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平平：對鄧小平“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幾點思考
對鄧小平“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幾點思考
龍平平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是鄧小平整體社會主義觀中的一個重要觀點。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這個重要觀點的引領下，中國經濟得以持續快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現在，中國經濟社會已經進入矛盾凸顯期，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長期積累的矛盾和新產生的問題，正在困擾著我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究竟給中國帶來了什么？在新的戰略機遇期，我們還要不要持續快速地發展？怎樣做到又好又快地發展？這一切都要求我們結合改革發展的新實踐、新問題，不斷深化對鄧小平“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論斷的認識，在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弄清楚并解決好發展速度與社會主義的關系。
一、“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和政治意義
把經濟增長速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聯系起來，并將之視為社會主義的要素之一，是鄧小平在社會主義理論上的一種創新。“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是鄧小平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深入研究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的實際情況，總結新鮮經驗提出的一個科學論斷，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當我們被迫重新審視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問題時，經濟落后，發展太慢，已成為我們前進道路上的最大障礙。不是社會主義本身不能發展生產，而是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搞社會主義”在認識上產生了偏差。當錯誤地把解決人的思想問題凌駕于解決經濟發展問題之上的時候，“寧要窮的社會主義”的論調似乎也就不再荒謬了。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就是，在整個社會還處于思想困惑狀態的時候，他發出了貧窮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的警告。1978年9月，他在東北視察時指出：我們太窮了，老實說我們對不起我們的人民。我們的人民太好了。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就是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第一次把經濟發展速度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聯系起來。他說：“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到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慢，那就沒有優越性，這是最大的政治，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
鄧小平的這段話并非一時的有感而發，而是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長期思考得出的一種新認識，是他在歷史大轉折的前夜第一次對社會主義作出的一個方面的一種新概括，也是他的社會主義發展觀的一次新表述。
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上，這段經典論述提出了三個后來影響和改變中國的新觀點。
第一，在當時還沒有摒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的背景下，第一次將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解釋為政治問題，并強調這是最大的政治。這個觀點的提出，實際上是理論上的一次撥亂反正。它為不久之后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提供了理論依據。鄧小平的發展觀正是以這個觀點為支撐點逐步完善的。三中全會過后，鄧小平即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不久，他進一步提出：“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不只是當前，恐怕今后長期的工作重點都要放在經濟工作上面。”以此為基礎，鄧小平先后提出和闡發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等一系列全新的觀點，帶領全黨緊緊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松，排除一切干擾，一心一意搞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可以說，鄧小平提出的這些新觀點，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線，是我們國家得以迅速發展的理論根基。
第二，第一次將經濟增長速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聯系起來，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資本主義制度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這是社會主義發展理論中的一個新觀點，是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標準，即怎樣才是“夠格”的社會主義作出的一種新解釋。從這個觀點出發，鄧小平后來進一步闡發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他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 “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只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鄧小平不僅在理論上對社會主義優越性提出了具體的標準，在實踐中也提出過具體要求，要求我們的經濟發展速度不能長期低于周邊地區和國家的水平。1980年，他在談到80年代三件大事時就提出：“我們政治上和經濟制度上比臺灣優越，經濟發展上也要比臺灣有一定程度的優越，沒有這一點不行。” 90年代，他更明確地要求：“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者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第三，發展速度問題，是決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這又是社會主義發展理論上的一個新論斷。