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又一成功實踐

高 屹

在2000年的鐘聲即將敲響的時候，中華民族翹首以盼，迎來了又一個激動人心的日子：1999年1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要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海內外的中華兒女，為這一莊嚴歷史時刻的到來，期待了多少年，奮斗了多少代！澳門就要回到偉大祖國母親的懷抱了，這一回歸洗雪了外國在澳門實行殖民統治100多年的恥辱。這是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繼香港回歸之后的又一次成功實踐，標志著祖國和平統一的歷史進程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澳門即將順利回歸，再次有力地向全世界說明：中國的統一和中華民族的振興是無法阻擋的民族意愿，“一國兩制”是實現中國和平統一的最好途徑。

澳門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明嘉靖32年（1553年），葡萄牙人采取欺騙、行賄的手法租借澳門。鴉片戰爭以后，葡萄牙挾英法之力欲吞并澳門，1887年，他們誘逼清政府與之簽訂了不平等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事實上奪取了中國的領土澳門。澳門被葡萄牙侵奪后，中國人民為收回澳門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斗爭，然而，由于積貧積弱的舊中國長期處于四分五裂狀態之中，收回澳門的愿望一直未能實現。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揭開了中國歷史的嶄新一頁，中國人民從此徹底擺脫了外國勢力的奴役和壓迫，澳門回歸也才真正有了實現的可能。中央政府曾多次闡明對澳門問題的立場，并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這一問題。1974年葡萄牙政府宣布承認澳門是“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國領土”。1979年2月8日，中葡建立外交關系，雙方達成原則諒解，同意適當時候通過兩國友好協商解決澳門問題，解決之前維持現狀。

80年代，鄧小平科學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重新思考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提出了用“一國兩制”的構想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方針。隨著中央確立解決臺灣問題的基本方針并開始著手香港問題的解決，解決澳門問題也進一步提上了日程。在解決澳門的問題上，鄧小平提出的方針與解決香港問題原則上是一致的。1984年10月3日，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鄧小平明確指出：“澳門問題將會像香港一樣，用同一個方式解決。”3天后，他又在會見澳門知名人士馬萬祺夫婦時進一步明確指出：“澳門的情形，是如何繼續保持安定繁榮。”“澳門問題也將按照解決香港問題那樣的原則來進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變等等。”

在鄧小平的親自指導下，中國政府從1986年6月到1987年3月，與葡萄牙政府進行了解決澳門問題的四輪會談，因為澳門問題不涉及主權歸屬問題，又有香港問題的解決為借鑒，外交談判比較順利。葡方曾一度提出把交還澳門的時間推遲到下個世紀的主張。對此，中國政府表示不能接受。鄧小平明確指出，澳門問題必須在本世紀內解決，決不能把殖民主義的尾巴拖到下個世紀。雙方經過協商，最終確定1999年12月20日葡萄牙將澳門歸還中國。1987年4月13日，兩國政府關于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在北京簽字。鄧小平出席了簽字儀式，并在簽字前會見葡萄牙總理席爾瓦時指出：解決澳門問題不僅要符合中國的利益，還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門的利益；而解決臺灣問題，則既要符合大陸的利益，也要符合臺灣的利益。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后，于1988年1月15日起正式生效。中國政府確定在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的同時，將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這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而且符合葡萄牙的利益，尤其是符合40多萬澳門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各個方面所接受，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譽。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方針，從戰略高度看待澳門回歸問題，做了大量創造性的工作，為澳門的順利回歸奠定了更為堅實的基礎。1993年3月，經過在澳門多次廣泛咨詢和數易其稿后，澳門基本法在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獲得通過，從而把我國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以法律形式具體確定下來。1997年2月，江澤民主席在同來訪的葡萄牙總統桑帕約會談時指出，雙方領導人都應站在戰略高度去看問題，分析形勢，站得高才能看得遠。

