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四有”新人思想研究

魯修文

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進入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時期，面臨著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綜合國力劇烈競爭的挑戰。在這種世界性的競爭環境中，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要想在世界之林中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就要在大力發展物質文明的同時，大力發展精神文明，使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相互促進，協調發展。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推動經濟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而要達到這一目的，人的培養則是決定性的問題。鄧小平“四有”新人思想從理論和實踐上回答了這個問題。

一、“四有”新人思想的提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培養人、教育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使全國人民在精神上表現出團結互助、奮發向上、追求進步的積極性。可是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指導思想偏離了時代發展的要求，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使一些人失去了理想、信念，不講道德、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盛行。打倒“四人幫”后，中國共產黨中央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使我們國家從困難中奮起，扭轉了“文化大革命”內亂造成的嚴重局勢，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開辟了新道路的偉大進程。隨著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不僅沖破了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使經濟活躍起來了，而且改革開放伊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就強調要在抓好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抓好精神文明建設，并且在《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闡明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根本任務和重大方針，使民族精神獲得了新的發展。但是，我國幾千年來在小生產基礎上形成的舊觀念積習很深，因循守舊，故步自封等舊的觀念與民族傳統道德和社會習俗中消極的東西結合在一起，還有廣泛的影響，以及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造成了人們的思想混亂。而要從這些舊思想、舊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和增強抵制西方意識形態的侵蝕，就要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樹立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的堅定信念；樹立有利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規范。同時，從社會的發展來看，經濟建設將越來越依賴于科學技術的作用，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亦是如此。所以，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文化、科學技術素質，已是時代發展的需要，否則就要拖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后腿。在這樣的社會實踐面前，鄧小平結合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與教訓，高瞻遠矚地提出了要教育人民成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為“四有”干部，特別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的“四有”新人的思想，并在實踐中逐步完善起來。

1979年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說：“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后來接著在1980年底黨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努力使我們的青少年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識、有體力的人，使他們立志為人民作貢獻，為祖國作貢獻，為人類作貢獻，從小養成守紀律、講禮貌、維護公共利益的良好習慣。”時隔不久，在1982年7月的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又提出，要“使我們的各族人民都成為有理想、講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人民”。到了1985年3月的全國科學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就完整地提出要“教育全國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思想。而且提出，“四有”新人的培養，要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進行。于是鄧小平要求各行各業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都要重視人的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素質的提高，在整個社會造成一個人人向上，奮發有為的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要求全黨、工會、婦聯、共青團、少先隊、學校等黨政、社會團體、群眾組織一齊努力，加強道德教育，恢復和發展我們黨和人民的革命傳統，樹立優良的社會主義道德風尚，培養社會主義新人。

為了使培養“四有”新人的思想能夠得到落實，鄧小平相應的提出了五條措施：第一，理想和道德的教育，要從小抓起。他說：“革命的理想，共產主義的品德，要從小開始培養。我們黨的教育事業歷來有這樣的優良傳統。”第二，要從群眾的實際覺悟程度出發進行道德教育。他說：“我們要求所有的人都努力上進，但畢竟還要看各個人自己是否努力。集體的努力也是各個人努力的綜合表現。……因此，我們在鼓勵幫助每個人勤奮努力的同時，仍然不能不承認各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才能和品德的差異，并且按照這種差異給以區別對待，盡可能使每個人按不同的條件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總目標前進。”第三，要注意發揚社會主義文藝積極的社會作用。他說：“不論是對于滿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對于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對于提高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藝工作都負有其他部門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責任。”所以，鄧小平就特別強調要注意精神產品的質量。他指出：“思想文化教育衛生部門，都要以社會效益為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第四，提出要注意尊重教師的勞動和提高教師的素質。教師是人類文化科學和知識的傳播者，對社會文明的承前啟后起著重要作用，無論是物質文明建設，還是精神文明建設，都離不開教師的勞動。一個人從幼苗到成才，都離不開教師的精心培養。鄧小平說：“人民教師是培養革命后代的園丁。”“一個學校能不能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合格的人才，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關鍵在教師。”所以“他們的創造性勞動，應該受到黨和人民的尊重。要確實保證教師的教學活動時間，要關心他們的政治生活、工作條件和業務學習。對于在教學工作中作出突出貢獻的教師，應該給以表揚和獎勵。”接著鄧小平又指出：“現代經濟和技術的迅速發展，要求教育質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而且還說過，“只有老師教得好，學生才能學得好。”高質量的學生，高質量的各種現代化建設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教師的質量和水平。所以，“各級教育部門不能不努力提高現有教師隊伍的教學能力和教學質量。”這樣，我們的教育事業就“一定能夠同其他戰線一樣，新人輩出，捷報頻傳，蒸蒸日上！”第五，提出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他還說，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決抵制外來腐朽思想的侵蝕，決不允許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在我國泛濫。此外，鄧小平所強調的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也是培養“四有”新人的重要措施之一。

