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新時期中國基礎科學研究

朱薇

1978年的3月，規(guī)模盛大的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鄧小平在開幕式上旗幟鮮明地宣布了“科學技術是生產(chǎn)力”、“四個現(xiàn)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xiàn)代化”、“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一系列振聾發(fā)聵的著名論斷，宛如一股清泉注入了科學工作者久已干涸的心田。86歲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以其詩人般的激情歡呼著“最燦爛的科學的春天到來了”！自此，我國科學技術事業(yè)開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fā)展時期，而與此相適應的基礎科學研究也獲得了又一次新生。

一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就已經(jīng)注意到基礎科學研究對于科學技術長遠發(fā)展的重要作用，并將其提到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戰(zhàn)略高度。1956年，周恩來主持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fā)展遠景規(guī)劃》，把“自然科學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列入這一時期科學技術發(fā)展的12個重點。1962～1963年，周恩來、聶榮臻等又主持編制《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其中仍將“加速發(fā)展基礎科學”定為未來科技發(fā)展的五大目標之一。1949～1966年，我國基礎科學研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取得了包括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等居世界領先水平的科研成果，為之后科學技術事業(yè)的發(fā)展和國家各方面的建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然而，“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基礎科學研究同我國其他各項建設事業(yè)一樣，受到“左”的思想的嚴重干擾和破壞。盡管當時主管文教工作的周恩來等對此做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和積極的糾正，但是基礎科學從理論到實驗都受到了錯誤的否定和批判，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qū)”，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基礎科學和世界先進水平已經(jīng)縮小的差距這時反而拉大了。

1975年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以后，鄧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開始了國民經(jīng)濟的全面整頓。在對鐵路、煤炭、鋼鐵等行業(yè)的整頓開始后，他又把目光轉向了科技界。7月，鄧小平派胡耀邦、李昌、王光偉等到中國科學院主持工作，并要求他們提出整頓科學院工作的意見。在認真調查研究和廣泛座談的基礎上，第一稿題為《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的討論稿）》于8月11日完成。后鄧小平又委托胡喬木主持修改“匯報提綱”。在與胡喬木多次討論、交換修改意見后，“匯報提綱”四易其稿，報送國務院審議，而題目為《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的第六稿則直接報送毛澤東。在這個充分反映鄧小平整頓與發(fā)展科技事業(yè)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的文件中，“大力發(fā)展基礎科學研究”與“積極承擔國民經(jīng)濟和國防建設中若干綜合性的重大科研任務”、“開辟一批新興的科學技術領域”并重，一起作為科學院未來十年的基本任務。這個文件還引用了毛澤東關于基礎理論研究的若干重要論述，強調科學實驗在建設社會主義強國中的戰(zhàn)略地位和作用。[1]很可惜，“匯報提綱”最終因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頓的中斷而沒有批發(fā)下來，甚至與《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及《關于加快工業(yè)發(fā)展的若干問題》一起，被“四人幫”說成是“三株大毒草”而遭到批判。

針對“四人幫”以哲學代替自然科學的教條主義和以生產(chǎn)斗爭代替科學實驗的實用主義，鄧小平在整頓時期還多次強調要重視基礎科學研究。1975年7月9日，他在與胡喬木、吳冷西等閱讀并討論擬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論十大關系》講話整理稿時說：“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現(xiàn)在對基礎理論不重視，只搞應用研究，這樣要趕超世界水平不行。”[2]9月16日，毛澤東在《化石》編輯部寫給他的反映辦刊困難和科學院情況的信上加寫標題：“一封訴苦的信”，并批示印發(fā)在京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毛澤東的批示使鄧小平很受鼓舞，立即認為“這表示主席對基礎理論科學的重視”。[2]（p.100）9月26日，鄧小平聽取胡耀邦等匯報科學院工作和討論“匯報提綱”，再次提出對基礎理論要恢復名譽。教育部部長周榮鑫在教育部傳達鄧小平講話精神時說：“對理論要恢復名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批‘基礎’，批周培源的文章，把基礎理論批臭了，基礎理論搞不起來了。只搞應用科學，不搞基礎科學要吃大虧。”[3]

