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正禮：鄧小平“爭論”和“不爭論”思想研究
鄧小平“爭論”和“不爭論”思想研究
高正禮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既有允許、倡導“爭論”的思想，也有主張“不爭論”的思想。長期以來，學術界對鄧小平“不爭論”思想展開了深入研究，而對其“爭論”思想或者不知或者予以回避。同時，學術界存在著把鄧小平“不爭論”思想絕對化、把鄧小平“爭論”與“不爭論”思想關系庸俗化的傾向。研究鄧小平“爭論”與“不爭論”思想及其內在關系，對于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具有積極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解讀鄧小平“爭論”與“不爭論”思想的偏向
1992年春，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強調：“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保�1］20多年來，學術界和廣大民眾對“不爭論”思想，尤其是“南方談話”中的“不搞爭論”思想給予了高度評價。然而，學術界、思想界對該課題研究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存在著將其絕對化、片面化的傾向。主要表現在：
第一，偏重研究鄧小平“不爭論”思想，回避和淡化鄧小平“爭論”思想 通過對中國期刊網、中國知網、萬方數據、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等檢索，1979～2011年，專門研究鄧小平“不爭論”思想的期刊論文共78篇，會議論文1篇，報紙發表的1篇論文同期刊論文重復。其中，少量論文論及鄧小平“爭論”思想；尚沒有一篇論文專題研究鄧小平“爭論”思想；研究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的著作，基本情況同上。其實，如果以“辯論”、“爭論”、“爭辯”作為關鍵詞檢索《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年譜（1975～1997）》和《鄧小平年譜（1904～1974）》，排除重復后統計顯示，鄧小平約在36處談到“辯論”、“爭論”和“爭辯”，其中多數支持、贊同爭論，少數反對、批評爭論。例如，1957年4月，鄧小平說：“只有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種意見表達出來，進行爭辯，才能真正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辯證唯物主義。”［2］1977年8月，鄧小平又說：“我們現在不同意見的爭論、討論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保�3］可見，長期以來，鄧小平是主張、允許“爭論”的，研究鄧小平“不爭論”思想，不應忽視、回避、淡化鄧小平“爭論”思想。
第二，誤認為鄧小平“南方談話”才提出“不爭論”思想 眾多論著提出，“不爭論”思想是鄧小平1992年春“在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中提出”的。［4］其實不然，鄧小平早就提出了“不爭論”思想，并且長期以來一直堅持這一思想。比如，1956年底至1957年初，由于受蘇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波茲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等影響，中國部分地區發生了少數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和農民鬧退社等現象，有人要求搞自由辯論、大批判等形式的大民主。1957年4月，鄧小平就此指出：“現在有的地方不是講鬧事嗎？有些人不是講大民主嗎？有些青年總覺得大民主解決問題。我們是不贊成搞大民主的。”［2］(p273)1979年6月，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期間，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萬里向鄧小平匯報說，安徽農村一些地方已經搞起了包產到戶生產責任制，但有人反對。鄧小平告訴萬里：“不要爭論，你就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實事求是干下去�！保�5］后來，鄧小平在眾多場合不斷強調“不爭論”。
第三，將鄧小平“不爭論”思想的歷史地位提得過高 鄧小平“不爭論”思想對于統一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認識和行動、把我國改革開放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等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有學者把鄧小平“不爭論”思想提升為“改革開放的一項基本政策”［6］、“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根本指導思想和基本的領導方法”［7］等等，筆者認為這些論斷將鄧小平“不爭論”思想的歷史地位提得過高，況且把領導人的某一思想、言論直接上升為黨和國家的“基本政策”、“指導思想”等，提法本身也欠妥。眾多論著從馬克思主義實踐論、認識論、唯物論等各方面對鄧小平“不爭論”思想作詮釋，這無可厚非，但反過來把“爭論”說成一無是處也欠妥。
第四，對鄧小平“爭論”與“不爭論”思想關系的解讀含混，甚至庸俗化 學術界、思想界部分論著已經認識到，鄧小平既有“不爭論”思想，也有“爭論”思想，尤其是1992年春“南方談話”強調“不搞爭論”有著特殊的背景和特定的內涵，因此不能將其絕對化。但是，究竟如何理解鄧小平“爭論”與“不爭論”思想的關系，現有的解讀都比較含混，一些論著賦予鄧小平領導藝術的靈活性、策略性等解釋，［8］難以令人信服。
鄧小平倡導和主張的爭論
縱觀鄧小平的思想和實踐，他倡導和主張的爭論主要有：
重大路線方針和原則的爭論 鄧小平認為在重大方針和原則問題上必須敢于爭論。眾所周知，1978年真理標準問題之爭是在鄧小平的鼎力支持下才沖破“凡是”派的壓制而得以全面展開，進而推動了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鄧小平對此多次高度稱贊說：“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保�3］(p143)改革開放以后，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鄧小平不斷強調要旗幟鮮明地加以批判，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保�1］(p297)
