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來國內鄧小平生平研究述評

王敏玉

鄧小平生平研究是鄧小平研究的重要內容。十年來，國內學術界對鄧小平生平研究進一步深化，從已經出版和發表的諸多著作和論文來看，研究領域大為拓展，研究深度和廣度都出現了一些新的進展。

一、研究概況

（一）有關鄧小平生平研究的著作出版情況

2004年8月是鄧小平誕辰100周年。理論界、學術界圍繞著紀念鄧小平的生平、思想和業績，舉辦了一系列重要的學術會議，發表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理論文章，出版了許多有分量的學術著作，形成了深入學習和研究的新高潮。在這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上，出版的有關鄧小平生平的研究論著也最有份量。標志性的研究成果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這部《年譜》公布了大量的檔案資料，其中60%的內容是第一次公開發表，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2009年，中央文獻研究室又編輯出版了《鄧小平年譜（1904-1974）》。這兩部《年譜》，比較完整地反映了鄧小平一生主要經歷、革命業績和思想發展脈絡，對于讀者全面了解鄧小平的生平業績和思想理論具有重要作用。

2004年，和《鄧小平年譜（1975-1997）》同時出版的還有另外兩本比較重要的書：一是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四川省委編輯的《鄧小平畫傳》；二是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編輯的《鄧小平》畫冊。《鄧小平畫傳》將畫冊和傳記相結合，在鄧小平生平方面設了"在法蘭西的艱苦生活"、"戰斗在太行山上"、"千里躍進大別山"、"領導全面整頓"、"偉大的歷史轉折"、"主持起草歷史決議"、"開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南方談話"、"退休生活"等88個章節，56個故事，1266幅圖片，其中許多圖片是第一次公開發表。書中還收入了不少珍貴的檔案、文獻資料，比如鄧小平的部分手跡，還有約30萬字的文字說明和傳記等。這是國內第一部全面概述鄧小平偉大光輝、波瀾壯闊的一生的書籍。《鄧小平》畫冊共收錄了300幅圖片，其中一些是親屬提供的鄧小平晚年照片，系第一次公開發表。畫冊分為戎馬歲月、艱辛探索、走向輝煌、生活情趣四個部分，并附有大事年表。

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之際，還出版了一些專題性的生平研究著作，如由科技部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鄧小平科技思想年譜（1975-1994）》，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鄧小平的生平活動和他對中國科技事業的重要貢獻。《胡喬木傳》編寫組編的《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是從當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揭發交待材料中，輯錄出來的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鄧小平同胡喬木及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的談話。這些談話記錄了鄧小平在1975年領導全黨同"四人幫"斗爭、推動各方面整頓的艱難歷程，充實了《鄧小平年譜》的內容。

2005年1月，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了《鄧小平自述》。該書分為11章，即走上革命道路、投身國內革命、紅旗飄飄過左右江、戰斗在太行山上、最高興的三年、主政大西南、最忙的十年、文革歲月、總設計師、情趣愛好、自我評價，是研究鄧小平生平活動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2011年5月，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了《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這是從《鄧小平文選》、《鄧小平軍事文集》等專題文集、《鄧小平年譜（1975-1997）》以及有關檔案資料中選取重要思想理論觀點編寫而成的。這部思想年編反映了鄧小平最后22年的一些重要生平活動，是研究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的又一部重要參考書。

此外，一些專題文獻集也相繼出版。2006年12月，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重慶市委編輯的《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是研究鄧小平主政西南活動的系統、權威材料。2007年8月，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鄧小平決策恢復高考講話談話批示集（1977年5月-12月）》，是了解鄧小平這一時期有關教育工作的參考書。

十年來，一些重要學術會議也推動了對鄧小平生平的研究。比如，2004年8月，由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教育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和解放軍總政治部等單位聯合召開的"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有關鄧小平的研究熱潮。研究論文的發表，論文集、專著的出版，數量頗豐、質量較高，不乏精品，從多角度總結了鄧小平的歷史地位和理論貢獻，推進了鄧小平研究的進一步深化。