鄧小平在1975年短暫復出前后，對于基礎科學重要性的認識以及在固有體制范圍內(nèi)以期改變所做的微調嘗試，是其在新時期重視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思想起點，也為“四人幫”禁錮下步履維艱的我國基礎科學研究注入了一絲活力和希望。

二

粉碎“四人幫”以后，鄧小平剛開始恢復工作，就立即“自告奮勇管科學、教育”[2]（p.339）。基礎科學的重要性和發(fā)展的急迫性在這一時期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強調。1977年9月26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歐洲核子研究中心主任阿達姆斯。當客人提到：“如果不從基礎理論做起，你們只能在別人后面走路，只能仿照別人”時，鄧小平明確表示：“‘四人幫’不重視理論的東西，洋奴哲學，爬行主義，不重視理論才是真正的爬行主義，跟別人的腳印走，腳印都跟不上。”①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再次論述了基礎科學的重要性：“不論是現(xiàn)在或者今后，還會有許多理論研究，暫時人們還看不到它的應用前景。但是，大量的歷史事實已經(jīng)說明：理論研究一旦獲得重大突破，遲早會給生產(chǎn)和技術帶來極其巨大的進步。”[4]

不僅如此，鄧小平還積極地為基礎科學研究在新時期的發(fā)展提供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基于其“我總覺得科學、教育目前的狀況不行……不管采取什么組織形式，都要搞統(tǒng)一規(guī)劃”[4]（p.52）的考量，1977年6月20日至7月7日，鄧小平指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方毅召開了科學院工作會議。這在當時國家科委還沒有成立的情況下，實際上是一次全國的科技工作會議。與會人員不僅包括科學院所屬單位負責人，還包括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qū)科技部門的負責人。這次會議討論制定了并經(jīng)鄧小平同意的《1979～1985年中國科學院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草案）》，其中提出包括分子生物學在內(nèi)的五個重點科研項目以及高能加速器、重離子加速器和大型受控熱核反應實驗裝置三項重大科學實驗工程。[5]這些規(guī)劃得到了很好的落實，僅1979～1980年間，“基礎研究方面，在人工合成轉移核糖核酸半分子、天花粉結構、固氮酶催化活性中心結構模型、大地構造斷塊學說、古生物環(huán)境控制和古生物地域分異理論等方面，都獲得較大進展”。[5]（p.83）

1977年九十月間，鄧小平又指示中國科學院召開全國自然科學學科規(guī)劃會議，分別制定了數(shù)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學、生物學六大基礎學科和各分支學科以及有關新興學科的規(guī)劃。會議還提出了《1978～1985年全國基礎科學規(guī)劃綱要（草稿）》，明確未來三年、五年、八年的階段性目標，滿懷欣喜地展望：“到本世紀末，基礎科學各分支學科要大部分或絕大部分接近當時世界先進水平，有相當部分趕上當時世界先進水平，個別學科要居于領先地位。”[6]1979年1月4日，中共中央批轉了該規(guī)劃綱要，并在批示中特別指出：“四個現(xiàn)代化的關鍵在于科學技術現(xiàn)代化。基礎科學是整個科學技術發(fā)展的基礎，不論是從當前還是從長遠考慮，不搞基礎科學是不行的。”[7]

1977年12月至1978年1月，剛成立不久的國家科委立即根據(jù)鄧小平的指示召開全國科技規(guī)劃會議，編制了包括基礎科學和技術科學兩大部分共27個方面、108個項目的《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fā)展規(guī)劃（草案）》。1978年8月20日，鄧小平批準同意該規(guī)劃并轉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其中，被確定為八個影響全局的帶頭學科的高能物理和空間科學在這一時期發(fā)展迅速。