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將長期共存，社會主義靠什么戰勝資本主義？歸根到底，要靠我們比資本主義發展得快、發展得好。這本來是合乎歷史唯物主義的惟一科學解釋，并不是什么深奧的理論，但是，由于冷戰時期兩大陣營的激烈對抗以及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錯綜復雜的矛盾斗爭，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忽視了經濟發展速度問題，片面地將思想領域里的斗爭當成了誰戰勝誰的主要問題。結果，冷戰結束后，我們落在了后面。為什么在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中，黨內和社會上始終存在著一股對社會主義不信任的情緒？歸根到底，原因還是我們在兩種社會制度的較量中曾經一度處于下風。所以，鄧小平反復強調：“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關鍵就看能不能爭得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 “最終說服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要靠我們的發展。如果我們本世紀內達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們清醒一點；到下世紀中葉我們建成中等發達水平的社會主義國家時，就會大進一步地說服他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才會真正認識到自己錯了。”由此，鄧小平鄭重地提出了“五十年到七十年”這樣一個重要的時間概念。他多次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搞五十年到七十年”，“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等等。何以如此呢？就是因為在他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要經過50年到70年這樣一個持續快速大發展階段，到那時，社會主義才能夠集聚與資本主義相抗衡的經濟實力，才能夠體現出社會制度上的優越性，相信社會主義的人才會越來越多。
通過對鄧小平關于發展速度問題論述的梳理可以看出，鄧小平從來就不是就經濟建設的具體問題談發展速度的。他是從社會主義的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能不能最終戰勝資本主義這樣的戰略高度來論述發展速度問題的。一句話，他是從政治的角度談速度的，談的是大道理。這一點，他自己說得非常明白。1984年，他在與中外經濟學家談中國的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時說：“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也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比如說，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這是我提出來的，但是如何搞開放，一些細節，一些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我就懂得不多了。今天談這個問題，我也是從政治角度來談。”
從政治角度看經濟問題，看發展速度問題，是鄧小平高人一籌的偉大之處。明確這一點，我們就不會對他提出的“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論斷產生歧義了。有人說，鄧小平的這個觀點，反映出他晚年在經濟建設上的急躁情緒。其實不然。晚年鄧小平確實非常關注國家的發展速度問題，經常告誡各級領導干部要搞得快一些，要防止經濟滑坡，要爭取持續快速發展。然而，他是從政治角度，從社會主義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戰略高度來論述這個問題的。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有責任經常提醒全黨同志時刻牢記這個大道理、把握這個硬道理，一刻也不能放松經濟建設。因此，我們也應該從大道理、硬道理的視角來正確理解鄧小平的這個科學論斷，不能將之庸俗化。
二、“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實踐依據和基本涵義
鄧小平領導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實踐中一步一步試出來的。鄧小平對于發展速度與社會主義的關系的認識，也是隨著實踐的發展逐步地深化的。他提出“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論斷，歸根到底，是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際情況和客觀要求為基本依據的。
對中國發展機遇的正確判斷和把握，是鄧小平提出“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論斷的根本依據，而“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則是這一論斷的基本涵義。
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中國社會主義歷經坎坷之后重新尋找發展新道路的一個契機。十年內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據統計，按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文化大革命”十年間，中國國民收入損失達5000億元。然而，比財產損失更大的是喪失了機遇。那十年，正是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許多國家和地區經濟起飛或開始持續發展時期，如我們周邊原來經濟并不發達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香港、臺灣地區等，就是在這個期間抓住機遇，迅速崛起的。
對中國經濟大發展機遇的認識，鄧小平獨具慧眼。這不僅因為十年內亂他七年賦閑，有機會有條件在基層和群眾中去探尋和思考中國問題，更在于他還有1975年領導全面整頓為尋找發展機遇所做的一場卓有成效的試驗。所以，他在第三次復出后不久，就大聲呼吁把全黨的注意力放到經濟建設上來，一心一意謀發展。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內亂之后求大治，人心思定，人民要求搞建設，謀發展，這是當時中國有可能大發展的國內有利條件。不久，鄧小平對機遇的認識便很快拓展到世界視野。80年代初，他從冷戰結束后世界格局的變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中看到了和平與發展這一主題的端倪，及時提出了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思想。1983年，他指出：“現在的問題是要注意爭取時間，該上的要上。大戰打不起來，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險的問題。以前總是擔心打仗，每年總要說一次。現在看，擔心得過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來。”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因此，我們要利用有利的國際環境，抓住機遇，加快發展自己，這是鄧小平提出“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客觀依據，同時也是這一論斷的基本涵義。正因為如此，鄧小平每到一處，總是不厭其煩地提醒說：“要抓住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我就擔心喪失機會。不抓呀，看到機會就丟掉了，時間一晃就過去了。”直到1994年他90歲高齡時，還在強調：“現在是機會啊，這個機會很難得呀！中國人這種機會有過多次，但是錯過了一些，很可惜！你們要很好抓住。”“你們發展經濟，能快則快，不要搞快呀慢呀的爭論。”這實際上是他最后一次談發展問題。可見他對這個問題的牽掛。
