鄧小平年譜》等中國官方出版的文獻檔案，再輔以部分黨的領導人的重要講話和文章，基本保證了資料來源的原始性、真實性。另外，還有一些被翻譯過去的中國官方的有關文獻，也直接為國外學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2.選取權威的傳記類資料。國外學者在研究過程中也經常參考和使用一些中國權威的傳記類資料，包括參閱在鄧小平身邊生活和工作的親友或下屬出版的傳記類或回憶類的材料，把它們作為研究的輔助。他們認為，諸如鄧小平之女鄧榕的《我的父親鄧小平》、《鄧小平"文革"歲月》之類的傳記性著作中，因為有官方檔案核實過的采訪記錄，所以可信度較高，采用它們有助于提升自己研究的可靠性。

3.收集生動的口述類資料。口述史料在國外鄧小平研究中也受到重視。《鄧小平時代》就大量運用口述史料，作者不僅引用了已經出版的諸多關于鄧小平的回憶錄等口述資料，而且還采訪了黨史研究專家、革命后代、鄧小平的下屬官員和一系列曾與鄧小平有過交流會晤的政壇首腦和商界領袖。在該書標注的1500多處引文注釋中，絕大部分引用的是訪談等第一手口述資料。

4.使用實地考察的資料佐證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提出以后，如何分析以這一理論為基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國外那些執原教旨主義觀念進行研究的學者為數不少，他們因態度的偏執已經在理論研究方面難以為繼。近年來，學者們開始加強從實踐效果角度分析檢驗這一理論的正確性。有的學者堅持每年數次到中國調研，受訪問者上至政治局委員，下至普通百姓。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多數學者是以嚴肅的態度來研究鄧小平及其理論的。如《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中引證了大量的事實、數據和結論，其中許多來自于作者本人及其西方同行近30年來在中國調研的"活材料"。

綜上所述，新世紀以來的國外鄧小平理論研究，在上個世紀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

三、對借鑒國外鄧小平研究成果的幾點建議

當今世界，面對貧富差距、經濟發展、生態環境、執政黨的建設等重大問題，各國都在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世界范圍內的鄧小平研究再度升溫。在此情況下，加強對國外鄧小平研究情況的追蹤和分析，從中獲得一些新的啟示，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鄧小平及其理論的研究已經成為一個世界課題，要想深化國內的鄧小平研究，絕不能閉門造車。因此，準確把握國外鄧小平研究的動態，有助于提升我國鄧小平思想研究的水平，掌握鄧小平研究的國際話語權。

1.擴大譯析鄧小平研究成果的國別范圍，提升評析的總體水平。目前，國內的鄧小平研究的譯著多譯自英文版著作，語種不夠全面。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新事業，需多了解外部信息，學習有益經驗，因此不僅要重視美、俄、日等國家的新著述，也要關注其他語種國家的研究動態和成果，還要注意改變單純在翻譯層面上對國外鄧小平研究成果進行介紹，充分認識到國外鄧小平研究中的局限性，從整體上對其特點和趨向進行深入剖析。

2.重視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多樣化，拓寬學術交流的視野和范圍。散見于各種著述中的鄧小平研究，折射了國外鄧小平研究方法的多樣和研究思路的不同。它們有的側重史料的收集與整理，有的側重文本的分析，這些具體的做法及取得的成果都是值得我們借鑒的。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走出書齋來中國調研，在中國尋找鄧小平理論的實踐成果，這是積極的研究態度，但同時也應防止以個案代全面、以局部評全局的錯誤結論的出現。

此外，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帶來了開展跨學科、跨國界研究的新機遇。利用發達的信息技術，有益于打開國內的研究視野，擴大研究范圍。通過對話、網絡互動、學術會議等多種形式，與國外學者進行商榷和爭鳴，有利于展開國內外對同一論著或學術觀點的比較研究。與此同時，應重視大數據時代對研究可能帶來的多方面的沖擊和影響。更為豐富的傳媒手段，也帶來了更豐富的資源化原始數據與數據顆粒化、碎片化并存的情況，使得評析國外研究成果的工作將更加復雜和艱巨。

3.發出中國學者的聲音，堅持中國在鄧小平研究中的話語主權。鄧小平的研究在世界范圍內展開，但鄧小平研究的話語權必須由中國掌握。應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及時翻譯出版《鄧小平年譜》等官方文獻的外文版，重視國內學者研究新成果的外文譯介工作。這將使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在當代中國的歷史背景下鄧小平思想的發展歷程，也為國外研究者提供權威的鄧小平研究參考文獻。二是有針對性地展開對國外相關研究中負面觀點的撥亂反正，特別是對于那些企圖通過歪曲鄧小平來否定黨的偉大歷史成就的觀點進行有理有據的批駁和揭露，同時積極展開正面的、客觀的研究和評價。

〔劉曉云，女，北京聯合大學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副教授；梁怡，女，北京聯合大學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101〕

（來源：《黨的文獻》2014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