在鄧小平的關注下，基礎科學研究在新時期整個國家的科學技術事業(yè)中得到了通盤考慮和持久重視。198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fā)國家科委黨組《關于我國科學技術發(fā)展方針的匯報提綱》。在這個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比較系統(tǒng)和完整的科技發(fā)展方針中，明確了“保證基礎研究在穩(wěn)定的基礎上逐步有所發(fā)展”。1982年，中共十二大報告重申要“重視基礎科學的研究”。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再次強調要重視有應用前景的基礎研究，要根據(jù)財力支持對“一時看不出應用前景，但對認識自然現(xiàn)象、自然規(guī)律確有價值的工作”，并且明確提出“主要靠國家預算撥款”，從而解決了基礎科學研究經(jīng)費來源的后顧之憂。[8]隨著科技體制改革的有力推動，我國科學技術發(fā)展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面向經(jīng)濟建設主戰(zhàn)場、發(fā)展高技術及其產(chǎn)業(yè)、加強基礎性研究三個層次的縱深部署，構筑了新時期科技發(fā)展的戰(zhàn)略框架。

三

鄧小平選擇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研制工作作為突破口，同時在重大科研基礎工程、研究隊伍、經(jīng)費保障、對外交流與合作等方面為新時期中國基礎科學研究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貢獻卓著。

第一，鄧小平積極推動和促成了包括高能加速器、串列靜電加速器、遙感衛(wèi)星地面站等一批重大基礎科學研究設施的建立。其中，最主要的是領導創(chuàng)建了我國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1977年，剛開始主管科技工作的鄧小平，就把注意力放在了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的研制工作上。他頻頻會見海內(nèi)外物理學家、高能加速器專家，廣泛征求意見，權衡利弊，堅定了及早動手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決心。“建造加速器很花錢，又費時間，但是從長遠來看，很有意義，應及早著手。可以通過加速器的研究帶動其他方面的研究和工業(yè)生產(chǎn)。”[9]他還表示自愿充當工程項目的“吹鼓手”，幫助解決后勤問題。當有關部門因對加速器缺乏了解，擔心工程建設對城市有污染而遲遲不予批準時，鄧小平果斷地說：“前年我到法國去，參觀了他們的原子能發(fā)電站，干凈得很，不存在什么污染問題。這件事現(xiàn)在不要再拖了。我們下命令，立即開工，限期完成。”[9]（p.32）

1980年，以400億電子伏特質子加速器為代表的加速器工程剛剛準備動工，正趕上國民經(jīng)濟的調整時期而面臨著下馬的困境。鄧小平力排眾議，堅定地認為“此事影響太大，不能下馬，應堅決按原計劃進行”。[9]（pp.154，155）然而，1981年初科技界又傳來了不同的聲音。以聶華桐為代表的14位美籍華人科學家給鄧小平寫信，對中國決定建造高能加速器持保留意見，希望中國領導人在科技政策的輕重取舍上有所調整，并建議國內(nèi)科技界對建造高能加速器問題進行深入的論證。這封信引起了鄧小平的高度重視，他在信上批示：“這個問題值得重視，我過去是積極分子，看來需要重新考慮，請方毅同志召集一個專家會議進行論證。”[9]（p.163）隨即，主管科技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就此問題組織專家學者廣泛討論，充分論證。1981年12月5日，中國科學院負責人李昌、錢三強等在科學界論證的基礎上，結合當時我國的財力和工業(yè)技術能力，在給鄧小平的《關于調整高能物理實驗設備——高能加速器建設的請示報告》中提出：放棄本來打算在1987年前建成我國第一臺500億電子伏特質子同步加速器的方案；建造花錢較少但同樣在物理、化學、生物、天文等領域有廣闊應用價值的2×22億電子伏特的正負電子對撞機。鄧小平22日作出批示：“這項工程已進行到這個程度，不宜中斷，他們所提方針，比較切實可行。我贊成加以批準，不再猶豫。”[9]（p.167）正是鄧小平的這一果斷決策，結束了我國重要基礎科學研究之一的高能物理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