二、“四有”新人思想反映了社會主義本質的內在要求

以消滅剝削制度，實行生產資料以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共同富裕為特征的社會主義社會，反映了社會主義社會質的規定性，這種質的規定性要求，要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其相適應。而人的培養問題則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認為，文明（包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由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決定的。任何社會的文明，都是一定的物質文明和與之相應的精神文明的統一。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是同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相聯系、相適應的精神文明。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既要重視物質文明建設，也要重視思想、理論、信念、道德、紀律、文化等等的建設。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以激發人們為建設物質文明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力量。所以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又強調了精神文明建設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地位，黨的十四大也明確提出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把精神文明建設提高到新的水平。如果忽視了社會主義社會在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方面的建設，那么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是不可能的。鄧小平深刻地指出：我們是靠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和革命精神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從延安到新中國，除了靠正確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這些寶貴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國人民和國外友好人士嗎？沒有這種精神文明，沒有共產主義思想，沒有共產主義道德，怎么能建設社會主義？”這就告訴我們，沒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既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又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在思想道德和文化科學方面的表現。所以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培養“四有”新人。

鄧小平關于“四有”新人思想，概括起來講，就是要提高人的素質。人的素質包括人的自然素質和社會素質。人的自然素質，是指人的自然物質基礎和性能。人的天賦的自然素質，是人類在適應外部世界和改造外部世界中造就的能力，即體力和智力的總和。其中體力講的是人體的結構及其功能，智力講的是人的大腦結構和運動狀況，也就是大腦對外部世界進行感知和反映的能力或效果。人的這種智力和體力的生理基礎是生來就有的，所以是先天的。而人的社會素質則是由人的社會屬性決定的。它指的是人類對外部自然界和社會生活的認識和改造能力，是由人在社會實踐基礎上形成的社會覺悟和政治態度、科學文化水平、理想意識、道德素養構成的。所以，人的社會素質無疑是后天形成的。這一方面是因為人的社會覺悟和政治態度以及文化科學水平、理想意識、道德素養都是后天鍛煉、學習和受教育的結果。另一方面，作為社會的人，他們的社會素質必須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相適應，不同的生產力水平，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對人的社會覺悟、文化水平、紀律、理想意識和道德素養的要求是不同的。在歷史發展的低級階段，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方式落后，它對人的社會覺悟、科學文化水平和道德素養的要求就低。而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特別是到了現代，人們面臨著世界性的產業革命的浪潮，以及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對人的社會覺悟，政治態度、道德素養、文化科學條件的要求就越來越高，對道德觀念也有了新的要求。所以，不同的歷史階段，對人的社會素質的要求是不同的。

我們國家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對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和水平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正在向縱深發展，于是對人的現代化的社會素質的要求，也就越來越高，越來越迫切。所以，就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加強全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設，大力培養“四有”新人，以解決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精神動力和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現代化建設的智力支持問題。

首先，從思想道德建設方面來看，經濟體制的改革，要求人們具有創新意識和新的道德觀念。

經濟體制的改革是一種創新活動，而創新則意味著要革除陳規陋習。因循守舊的習性與改革開放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從“好古”、“法先王”的傳統觀念，到僵化的本本主義，以及封閉的思維模式，無不給改革開放設下重重障礙。所以，只有破除舊的“安弱守雌，篤于舊習”的陋俗，樹立開拓進取的意識，才能使改革順利進行。

