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軍：鄧小平與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鄧小平與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徐永軍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是黨的思想路線的大討論，在黨和國家的歷史進程中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領導和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鄧小平的一個偉大功績。本文將從討論開始前和開始后兩個階段論述鄧小平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關系及其歷史貢獻。
一、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開始前，鄧小平率先批評“兩個凡是”，力倡實事求是，為討論作了思想鋪墊，大討論由此引發
粉碎“四人幫”以后，面對廣大干部群眾希望為1976年“天安門事件”平反和盡快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要求，“兩個凡是”被提了出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對“兩個凡是”作了完整的表達：“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個“凡是”被作為當時必須堅持的指導方針。按照“兩個凡是”，“天安門事件”平反不了，鄧小平復出不了，“文化大革命”中其他一切遺留問題也解決不了。按照“兩個凡是”，一切只能率由舊章，沿著“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道路繼續走下去，國家將不可避免地再度陷入混亂，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愿望也終將落空。
“兩個凡是”一出臺，鄧小平就洞察到了它的危害性與錯誤實質。1983年11月6日，他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時說：“在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兩個凡是’展開了辯論。三中全會以前黨內對‘兩個凡是’就有意見。1977年2月我住在西山，看到有關‘兩個凡是’的提法，就感到不對，認為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論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頁。】因此，他率先站出來對“兩個凡是”提出批評。
鄧小平對“兩個凡是”的批評從三個層面展開。
第一個層面是從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的角度，提出“完整地準確地”的觀點，指出“兩個凡是”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本質。
1977年2月，在葉劍英的關照下，鄧小平的政治境遇有所改善，許多老同志紛紛前往探望。閑談中，每每談到“兩個凡是”，鄧小平公開贊成許多同志的看法，指出“兩個凡是”不對。【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轉引自《大轉折的日日夜夜》（上），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頁。】
3月，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針對黨內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呼聲，中央主要負責人雖然在這兩件事情上有所讓步，在14日的講話中表示，要在適當的時候讓鄧小平出來工作，承認“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去表示自己對周恩來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卻又一次強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批是必要的”；還說：對待這樣的問題，“要有一個根本的立足點，這就是要高舉和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離開這個立足點，就會引起思想混亂”【《中國改革開放史》，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頁。】。這表明中央主要負責人想繼續貫徹“兩個凡是”的方針。它引起了鄧小平的深思。
經過反復思考，4月10日，鄧小平寫信給華國鋒、葉劍英并黨中央，提出了與“兩個凡是”截然不同的“完整地準確地”的觀點：“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頁。】在信的最后，鄧小平提出，如果中央認為沒有不妥，希望中央連同他1976年10月10日寫給中央的信，印發黨內。5月3日，中共中央轉發了鄧小平的信。
由于一開始就考慮到向黨內轉發，鄧小平對“兩個凡是”的批評非常含蓄，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其鋒芒是指向“兩個凡是”的。1978年7月22日，鄧小平在同胡耀邦談話時點明了這一點：“我那個完整地準確地的話怎么出來的。本來我想不起這個話，我就是根據‘兩個凡是’，要完整準確。”【轉引自《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28頁。】
在內部談話中，鄧小平對“兩個凡是”的批評則要鮮明得多。在中央轉發他的信的前夕，大約是1977年4月底，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志前往西山征詢他的意見。這兩位同志直接參與了“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和3月14日中央主要負責人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的起草與審定。一見面，鄧小平就直截了當地對他們指出：“‘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鄧小平告訴他們，他4月10日給中央的信，提出“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觀點，是經過反復考慮的。
5月24日，鄧小平把他對中央辦公廳兩位同志的談話內容告訴了前來看望的王震、鄧力群等，并說：“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就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一針見血地點明了問題的實質：“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同志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頁。】