之后，鄧小平親自為對撞機工程建設點將，派曾參與“兩彈”研制組織領導工作的谷羽具體負責；他撥冗參加工程奠基儀式，并為奠基石親筆題詞：“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國家實驗室奠基”；他從一開始就明確了工程建設“不要各自為戰(zhàn)，要協(xié)調起來打殲滅戰(zhàn)”的組織原則；他積極關注工程的質量問題，強調“要一個關一個關去攻破”；他十分關心工程的進展，仔細閱讀每一期《情況簡報》；他始終確保工程建設的每一筆開銷，多次表示“經(jīng)費不用擔心”，“這錢得花”。每當工程進展遇到困難，鄧小平都給予明確而堅定的指示，幫助解決工程進展中的難題，確保工程優(yōu)質、高效、順利進行。[10]他還委托華人物理學家丁肇中代為培養(yǎng)了近百名高能對撞機研究骨干，為工程建成后的運行實驗提前準備了必要的人才。

1988年10月16日，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首次對撞成功，為我國粒子物理和同步輻射應用研究開辟了廣闊的前景，標志著我國已在國際高能物理領域占有一席之地。24日，鄧小平興高采烈地來到對撞機實驗室，與參加工程建設的代表見面，并發(fā)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第二，鄧小平在這一時期鞏固和發(fā)展了基礎科學研究的隊伍。他積極關懷和支持博士后制度的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1984年，CUSPEA學生（即由華人物理學家李政道組織的，通過中美物理聯(lián)合考試錄取中國赴美留學的研究生）經(jīng)過幾年學習后，陸續(xù)回國。為保證科研流動性，培養(yǎng)他們的獨立工作能力，李政道向鄧小平提出了在國內(nèi)培養(yǎng)博士后和建立博士后流動站的建議。鄧小平在詳細了解了“博士后”、“流動站”這些在國內(nèi)來說還是新鮮的名詞后，指出：設立博士后流動站，是一個新的方法，這個方法很好。培養(yǎng)和使用相結合，在使用中培養(yǎng)，在培養(yǎng)和使用中發(fā)現(xiàn)更高級的人才。他還表示在今后“要建立成百成千的流動站，要成為制度。主要是先定點，定了點后撥款，蓋房子，買些必要的設備。看準了要行動”。[11]1985年，集中于理學等基礎學科的十個博士后流動站開始設立。鄧小平責成有關部門撥專款2000萬元，建造了一批博士后公寓和建立博士后基金，同時還確定了為博士后提供日常經(jīng)費的制度，從而為新時期我國基礎科學研究培養(yǎng)了強大的后備軍。1990年，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會成立，鄧小平欣然為基金會題寫會名。

鄧小平還從學術和生活上關心以陳景潤、楊樂、張廣厚為代表的一批優(yōu)秀的基礎科學研究人員。他為被“四人幫”誣為“白專道路典型”的青年數(shù)學家陳景潤平反，認為“這些人還有點成績，這究竟算是紅專還是白專？像這樣一些世界上公認有水平的人，中國有一千個就了不得”，“中央表揚了這樣的人，對他們應該愛護和贊揚。”[9]（p.14）因在函數(shù)領域取得世界領先水平的成果，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研究所的兩位研究實習員楊樂、張廣厚也引起了鄧小平的注意。他多次談到：“張廣厚、楊樂、陳景潤都可以當教授，一方面搞科研，一方面做實際工作。”[9]（p.95）1977年11月22日，鄧小平在中國科學院黨組報送的關于“提陳景潤為研究員，提楊樂、張廣厚為副研究員，每月各津貼50元”的請示報告上批示：“擬同意，對他們還可以在住房等問題加以幫助。”①正是這些細致入微的關懷，解決了基礎科學研究者的后顧之憂。

