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決策建立博士后制度

蔣永清 吳振興

博士后制度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鄧小平親自決策和大力支持下建立起來的。經過近30年的長足發展，現在已成為我國有計劃、有目的培養高層次人才的一項重要制度；博士后研究人員成為最活躍、最具創新能力的高層次青年人才群體。撫今追昔，倍感鄧小平當年決策的高瞻遠矚和英明果斷。

一、要成千成萬地派遣留學生

十年動亂期間，我國的科研教育事業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和破壞，“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自告奮勇抓科技、教育的鄧小平面臨不容樂觀的局面：高級專業人才斷層、緊缺，各科研機構、高校等部門人才匱乏、青黃不接。為此，鄧小平提出要向西方學習。1977年5月12日，他在同方毅、李昌談話時說：“四人幫”搞閉關自守。科學研究方面的先進東西是人類勞動的成果，為什么不接受？接受這些東西有什么可恥的？

7月23日，鄧小平在同長沙工學院負責人談話時，第一次提出為了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也可以派留學生去學” 。8月8日，他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再次提出“派人出國留學也是一項具體措施”。這時派留學生還帶有探索性質，其中采取的一項措施就是派10個人到美籍華人丁肇中教授的實驗室學習。丁肇中，物理學家，1976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當時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另外，還派人到美籍華人、高能加速器專家鄧昌黎教授那里學習。鄧小平解釋這樣做的政策是“拿來主義”，1977年10月15日，他在會見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林達光教授和夫人陳恕時說：“要加強學術交流，我們已決定派十個人到丁肇中的研究所去學習。”“我們這么落后，應該拿世界最先進的成果做起點，努力奮斗，才能談得上趕超。”他在會見鄧昌黎教授和夫人黃乃申時也說“現在我們是以世界先進水平作為趕超的起點，采取‘拿來主義’態度。凡是世界上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我們都要拿過來” 。

派遣留學生政策的大幅度調整是在1978年。1978年3月中旬，鄧小平審閱了教育部、國家科委、外交部《關于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向國外派遣科技生問題的請示》報告。6月23日，鄧小平聽取劉達關于清華大學情況的匯報，同在座的方毅、蔣南翔、劉西堯等談話說：“我贊成增大派遣留學生的數量，派出去主要學習自然科學。要成千上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請教育部研究一下，在這方面多花些錢是值得的。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現在我們邁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他還提出具體的意見：“留學生管理制度也要改變一下，不要看得死死的。留學生可以住在學校，也可以住在外國朋友家里。暑假還可以讓他們回來一下，了解國內情況。教育部要有一個專管留學生的班子，可以到留學生較多的國家去看看，經常了解留學生的狀況和需要解決的問題。不要怕出一點問題，中國留學生絕大多數是好的，個別人出一點問題也沒什么了不起。”

鄧小平的重要指示，表現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和戰略家的遠見卓識與宏大氣魄，翻開了中國出國留學工作新的篇章，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教育部落實鄧小平的這一重要指示，迅速制定計劃，采取措施，于7月11日向中央提出了《關于加大選派留學生的數量的報告》，同時作出了派遣3000人的計劃。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1月28日至2月5日，鄧小平訪問美國。訪美期間，鄧小平在中國駐美使館接見了留學生代表，并同美國正式簽訂了中美互派留學生的協議。美方確定在1978年至1979年度接受來自中國的500至700名留學人員。鄧小平在雙方商談期間，曾于1978年7月10日對弗蘭克?普雷斯率領的美國科技代表團說：“美國的科學技術，在很多領域比其他國家先進一些，我們愿意吸收你們的技術。”“你們提出近期內接受五百人，我們提出的人數可能更多一些。用你們現成的條件，為我們培養更多的科技人才，為什么不干呢。”

1979年初，最初的52個訪問學者被分到了美國的幾十個不同的學校里。2年后，他們學成歸國。赴英、日、德、法等西方發達國家的中國留學生也陸續踏上求學征程。

二、李政道的CUSPEA計劃

對中國十分友好，自1972年起多次回國講學、探親、訪問并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的美籍華裔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李政道博士非常關注中國這一重大舉措。他發現到美國的這52名留學生去的都不是美國第一流的大學，哈佛、普林斯頓、耶魯等校的物理系里沒有一個中國正式派去的研究生。這促使他提出一項培養高端研究人員的計劃——ＣＵＳＰＥＡ（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即費用（生活費、學費、醫療費等）全部由美國民間負擔；目的是使中國研究生進入美國第一流的研究院，受到同美國學生完全一樣的訓練。具體步驟是：1、美方教授命物理考題（美研究生資格考試水平），中方教授命英語試題。中方負責推薦學生參試和考試的組織工作，包括閱卷評分等。這種做法使美國大學有了不通過TOEFL和GRE選拔學生的客觀判據。2、李政道教授親自擬定適合這種辦法的申請表格。學生填就后直接寄交美國大學物理系，而無需按正常手續通過該大學的招生辦公室。3、按照常規美國大學物理系每年2月討論審查研究生入學申請，但CUSPEA的入學審查較此為早，1月即對錄取與否作出決定。實際上CUSPEA學生享有了優先錄取之利。