十年來，廣大理論工作者撰寫出一大批鄧小平生平業績研究著作，如張化的《鄧小平與1975年的中國》，是研究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全面整頓的力作。作者在發掘大量史料、采訪眾多當事人的基礎上，將文獻史料與口述史料有機結合，深入探討了全面整頓的背景、指導思想、整頓內容和特點。陳開枝的《回憶鄧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從負責全程接待和保衛工作的親歷者的角度，生動地描述了鄧小平1992年春視察南方的背景和經過，闡述了南方之行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深遠影響。周一平的《鄧小平生平研究史》，是國內第一部全面評述鄧小平生平研究歷史的專著。龍平平的《開創--鄧小平決策改革開放史話》，全面地反映了鄧小平決策改革開放的這段歷史。此外，龔育之等的《重讀鄧小平》，宮力的《鄧小平與美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中國出了個鄧小平》，劉金田、張愛茹的《鄧小平視察紀實1957-1994》和《鄧小平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程中原、夏杏珍的《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劉杰、徐綠山的《鄧小平和陳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等，都是研究鄧小平生平活動的力作。

（二）對鄧小平偉大功績的主要評價

鄧小平去世后，中共中央對他作出了高度評價。十年來，中共中央對鄧小平偉大功績的評價主要集中在幾個重大時間節點上。

2004年8月22日，胡錦濤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高度評價了鄧小平的歷史地位，認為：鄧小平同志"指導我們黨系統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解決了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根據新的實際和發展要求確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這樣兩個相互聯系的重大歷史課題，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踐和理論，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發展確定了正確方向。鄧小平同志響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號召，領導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以來革命和建設實踐的基礎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

黨的十七大報告充分肯定了鄧小平的歷史地位。報告指出："面對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難局面，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徹底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吹響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號角，創立鄧小平理論，指引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征程上闊步前進。"

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胡錦濤再次強調："沒有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改革創新，就沒有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指出：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第一次外出考察就選擇到廣東，現場回顧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他指出，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次偉大覺醒。他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這也從一個側面表達了對鄧小平歷史功績的高度肯定。

為了更好地宣傳鄧小平的思想和業績，中央宣傳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等單位聯合舉辦了《世紀偉人鄧小平--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展覽》。展覽通過"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和新中國的誕生，立下赫赫戰功"；"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鞏固和發展，進行艱辛探索"；"為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立了不朽功勛"；"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四個專題，全面展現了鄧小平波瀾壯闊的光輝一生，也表達了思想理論界對鄧小平偉大功績的高度評價。

還有一些對鄧小平歷史地位的權威評價，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重視。如薄一波指出："鄧小平同志是我們黨繼毛澤東同志之后最偉大的歷史人物。""小平同志最大的歷史功績，就是他果斷地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指導思想，實現黨和國家歷史的偉大轉折，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成功地開創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關于毛澤東與鄧小平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貢獻，薄一波認為是"始于毛而成于鄧"。冷溶指出，鄧小平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時期，都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領導中國人民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倡導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和中國人民的命運。"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在當代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都凸現了鄧小平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歷史貢獻。"

二、十年來鄧小平生平研究主要成果

十年來，對鄧小平各個歷史時期的生平研究中出現了許多新成果，產生了一些新亮點。

（一）青少年時期

對鄧小平家世和童年時期的生活情況及出國留學時期的研究，由于時間的久遠和資料的缺乏，相對來說一直比較薄弱。

《鄧小平年譜（1904-1974）》反映了這一階段研究最新且最權威的成果。《年譜》對鄧小平在法國的勤工儉學情況，依據法國當時的報紙，鄧小平在工廠做工填寫的表格，施奈德、香布朗、哈金森工廠檔案，法國國家檔案，夏萊特外國人登記冊等等，作了較為詳細的記敘。這些彌足珍貴的檔案資料雖然數量有限，但基本勾勒出了鄧小平的家庭背景、青少年時期的成長過程以及赴法勤工儉學直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的活動情況與思想歷程，為研究鄧小平早期活動與思想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文獻資料。