雖然鄧小平的這兩次談話，都是黨內談話，沒有公開發表，但它們還是不脛而走，在黨內傳播開來，并傳向社會，發生了影響。人們由此認識到毛澤東“有些話講錯了”，毛澤東“自己也犯過錯誤”，并非“句句是真理”；認識到如何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一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
但是，頑固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卻不愿意接受鄧小平的這些觀點，并且加以指責和非議。1977年7月21日，在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作出了回應。他說：“我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于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同志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他還進一步指出：“就一個領域、一個方面的問題來說，也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3頁。】鄧小平的這個講話一方面堵住了非議者的嘴，防止他們歪曲；另一方面，在黨內再一次完整系統地宣傳了“完整地準確地”的觀點，使這一觀點為更多的干部群眾所熟悉，所掌握，并成為大家委婉抵制“兩個凡是”的思想武器。
“兩個凡是”是當時的中央主要負責人作為指導方針提出來的。它遭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對，也贏得了不少人的同情與支持。它絕不是個別人的觀點，它代表著一種思潮，有著相當的社會基礎。其中主要的是三種人。第一種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毛澤東晚年錯誤有這樣那樣聯系的人。第二種是那些仍然沉溺于個人迷信中的人。第三種是那些已經認識到毛澤東有錯誤，但心有余悸，不敢承認也不敢觸及的人。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淡忘或背離了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要推翻“兩個凡是”，首先要瓦解它的這個社會基礎。最好武器，就是恢復和發揚毛澤東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鄧小平敏銳地洞察到了這一點。因此，他一復出，就大力倡導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等優良傳統和作風。
7月21日，鄧小平專門講了“毛澤東思想里面的黨的學說問題”，強調：“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對我們黨的現狀來說，我個人覺得，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特別重要。”他語重心長地解釋：“我為什么說實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們的黨風、軍風、民風，關鍵是要搞好黨風。現在，‘四人幫’確實把我們的風氣搞壞了。‘四人幫’的破壞實際上是十年，或者說是十年以上，開始是同林彪結合在一起。他們弄得我們黨內同志不敢講話，尤其不敢講老實話，弄虛作假。甚至于我們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這些壞習氣，這是不應該原諒的啊！”【《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45、46頁。】
8月18日，在中共十一大致閉幕詞時，鄧小平就講了一個中心問題，即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他再次慎重地向全黨提出：“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起碼標準。”【《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頁。】
5天以后，即8月23日，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在談到通過辦學校提高干部素質時，鄧小平又一次強調學校一定要恢復和培養我們軍隊的傳統作風，保證學校向部隊推薦的干部“有好的思想和作風”。他說：“這種作風就是艱苦奮斗的作風，實事求是的作風，群眾路線的作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63頁。】
鄧小平接二連三地在黨和軍隊的會議上提倡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等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鏟除“兩個凡是”賴以生存的土壤，重新確立黨的實事求是的正確的思想路線。他的這一努力，得到了黨內許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響應與支持。
毛澤東逝世一周年之際，葉劍英、陳云、聶榮臻、徐向前等紛紛撰寫紀念文章或發表講話，宣傳毛澤東一貫倡導的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他們的文章或講話，與鄧小平倡導實事求是的精神是一致的，許多語言都是相似的。這以后，報紙、刊物又發表了一大批宣傳實事求是的文章，逐漸在全國形成了要求恢復實事求是優良傳統的政治氛圍。在這種氛圍中，人們對“兩個凡是”的抵制和批評越來越大膽，越來越集中。
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的第三個層面是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角度，以“完整地準確地”觀點和實事求是為指導，領導科教戰線的撥亂反正，撕開了“兩個凡是”的缺口，鼓舞人們拿起“實踐標準”與“兩個凡是”作斗爭，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帷幕由此拉開。
在中央征詢鄧小平對出來工作的意見時，他主動請纓分管教育和科學。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一年半時間里，特別是在1977年下半年，鄧小平投入巨大的精力抓科教戰線的撥亂反正。
鄧小平領導科教戰線撥亂反正的思想武器，就是他提出或反復倡導的“完整地準確地”觀點和實事求是。
早在1977年5月12日，中國科學院負責人方毅、李昌去看望他時，針對科教戰線的落后狀況和存在的問題，他就強調，抓科學和教育工作，一定要以實事求是作為指導思想，“實事求是是毛主席講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懂得這一條就有希望”。并從實踐的角度，對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觀點或習以為常的做法提出質疑：“科學研究方面的先進東西是人類勞動的成果，為什么不接受？接受這些東西有什么可恥？”，“一個時期，說科技人員是‘臭老九’，連發明權都沒有。科學研究是不是勞動？科研人員是不是勞動者？三大革命運動還有科學實驗嘛”。【《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