1998年5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在北京成立，會上公布了全國人大授權籌委會進行的、與籌建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的九項任務，主要是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構和其成員的產生制定辦法并組織實施。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全體委員，江澤民主席在重要講話中指出，澳門回歸對澳門的長期穩定發展，對最終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具有重大意義。他殷切希望委員們為澳門回歸祖國的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接作出貢獻。特區籌委會依據澳門基本法和全國人大的有關規定，按照“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方針，就特區的籌建進行了緊張有序的工作，1999年4月選出了200名具有廣泛代表性的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5月，由籌委會主任委員會主持，推委會選舉產生了特區第一屆政府行政長官人選并獲國務院任命，從而完成了組建特區的核心工作。隨后，特區政府的其他行政主要官員和司法官員也相繼產生，特區第一屆立法會也組建完畢。

在澳門即將回歸祖國的前夕，江澤民主席于今年10月26至27日應邀對葡萄牙進行了國事訪問。這次訪問的特殊意義就在于，從戰略高度把握澳門回歸問題，通過加強中葡友好合作關系，為12月20日澳門回歸和政權交接儀式若干未盡事宜通過最高級別的協商加以落實和確認，確保澳門問題的圓滿解決。針對葡萄牙朝野普遍關心的澳門回歸后如何落實“一國兩制”的問題，江澤民主席重申：“中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后，中央人民政府將嚴格遵循‘一國兩制’的方針，按照澳門基本法辦事，不會干涉屬于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的事務。葡萄牙在澳門的合法權益、葡后裔居民的生活習俗和文化傳統將會依法受到保護和尊重。”他強調說：“保證澳門政權交接的順利進行，符合中葡兩國的根本利益”。

鄧小平在1984年12月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就充滿信心地說：“再過十三年，再過五十年，會更加證明‘一國兩制’是行得通的。”之所以能夠行得通，因為這一構想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來的，是在中國的主體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的前提下，在自己的身邊、在小范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局勢可以長期穩定，有利于我們一心一意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同時，有利于香港、澳門、臺灣的長期穩定、繁榮和發展。

“一國兩制”之所以能夠行得通，還因為這一構想符合時代精神和當今世界的潮流。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維護世界和平的因素在不斷增長，冷戰格局一步步瓦解，要和平、求合作、促發展逐漸成為時代的主流。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問題，冷戰思維和方式已行不通了。在這種大背景下，我們用什么方式和途徑實現祖國的統一呢？鄧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么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中國要解決香港、澳門、臺灣問題，最好的方式和途徑就是“一國兩制”。“‘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能夠行得通的。這件事情會在國際上引起很好的反應，而且為世界各國提供國家間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一個范例。”“這樣能向人民交代，局勢可以穩定，并且是長期穩定，也不傷害哪一方。”

香港和澳門問題的圓滿解決、香港回歸后的發展、澳門過渡時期的平穩過渡，都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是能夠行得通的。

香港回歸2年多來，香港同胞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并沒有因為回歸祖國而發生任何的變化，“一國兩制”更加顯示出其旺盛的活力和美好的前景，這已是香港同胞和包括英國在內的整個國際社會不爭的事實。江澤民在會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時指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之所以能夠取得可喜的成功，是因為從中央到全國人民，尤其是香港同胞，對這項方針有著堅定的共識。只有始終堅持“一國兩制”方針，才能保證香港的穩定繁榮，才能最符合最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一國兩制”的實踐在香港已經取得成功，相信在澳門也會取得成功。

澳門回歸在即，“一國兩制”和澳門基本法早已獲得澳門各界和廣大居民的廣泛認同，中葡雙方通過對話與合作，解決了一系列重大問題。在中方的推動下，葡方在解決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地位三大問題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結果令人基本滿意。香港回歸后保持了穩定和發展，給澳門回歸創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和心理基礎。作為“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主體，澳門居民愛國熱情空前高漲，以主人翁的姿態積極投入參與回歸事務，對特別行政區的建立和澳門的明天充滿信心。