此外一些文章，如戴菁菁、李明華的《鄧小平1926年自傳在俄羅斯被發現的經過》、余熙的《一段不平凡的歷史記錄--鄧小平81年前旅法"居留卡"發現紀實》、李明華的《鄧小平早期檔案〈來俄的志愿〉發現始末》等則披露了鄧小平旅法、留俄期間相關物證、文獻被發掘時的歷史細節。回憶錄《話說鄧小平》，訪談文章《專訪鄧小平弟弟鄧墾：哥哥為革命不回家》、《回望鄧小平的前七十年--〈鄧小平年譜（1904-1974）〉編者訪談錄》等，對檔案、文獻的空白點進行了補充或對文獻的記錄提供了說明。

這一時期學術界研究的新成果突出反映在：

第一，糾正了鄧小平參加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時間。過去主要依據鄧小平后來的回憶，一直認為鄧小平入團的時間是1922年夏季。1922年夏季是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的時間，鄧小平是稍后才參加的，由于時代久遠，鄧小平后來就記成了這個時間。現在依據鄧小平1926年1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填寫的各種表格以及他當時寫的自傳，《年譜》將其確定為1923年6月。

第二，介紹了鄧小平在法國參加革命活動情況。《年譜》撰寫組曾專門去法國鄧小平做工、讀書和生活過的地方以及法國外交部檔案部門等地收集材料，其中收集了一些過去沒有發現的材料，這些成果主要反映在《年譜》中。

第三，研究了鄧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情況。過去對鄧小平這一時期的研究較少，材料也顯得單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學者幾次去俄羅斯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挖掘了不少新的材料，豐富了對鄧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情況的研究。

（二）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時期

鄧小平創建的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是當時我黨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的一塊最大的革命根據地。該根據地的建立，是鄧小平獨當一面，領導一個地區的開始，也是他革命生涯中第一個光輝時期。

自2004年以來，不少學者對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關于鄧小平被派到廣西工作前在黨內的任職問題。這一問題一直有爭議：一些材料認為鄧小平"1928年至1929年，任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本人的回憶也持此說。但有人認為當時鄧小平是中共中央秘書處長，秘書長為李立三。經考證，《鄧小平年譜（1904-1974）》編寫組將此修訂為：1928年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周恩來建議，決定改中央秘書長為中央事務秘書長。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鄧小平擔任中央事務秘書長，領導中央機關秘書處的工作。

關于鄧小平到達南寧的時間。過去，有人說鄧小平從上海到達南寧的時間是1929年夏，有的只籠統說是1929年，鄧小平1968年在《我的自述》中說是"7月到南寧"。《年譜》撰寫組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記錄，對這一時間作了考證，最后確認：鄧小平原來說的"7月到南寧"是指農歷，鄧小平是9月初經越南到達南寧。

關于鄧小平就任紅七軍、紅八軍政治委員的時間。過去，學術界一向認為紅七軍、紅八軍一成立，鄧小平便擔任了兩軍政治委員。現經考證，紅七軍、紅八軍剛成立時尚未設立政治委員。鄧小平擔任紅七軍政治委員時間為1930年3月2日，紅八軍成立于1930年2月1日。不久，鄧小平兼任紅八軍政治委員，沒有具體時間記載，推斷應該在2月。

（三）中央蘇區和長征時期

鄧小平一生"三落三起"，在中央蘇區時期的經歷是他的第一次"落"和"起"，這也是史學家們很感興趣的一段經歷。

除《年譜》挖掘了一些新的史料，為人們了解鄧小平在中央蘇區的活動提供了線索和材料外，一些重要著作、論文，也涉及到鄧小平從1931年2月率紅七軍轉戰至江西崇義，到1934年10月隨紅軍帶領《紅星》報編輯部從瑞金出發開始長征這段歷史。這些論著還著重考察了他在出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中共會昌中心縣委書記、《紅星》報主編以及他被錯打成"江西羅明路線"頭子等具體問題。