道德觀念作為社會意識形態中的一個具體形式，它根源于社會的經濟基礎和物質文明發展的水平。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使我國的經濟由單一的公有制結構向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共同發展的結構轉變；經濟運行機制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分配方式由平均主義向充分體現以按勞分配方式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的轉變，必然會引起人們利益關系的調整和價值觀念的變化。由此導致新的道德觀念和舊的傳統道德的沖突。舊的傳統道德中不僅有自給半自給的小農經濟思想和封建殘余思想的影響，也有在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下形成的道德觀念，這些道德因素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利于改革的心理障礙。特別是平均主義的思想，往往直接與改革和發展商品經濟相抗衡，成為經濟體制改革中思想道德建設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隨著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日益興旺，而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一部分人、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真正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在工資報酬和消費水平上拉開了差距，從而使人們的物質利益觀念日益強化了。本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就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就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本是件光榮的事。但與此相伴隨，又出現了唯利是圖的拜金主義和利己主義或個人主義。于是就要倡導遵紀守法的社會公德，誠實守信，辦事公道，服務群眾，奉獻社會的職業道德，以引導人們對社會負責，對人民負責，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反對小團體主義、本位主義，反對損公肥私，損人利己的行為。以有助于社會主義新道德觀念的形成。

其次，從革命理想、革命精神來講，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的支持。

鄧小平在講到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時，強調“理想和紀律特別重要”，因為我們的事業是具有無限光明前途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理想既是億萬人民共同奮斗的目標，又是團結鼓舞人民前進的動力。有了理想才能使人們認清方向，高瞻遠矚；才能使全國各族人民具有團結的共同基礎和前進的強大動力；才能使人們胸懷寬廣，自覺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抵制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

當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深入發展，更需要有理想的引導。有人認為，改革開放只要講實惠就行了，用不著講理想，理想是一種玄空的東西。這是一種嚴重的誤解。改革開放無論就其發展過程和要達到的目標來說，都是為了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實惠。而且講實惠與講理想是一致的。我國人口多，物質基礎比較薄弱，人民要想不斷地、愈來愈多地得到實惠，就要在共同理想的引導下努力奮斗，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否則，實惠是不會憑空飛來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使我國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上由溫飽到小康，再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一共同理想的實現，就給人民帶來很大的實惠。因此，我國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越是深入發展，就越要有理想。

但是，也要看到，在實現理想的奮斗中，必須把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同各個集體的發展目標和個人的人生追求結合起來。我們對西方“存在主義”的奉行者“以我為核心”、不顧社會利益的“自我設計”、“自我完善”的思想要進行抵制，但這并不是要否定與共同理想一致的個人的人生追求。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都實行“各盡所能”，為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創造條件。鄧小平非常重視調動每個人的追求理想目標的積極性，他說：“個人努力程度的差別，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會存在。”所以他主張：“盡可能使每個人按不同的條件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總目標前進。”如果作為個體的人沒有任何努力和追求，作為總體的人的創造就會衰竭。

在正確處理物質和精神的辯證關系的基礎上，重視精神的作用，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鄧小平在批判林彪“四人幫”離開物質講精神的同時，還以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則堅定性，堅持毛澤東關于“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正確主張。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預備會議上所作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講話中，既充分論述了重視群眾物質利益的必要性，又充分肯定了“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鄧小平非常重視革命精神的優良傳統，提出“我們一定要宣傳、恢復和發揚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60年代初克服困難的精神。”當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人把重視群眾物質利益絕對化起來，對“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進行否定和荒唐批判，而且這種荒唐批判不僅沒有受到應有的抵制，還得到了我們干部隊伍中某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時，鄧小平尖銳地指了出：“如果一個共產黨員沒有這種精神，就決不能算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不但如此，我們還要大聲疾呼和以身作則地把這種精神推廣到全體人民、全體青少年中去，使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進步的人們所向往，也為世界上許多精神空虛、思想苦悶的人所羨慕。”

