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鄧小平學習理論創新精神

李君如

今年是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10周年。這10年，中國發生的變化及其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這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總攬全局、勵精圖治的結果，也是鄧小平南方談話這一思想理論之花結出的豐碩果實。在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強調要全面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之際，撫今追昔，感慨萬千，尤其感到理論創新的重要和可貴。

一

關于鄧小平南方談話，黨的十五大是這樣評價的：“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是在國際國內政治風波嚴峻考驗的重大歷史關頭，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理論和路線，深刻回答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進到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可見，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推進理論創新，是南方談話的顯著特點。再進一步，聯系工作實踐來看，有了南方談話這樣的理論創新成果，才為我們這10年的工作創造了很好的條件。顯而易見，理論創新的意義是巨大的。我們紀念南方談話，最重要的，是要學習這種理論創新的精神。

這種理論創新精神，是政治勇氣與理論勇氣相統一的科學創新精神。鄧小平面對的新情況新問題，既是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又是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關系到我們黨和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解決這些問題，難免會有政治阻力和思想干擾，沒有理論勇氣不行，沒有政治勇氣也不行。比如，他當時遇到的一個最為突出的問題是：中國能不能搞市場經濟？無論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還是西方經濟學，都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而中國乃至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表明，計劃經濟體制盡管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初期發揮過積極的作用，但它的弊端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競爭中日益暴露出來，已經阻礙了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必須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實踐提出的問題，在思想理論上得到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回應：一種是放棄社會主義的歷史選擇，重新回過頭去走資本主義道路，把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中國改革的目標；另一種是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必須實行計劃經濟，搞市場經濟就是搞經濟上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如此重大的分歧和對立擺在鄧小平面前。他的回答是兩條：1.“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2.更進一步地說，“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是多么深刻的見解！但是，要說出這樣的話來，沒有勇氣是不行的。因此，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稱贊鄧小平“既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表現出了開辟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氣和開拓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的巨大理論勇氣”。推進黨的理論創新，作為一個口號，誰都會喊，但是要真做理論創新，并非是誰都能做，問題就在于有沒有膽略和勇氣。理論創新，必須有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這是毫無疑義的。

這種理論創新精神，又是在實踐的基礎上，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相統一的科學創新精神。如前所述，創新要有勇氣，但這種勇氣絕非匹夫之勇，而是科學的勇氣。關鍵在于要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素養。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一方面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另一方面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即“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緊接著，他提出了“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就是說，我們在不斷發展的實踐面前，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又要發展馬克思主義，并把兩者統一起來。理論創新就是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按照“三個有利于”的要求，使這兩者達到有機的統一。

這種理論創新精神，還是以中國實際問題為中心運用馬克思主義與用寬廣眼光觀察世界相統一的科學創新精神。我們黨歷來都強調馬克思主義是要學習和堅持的，但是這種學習和堅持絕非是要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主義，而是要以研究中國實際問題為中心來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由此才有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統一。在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的當代中國，一方面仍然要以研究中國實際問題——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另一方面又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即要有寬廣的世界眼光。在鄧小平南方談話強調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強調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式。這就是一種寬廣的世界眼光。而當鄧小平在強調“吸收和借鑒”的時候，表明我們用這種眼光觀察世界、研究世界、學習世界的時候，仍然要以解決中國問題為中心。可見，在今天講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講理論創新，必須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時候，把“以中國實際問題為中心”與“用寬廣眼光觀察世界”統一起來，使得我們黨、我們國家能夠緊跟時代發展的進步潮流，走在時代的前列，完成民族復興的莊嚴使命。

由此可見，這種理論創新精神，歸根到底，就是我們黨反復強調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就是理論聯系實際的科學精神。用江澤民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我們黨的歷史經驗的最新概括來說，就是要“與時俱進”。

二

從鄧小平南方談話及其理論創新的特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理論創新不是主觀上要創新就創新，要怎么創新就怎么創新，而是由客觀實際的變動情況決定的。或者說，是實踐走到哪里，歷史走到哪里，理論創新也就到哪里。

我們可以想一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這二十多年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是從哪里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實踐、歷史提出的問題。因為我們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就面臨著一個尖銳的矛盾，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就是我們所講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由于主觀、客觀等多種因素，這個主要矛盾沒有能很好地把握并解決好。到70年代末，這個矛盾以很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了。1976年的“四五”運動，1978年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就是以外部沖突的形式把這個矛盾提到了我們面前。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對于一個執政黨來講，對于一個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來講，要順應歷史潮流的話，唯一的辦法就是正面解決這個問題。于是，“工作重點轉移”提出來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改革開放發生了。這就是實踐走到哪里，歷史走到哪里，理論也就走到哪里。