十年來，研究新成果主要反映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烏、安遠三縣的工作。十年來，有研究成果的敘述與評價，與鄧小平在1968年寫的《我的自述》不太相符。關于鄧小平在會昌中心縣委書記任上的評價，存在"成績顯著說"與"不應無限夸大說"兩種觀點。持"成績顯著說"者認為，鄧小平在該任上獨當一面，為開拓和創造三縣邊區的新局面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努力，取得了顯著成績。"不應無限夸大說"者則指出，不是說鄧小平領導會昌、尋烏、安遠三縣的工作沒有成績，應該說他比在瑞金時盡了更大的努力，但由于客觀條件的局限，關于鄧小平在會昌中心縣委書記任上的作為，不應"無限的夸大"，而應堅持以鄧小平《我的自述》中的精神為準，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我的自述》認為，"在會昌工作"，"未能打開局面"。因此，不能過分夸大鄧小平在會昌工作的作用。筆者認為，由于《我的自述》是在特殊年代按照專案組要求寫的，所以，鄧小平對自己的一生功勞講得很少，缺點講得比較多。對鄧小平在會昌的工作，我們并不能僅以鄧小平自己寫的"未能打開局面"一句話作為我們今天研究這段歷史的主要依據，也不能說鄧小平在會昌工作得不錯就是有意拔高。

第二，在反"江西羅明路線"中挨整。1931年發生在中央蘇區的反"羅明路線"，是鄧小平政治生涯中所經歷的第一次挫折或"落"。鄧小平"落"的原因是十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傅伯言、余伯流等學者分析了鄧小平被打倒的原因，認為鄧小平的思想主張與"左"傾路線相悖是其被打倒的根本原因。黃少群認為，鄧小平從上海返回瑞金后，因沒能執行王明中央的"進攻路線"而被指責為執行"富農路線"，就已經發出了一個信號。而他和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黨內務實派，對"左"傾教條主義者動輒對中央蘇區工作指手劃腳、批評指責的行為很是反感，在贛南會議上，他們公開表示不同意會議決議對中央蘇區實際上是對毛澤東的批評和指責。這一切更加引起"左"傾教條主義者對鄧小平的反感。加上"尋烏事件"的發生，給"左"傾教條主義者提供了口實。

第三，任總政秘書長和主編《紅星》報。不少學者對《紅星》報的內容，作了摘引并加以論述。黃少群指出，在鄧小平的主持下，《紅星》報辦得是很有特色。還有學者指出，正是由于鄧小平的艱辛努力，《紅星》報才被譽為"戰士的良友"、"革命戰爭的一支有力喇叭"，為紅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設作出了出色的貢獻。

第四，遵義會議后鄧小平擔任的職務。經考證，《年譜》認為，兩河口會議后，鄧小平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1936年5月，鄧小平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同年12月14日，鄧小平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1937年8月25日，鄧小平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5日，鄧小平任八路軍129師政治委員。

（四）太行根據地時期

太行根據地時期是鄧小平軍事生涯走向輝煌的重要時期。作為八路軍129師政治委員，鄧小平同師長劉伯承一起率部在華北抗日前線堅持抗戰，創建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創造了光輝的業績。十年來，對鄧小平這一時期研究的亮點是將鄧小平研究同劉伯承研究緊密聯系在一起。這種方法是符合歷史上太行時期中劉、鄧一起工作這一歷史事實的。

《鄧小平自述》、《回憶軍事家鄧小平》、《鄧小平軍事文集》，是研究鄧小平這一時期軍事思想和軍事活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鄧小平生平全紀錄》、《百年小平》、《雄才大略展太行--鄧小平在太行10年紀事》、《世紀偉人鄧小平》、《永遠的小平：卓琳等人訪談錄》、《赤岸--鄧小平在晉冀魯豫》、《鄧小平在涉縣》；《鄧小平的太行歲月》、《偉人之間：毛澤東與鄧小平》等著作，都以各自的角度和思考記述了抗戰時期鄧小平這一段輝煌的人生歷程。

金沖及在《鄧小平和20世紀的中國》一文中，系統研究了鄧小平參與領導中國革命的獨特貢獻，認為他于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并主持八路軍總部的工作，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擔負起了全面領導華北敵后抗戰的重任。這是他第一次獨當一面地領導一個大戰略區的工作，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中，表現出了一個戰略家統攬全局，果斷處理各種復雜問題的能力。