不同工作意見的爭論 民主集中制原則是黨和政府、各人民團體等遵循的基本組織原則，這個原則本身就包含了經過討論、爭論最后達成統一的意思。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下，黨、國家、人民團體等召開的各種會議是廣大黨員和群眾行使民主權利的重要場所和途徑。1956年9月，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上說：“必須健全黨的和國家的民主生活……使黨和國家的各種會議，特別是各級黨的代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成為充分反映群眾意見、開展批評和爭論的講壇”，堅決反對“以集體領導的外表掩蓋個人專斷的實質的辦法”，“一切提到會議上的問題，都必須經過討論，允許提出異議。如果在討論中發現重大的意見分歧，而這種分歧并不屬于需要立即解決的緊急問題，就應該適當地延長討論……而不應該倉促地進行表決，或者生硬地作出結論……只有這樣，黨內的民主生活才能獲得真實的保證”。［2］(pp223~224，231)1978年12月，鄧小平在聽取徐向前、韋國清等匯報中共中央軍委座談會的情況時指出：“會議可以延長，讓大家把話講完。對有不同看法的問題，可以辯論，把問題講清楚。然后把問題集中起來，由軍委研究解決�！保�5］(p459)1979年10月，鄧小平在一次研究經濟工作的會議上又指出：“大家對經濟問題的看法不一致，這是很自然的……這次會議大家要充分地把矛盾擺出來。我主張采取辯論的方法，面對面，不要背靠背，好好辯論辯論。真理就是辯出來的。”［3］(p201)
學術問題的爭論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我國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指導方針。鄧小平一直堅持這一方針。1957年4月，鄧小平說：“不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想要僵死起來，馬克思主義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種意見表達出來，進行爭辯，才能真正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辯證唯物主義�！保�2］(p272)1962年2月，他又說：“至于理論上、學術上的問題，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不論什么時候都可以自由討論的�！保�2］(p308)1977年8月，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專門講到“學風問題”，指出：“討論當中可能會出來一些錯誤的意見，也不可怕。我們要堅持百家爭鳴的方針，允許爭論。不同學派之間要互相尊重，取長補短。要提倡學術交流。”［3］(p57)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思想界、理論界發生了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爭論，鄧小平指示要“寫有分量的文章，馬克思主義者要出來說話”，“文藝、理論界可組織自由參加性質的座談，允許辯論，不打棍子”。［9］
鄧小平反對和批評的爭論
縱觀鄧小平的思想和實踐，他反對和批評的爭論主要有：
群眾性、政治運動式的爭論 如前述及，1957年年初，針對一些人提出要搞自由主義、群眾運動性的“大民主”，鄧小平明確表示反對。經過新中國成立后幾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實踐洗禮，鄧小平更加堅定地反對搞群眾性、政治運動式的爭論。1980年1月，他指出：“‘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是載在憲法上的�，F在把歷史的經驗總結一下，不能不承認，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應該讓群眾有充分的權利和機會，表達他們對領導的負責的批評和積極的建議，但是‘大鳴大放’這些做法顯然不適宜于達到這個目的。”［3］(p257)后來，全國人大接受中共中央的提議，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憲法第四十五條的決議，取消了“四大”。1985年夏，鄧小平在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時再次強調：資產階級自由化“搞的這一套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做法”，“不能讓這股風刮起來”，“再不能那樣干了”。［1］(pp123~124)之后，他又多次強調這一思想。
具體的方針政策、改革舉措之爭 當包括“兩個凡是”在內的“左”傾思想阻撓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恢復、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干擾改革開放正確航向時，鄧小平堅決明確地支持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等問題的爭論。但是，當黨的正確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確立后，他堅決明確地反對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些具體方針政策進行無休止地、無原則地爭論,也不贊成就探索性、實驗性的改革舉措進行爭論。例如針對創辦特區、發展市場經濟、實行公有制企業經營方式改革等問題，鄧小平一再強調，不要進行無謂爭論，要敢于實驗，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不同國家政黨間意識形態之爭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共產國際對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世界眾多國家共產黨的誕生、成長給予了大力的指導和無私的援助，但蘇聯共產黨在此期間也發生了以大黨、老子黨自居，干涉他國共產黨內政等現象。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種種原因，中共同以蘇共為首的一些國家共產黨之間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斯大林評價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并由意識形態之爭發展到政黨關系、國家關系瀕臨破裂的局面，留下了深刻的教訓。鑒于此，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一再強調各國政黨之間不要搞意識形態的爭論，要以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內政等四項原則處理政黨關系。1980年5月，他會見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貝林格時說：“我們兩黨之間過去的爭論一風吹了”［3］(p319)，不要再搞爭論。1984年3月，鄧小平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到中共與外國黨思想理論上的分歧時指出：“他們的理論、思想觀點，我們不替他們宣傳。他們自己宣傳什么，主張什么，我們不作評論，不同他們爭論�！保�9］(p966)1989年5月，鄧小平會見來訪的戈爾巴喬夫，回顧中蘇兩黨的爭論說：“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過去的事“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辯論，可以各講各的”。［1］(pp291~292)