這個計劃是李政道1979年春在北京應中國科學院邀請在研究生院系統講課時提出的。經過２次小規模的試驗后，1980年，李政道正式向國務院副總理方毅提出該計劃，受到科學院、教育部的支持，尤其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研究生院院長、物理學家嚴濟慈的大力支持（他后來擔任CUSPEA 委員會主席）。美國60多所大學的物理系幾十個專業參與了此項目，其中包括所有美國第一流學校。每個學生每年平均費用１５０００美元以上。CUSPEA絕大多數學生學習勤奮，學業優秀，獲得好評。李政道評價說，“他們在美國好幾個研究院中成績都是最好的”，這表明“中國的青年是絕對優秀的，是國寶”。

鄧小平也大力支持這一項目。1979年4月15日，鄧小平會見了李政道教授和他的夫人，介紹了中國的國內情況和改革開放政策。1980年2月1日，鄧小平閱方毅的來信，就美國紐約城市大學資助中國100名留學生在美國的費用和美國浦西博士愿提供基金資助數十名至一百名中國留學生一事，作出批示：“應同意。”1981年12月25日，鄧小平會見并宴請李政道教授。談話中，對李政道多年來為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和青年科學人才的培養所做的工作表示贊賞。

1980年至1982年，共有362名CUSPEA學生在美國學習，該項目計劃辦到1985年，共700多人。到1983年，最早試點的學生已有回國的，1984年、1985年還會有大量學成歸來者。1983年當年還計劃派遣109人。這些學生所學專業大都與國家建設有密切關系，回國后如何安排、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成了李政道考慮的大問題。因此，他提出了建立博士后流動站的建議。博士后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些發達國家逐漸形成的一種吸引、培養、使用專業人才的制度。實行這種制度的辦法和目的是在高校和科研機構設置一些不固定的職位，挑選一些獲得博士學位的人員從事一個階段的研究工作，以拓寬知識面，進一步培養獨立工作能力，使之成為具有更高水平的科研和教學人員。當時，這在國內還是新鮮事物，并不廣為人知。

三、鄧小平一錘定音：“這是新事物，新名詞”“我贊成，同意了。”

李政道的考慮非常現實。從1978年開始，我國政府決定向外國增派留學人員。到1984年，共向54個國家派出留學人員2萬多人。絕大多數留學人員勤奮攻讀，取得良好成績，他們之中已有1萬人先后學成歸國，正在各個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還有1萬1千多人在國外繼續學習。自費出國留學人員有7千多人。

與此同時，自1981年以來，我國在國內招收攻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已近千名。從1978年開始，選派出國的研究生累計已有3000余名，到1984年已陸續有人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工作。

學成歸國以及國內培養的高層次科技人員如何安置，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很現實而緊迫地擺在黨和政府的面前。“博士后”制度，是世界各科學發達國家多年來行之有效的培養高級科技人才的重要途徑。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一批專家學者也建議在我國實行“博士后”的制度。但李政道在這個建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李政道祖籍蘇州。1981年李政道護送父親的骨灰安葬在蘇州靈巖山麓。1983年2月19日，李政道的母親病逝。遵照李太夫人的遺愿，李政道護送其母的骨灰回故鄉，于3月2日在蘇州安葬。鄧小平、鄧穎超、方毅、廖承志送了花圈。

之后，李政道應中國科學院邀請北上進行講學訪問，就“時間作為動力學變量”等題作了講演，受到與會同行的熱烈歡迎和高度評價。 同時，他于1983年3月5日，第一次向中國國家領導人提出了《設立科研流動站的初步建議》。在《建議》中，他強調“科研流動站”可以成為推動青年科技人員流動的永久方法之一，并在這流動中選拔人才，留精去蕪。

這個建議引起鄧小平的關注。

1983年3月9日上午11點至12點半，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了李政道，對他為我國科學和教育事業所做的貢獻表示感謝，對其母的病逝表示親切慰問。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中國科學院院長盧嘉錫、副院長嚴東生和有關方面負責人汪鋒、楊蔭東等參加了會見和宴會。

在談到李政道的上述建議時，鄧小平說：“你提的建立‘科研流動站’建議我已看到。我們亦設想過很多方案，但沒有那么具體。（人才流動）問題不解決好，出不了人才，是巨大浪費。國內知識分子擔心待遇低，但最關心的是自己能否出力，能否各得其所，發揮長處。”