《鄧小平年譜（1904-1974）》對這一時期鄧小平的生平活動也記述得比較豐富。關于鄧小平同劉伯承珠聯璧合、高度默契地指揮部隊作戰的內容，在《年譜》中也有充分的反映，彌補了以往學術界對鄧小平和劉伯承長期共事的原因研究不足的缺陷。

（五）解放戰爭時期

解放戰爭時期是鄧小平軍事生涯最輝煌的時期之一。十年來研究成果比較豐碩，但與鄧小平生平的其他時期相比較，研究起步較晚。

2004年以來，研究者對鄧小平在解放戰爭期間的有關史實進行了具體的研究，雖然在一些內容的考訂上缺少資料的支撐，一時還沒有一致的結論，但也取得了一些新進展。

關于鄧小平在"九月會議"前后。"九月會議"是中共中央在解放戰爭進入第三個年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經研究者多方考證認為，鄧小平接到通知后，于７月25日早晨從河南寶豐縣商酒務鎮附近的皂角村出發前往西柏坡。8月上旬，到達西柏坡。在會前，毛澤東找鄧小平談了幾次話。并要鄧小平把進軍中原一年以來的工作情況和經驗作一次詳細報告。８月２４日，鄧小平寫出書面報告。９月５日，他參加了由周恩來主持召開的關于軍事問題的準備會議，并發了言。９月８日，"九月會議"正式召開。會議在聽取毛澤東的報告后，進行了認真、深入的討論。鄧小平又發了言。９月１３日，"九月會議"結束，鄧小平離開西柏坡向河南寶豐返回。

關于鄧小平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前后。有研究者認為，1949年2月26日，鄧小平和陳毅、譚震林等離開徐州前往西柏坡參加七屆二中全會。28日，到達西柏坡。３月５日下午３時半，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正式召開。在討論毛澤東的報告時，鄧小平作了發言。3月13日，出席七屆二中全會閉幕式。14日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集的座談會。15日離開西柏坡，16日到達濟南看望正在這里養病的粟裕，向他傳達七屆二中全會精神，討論渡江作戰問題。18日，抵達徐州。

（六）主政大西南和初到中央

從1949年11月開始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到1952年7月調到中央工作，鄧小平在西南工作將近三年，這段時間被習慣稱為西南局時期。這段時期雖然不長，但在鄧小平一生中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2004年以來，鄧小平主政西南的研究呈現出異彩紛呈的局面，主要側重在思想研究。近年來，也有學者詳細考察了鄧小平1952年至1956年的工作和思想軌跡，指出：1952年以后，鄧小平由大區黨政負責人走上中央領導崗位，在主政西南安邦定局的深厚歷史基礎上，參與領導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協助中央處理繁重的日常事務，以執行中央路線的堅定性，顧全大局的政治家氣度，銳意進取開創新局面的領導作風，以及公正、公道的政治品格，贏得了黨中央及全黨同志的高度信任，穩健地步入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核心領導層，走上了他的政治生涯的新起點。

（七）十年總書記期間

從1956年9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鄧小平擔任了十年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在此期間，他一直協助毛澤東、劉少奇等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參與了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在許多方面提出了正確的主張，為黨領導人民探索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作出了重要貢獻。

鄧小平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十年，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時期，留下的資料也較豐富。《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等著作出版后，這一時期鄧小平生平研究有了大量可以利用的權威資料，國內關于十年總書記期間鄧小平思想和實踐的研究向縱深發展。

關于鄧小平與第二次廬山會議。對1961年八九月份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的長篇講話，有研究者指出：從1961年到1967年的七年時間內，鄧小平提出都要貫徹執行"八字"方針，充分反映出鄧小平對工業困難形勢的認識。與此同時，鄧小平還強調調整經濟"方法要對頭"，主張采取抓重點、打殲滅戰的辦法。鄧小平的長篇報告，成為這次大會的總結報告。