空泛的、不合時宜的爭論 鄧小平支持學術爭鳴，也注重從理論上探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路線、方針和原則問題，但反對空泛的爭論，特別是反對各級黨員干部、人民群眾囿于爭論而不敢改革創新，甚至動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而深陷爭論。所以，他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很多問題，“不是寫文章、辯論就可以消除的”［1］(p300)，而要靠真抓實干，作出成效，堅持通過發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另外，鄧小平雖然說過學術問題什么時候都可以自由討論，但那也是就一般情況而言，且限定在學術領域內，而在特定的歷史關頭，尤其是一些人妄圖借學術討論之名干擾現代化建設的大局時，他要求理論問題的討論應服從穩定大局。1989年6月，鄧小平強調：“如果在這個時候開展一個什么理論問題的討論，比如對市場、計劃等問題的討論，提出這類問題，不但不利于穩定，還會誤事�！保�1］(p312)
簡 短 的 結 論
通過對鄧小平“爭論”和“不爭論”思想的梳理和歸納，可以得出以下啟示：
第一，對鄧小平“爭論”和“不爭論”思想研究要持全面客觀的態度 當年林彪鼓吹學習毛澤東思想只要學好“老五篇”即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拔幕蟾锩逼陂g，紅衛兵推行實用主義，各自根據需要對毛澤東語錄斷章取義，搞派別斗爭和大辯論，導致嚴重混亂局面。這些都是沒有全面、客觀對待毛澤東思想的結果。對鄧小平理論的研究，尤其是對“爭論”和“不爭論”思想的研究也應持全面客觀的態度，要作整體性、系統性研究，不能因為需要推動改革開放就把鄧小平“爭論”思想抬出來，也不能因為需要維護社會穩定就過分抬高鄧小平“不爭論”思想的地位。
第二，必須結合歷史背景和話語情境解讀鄧小平“爭論”和“不爭論”思想 回顧歷史，鄧小平發表主張爭論和反對爭論的講話，都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和話語情境，且有明顯的針對性。因此，只有緊緊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和話語情境，才能全面理解和正確把握鄧小平“爭論”和“不爭論”思想，否則在該問題上必然出現絕對化、片面化傾向，甚至得出鄧小平言論自相矛盾、只許自己爭論不讓別人爭辯等錯誤認識。
第三，如何運用和發展鄧小平“爭論”和“不爭論”思想顯得尤為緊迫 當前，中國正處在利益關系多元化、社會矛盾凸顯的改革攻堅階段，學術界深化鄧小平“爭論”與“不爭論”思想的理論研究十分必要，如何運用鄧小平“爭論”與“不爭論”思想指導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顯得更為緊迫。在和平、發展、合作成為時代潮流的當今世界，在全國各族人民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當今中國，絕不允許出現無謂的、空洞的、抽象的“爭鳴”干擾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好局面，也不能搞群眾性政治批評運動，更不允許“只讓錯誤的東西放,不讓馬克思主義爭”［1］(p47)的情況發生。社會矛盾和人們的認識分歧是客觀存在的，有序的、平等的、心平氣和的研討和爭論是發揚民主、統一認識的重要途徑；隱瞞、回避矛盾和爭論，甚至壓制民主，輕易就把不同意見說成噪音、雜音，進而導致決策失誤、侵害民眾利益事件頻發，其危害是嚴重的。
第四，“爭論”和“不爭論”都要有制度保障和約束 鄧小平高度重視黨和國家的制度建設，認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3］(p333)。1980年1月，鄧小平曾就黨內的爭論說過：這樣那樣的問題在黨內“可以討論，但是，在什么范圍討論，用什么形式討論，要合乎黨的原則，遵守黨的決定”。［3］(p272)其實，不僅僅是黨內爭論，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實施依法治國的今天，哪些問題可以、應該爭論，哪些問題不能、不需爭論，爭論又應該采取什么形式、在什么范圍內展開，等等，都應納入制度化軌道，既要有制度保障，又要受制度約束。
綜上所述，學術界、思想界存在著對鄧小平“爭論”和“不爭論”思想認識的絕對化、片面化傾向，鄧小平“爭論”和“不爭論”思想長期并行不悖，各自有著特定的內涵和針對性，深化對其理論研究很必要，實踐中正確運用和發展更為重要。
［ 參 引 文 獻 ］
［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頁。
［2］《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頁。
［3］《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頁。
［4］賀朝霞：《鄧小平“不爭論”主張的哲學解讀》，《安慶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6期；楊述剛：《鄧小平“不爭論”思想是“實踐檢驗標準”的特定表述》，《四川省委機關黨校學報》2009年第2期；朱映雪、郭文亮：《鄧小平“不爭論”思想的當代詮釋》，《前沿》2009年第1期。
［5］《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531頁。
［6］劉毅強：《鄧小平“不爭論”思想探析》，《理論學刊》2008年第1期。
［7］劉家聲：《“不搞爭論”是鄧小平同志在領導工作思路上的“一個發明”》，《理論導報》1994年第9期。
［8］初麗華：《“不搞爭論”是鄧小平領導藝術的一個重要特色》，《河南社會科學》1994年第6期；張建軍：《鄧小平“不搞爭論”之策略思想探微》，《毛澤東思想研究》1994年第4期。
［9］《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938、953頁。
（來源：國史網2013年0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