有人說，鄧小平所以提出“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是因為他在經濟建設上一直持一種老人特有的著急心態，他從來就是主張高速發展的。這種說法顯然與事實不符。
發展速度與發展目標是密不可分的。到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把我國建成世界現代化強國，曾經是我們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上世紀70年代末，在這個目標的驅動下，我們在經濟建設上曾經發生過一段“洋躍進”，造成國民經濟的嚴重失調。而提出調整經濟，把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和高速度降下來，制定實事求是的經濟發展戰略的正是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等人。
所謂“洋躍進”，就是盲目制定追趕世界經濟強國的各項經濟指標，用“大躍進”的方法搞經濟建設，實際上是既不了解中國，也不了解世界。
“文革”之后，中國與世界發展的差距加大。1978年到1979年，鄧小平頻繁出訪，在對美、日等經濟強國和新加坡等迅速崛起的鄰國的考察中認清了中國的位置。在日本，他曾感慨地說：“我懂得什么是現代化了。”1979年初，他首次提出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思想。年底，他在與日本客人的談話中明確提出，到20世紀末，中國的經濟發展目標是建成一個不窮不富的小康之家。
小康目標的確定，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一個正確的起點。80年代初，鄧小平在強調要一心一意搞建設，聚精會神謀發展的同時，反復地告誡人們，經濟建設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要尊重客觀規律。從1980年到1982年黨的十二大，鄧小平一直在論證小康目標的可行性，重點在幫助人們理清發展思路，避免重犯“大躍進”的錯誤，主張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里，用前10年的時間先打好基礎，在穩的基礎上實現翻兩番、奔小康的戰略目標。這說明，鄧小平并不是一貫地、一味地求快的。
80年代中期起，鄧小平開始提出我們可以發展得快一些。這除了有對世界形勢正確判斷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在他的領導下，我們在實踐中找到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持續快速發展的現代化建設道路，即依靠改革開放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取得了出乎預料的巨大成就。1983年鄧小平視察江蘇、浙江、大連等地，1984年他又專門去了廣東、福建幾個經濟特區和上海。短短幾年，經濟特區和沿海地區經濟飛速發展的生動實踐，使鄧小平看到了中國人民偉大的創造力和對新生活的極大熱情，看到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所產生的神奇力量，看到了在和平與發展的大環境下我們能夠抓住機遇，持續快速地發展，如期實現小康目標的現實可能性。因此，經過十二大以后五年的成功實踐，1987年黨的十三大前夕，鄧小平鄭重地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三步戰略目標，即到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他說：“這是我們的雄心壯志。”正是為了闡明這個目標的重大意義，激勵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雄心壯志，鄧小平進一步提出了“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論斷。
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提煉，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提出的一個要求，這個要求就是：“我們經濟發展規律還是波浪式前進。過幾年有一個飛躍，跳一個臺階，跳了以后，發現問題及時調整一下，再前進。”對此，鄧小平進一步論證說：“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有過高速發展時期，或若干高速發展階段。日本、南朝鮮、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就是如此。現在，我們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再加上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今后的現代化建設長過程中，出現若干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夠辦到的。我們就是要有這個雄心壯志！”
這又是一個雄心壯志！一個目標，一個速度。從這兩個雄心壯志中，我們可以體會到鄧小平提出“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匠心所在，也有助于我們準確理解這個論斷的基本涵義。
三、“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現實意義和應用尺度
“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是鄧小平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觀點，是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新認識，也是他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一個新要求。正確理解和運用好這個科學論斷，對促進我們今天進一步又好又快地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它要求我們，在和平、發展、合作成為時代潮流，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深入發展的大環境下，要緊緊抓住戰略機遇期的有利條件，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和改革開放政策的威力有效地結合起來，一心一意搞建設，以持續快速的發展，確保第三步戰略目標如期實現，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未來更加復雜險惡的國際形勢下立于不敗之地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并最終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顯然，在社會矛盾凸顯期，正確理解和運用好“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科學論斷并非易事，有許多問題還需要正本清源，澄清誤解，把好方向。