關于鄧小平與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研究者經過考證認為，作為總書記，鄧小平會前征得毛澤東的同意，組織中央書記處對1958年北戴河會議以來的文件進行了一次系統清理，編出兩本冊子，一是毛澤東論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兩條戰線斗爭，二是中共中央發出的指示。大會籌備期間，鄧小平主持報告的前期起草工作，將"加強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確定為七千人大會的最初主題。會上，鄧小平以總書記的身份就黨的問題發表講話，并就發揮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黨的民主集中制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關于鄧小平與中蘇論戰。鄧小平與中蘇論戰是這十年來研究最熱、取得突破最大的專題之一。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史料的公布使歷史畫面感更加清晰、真實。《中蘇論戰中的鄧小平》一書依據鄧小平在論戰中的有關論述，特別是他后來對中蘇論戰的反思和科學總結，對論戰的緣起、實質、發展過程、各發展階段論戰的焦點、雙方的基本觀點、一些兄弟黨的態度、美國因素的影響等等，都客觀清晰地作了描述和分析。還有研究者介紹了鄧小平兩次擔任代表團團長赴蘇聯與赫魯曉夫的談判經歷。二是將中蘇論戰與后來的歷史進行關聯研究。有研究者認為鄧小平認真反思過去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認識，不斷加深對其正確的理解和應用，主動調整一些對外政策和各方面的關系。這為他后來實現中蘇關系正常化，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創造了條件。

關于鄧小平與"三線"建設。研究者總體認為，鄧小平參與決策并組織實施了"三線"建設。有的研究者認為，鄧小平參與"三線"建設的醞釀和決策，建議成立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還有的研究者記錄了鄧小平在"三線"建設實施過程中視察"三線"建設的兩次重要活動，認為鄧小平作為"三線"建設的主要決策者、指揮者、組織者和實施者，"功不可沒"。

（八）1975年的整頓

有學者認為，鄧小平領導的1975年整頓，是對"文化大革命"撥亂反正的開始，是改革的試驗，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端，是鄧小平理論的醞釀起點。它上承中共八大路線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正確發展趨向，下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新時期，給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起了開辟航道的作用。

學者們對這一時期的鄧小平生平研究在一些問題上存在分歧。

第一，對整頓的提法是"1975年的全面整頓"還是"1975年的整頓"，學術界似乎有不同的認識。《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關于整頓這章的標題是"1975年的全面整頓"，《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3卷則是"1975年整頓"。當前學術界大多認為，從鄧小平對整頓的考慮和部署來看，提"全面整頓"也能站得住。雖然整頓在各領域的發展還不平衡，但是，從鄧小平在農業學大寨會上提出全面整頓的任務，已經表明整頓針對的不僅是某一個局部的、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是針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多方面的破壞，是對全國工作的總體考慮，是關系全局的戰略部署。

第二，關于整頓的發展過程。關于整頓開始的時間，研究者觀點略有不同。《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認為，1月25日鄧小平出席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干部大會，作了《軍隊要整頓》的講話，軍隊的整頓拉開了全面整頓的序幕。接著，鄧小平著力抓了對鐵路部門的整頓。《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3卷在敘述"鄧小平主持1975年整頓"時，認為"整頓從鐵路抓起"，鐵路運輸是全國突出的薄弱環節，"鄧小平抓住這個關鍵，下決心首先整頓鐵路"。具體以1975年2月25日全國工業書記會議在京召開，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為標志。

第三，關于鄧小平何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3卷的寫法基本一致，否認了過去自5月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提法，都認為以鄧小平當年7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為標志，整頓工作全面展開。

（九）鄧小平與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一段歷史的重要內容。學術界對此作了大量研究。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重新確立黨的思想路線，是鄧小平的重大貢獻。

對這個問題，十年來研究新成果集中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鄧小平在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中的貢獻。沈寶祥認為，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批評"兩個凡是"，開了解放思想的先導；支持引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實現思想大解放；重新確立黨的思想路線，開啟了新時期的歷史之門。徐永軍認為，鄧小平在這場大討論中，站在與"兩個凡是"斗爭的最前列，提出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倡導實事求是，為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做直接的思想鋪墊。李君如認為，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推動全黨工作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是鄧小平在領導和支持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中，提供的最重要的經驗。