再次，從紀律方面來講，鄧小平認為，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紀律教育也是特別重要的。紀律是人與人進行社會聯系的重要形式，是保證人們進行各種社會活動的必要手段。哪里有人的社會聯系和活動，哪里就要有紀律。紀律在革命中是奪取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取得勝利，也必須要有紀律的保證。鄧小平說：“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怎樣才能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呢？一靠理想，二靠紀律。組織起來就有力量。沒有理想，沒有紀律，就會像舊中國那樣一盤散沙，那我們的革命怎么能夠成功？我們的建設怎么能夠成功呢？”

最后，從教育科學文化建設方面來看，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與人的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更有著內在的密切聯系。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日益深入生產勞動，成為第一生產力，而作為生產力最重要因素的人，其科學文化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所以，能否提高人們的科學文化素質，已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敗的關鍵。同時，我國經濟增長的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就會引起社會經濟結構、技術結構和組織管理結構的變化，于是對人們的科學文化素質也就相應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黨政機關干部和企業、事業等單位的管理人員就要加強科學技術和管理知識的學習，更新知識，以適應現代化管理的要求。

從直接從事生產勞動的人員來說，提高他們的科學文化素質，以適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需要，則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發展的迫切要求。

從后備就業人員來說，隨著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和國內市場競爭將主要是科技、質量、效率和效益的較量的發展趨勢，給社會就業人員提出了新的要求的條件下，沒有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和專門的技術才能，則是不能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

總之，用共產主義的道德意識和現代化的科學技術把人民群眾武裝起來，提高人的整體素質，使社會的主體——人實現現代化、文明化，使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既有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高尚的道德、嚴明的紀律，又有開拓進取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則是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的根本活力之所在。

三、“四有”新人思想是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精神支柱

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當前正處于深化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轉型時期，人們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以及價值取向等方面，都發生了不少變化，廣大的勞動者、知識分子、干部隊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腐蝕與反腐蝕的斗爭中，在演變與反演變的較量中，能自覺錘煉自己，以身作則，廉潔自律，自覺而認真地實踐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過好名位關、權力關、金錢關、色情關、人情關，不受酒色財物的誘惑，盡心盡力地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而努力工作。但是在近年來，也確有為數不少的意志薄弱者，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受不住燈紅酒綠、金錢至上、吃喝玩樂的引誘而墮落了。從道德方面來看，不僅少數人表現出道德理想的淡化，道德意識的冷漠，而且在一些黨政干部、企業管理人員中也表現出道德理想的淡化以及道德意識的冷漠，同時剝削階級的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道德觀念浸入了不少人的靈魂；不僅表現在社會公德的失范，而且表現在社會主義職業道德、愛情婚姻和家庭道德的失范，等等。這種道德失范現象，從黨政機關來看，不正之風，腐敗現象在不少黨員特別是在黨員領導干部中滋生蔓延，屢禁不止；從青少年來說，確有不少人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淡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滋長，什么祖國前途、人類理想已被拋在一邊，人生價值定位于個人利益以至金錢的多少，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受到不應有的指責和譏諷。從社會風氣來看，封建迷信活動、賣淫、嫖娼、吸毒、販毒、拐賣婦女兒童這些早已絕跡的丑惡現象又沉渣泛起；有的地方賭博完全取代了正當娛樂；假冒偽劣、欺詐活動成為社會公害；犯罪事件中的大案、要案、團伙持槍搶劫案以及駭人聽聞的惡性案件上升；車匪、路霸、流氓、地痞的滋生已非個別地方、個別現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遭到扭曲，等等。這種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就會使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泛濫成災。廣大人民群眾對此極為不滿。于是鄧小平強凋指出“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過去我們黨無淪怎么弱小，無論遇到什么困難，一直有很強大的戰斗力，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鐵的紀律。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這都是我們的真正優勢”。

鄧小平的“四有”新人思想，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符合人民的利益，也體現了時代發展的要求。是我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精神武器，也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鄧小平認為要發展文化科學教育，努力培養“四有”新人，為現代化建設造就生力軍。