鄧小平還明確提出高等學校、尤其是重點院校應該成為基礎科學研究領域除中國科學院之外的又一支生力軍。“文化大革命”中，高等學校的科研和教學幾近癱瘓。鄧小平在1977年科學教育工作座談會上就急切地指出：“我們不是講科學劃分為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嗎？生產(chǎn)部門也會有搞基礎的，但著重于應用；科學院和大學重點放在基礎方面，也要有應用，特別是工科院校”，“高等學校，特別是重點的高等學校，剛才說了應該是科研的一個重要方面軍，這點應該定下來”。②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歷經(jīng)30余載，高等學校現(xiàn)已發(fā)展成為集中全國1/3的基礎研究經(jīng)費和大部分基礎研究人力資源的比較完整的多學科的基礎科學研究體系。

第三，設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是鄧小平推動基礎科學研究發(fā)展的一個重大戰(zhàn)略決策，也是我國運用科學基金資助基礎研究的成功實踐。1981年5月13日，在中國科學院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上，鄧小平認真聽取了89位學部委員關于設立自然科學基金的建議。1982年，面向全國的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設立，開始了科學基金制的探索。1985年，李政道從重視和加強基礎科學人才的角度，再次向鄧小平建議中國應建立國家科學基金委員會，并應該完全用在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上，且由第一流科學家負責。鄧小平當即指出：這是一個新方法，我們沒有經(jīng)驗。但只要是新的事物，管它對不對，管它成功不成功，試驗一下。[9]（p.202）20世紀80年代中期，正是國家緊縮編制、精簡機構的關鍵時期，然而正是在鄧小平的贊許和積極推動下，國務院經(jīng)過慎之又慎的考慮，最終于1986年2月14日正式批準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從而保證了新時期基礎科學研究穩(wěn)定均衡可持續(xù)地發(fā)展，使得一批從事基礎研究的中青年科學家脫穎而出。

第四，新時期我國基礎科學的國際交流與合作起步早、成效好，這也是與鄧小平的努力分不開的。1979年鄧小平訪美，開啟了中美政府間包括高能物理等基礎科學在內(nèi)的交流與合作的大門，中美兩國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和美利堅合眾國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領域進行合作的執(zhí)行協(xié)議》，為我國基礎科學從封閉走向開放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國際環(huán)境。根據(jù)該協(xié)議，鄧小平還批準了在中美兩國各自成立“高能物理、核物理、等離子體物理科學技術交流委員會”，負責兩國在上述基礎科學領域合作的人員交流，協(xié)助解決在設備研制、儀器及元器件購買等方面的問題。1979年6月11日，鄧小平會見了中美高能物理聯(lián)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美方成員，聽取他們介紹美國高能物理發(fā)展情況和對中國高能物理發(fā)展的建議，鄧小平表示：“我們科技發(fā)展耽誤了十一二年，現(xiàn)在才進行了兩年。我們自己覺得還是有希望的，但要建立在善于學習的基礎上”，“可能在一個相當?shù)臅r間內(nèi)，主要是向你們學習”。[9]（p.131）

在如何學習方面，鄧小平提出了“一是要派人出去學習，二是要請人來講學”[10]（p.32）的指導思想。1977～1978年，鄧小平先后會見了丁肇中、李政道、楊振寧、吳健雄、袁家騮等海外著名科學家，一方面誠摯地邀請他們回國訪問、講學、考察，另一方面希望他們支持幫助開辟最初的留學渠道。之后，丁肇中所在的德國漢堡電子同步加速器中心、楊振寧所在的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陸續(xù)資助和接受我國物理學方面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員，李政道則組織美國60多所一流學校聯(lián)合在我國招考物理博士研究生（即CUSPEA），10年間培養(yǎng)了包括物理、生物、化學等學科在內(nèi)的915名學生。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在視察清華大學時提出了當年向國外派出3000人、次年派出1萬人的建議，他說：“我贊成增大派遣留學生的數(shù)量，派出去主要學習自然科學。要成千上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請教育部研究一下，在這方面多花些錢是值得的。”[12]國家隨即作出了擴大派遣留學生的決策。在鄧小平的努力下，我國基礎科學研究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為整個科技事業(yè)的對外開放打下了基礎，從此，國際學術交流與科技合作向著多形式、多渠道、多層次的方向縱深發(fā)展。