第二，鄧小平在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中的地位評價問題。學術界認為，鄧小平率先反對"兩個凡是"，提出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觀點，積極支持、推動和領導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對大討論沿著正確方向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龍平平、張愛茹等認為鄧小平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中起主導地位，是大討論的發起人、領導者、推動者。

（十）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

國內學術界、理論界對這一課題的探討，繼2004年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時推出一批科研成果后，又在2008年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年、2009年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2011年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2012年紀念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等重要的歷史關節點，推出了一批新成果。主要體現在：

第一，對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關系的研究有所深化。十年來，學者們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背景入手，進行深化研究。李正華認為，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鄧小平的"北方談話"，是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的先聲。周錕就1978年11月底鄧小平同日本民社黨第二次訪華團和美國專欄作家諾瓦克的兩次外事談話與歷史轉折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認為這兩次談話涉及很多國內政治問題，這些談話要點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進行了傳達，引起與會者的很大反響，為起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打下了良好基礎，直接影響了歷史轉折的進程。

關于鄧小平對三中全會的貢獻，也有文章作了進一步的論述。徐崇溫認為，應重視三中全會以前的準備會議即中央工作會議，實際上一切問題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解決的，而三中全會只是將工作會議的成果加以確認而已。于光遠也指出，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三中全會與中央工作會議雖然是兩個會議，但由于這兩個會議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尋常的關系，在紀念三中全會時，不能不同時紀念中央工作會議。

第二，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地位和鄧小平歷史貢獻的評價進一步提高。2008年12月18日，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系統地論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地位。他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我們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黨和國家又充滿希望、充滿活力地踏上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

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前后，學術界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推出了一批有關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地位和鄧小平的歷史貢獻的研究成果。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吸收了理論界關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地位和鄧小平的歷史貢獻的新成果，作出了新論斷。《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指出："這次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之后的兩年中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從此，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始了新的偉大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指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際上確立了鄧小平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中的核心地位，為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組織保證。"

第三，關于主題報告的起草問題。關于主題報告起草的經過，《鄧小平年譜（1975-1997）》作了較詳細的記錄，但仍有文章進行了史實上的梳理。于光遠的《我親歷的歷史大轉折》一文說："鄧小平這篇講話稿，是我們國務院政研室的同志幫助執筆起草的，不過，這個講話稿的內容全是鄧小平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的，而且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語言也大都是他的。"程中原等著的《新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到十二大》，專門列了"鄧小平的'主題報告'"一節，披露了1978年12月5日鄧小平約見胡喬木、于光遠、林澗青談講話稿問題時胡喬木記錄的手跡和鄧小平親自起草的講話提綱手跡。

（十一）鄧小平與《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在鄧小平主持下起草的一個劃時代文獻。對鄧小平與《歷史決議》關系的研究，長期受到學者們的重視。

2011年6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和中國史學會在當代中國研究所聯合召開"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暨紀念《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30周年"學術座談會。學者們回顧了《歷史決議》出臺的經過，論述了《歷史決議》的重大歷史意義及對黨史、國史、歷史研究的指導意義，肯定了鄧小平在《歷史決議》中的重要作用。

這一時期的研究新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對鄧小平與《歷史決議》關系的研究。大多數學者對鄧小平親自指導、參與《歷史決議》起草、寫作的全過程給予充分肯定，認為沒有鄧小平站在歷史高度上的科學、正確的指導，《歷史決議》是不可能順利完成的。大家認為：針對當時在歷史認識上的思想混亂，"鄧小平提出要在適當時候，由黨中央就新中國成立后的經驗教訓作一個決議，對那段歷史作一個評價"。"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親自主持進行的。""鄧小平找起草小組同志先后談過17次，悉心指導決議的起草工作。""經過兩個多月的醞釀，1980年初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鄧小平、胡耀邦親自主持，胡喬木具體負責。""鄧小平與胡喬木面對面談話提出修改意見達十五六次之多"，"鄧小平的講話，使起草的思路頓時明確起來"。"為了修改好決議稿，鄧小平緊緊抓住這項工作不放。""《歷史決議》滲透著鄧小平的智慧和心血。他始終對這些工作高度重視，先后十六七次提出對決議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見，全力指導著這項工作。"具體負責起草工作的胡喬木也說："這個《決議》是在黨中央領導下集體創作的。直接主持這項工作，最主要的是小平同志。"