要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質，就要把教育抓上去。我們知道，一定的工作要求相應的文化和科學技術水平。而教育能使人懂得經濟結構變化的原因和趨勢，給人一種適應一定工作需要的能力，使人能比較迅速地適應經濟結構的變化，并進一步發揮專長，從人力資本角度順應產業結構的演變；增加宏觀效益，并給人帶來收益。一般說來，受過教育的人有較強的流動傾向。以地區遷移、職業更換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流動，是人力資本形成的另一途徑。要素流動能重新配置經濟資源，提高效率。

教育對于農業的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受到教育的農民能更多更快地接受新技術，因而能得到較高的土地收益率。

同時，我們還看到，人們接受教育后，可以樹立正確的價值判斷觀念，提高紀律性，加強對工作、社會和人類的責任感，激發人們的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而且，人們的共同教育經歷可以促使不同種族、宗教、語言等背景的人形成共同的世界觀和共同的價值取向。教育作為一種民族的粘合劑，能避免內耗，增進凝聚力，有利于不同民族構成的國家團結統一。這種統一和安定反過來成為經濟進一步增長的基本條件。

從教育、經濟增長與政治民主化的相互關系上看，政治民主化的前提條件是提高人們政治意識，增加人們的政治需求，擴大人們的政治參與。而這三點的基本前提又涉及到人均GNP的提高，工業化、都市化、大眾傳播媒介的擴大等。其中最低限度的教育水平和識字率又是最基本的。一個文盲率較高的民族，現代經濟增長便失去后勁，政治民主化無從談起。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本世紀末戰略目標的實現和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宏偉目標，其生力軍就要靠教育的培養。所以，鄧小平說：“中央提出要以極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從中小學抓起，這是有戰略眼光的一著，如果，現在不向全黨提出這樣的任務，就會誤大事，就要負歷史的責任。”

要把教育搞上去，首先要堅持教育的三個面向。鄧小平1983年國慶節為景山學校“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題詞。這三個“面向”，是發展和改革我國教育的根本方針。教育要面向現代化，就是要求我們必須樹立教育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依靠教育的思想。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出發，提高全黨對教育工作的認識，調動廣大教育工作者和社會各界的積極性。大力發展教育事業，積極推進教育體制改革，其根本目的是要提高民族素質，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教育要面向世界。就是教育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使廣大受教育者深入理解社會發展規律，理解當代世界的進步、矛盾和人類前途，理解我們中華民族如何自強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如何為人類作山更大的貢獻；同時在教育體制、教材內容、教學手段和方法上，適應世界新技術革命的要求，以利于吸收當代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其他有益文化，使我們的古老的民族煥發青春，以新的面貌重新站在世界文明的前列。教育要面向未來，就是教育作為“基本的基本建設”，不僅要與現實的經濟發展相協調，而且要努力走在經濟建設的前面，為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巨大的后勁創造條件，為本世紀末戰略目標的實現和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宏偉目標準備大批的各級各類合格人才，這些人才都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和社會主義事業，具有艱苦奮斗的獻身精神和實事求是，勇于創新的科學精神。

其次，培養革命的理想和道德，以保證社會主義事業健康發展。

我們國家要實現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不是搞的別的什么現代化；我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但不是回到過渡時期；我們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多種分配形式，重視勞動者和經營者的合法利益，但不是提倡“一切向錢看”，更不允許以非法手段或利用手中的權力牟取暴利；我國提倡一部分地區和個人先富起來，是為了使他們帶動和幫助沒有富的地區和個人共同富裕起來，既要合理拉開差距，又要調節過高的個人收入，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現社會公平，防止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所以，鄧小平說，我們所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其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為了將來實現共產主義。于是，鄧小平反對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號，鼓吹“全盤西化”，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的行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作為共產黨員來說，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這都是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

