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莫誤讀鄧小平

龍平平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已經36年了。經過36年持續快速的發展，如今的中國已經進入了社會矛盾凸顯期。對于社會發展中一些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人們議論紛紛。有人把中國經濟社會現在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歸結為鄧小平設計的錯誤。這是對鄧小平改革發展理念和思路的誤解或誤讀。這里，我想重點就兩個問題談談個人的一些認識。

　一

有一種說法：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思想觀點，反映出他的老年心態，經濟上急于求成，過分強調高速度，只講快不講好，給今天的經濟發展帶來了許多弊端。

這是對鄧小平發展思路的一種嚴重誤讀。

實際上，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鄧小平并非一直強調快。他設計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和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思想，最初恰恰是從主張放慢經濟發展速度的思路中逐漸形成的。

1979年初，鄧小平首次提出必須從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的特點出發，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思想。年底，他明確提出，中國到20世紀末只能建成一個不窮不富的“小康之家”。

小康目標的確定，是中國式的現代化一個正確的起點。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反復地告誡人們，經濟建設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要尊重客觀規律。從1980年到1984年，他一直在論證小康目標的可行性，重點在幫助人們理清發展思路，避免重犯“大躍進”的錯誤。鄧小平經過科學論證，力主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里，分兩步走，用前10年的時間先打好基礎，在穩的基礎上實現翻兩番、奔小康的戰略目標。

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鄧小平開始提出我們可以發展得快一些，并逐步形成了“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戰略構想。這是因為，隨著冷戰格局的瓦解，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時代主題，經濟全球化趨勢初見端倪，中國的發展開始迎來重要戰略機遇期。更重要的是，中國通過改革開放，找到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持續快速發展的現代化建設道路。改革開放的生動實踐，使鄧小平看到了中國人民偉大的創造力和對新生活的極大熱情，看到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所產生的神奇力量，看到了在和平與發展的大環境下我們能夠抓住機遇，持續快速大發展，如期實現小康目標的現實可能性。1987年黨的十三大前夕，鄧小平鄭重地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三步戰略目標，即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為了闡明這個目標的重大意義，激勵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雄心壯志，鄧小平把發展問題上升到社會主義基本屬性的高度，創造性地提出了“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55頁）的科學論斷。

“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提煉，同時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提出的一個要求 。對此，鄧小平進一步論證說：“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有過高速發展時期，或若干高速發展階段。日本、南朝鮮、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就是如此。現在，我們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再加上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今后的現代化建設長過程中，出現若干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夠辦到的。我們就是要有這個雄心壯志！”（同上書，第377頁）

這又是一個雄心壯志!一個目標，一個速度。從這兩個雄心壯志中，我們可以體會到鄧小平提出“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匠心所在，也有助于我們準確理解這個論斷的基本涵義。

首先，從屬性上看，鄧小平所說“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主要講的是政治問題。鄧小平是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將長期共存，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處于弱勢的客觀事實出發，論述的是在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的環境中，社會主義靠什么去抓住機遇，發展自己，發揮并真正體現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最終戰勝資本主義，這樣一個關系社會主義命運與前途的大問題。講的是大戰略，硬道理、大道理，而不是經濟建設的具體問題。應用到經濟上，這個論斷指向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宏觀發展的一個大原則，而不是指具體的經濟政策。因此，不能庸俗化地理解這個論斷，更不能不顧實際地將之簡單套用于具體的經濟問題，具體的經濟項目，以此作為盲目追求高指標、高速度的理論依據。

其次，就經濟發展而言，說鄧小平主張快，其實他主張的是抓住機遇，加速發展，這八個字要放在一起講才準確。鄧小平所強調的 “快”是相對的，有條件的，辯證的。能快則快，有條件快的就千萬不能喪失機遇，這是他強調的重點。他多次提出，“能發展就不要阻擋，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比如廣東，要上幾個臺階，力爭用二十年的時間趕上亞洲‘四小龍’。比如江蘇等發展比較好的地區，就應該比全國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條件搞得更快一點。”你看，他從來就不是孤立地講“快”的。他所列舉的這些地方，都是有條件的。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足跡遍布全國各地，在許多條件落后的地方，如四川、新疆、甘肅等地，他從未向當地的領導提出過快的要求。即使是對有條件發展快的地區，他也總是不忘提醒人們“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是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5—376頁 ）因此，在發展速度問題上，正確理解鄧小平提出的這個論斷，就應該像他那樣辯證地、全面地看問題，決不能抓住一點，不及其余。

第三，不能簡單地把我國經濟建設中長期積累和存在的一些困難和問題歸結為快速發展的結果，更不能以此否定“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科學論斷。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論證是嚴密的，論述是周全的、科學的。發展速度，只是鄧小平十分關注的一個方面，要了解鄧小平的整個經濟思想，應該全面地、系統地研究和掌握他的全部論述。實際上，對于經濟上存在的問題，鄧小平發現最早，談得最多，談得最透。比如，8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是他最早倡導全社會都要保護環境，節約能源資源，他提出過一個口號：“綠色革命”要堅持200年；是他最先提出自主創新問題，1984年他視察上海寶鋼時就明確提出：“掌握新技術，要善于學習，更要善于創新”；（《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961頁）他最重視科學教育，不間斷地強調：“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我們自己這幾年，離開科學技術能增長得這么快嗎？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7—378頁）這些話在《鄧小平文選》中有很多，只要認真地讀一讀，對鄧小平的誤解就會消除。

　二

有一種說法：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種理念和政策導致了今日中國的兩極分化。

這又是一種誤讀。

實現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是鄧小平決策改革開放的基本動因。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他先后14次提出要把允許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作為一個大政策定下來，都是在強調這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必要手段。他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后、地域廣大、千差萬別的大國，共同富裕只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必須從國情出發，因地制宜，千方百計地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鼓勵勞動者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尋求致富之路；允許和鼓勵一部分有條件的地區、一部分勤勞肯干、有經營能力的人先富起來，帶動越來越多的地區和群眾走向富裕，這是唯一正確的捷徑。在中國，首先要解決發展問題，然后再解決發展起來出現的問題。

對于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問題，鄧小平一直放在心上。早在1985年他就尖銳地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為了激勵和帶動其他地區也富裕起來，并且使先富裕起來的地區幫助落后的地區更好地發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是同樣的道理。對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個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稅。還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來以后，自愿拿出錢來辦教育、修路。當然，決不能搞攤派”。（《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111頁）1988年，他提出改革與發展要有“兩個大局”思想，指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同上書，第277—278頁）不久，他更明確地說：“我們的發展規劃，第一步，讓沿海地區先發展；第二步，沿海地區幫助內地發展，達到共同富裕。”1992年春，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和盤托出了他的大思路。他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到那個時候，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并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不發達地區又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發展潛力是很大的。總之，就全國范圍來說，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同上書，第373—374頁）他進一步歸納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同上書，第373頁）

上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倡導改革開放的時候，要求全黨弄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經過14年的探索，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改革開放是為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怎樣實現？他把時間表都排出來了。

一年之后，鄧小平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又有了新的思考和升華。他說：“12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些年富力強的同志”。他還說：“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這可以說是鄧小平對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后的囑托。

毫無疑義，怎樣把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狀況聯系起來，怎樣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逐步消除“自然形成”的兩極分化，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我們必須始終面對的一個課題。共同富裕問題是人類歷史上從未解決過的大難題，鄧小平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該能夠解決好這個問題。對此，我們應該有充分的自信。

（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主任、研究員）

（來源：《紅旗文稿》2014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