四

1883年3月，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曾發(fā)表講話：“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門理論科學中的每一個新發(fā)現(xiàn)，即使它的實際應用甚至還無法預見，都使馬克思感到衷心喜悅”[13]。新時期鄧小平重視發(fā)展基礎科學研究的思想，顯然是對馬克思這一“衷心喜悅”的繼承和發(fā)揚，又與毛澤東重視科學實驗、關注國內(nèi)外基本粒子、天體演化以及生命起源三大基礎理論并從哲學高度精辟論述，與周恩來“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研究與科學實驗結合起來”[14]的明確指示一脈相承。

鄧小平在新時期對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視和推動是其“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ǎn)力”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鄧小平看來，科學技術不僅包括“必須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高科技”，包括面向國民經(jīng)濟建設主戰(zhàn)場、講究直接經(jīng)濟效益的應用科學和工程技術，還包括關系著國家長遠利益、關系著經(jīng)濟建設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基礎科學。正是這一全面深刻的認識，使得我國基礎科學研究較早走出了“文化大革命”陰影，并在新時期迎頭追趕，為20世紀90年代乃至21世紀以“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fā)展計劃”（“973計劃”）為代表的基礎科學研究的蓬勃發(fā)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誠然，新時期中國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技術科學相比，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著國家投入少、發(fā)展不平衡的狀況，但這需要客觀分析。鄧小平處在撥亂反正、百廢待興的關鍵時期，歷史賦予他的首要任務是如何使科學技術盡快物化為生產(chǎn)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就勢必造成他對于基礎科學的重視是在更加重視面向經(jīng)濟建設主戰(zhàn)場的技術科學情況下的一種兼顧。另一方面，從客觀上說，在鄧小平所處的改革開放初創(chuàng)階段，國力有限，基礎科學研究的各個方面都要求有太大的發(fā)展是不切實際的，只能有重點地給予支持。

隨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和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如何通過大力發(fā)展基礎科學研究實現(xiàn)社會經(jīng)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則成為擺在鄧小平之后的國家領導人面前的首要任務。而鄧小平時代不斷積累的人力和物力資源，也為此時大規(guī)模地開展基礎科學研究提供了廣闊的平臺和堅實的基礎。

[注釋]

[1]《胡喬木傳》編寫組：《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1975.1～1976.1）》，《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2期；劉倉：《改革以前的中國共產(chǎn)黨與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5期。

[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頁。

[3]《1975年8月9日周榮鑫在鋼鐵學院匯報時的講話》，轉引自張化《1975年教育界的斗爭》，《中共黨史資料》1999年第2期。

[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頁。

[5]路甬祥：《鄧小平與中國科學院》，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頁。

[6]《全國自然科學學科規(guī)劃會議在京舉行》，《人民日報》1977年11月18日。

[7]《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形成發(fā)展大事記（之一）》，《中共黨史資料》1994年第3期。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新時期科學技術工作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頁。

[9]科學技術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科技思想年譜（1975～1994）》，中央文獻出版社、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頁。

[10]柳懷祖：《小平同志與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春天長在，豐碑永存》，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303頁。

[1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76頁。

[1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31頁；路甬祥：《鄧小平與中國科學院》，第161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5頁。

[14]《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49頁。

（作者簡介：朱薇，助理研究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00017）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1期）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