7月21日，在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在強調就一個領域、一個方面的問題來說，也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時，列舉了關于知識分子的問題和關于領袖和群眾的關系問題兩個例子做了說明。關于知識分子問題，他說：“毛澤東同志歷來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四人幫’把知識分子一概稱為‘臭老九’，并且還說這是毛主席說的。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曾經把他們看做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這樣的話我們現在不能繼續講。但是從整個革命和建設過程來看，毛澤東同志是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的。他在一九七五年，還針對‘四人幫’的誣蔑，提出‘老九不能走’。我們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同志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思想和政策。”【《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頁。】
8月8日，他在科教座談會上講話，指出：“我們要把毛澤東同志在教育方面的主導思想，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主導思想講清楚。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領域的指導思想，應當從總體方面完整地準確地表達出來。這是很重要的。”強調改變壞的風氣，“要從小學教育開始”，“培養好的風氣，最主要的是走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在實踐上，他對“文化大革命”前全國教育戰線17年的工作作了肯定的估計，認為“主導方面是紅線。應當肯定”。他說：“十七年中，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管是科學工作者還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黨的正確領導下，辛勤勞動，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教育工作者，他們的勞動更辛苦。現在差不多各條戰線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國以后我們自己培養的，特別是前十幾年培養出來的。如果對十七年不作這樣的估計，就無法解釋我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54、57頁。】這是一個“離經叛道”的講話，又受到堅持“兩個凡是”的人的指責。
9月19日，鄧小平同教育部負責人談話。談話一開始，矛頭就直指《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的“兩個估計”。指出：“‘兩個估計’不符合實際。”“建國后的十七年，各條戰線，包括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戰線，都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路線占主導地位，唯獨你們教育戰線不是這樣，能說得通嗎？《紀要》是毛澤東同志畫了圈的。毛澤東同志畫了圈，不等于說里面就沒有是非問題了。我們不能簡單地處理……《紀要》引用了毛澤東同志的一些話，有許多是斷章取義的。《紀要》里還塞進了不少‘四人幫’的東西。”“我們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體系。我提出這個問題，可有人反對哩！大家知道，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應該準確地完整地理解它的體系。對毛澤東思想就不這樣？也應該如此嘛，否則非犯錯誤不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詞，就是‘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他提醒教育部負責人：“你們的思想沒有解放出來。你們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分子說話，還背著‘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筋斗的。現在教育工作者對你們教育部有議論，你們要心中有數。要敢于大膽講話。”他點明了他們的顧慮：“怕又跟著我犯‘錯誤'。”他鼓勵他們“要爭取主動”，“要放手去抓，大膽去抓，要獨立思考，不要東看看，西看看。把問題弄清楚，該怎么辦就怎么辦”。他明確提出：對“《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限”。并說：“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辭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辦事要快，不要拖。”【《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67、68、71頁。】
鄧小平的這次談話有兩個特別的意義。第一，這篇談話可以說是在實踐上討伐“兩個凡是”的檄文。其中心思想，就是號召人們解放思想，大膽地糾正一切錯誤。第二，它提出了一個評判對錯、是非的標準，即實事求是的標準，也就是實踐的標準。這是與“兩個凡是”迥然不同的標準。
鄧小平的這次談話還在實踐上取得了一個重大成果。根據這次談話的精神，教育部撰寫了《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制的’兩個估計”》一文。文章徹底推翻了“文化大革命”中長期流行、嚴重困擾教育戰線的“兩個估計”。盡管在“兩個凡是”沒有徹底推翻之前，文章的發表得虧于一個偶然的因素，由于媒體的廣泛宣傳，它還是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影響，把“兩個凡是”的帷帳撕開了一個大大的缺口。這是對“兩個凡是”的重大突破。這種突破，為人們高舉實踐標準與“兩個凡是”作斗爭做出了表率。