“一國兩制”是一個全新的理論概念和科學的戰略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基本內容是在祖國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同時在臺灣、香港、澳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這一構想，既體現了實現祖國統一、維護國家主權的原則性，又充分考慮了臺灣、香港、澳門的歷史和現實，體現了高度的靈活性，是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基本方針。海外有些人至今對這一構想不能理解，存有疑慮。一些對社會主義中國懷有敵意并總抱著冷戰思維不放的人，甚至詆毀這一構想。說到底，他們是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缺乏了解和認識。

一心一意搞建設，在改革開放中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我們黨和國家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鄧小平指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也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不斷發展生產力的社會主義，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只有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國家才能一步步富強起來，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爭取到和平的環境，才能比較順利地發展。”

“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是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科學社會主義認識上的一個新總結。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能不能和平共處，和平共處的原則能不能用于解決一個國家的內部問題，這是當今多樣化發展的世界中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從世界上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將長期并存的事實出發，從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環境的現實出發，鄧小平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同社會主義統一起來，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和平共處的理論和實踐。他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靈活運用和平共處原則于一個主權國家內部，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他說：“和平共處的原則用之于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某些問題，恐怕也是一個好辦法。根據中國自己的實踐，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這也是一種和平共處。”

“一國兩制”是我們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具體體現，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需要。在統一的國家內，在國家主體堅持社會主義的前提下，兩種社會制度并存，有利于促進祖國大陸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可以通過兩種制度互相合作，互相促進，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鄧小平指出：“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制定‘一國兩制’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存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臺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這是個新事物。這個新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中國特色”。

“一國兩制”先后在香港、澳門的成功實踐，證明它符合時代潮流，合乎中國國情，順乎民族意愿，體現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能夠行得通的。澳門回歸將同香港回歸一樣載入歷史史冊，極大地鼓舞整個中華民族。它將昭示世人，國家要統一，民族要振興，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它將有力地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進程，對解決臺灣問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因為鄧小平“一國兩制”構想最早是針對臺灣問題提出來的，在實踐中，香港和澳門走到了前面。澳門回歸后，臺灣問題必將會引起海內外的中國人和國際社會更多的關注。

臺灣問題是實現祖國統一中的最主要問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一貫原則立場。鄧小平指出，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可讓外國插手。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臺灣的現實，“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臺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臺灣把大陸吃掉”。他還多次強調，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政策上還可以比香港問題更寬，“所謂更寬，就是除了解決香港問題的這些政策可以用于臺灣外，還允許臺灣保留自己的軍隊”。但是，祖國必須統一，任何分裂中國的圖謀都是包括臺灣人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的。在這個關系國家和民族的原則問題上，客觀上存在著和平的和非和平的兩種方式。鄧小平始終強調：“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作出這樣的承諾。”我們絕不能輕易使用武力，但是為了國家的統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

“一國兩制”符合包括臺灣人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最好途徑。為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然而，臺灣的李登輝之流卻違背民族意愿，近來又一意孤行地拋出了旨在分裂中國的“兩國論”，公然挑釁舉世公認的一個中國原則，破壞海峽兩岸關系的發展，阻礙中國的和平統一進程，并在當今國際社會制造麻煩。這種倒行逆施的丑惡表演，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海內外中國人的同聲譴責，也激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批評。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是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和政治現實。任何分裂祖國的圖謀，都是中國人民、中國政府、中國人民解放軍所不能答應的，也都是不能得逞的。那些不顧臺灣人民的利益，不惜把臺灣拖向災難深淵的人，必將被全中國人民包括臺灣人民所拋棄。按照“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解決臺灣問題，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大勢所趨，是任何人也阻擋不了的。

澳門就要回歸祖國了。伴隨著這一盛事，中華民族將滿懷信心地跨入21世紀。鄧小平曾經說過：“中國還有個臺灣問題要解決。中國最終要統一。能否真正順利地實現大陸和臺灣的統一，一要看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結果，二要看我們經濟能不能真正發展。”展望21世紀，我們堅信，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香港和澳門一定能夠保持長期的繁榮和穩定；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一定能夠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隨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祖國的日益強大，必將進一步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進程，中國的最終統一一定會實現！

（原載《解放軍報》1999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