學者們充分認識到鄧小平對《歷史決議》所起的決定性作用。程中原認為，在《歷史決議》起草期間，針對有關起草工作的問題和國內外的思想動態，鄧小平審時度勢，果斷決策，高屋建瓴，進行指導。可以看出，學術界大多認為，沒有鄧小平的領導，不可能在當時局面相對不穩的情況下短時間內凝聚共識。鄧小平的親力親為，以及明確的指導思想，為《歷史決議》的起草、通過和發布，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第二，對《歷史決議》發布時機的研究。學術界公認，《歷史決議》的發布，重在抓住"時機"，關鍵在"統一思想"，目的在"穩定局勢"。大多數學者認為，《歷史決議》的及時發布體現了鄧小平敏銳的洞察力、卓越的領導力和戰略的前瞻性。

第三，對鄧小平主導制定《歷史決議》的重要作用和歷史定位的研究。大多數學者認為："《決議》經過一年多的起草和4000多人的討論，終于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得到了通過，起到了使黨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的作用。""《歷史決議》分清了大是大非，統一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充分體現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集體領導的遠見卓識以及政治上的高度成熟。它為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邁向改革開放的新的征程，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眾多學者認為，鄧小平主持制定的《歷史決議》與黨、國家、民族的未來發展緊密相連，特別是將黨和國家命運與黨的重要領導人的是非功過緊密相連，體現了鄧小平對于《歷史決議》定位的高度準確性和極端重要性。

除了上述一些歷史階段外，學術界十年來對鄧小平生平的其他一些時段，也進行了較為深入或專門的探討，如鄧小平對十二屆三中全會及其決議的重大貢獻，鄧小平1992年視察南方談話的重大意義，鄧小平對香港回歸發揮的重大作用，等等。可以看出鄧小平生平研究更加廣泛而深入。

三、簡要結語

開展鄧小平生平的研究，意義重大。一是可以科學地、充分地認識和評價鄧小平一生的偉大業績和重大貢獻。二是可以從他成長的一些經歷中更好地學習和理解他的思想。要真正掌握鄧小平理論，就要了解這個偉大的人物，看看他是怎樣成長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他的思想理論是怎樣一步一步發展過來的。總之，研究鄧小平的生平，對于更好地學習鄧小平理論，繼承鄧小平身上的優良傳統；對于黨史研究，總結歷史經驗；對于宣傳好、維護好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偉績都有重要意義。

當然，這十年來鄧小平生平研究也存在許多不足，比如，雖然學者盡力去挖掘一些新的史料，但是新材料還是有限，鄧小平生平中還有一些空白點和可深入的地方。如還需開展鄧小平早期文稿的辨別、整理和出版工作，填補鄧小平早期活動與思想發展的空白點。

鄧小平生平研究不足還表現在以下兩點：一是不平衡問題突出。就鄧小平研究的總體狀況而言，鄧小平思想、理論研究相對較強，鄧小平生平研究相對較弱；就鄧小平生平各階段而言，"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鄧小平研究相對較強，"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鄧小平研究相對較弱；就建國前的鄧小平的研究而言，左右江時期、晉冀魯豫根據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相對較強，旅法和留蘇時期較弱，或者說早期活動與思想的研究都處于較為明顯的弱勢。二是研究創新性仍顯不足。從研究力度上看，泛化研究比較多，深入不夠；從研究質量上看，成果比較多，精品不夠，權威性著作不夠。

在今后鄧小平的研究工作中，筆者認為應注意做到兩個結合：一是把鄧小平生平研究與鄧小平理論研究結合起來。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是與鄧小平的生平軌跡緊密相關的。二是把他的生平業績研究同對他的革命精神和品格風范的研究結合起來，多出一些宣傳性、普及性強的優秀作品，讓人們更好地了解一代偉人的豐功偉績。

〔作者王敏玉，女，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編審，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4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