當我們決定把現代化建設作為全黨全國工作中心的時候，怎么樣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問題提出來了，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開始探索農村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教育和科技體制改革，等等。這些改革都觸及到一個問題，即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于是，對社會主義再認識的問題提出來了，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的討論興起了。在這種背景下，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強調，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們的改革目標。這也是實踐走到哪里，歷史走到哪里，理論就到哪里。

鄧小平南方談話和十四大以后，我們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產力獲得大解放。與此同時，市場經濟應建立在什么樣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問題提出來了，公有制怎么同市場經濟結合的問題提出來了。于是，十五大就提出要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提出對股份制不能籠統地說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要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里，等等。經過這個“攻堅”，就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實踐中一個深層次的重大問題解決了。

這樣再往前走，既然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那么，在這種經濟制度下面形成的各個社會利益集團，它們究竟有什么關系呢？怎樣認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我們黨應該怎樣從新的實際出發加強自身建設？進入21世紀的中國如何繼續向前發展？諸如此類問題又提出來了。于是，實踐到這里了，歷史到這里了，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七一”重要講話也就應運而生了。

三

因此，在今天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繼續堅持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精神，用新的事實、新的思想來繼承、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深入學習、領會“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七一”重要講話，在進一步的解放思想中統一人們的思想。

其中，在理論建設上有一個重要任務，這就是要用創新的精神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理論。

如果問一個“為什么”——為什么要把這個問題作為當前理論創新的重點？

首先，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江澤民同志和黨中央是怎么提出這個問題的。最初，這個問題是在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上提出的。在江澤民同志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的重要講話中，進一步把這一課題作為關系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提了出來。以后，江澤民同志又有多次講話，特別是在十五屆六中全會上的重要講話，論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緊迫性和復雜性。我們大家都學習了。這些重要講話和文件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的理論，揭示了當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特點和基本矛盾。現在，我們發展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當時所面對和研究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我們應在新的歷史時期深化對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研究和認識。這中間涉及到剝削、剩余價值、階級等問題，需要我們立足于我國社會的現實進行深入的、全面的研究。江澤民同志和黨中央提出這些問題，顯然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理論問題，而是一個關系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全局發展的重大思想理論問題和戰略問題。概括地說，一是如何評價我們20多年特別是近10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二是如何規劃我國21世紀發展的藍圖。如果不能正確地評價我們走過的路，就難以正確地規劃我們的將來。顯然，兩者是互相聯系的，評價過去就是為了規劃未來。歸根到底，是為了規劃未來。

而且，從上述理論創新的歷史回顧中，我們也已經看到，江澤民同志提出要深化對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研究和認識，以及涉及到的剝削、剩余價值、階級這些問題，也不是一個主觀設定的問題，而是實踐給我們提出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完全可以說，現在研究的這個問題，關系到如何評價我們走過的路，如何規劃我們的未來，是一個重大的思想理論問題和戰略問題。

那么，怎么來研究這個問題呢？記得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反復強調，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他還說過，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就是要求我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得出符合新的實際的新結論。這也就是江澤民同志強調的：理論創新，與時俱進。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理論創新、與時俱進，就要求我們既不丟掉老祖宗，又要講符合客觀實際的、具有時代特點的新話。關于這一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十四大以來，我們已經反復強調了。

我們今天研究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勞動價值理論，首先，一定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研究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立場、觀點、方法。如果把這個丟掉了，那么，我們就不能算是在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研究。我們應該堅持這條，這是最根本的。

其次，我們也要認識到，雖然馬克思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情況，但并不等于說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理論今天已經完全不適用了。因為馬克思揭示的是同商品生產相聯系的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問題，我們今天搞的既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么，其中關于商品生產一般規律的一些重要論斷是不會過時的。這一點也應當認真對待。

第三，我們要把重點放在研究今天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做出合乎實際的新結論。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研究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規律，都是從實際出發，講條件的。而“實際”是發展的，“條件”是變化的，因此理論要與時俱進。我們今天理論創新的一個重大任務，就是要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在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理論寶庫里增添新的內容，使得我們今天的理論能夠立足于我們的巨人馬克思、恩格斯的肩膀之上，取得更大的成果。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