綜上所述，鄧小平在三個層面與“兩個凡是”的斗爭，至少可以給我們兩點啟示：第一點，鄧小平反復強調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和極力倡導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本身就是對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是全黨解放思想的先導，是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為主要標志的全國思想解放運動的前奏。對于這一點，早在1980年11月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給予了充分肯定：“1977年2月份，小平同志公開贊成許多同志的看法，指出‘兩個凡是’不對，這是廣為流傳的，開了我們黨解放思想的先導，思想解放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轉引自《大轉折的日日夜夜》（上），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頁。【理論界和黨史界也都予以認同。第二點，鄧小平倡導實事求是的努力，在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的積極響應與支持下，在社會上逐步形成了要求按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辦事的政治氛圍，為實踐標準的提出作了直接的思想鋪墊；鄧小平在實際工作中，領導科教戰線，實事求是地劃清歷史是非，為人們高舉實踐標準同“兩個凡是”作斗爭做出了表率。這種鋪墊和表率作用，“孕育”了以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為主題的文章，從而引發了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對于這一點，人們的認識既有分歧，也不充分。不贊成這一評價的理由是，鄧小平事先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以下簡稱《實》文）的起草與發表過程并不知情。他自己也說過，《實》文發表時他沒有注意，聽說引起了很大的反應才看了文章。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鄧小平自己還說過：“我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后九個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來工作的，到那時我才能參加中央的會議。我出來以后，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從此開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頁。】
“從此開始”點明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討論的由來，實際上也點明了鄧小平發動者的作用。
二、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開始后，在討論面臨夭折的形勢下，最先公開肯定《實》文，并排除各種阻力，引導討論健康深入的發展，促進了全國性大討論局面的形成
根據起草和修改者的約定，1978年5月10日，《實》文首先在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刊登，第二天，《光明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12日，《人民日報》等全國主要日報全文轉載。
《實》文發表后，立即引起了人們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鄧小平采取一系列重大行動，支持和領導了這場討論。
第一，在《實》文受到責難，討論有可能被勒令停止、面臨夭折的關鍵時候，挺身而出，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公開給予支持。《人民日報》轉載《實》文的當晚，有人打電話給報社總編輯,指責《實》文“犯了方向性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認為“文章是提倡懷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是“要向馬列主義開戰，向毛澤東思想開戰”，“是要提倡我們去懷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澤東思想”，“很明顯，作者的意圖就是要砍旗”。
13日晚，又有人給新華社社長打電話，指責新華社轉發《實》文是轉發了一篇錯誤的文章。
17日，有人對《紅旗》雜志核心小組成員說，有些報紙用一個版、兩個版發表什么特約評論員文章，認為他們是代表中央講話的。到底代表不代表還很難說。有些人抓住實踐和真理的問題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18日上午，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中央負責人也指責文章“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政治上是砍旗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兩篇文章，我們都沒有看過。黨內外議論紛紛，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主席思想。”他還責問“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同一天，這位中央負責人同中宣部部長談話。當晚，中宣部部長就召集在北京參加教育工作會議的各省、市文教書記和宣傳部長開會，談他對《實》文的看法。他說，對這篇文章，我就聽到了兩種相反的意見，一種意見說文章很好，另一種意見說很不好。我也還沒有完全摸透。他提醒大家，不要以為《人民日報》登了，新華社發了，就成了定論。要拿鼻子嗅一嗅，對不對，不要隨風轉。
上面這些責難，都發生在《實》發表后一周內，來頭大，來勢猛，聲浪高。組織發表《實》文的同志感受到巨大的壓力。胡耀邦產生了“冷卻一下”的想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頁。】“楊西光在一個時期內神色比較嚴肅”，光明日報社的不少同志“心里多少也有些緊張”【王強華：《楊西光與第一篇“真理標準”文章的發表》，《炎黃春秋》1995年第5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得不到強有力的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很有可能落得個夭折的命運。
關鍵時刻，鄧小平第一個站了出來，肯定《實》文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駁不倒。