李政道解釋說：“如建100多個站，每站10人，永遠保持，就有1000多名年輕人（包括所有學科）。流動了可利于選人，看得出哪里合適。一個站可從屬于一個院（所），但站的位置一定要保持，這像個泵，水可流動起來。僅一個所，流動不起來，現如建這么多站，就可流起來了。”

陪同會見的盧嘉錫說：“這種流動站可一試，但一定要全國一起考慮，靠一個單位是做不到的。”

鄧小平說：“這個問題我們始終沒有解決好。”“現在我們要避免頭腦發熱，但不管怎樣，科學和教育要多投資。”“現在財政情況還好，要著手解決這個問題。”

會見后，鄧小平設便宴招待李政道。

李政道提出的問題給鄧小平留下很深的印象，碰巧一件偶然的小事觸發鄧小平更加關注這個問題。

1983年秋，《延安報》記者楊捷文在采訪中發現，陜西延安地區有個李武強，西安市人，青年知識分子，1970年畢業于西安交通大學無線電工程系，后被分配到富縣廣播站工作。在工作之余，他認真鉆研電真空學，自修了俄、日、英、法四國外語，并于1980年2月考入法國巴黎大學留學，是“文革”之后，我國最早派出的公費留學生之一。1982年李武強以優異成績獲得法國巴黎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同年5月他回到北京。但由于一些主管部門互相推諉，一年半過去了，他仍然沒有被分配工作。有關部門本著“哪里來回哪里去”的“原則”，一紙調令直接將李遣回原工作單位——陜西省富縣廣播站“等待分配”。因為專業對不上口，李武強只好作一名普通工人。楊捷文多次采訪李武強，經過分析研究，寫了一篇《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留法學生回國一年半后還未分配工作》的內參稿。11月10日《人民日報》《情況匯編》第590期作了專文刊登。

11月16日，鄧小平看到這篇文章，作出批示：“請國務院檢查。天天講缺人，有人不能用、不會用，為什么？是誰的責任？如何糾正？需要弄清楚。” 還在文章的標題下用紅筆畫了兩道粗重的紅杠桿，以期引起特別重視。隨后，幾位中央領導人也都作了批示。

根據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批示，國務院決定在全國進行一次自上而下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大檢查、大落實工作，并為此專門發了文件。12月20日，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聯合發出通知，在全國開展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檢查工作，并決定從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級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領導小組，設立專門辦公室。國家勞動人事部調配司司長親自來延安辦理了李武強的調動手續，分配李去國家機械工業部北京自動化研究所，并擔任了研究室副主任，后調入國家科委，負責高科技、新技術開發工作。鄧小平特別關注這次“國務院檢查”，親自聽取了中央書記處的匯報。

建立博士后流動站，需要資金和多方面配合支持。李政道1983年提出該建議后，被轉到國家科委研究辦理，但一直沒有具體行動，原因是科委和派出去的留學生沒有直接關系。

1984年4月27日，應中國科學院邀請，李政道來華進行為期4周的講學訪問。他到西安講學時發現那里并不同意建立博士后流動站，原因是怕人才流動到北京、上海等地。由于該計劃遲遲得不到推進，李政道決定直接向鄧小平面陳。1月份時，他曾給鄧小平寫信，希望“屆時能再有機會謁見，親聆教導”。這次來華他特意準備了一份詳細的書面報告——《如何安排“博士后”科技青年的一些建議》。在這份建議書中，李政道論述了中國設立博士后流動站，實行博士后制度的背景、目的意義及具體辦法，并明確指出實行這種制度必須解決認識和工作上的一些關鍵問題。

5月21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李政道及夫人。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中國科學院院長盧嘉錫等參加了會見和宴會。

鄧小平說：“這次請你們吃個便飯，你有什么話要說嗎？看了你寫的這個（指李關于如何安排“博士后”的科技青年的一些建議），恐怕應交給科委、教育部？”“有不少新名詞，‘博士后’對我來說是新名詞，在國外可能是老名詞了？”

李政道向鄧小平詳細介紹了博士后在國外的發展情況，還以形象的說法簡明扼要地分析了博士后與博士的區別。他說，博士后是從教師指導到獨立工作的一個過程。獨立工作的能力需要經過考察。博士生都是一流人才，而其中可能有1/10是超等的，可以成為自己找新的方向、帶領別人前進的科技帶頭人。但要選出這1/10的人才并不簡單。在博士后流動站上可以辨別超等和一等。研究單位可以通過流動站選人，博士后也可以通過流動站選單位。因為有了這個組織，可以保證流動，造成競爭。這是個秘訣。

接著，李政道還談了在中國建立博士后制度的迫切性、條件等。簡單介紹完后，李政道提出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希望國家撥款２０００萬元人民幣建立十幾個“博士后流動站”作試點；二是國內主要機構要采取措施，最好能有一位副總理級別的領導來牽頭監督落實這件事。