第一，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上，不能孤立地將發展速度問題作為衡量社會主義的唯一標準，不能認為只要堅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就是堅持了社會主義。
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有多種視角。發展速度只是其中的一個視角，是我們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實踐經驗提出的一個方面。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論述很多很精辟，比如他有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有關于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的論述，有關于社會主義發展動力的論述，等等。即使只從發展的角度談社會主義，他也從來沒有孤立地談速度問題，他經常強調的至少有三句話是相互聯系的，不可分割的，即：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都搞好，才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說，就社會發展狀況而言，社會主義至少應該有三個綜合要素，是富裕的，是能夠持續快速發展的，是精神文明的。這三個方面是相互聯系，缺一不可的。你可以說，缺了任何一條，就不是社會主義；但是，你決不可以說，只要有了其中一條就是社會主義。在發展問題上，不能只強調一個方面，尤其是在強調要重視經濟時，不能忘了政治；在強調發展速度時，不能忘了效益。不能孤立地將發展速度作為衡量社會主義的標準，這是我們正確理解“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科學論斷的基本原則。
第二，從屬性上看，正如鄧小平所說，“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主要講的是政治問題，是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將長期共存，而社會主義經濟文化還不發達，處于弱勢的客觀事實出發，論述的是在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的環境中，社會主義靠什么去抓住機遇，發展自己，發揮并真正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最終戰勝資本主義，這樣一個關系社會主義命運與前途的大問題。講的是大戰略，硬道理、大道理，而不是經濟建設的具體問題。應用到經濟上，這個論斷指向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宏觀發展的一個大原則，而不是指具體的經濟政策。因此，不能庸俗化地理解這個論斷，更不能不顧實際地將之簡單套用于具體的經濟問題、具體的經濟項目，以此作為盲目追求高指標、高速度的理論依據。
第三，就經濟發展而言，鄧小平所強調的“快”是相對的，有條件的，辯證的。能快則快，有條件快的就要力爭快，千萬不能喪失機遇，這是他強調的重點。他多次提出：“能發展就不要阻擋，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 “比如廣東，要上幾個臺階，力爭用二十年的時間趕上亞洲‘四小龍’。比如江蘇等發展比較好的地區，就應該比全國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條件搞得更快一點。”可見，他從來就不是孤立地講“快”的。他所列舉的這些地方，都是有條件的。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足跡遍布全國各地，在許多條件落后的地方，如四川、新疆、甘肅等地，他從未向當地的領導提出過快的要求。即使是對有條件發展快的地區，他也總是不忘提醒人們：“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是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因此，在發展速度問題上，正確理解鄧小平提出的這個論斷，就應該像他那樣辯證地、全面地看問題，決不能抓住一點，不及其余。
第四，不能簡單地把我國經濟建設上長期積累和存在的一些困難和問題歸結為快速發展的結果，更不能以此否定“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科學論斷。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社會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偉大變化，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當然，發展中，經濟上也存在著許多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諸如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產業結構不盡合理，自主創新能力不強，能源資源消耗過大，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特別是社會發展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等等。有人由此認為，經濟上積累的這些問題，主要是長期發展太快造成的，根子在鄧小平過分強調高速度，因此對“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論斷的科學性提出了質疑。這種認識缺乏根據，是站不住腳的。
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論證是嚴密的，論述是周全的、科學的。必須看到，發展速度，只是鄧小平十分關注的一個方面，要了解鄧小平的整個經濟思想，應該全面地、系統地研究和掌握他的全部論述。實際上，對于經濟上存在的這些問題，鄧小平發現得早，談得多，談得透。比如，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是他最早倡導全社會都要保護環境，節約能源資源；是他最先提出自主創新問題。1984年他視察上海寶鋼時就明確提出，“掌握新技術，要善于學習，更要善于創新”；他重視科學教育，不間斷地強調，“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我們自己這幾年，離開科學技術能增長得這么快嗎？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至于要妥善解決好發展中的社會問題、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的問題，他更是未雨綢繆，殫精竭慮，念念不忘。是他提出“兩個大局”的思想，倡導東西互補，城鄉協調發展；他掛念共同富裕問題，指出：“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為此，他還明確地提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時間表。這些都說明，鄧小平理論是中國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的正確的指導思想。全面準確地貫徹鄧小平的經濟思想，我們就能夠做到又好又快地發展。
應該承認，對這個社會主義理論的新觀點，我們還知之不多，知之不深，需要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發展逐步地深入研究。在理論上進一步弄清楚發展速度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在實踐中解決好持續快速發展問題，這是鄧小平留給我們的一個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