5月30日，鄧小平找胡喬木談話。他情緒激動地說：“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他指出，問題的癥結是“只要你講話和毛主席講的不一樣，和華主席講的不一樣，就不行。毛主席沒有講的，華主席沒有講的，你講了，也不行。怎么樣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講的，照抄華主席講的，全部照抄才行”。接著，他尖銳地指出：“這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這是當前一種思潮的反映。”他要求胡喬木在給他起草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時，著重講“實事求是是馬列主義思想、哲學、理論、方法的概括”這個問題。他說：“毛澤東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實事求是。”“我們講要繼承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培育的優良傳統，第一就是實事求是。歸根到底，這是涉及到什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什么是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7頁。】
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公開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開宗明義地指出：“我們說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決問題，問題解決得是不是正確，關鍵在于我們是否能夠理論聯系實際，是否善于總結經驗，針對客觀現實，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一切從實際出發。我們只有這樣做了，才有可能正確地或者比較正確地解決問題，而這樣地解決問題，究竟是否正確和完全正確，還需要今后的實踐來檢驗。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我們就一定什么問題也不可能解決，或者不可能正確地解決。”【《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14頁。】
這是對實踐標準的明確肯定。
講話中，鄧小平還用了近2000字的篇幅，引用或介紹毛澤東著作中關于理論與實踐關系的論述。如此集中地引用他人的講話，對鄧小平來說，這可能是僅有的一次。他的用意不言而喻，就是支持《實》文的觀點。
鄧小平還對那些堅持“兩個凡是”、指責《實》文是“向毛澤東思想宣戰”、是“砍旗”的人提出了批評。他說：“我們黨有很多同志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這是很好的，我們一定要繼續發揚。但是，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只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頁。】
鄧小平尖銳地指出，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如果我們按照他們那一套去做，只能是違反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號召：“我們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他強調指出：“這確實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任務。”【《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頁。】
鄧小平這個重要講話，不僅給堅持和贊同實踐標準的同志們“撐了腰”、“鼓了氣”，使他們一度緊張的心情“真正松了下來”【王強華：《楊西光與第一篇“真理標準”文章的發表》，《炎黃春秋》1995年第5期。】，更加積極地投身到討論中，而且為討論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把討論“提高到新的水平”【《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頁。】。
在鄧小平講話精神的指導下，6月24日，《解放軍報》發表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回答對實踐標準的非難。文章修改過程中，根據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的意見，大量引用了毛澤東的有關論述和鄧小平6月2日講話的內容，加強了立論的理論基礎，“令‘凡是'論者不能應戰”【《人民日報風雨四十年》，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頁。】。
在鄧小平講話精神的鼓舞下，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科學院為龍頭，全國理論界和學術界從6月下旬開始陸續召開了一系列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會，使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由無組織的小范圍的爭論變成有組織的較大范圍的討論。
以學習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為契機，一些軍隊和省部級領導借各種機會，公開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一度受到高壓、極有可能被扼殺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出現了轉機，開始朝著有利于堅持和贊同實踐標準的一方發展。這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推動這個轉折的就是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從此，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就在鄧小平的領導之下，排除各種障礙，一步一步走向深入，走向全國，走向勝利。
第二，多次同黨的高級領導干部談話，闡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重要性、必要性，引導討論健康地向前發展。鄧小平挺身而出，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令企圖壓制這場討論的人措手不及。但是，他們又不愿意就此罷休。
6月15日，主管宣傳工作的中央負責人召集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負責人開會，點名批評特約評論員文章。他說，有一些特約評論員文章，寫的東西不好，有問題，好像有股氣，要出氣。利用文章出氣不對。他似有所指地說，不能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沖擊，就把“文化大革命”說得一錢不值。最壞的是把矛頭對準毛主席。
接著，這位中央負責人指責《人民日報》對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報道的標題安排不當。他說：“對鄧副主席講話標題是精辟闡明了毛主席思想，這對。但對華主席的講話、葉副主席的講話為什么就不標‘精辟闡明’呢？難道華主席、葉副主席的講話就沒有精辟闡明毛主席思想嗎？這樣標題不是有意的嗎？”這實質上是指責《人民日報》的報道抬高了鄧小平。矛頭是指向鄧小平的。這樣的指責已經不是第一回。一個月前，這位中央負責人在指責《實》文是“針對著毛主席來的”時候，就捎帶上由鄧小平指導撰寫的《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