對李政道提出的建立十幾個流動站的建議，鄧小平說：“１０個站，只解決２００人，是否太少了。”“１０個太少，回來幾千人，還有其他專業，也要采取同樣的方法。”

李政道強調：“現在以物理為試點，成功后可以推廣到其他專業，所有學科，包括工業部門。但每年回來討論，都沒有落實，我這次是想落實。”

對此，鄧小平說：“我們現在對回來的人，不曉得怎樣用，這個方法很好，我贊成。培養和使用相結合，在使用中培養，培養和使用中發現更高級的人才。”“這是一個新的方法，成百成千的流動站成為制度，是培養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明天就批２０００萬。無非是蓋房子，買設備。”“這是新事物，新名詞，我第一次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４０年了，但我腦子里沒有這幾個詞，是落后分子。我贊成，同意了。”

關于誰來牽頭負責這件事，鄧小平對在座的國務院副總理萬里說：“你管吧，你管錢。” 萬里請在座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管，說“他年輕，懂行。”“我當后臺。” 胡啟立表態說：“先從科學院和教育部開始。”

鄧小平最后作結論說：“看準了要行動，起碼沒有危險吧！現在已出現回來的人不知怎么用的問題，使用不對專業，零零星星已有這個反映，成千上萬的人回來是很大的問題。以后各行都可以參照這個辦法，是使用培養，也是考核。”

鄧小平談話后，中國科學院和教育部等有關部門立即采取措施落實。1984年7月21日，全國科技干部管理工作改革座談會上提出5條促進人才流動的措施，其中第3條是：“建立博士后流動站。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回國后先可以在流動站工作兩年到四年后再由科技干部管理部門統一分配工作。”有上百個科研和教育部門提出了建站要求，國家有關部門決定首先選定20個單位，開展“博士后”研究試點。

1984年8月25日，鄧小平會見美籍學者陳省身教授夫婦，當陳省身說“國家派出了不少留學生，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用好這批人，希望政府能真正將這幾千名留學生好好用起來”時，鄧小平說：“我們正在考慮如何充分利用這批人。”“我們已經在考慮這個問題了。”

四、意義深遠：博士后制度正式建立

1984年9月30日，李政道來華參加國慶35周年慶祝活動。在科委主任宋健的贊同下，他主持了數次由中科院和教育部有關領導參加的討論會，于１０月１０日初步確定了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所建立博士后流動站的“方案”和國家博士后科學基金試行“條例”（均為草案），明確了設站的指導思想，建立了組織協調機構，而且對博士后研究人員從進站條件、工資待遇到離站后的去向等都作了具體規定。

《博士后條例》規定：凡年未滿四十歲、近年從國內外獲得博士學位的優秀人才，經兩位副研究員（或相當職稱）的推薦，由所學術委員會審議通過后，均可與本所簽訂“博士后”工作合同。條例規定不得招聘本所攻讀博士學位的當年畢業生。從事“博士后”研究的科研人員，每期應聘兩年，期滿后不得繼續留本所工作，可應聘到其他培養“博士后”的單位，或由研究所負責向外單位推薦、介紹工作。條例還規定，“博士后”人員在學術和生活上享受助理研究員待遇。應聘期滿后，成績優異者可授予副研究員或研究員職稱。

10月下旬，3位不久前從國內外獲得博士學位的青年，應聘來到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所，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繼學位制之后，我國開始正式試點“博士后”培養制度。

如何更好地使用國家撥款，李政道進行了創新探索。為了加強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研究中的基礎性工作，發現優秀的年輕學者，李政道吸取了國外在這方面的成功經驗，建議把國家財政撥款中的一半用來進行投資，以每年的利息作為當年博士后科學基金的數額。根據具體調研結果，李政道建議把撥款的一半轉入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先作為信托存款，二年后轉為信托投資。李政道的建議得到鄧小平及有關中央領導同志的贊同。

此后，政府各有關部門加緊在全國普遍試行博士后制度的籌備工作，舉行了一個又一個專家座談會、留學回國人員座談會、有關部門座談會、高等學校科研單位座談會，最后終于形成了一份我國實行博士后制度的初步意見。這個初步意見得到國務院各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和協助。1985年5月，國家科委、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向國務院提交了《關于試辦博士后流動站的報告》。

1985年7月5日，國務院正式批準這個報告，決定在我國試行博士后研究制度，并撥出專款用于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7月17日，全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管理協調委員會成立。管委會決定，在73所高等院校、科研單位設立102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兩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員250人。

鄧小平決策建立的博士后制度適應國家促進高層次人才流動、學術交流，促進交叉學科發展，促進科研活動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為高層次人才的使用和培養開辟了一條“綠色通道”，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來源：《湘潮》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