在全體人民中則要宣傳高尚的道德。我們知道，經濟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人力征服自然的收獲。就經濟的性質或意義來說，經濟是由人力所決定的東西，是由人類的理智和道德的努力創造而成的東西。由此可見，一切經濟，其背后均有道德的觀念和意識的作用在支配著它；同時，我們還知道，道德又是經濟基礎的反映。我國當今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所以道德建設就要從這個實際出發，鼓勵先進，照顧多數，把先進性的要求與廣泛性的要求結合起來。全民范圍的道德建設，既要肯定按勞分配和發展商品經濟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距，又要鼓勵發揚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個人利益相結合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精神，發揚顧全大局，誠實守信，互助互愛和扶貧濟困的精神。對于我們社會中的先進分子，為了人民的利益和共產主義理想，站在時代潮流的前面，奮力開拓，公而忘私，必要時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的崇高的共產主義道德，應當在全社會認真宣傳和提倡。

同時，我們還知道，道德是調整人們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社會主義道德在調整人們的關系時，既要講物質利益，又要講犧牲奉獻精神。歷史上任何階級的道德，都要觸及人們的利益關系。封建主義的道德觀只要求人們為統治階級作出犧牲奉獻，根本抹熬人民自身的物質利益。他們鼓吹“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而資本主義的道德觀則把個人的物欲作為道德的基礎。

社會主義道德必須正確處理人們的利益關系。無產階級的解放斗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社會主義社會實行按勞分配，勞動還是謀生手段，還遠沒有成為樂身要素。社會主義社會全民范圍的道德建設，不能否定人們對自身物質利益的正當關心。鄧小平說：“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

但是，社會主義反對以“物欲”為基礎的道德觀。如果我們離開人的社會性以“追求幸福的欲望”作為道德的基礎，實質上是為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作辯護，因為任何“追求幸福欲望”都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實現的。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要獲得利益和幸福，不是單憑“欲望”，而是要團結奮斗。要團結奮斗就會有犧牲。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已經得到的利益和幸福，正是前人為革命和建設作出犧牲和奉獻得來的。只講索取，不講奉獻，任何幸福都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一個民族，講犧牲的人多，其興旺發達就大有希望。鄧小平說：“為了國家和集體利益，為了人民大眾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覺悟的先進分子必要時都應當犧牲自己的利益。我們要向全體人民、全體青少年努力宣傳這種高尚的道德。”只有宣傳、提倡和實踐這種道德，人們才有一個好的精神狀態，才能以更加奮發的拼搏精神去工作，去戰勝困難，開拓新局面。

再次，強調抓紀律教育，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

在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有人認為，改革重在搞活，紀律應該“松綁”。這不但在實踐上行不通，而且是有害的。

誠然，改革要打破僵化的體制，實行開放搞活。但是任何活力機制必須同相應的約束機制結合起來，才能發揮活力的有效性。窒息活力的約束是僵化，但沒有約束的活力則會失控。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是在黨和政府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的。建設和改革需要紀律，紀律保證建設和改革。如果紀律廢弛，章法混亂，即使把活力都釋放出來，也是會互相抵消的。至于亂哄哄地搞社會動亂，就更談不上建設和改革，甚至會把前進拉向后退。從改革的目標說，是要改變黨政不分、政企不分、權力過分集中，以及政出多門、層層設卡的狀況，給地方、給企業、事業單位更多的自主權，以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但也要保證全國的政令統一，令行禁止，健全宏觀調節體系，形成微觀自我約束機制，要求地方、部門、單位、企業樹立全局觀念，嚴格依照法規和政策辦事。鄧小平強調要在繼續把經濟搞活的同時，也“要防止只顧本位利益、個人利益而損害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壞性的自發傾向。……以防止對自主權的曲解和濫用。”強調“遵守紀律的最高標準，是真正維護和堅決執行黨的政策，國家的政策”，反對“你有政策，我有對策”的無紀律行為；強調“在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同時，還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中國不能亂哄哄的，只能在安定團結的局面下搞建設才有出路。一切反對、防礙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東西都要排除，一切導致中國混亂甚至動亂的因素都要排除。……要用這個道理教育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只有這樣，我國才能有一個安定的環境進行改革和建設。

綜上可見，通過培育“四有”新人的途徑，來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并以此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以形成有利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共同理想、價值觀念和道德規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惡現象的滋生蔓延；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傳播；抵御敵對勢力對我“西化”、“分化”的謀圖，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相互促進，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思想，是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有關人的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一定要在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中認真地運用和實踐它。

（原載《開發研究》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