問題還沒有完。7月，也就是在各地討論會、座談會興起之際，一些省委常委開始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時候，這位中央負責人到山東視察，繼續批評《實》文是把矛頭對準毛主席的。他在同山東省委和濟南軍區負責人談話時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丟刀子，三不要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他甚至告誡山東省委和濟南軍區負責人，不要哪邊風大就向哪邊倒。
這些舉動，用意很清楚，就是試圖把剛剛興起的討論的大好局面往后拉。
面對阻撓，鄧小平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6月15日，中央宣傳口會議后的一天，鄧小平找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幾位負責人談話。胡喬木向鄧小平匯報了有關真理標準問題爭論的情況和會議的情況。鄧小平聽后說：“這事好辦得很嘛，爭就是了嘛，都不要扣帽子，在理論上探討嘛！從實際出發，不要說空話。”另一次，鄧小平又對他們說：“社會科學院是個研究理論講理論的機構。理論上不能讓步，我不勸你們在理論上遷就，遷就會失去原則。”鄧小平還說，他主張真理標準問題中央要討論一下，把問題講清楚。【《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臺前幕后》，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頁。】
7月21日，鄧小平找中宣部部長談話，詢問中宣部對真理標準討論“是不是下了通知劃禁區”，并說，宣傳部長不能犯錯誤，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頁。】
7月22日，鄧小平把胡耀邦找到家中，明確表示對他組織發表《實》文的支持。鄧小平說：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根源就是“兩個凡是”。【《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頁。】
8月19日，鄧小平聽取文化部負責人黃鎮、劉復之對文化工作的匯報后，關切地詢問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否涉及文化部。然后，向他們介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情況和他的態度：“（爭論）主要是由兩篇文章引起的。我說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是駁不倒的，我是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的，但有人反對，說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關于按勞分配問題的文章，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提過意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問題是從‘兩個凡是’來的。”
針對有人指責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是利用文章出氣，鄧小平明確表示：不要把什么都說成有氣，“要讓人說話。現在剛剛講了一下，就說是針對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毛主席沒有講過的話多得很呢。我們不要下通知，劃禁區。能夠講問題，能夠想問題就好。”【《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5頁。】
8月23日，鄧小平同最早打電話指責《實》文“犯了方向性錯誤”的同志談話，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是對的。并說，現在主要的問題是解放思想，不要從“兩個凡是”出發，要鼓勵破除框框，不要設“禁區”。
9月13日至20日，鄧小平視察東北三省和天津等地。一路上，他不停地向廣大干部闡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重要性，并針對“兩個凡是”提出的“砍旗論”，提出了識別真假高舉的標準。他說：怎么樣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是個大問題。“兩個凡是”不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四個字。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就要在每一時期，處理各種方針政策問題時，都堅持從實際出發。現在中央提出的方針、政策是真正的高舉。實事求是，開動腦筋，下大決心切實加速前進的步伐，是最好的高舉。離開這些，是形式主義的高舉，是假的高舉。【《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127、128頁。】他還說：我們要根據現在的國際國內條件，敢于思考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千萬不要搞“禁區”。“禁區”的害處是使人們思想僵化，不敢根據自己的條件考慮問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馬克思主義，是毛主席經常講的。現在這個問題還要引起爭論，可見思想僵化。【《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8、79、80頁。】
鄧小平這一系列談話的對象既有堅持和贊同實踐標準、反對“兩個凡是”的人，也有堅持“兩個凡是”、反對或不贊成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人；既有中央和國家部委的主要負責人，也有地方黨政軍負責人。從這些對象看，鄧小平的談話絕不是隨意的，至少有三個方面的意圖：一是給堅持和贊同實踐標準的人打氣，二是為討論的展開清除障礙，三是把討論推向全國。鄧小平的談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胡耀邦當時就表示：“我這下可以大膽些了。”當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組的編輯同志聽了胡耀邦的傳達后，“大家也很高興，很受鼓舞”【《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28頁。】。持反對態度的人，即使沒有因此轉而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也基本上做到了沒有再“下禁令”。從9月下旬，也就是鄧小平視察東北后，到11月，共有21個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解放軍11個大軍區、5個兵種和軍委三總部負責人發表談話，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大討論的局面在全國基本形成。
第三，兩次對《紅旗》雜志提出批評，使其放棄“不卷入”的方針。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開始后，《紅旗》雜志根據主管宣傳工作的中央負責人的要求，采取了“不卷入”的方針，到9月，一篇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也沒有發表。面對孤立，在巨大的壓力下，《紅旗》雜志負責人多次向主管中央領導請求，但得到的答復卻是“《紅旗》要一花獨放”，“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頁。】但是在私底下他們還是組織撰寫了一篇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即《重溫〈實踐論〉——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9月19日，《紅旗》雜志將此文送審。雜志負責人在送審信中寫道：“此文是根據全國對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問題的討論材料寫成的，我們想努力做到以毛主席《實踐論》為依據，對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作比較全面的解釋，特別是說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實踐的指導作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頁。】很明顯，他們這是要糾《實》文的“偏”，換言之，他們的文章是一篇與《實》文唱反調的文章。鄧小平看了這篇文章生氣地說，如果要發表這樣的文章，索性擺開來講。葉劍英建議把《實》文印發全國，并召開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鄧小平表示贊成。【《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0頁；《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頁。】《紅旗》雜志后來對文章又作了幾次修改，但終究沒有發表。
《紅旗》雜志在撰寫《重溫〈實踐論〉》的前后，還約請譚震林撰寫一篇回憶毛澤東領導井岡山斗爭的文章。譚震林為了幫助《紅旗》雜志擺脫孤立狀況，在回憶文章中專門寫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內容。雜志社要求刪除這方面的內容，譚震林堅決拒絕。官司打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16日，《紅旗》雜志負責人送中央主席和主管宣傳工作的副主席審查。這位負責人在送審函中說：“譚震林同志強調要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這篇文章的指導思想，這就是要使《紅旗》卷入這場討論。”鄧小平看到后給予了嚴肅地批評：“為什么《紅旗》不卷入？應該卷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對譚震林的文章，鄧小平批示：“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改了一點，如《紅旗》不愿登，可轉《人民日報》登。”【《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頁。】11月19日和21日，李先念也兩次對《紅旗》雜志的做法提出批評。
由于鄧小平、李先念的批評，《紅旗》雜志不得不放棄“不卷入”的方針，在1978年第12期發表了譚震林的文章。阻礙大討論的最后堡壘被攻破。
第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因勢利導，代表黨中央闡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偉大意義，為討論定性，最終使討論取得決定性勝利。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前期，鄧小平正在東南亞訪問，沒有出席，陳云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紛紛提出當時黨內普遍關心的一些重大問題，主張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并為一些歷史冤案平反。11月14日晚，鄧小平回到北京。當天，經中央批準同意，北京市委決定為“天安門事件”平反。25日，鄧小平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聽取北京市委和團中央負責人匯報“天安門事件”平反后群眾的反映。在談話中，他再次肯定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現在報上討論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得很好，思想很活潑，不能說那些文章是對著毛主席的，那樣人家就不好講話了。”27日，有幾位不大贊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同志在會上對自己的言行進行辯解，引起了許多同志的不滿，雙方在會上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針對這種情況，以及會議召開以來出現的其他一些新情況，鄧小平決定重新起草12月13日他在閉幕式上的講話稿。他自己親自起草了三頁提綱。根據這個提綱起草的講話稿，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目前進行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反復講過的。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頁。】鄧小平的這個評價，不僅肯定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而且為討論定了性。有學者評價說：“在當時，這是振聾發聵之言……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醒世恒言。”鄧小平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爭論性質的講話，“絕不是‘過于輕率'的話，也不是‘八股老調'，而是抓住了問題的實質，是一個很鄭重的論斷。”【《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312頁。】還有學者認為：鄧小平的講話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做了一個一錘定音式的科學結論”【《中華騰飛論——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代領導集體的理論創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頁。】。13日，華國鋒也在閉幕會上講了話。他表示“完全同意”鄧小平的講話，并為“兩個凡是”作了自我批評。這之前，其他幾位與會的、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持反對或疑義與異議的中央或中央部門的負責人，也都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評。12月18日至22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接受了鄧小平的評價。這一切表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
第五，在黨內決策層，最先支持在全國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補課，并提出補課的方法，從而使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思想解放運動。雖然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被重新確立為黨的思想路線，但是貫徹執行這條思想路線還遠沒有成為全黨同志的自覺行為，另外討論中的一些是非問題也沒有完全搞清楚。因此，中央按照原計劃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議，隨后又在全黨掀起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兩件大事，它們都是在鄧小平的領導下，由胡耀邦組織實施的。
1979年1月18日，理論工作務虛會議在北京召開。與會同志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主張和思想僵化、設禁區、下禁令等現象展開了批評。了解內情的同志介紹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由來和發展過程，揭露了“兩個凡是”的實質，使大家進一步認清了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必要性與重要意義。就在會議期間，社會上出現了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并影響到黨內，也影響到了這次會議。鄧小平及時洞察到這股思潮的危害性。3月30日，他在會上代表中央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一方面肯定會議取得的成績，包括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上進一步分清是非的成績；另一方面闡述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理論務虛會議結束后，全國各地普遍開展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這期間，鄧小平到安徽、上海、山東、天津等地視察，提出了真理標準問題補課問題。7月29日，他在青島接見中共海軍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全體同志時說：“就全國范圍來說，就大的方面來說，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和‘兩個凡是’的爭論，已經比較明確地解決了我們的思想路線問題”。接著指出：“這個爭論還沒有完，海軍現在考慮補課，這很重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基本建設，不解決思想路線問題，不解放思想，正確的政治路線就制定不出來，制定了也貫徹不下去。”【《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191頁。】8月9日，他在接見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時，再一次表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個問題意義太大了”，“解決了這個問題，實現四個現代化，才有真正的基礎”。但是“三中全會以后，全會的精神沒有很好地貫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沒有很好討論。因此，必須加強思想路線方面的教育”【《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27頁。】。這實際上是代表中央作出了在全國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補課的決策。隨后，真理標準問題的補課在全國鋪開。
為了處理好真理標準問題補課與經濟工作的關系，10月4日，在中共省、市、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鄧小平提出了補課的方法：“思想路線問題要深入討論，這個工作不能搞運動，要插到經常工作主要是經濟工作里面去做。真理標準問題，結合實際來討論，恐怕效果好一點，免得搞形式主義。”【《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頁。】這是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補課的有力指導。
1979年秋冬，真理標準問題的補課達到高潮，斷斷續續地到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基本完成黨的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作為一場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已經載入史冊，鄧小平發動和領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偉大歷史功績也必然載入史冊。當然，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真理標準問題發生、發展有其歷史的必然性。許多人，包括葉劍英、陳云、李先念、胡耀邦、羅瑞卿等老一輩革命家以及理論界、新聞界的眾多同志都為推動討論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但是，承認這些同志的作用，并不能否認鄧小平在討論中的領導地位，以及他對討論的醞釀所作的突出貢獻。鄧小平是這場討論無可爭議的主帥、領導者。26年后，我們再次探討鄧小平對討論的貢獻，仍不免被他那種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不計個人榮辱得失，義無反顧的精神所感動。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來源：《鄧小平百周年紀念——全國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下）》2005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