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縮小城鄉差別的戰略思想

吳學凡

城鄉差別是自有城鄉以來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目前，中國的城鄉差別較大。僅就城鄉收入比考察，近幾年，城鄉收入之比大于3∶1(鄉村為1)。此外，中國城鄉之間在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等方面存在較大差別也是不爭的事實。城鄉差別過大給社會和諧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為此，中國歷屆中央領導集體對于城鄉差別問題都給予了高度關注。其中，鄧小平從全局的戰略高度認識城鄉差別問題，闡釋了關于縮小城鄉差別問題的戰略思想。

一、正確認識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城鄉差別狀況

改革開放初始，因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實行的工業化政策取向，加之十年動亂的破壞，嚴格的二元戶籍制度阻遏了城鄉居民的雙向流動，由此導致明顯的城鄉差別。對于城鄉差別的狀況，雖然當時的人們都有切身體會，但是在實際工作中不乏對中國城鄉差別問題的看法過于理想化的觀點。譬如在1978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草案)》中，起草者有這樣的提法，到20世紀末，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將大大提高，三大差別將顯著縮小。誠然，消滅“三大差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崇高社會理想，但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不能脫離我國的現實。為此，鄧小平指出：“還是說得穩當一點好。我們的總產值達到美國的水平，按人口平均也比美國差得多。‘三大差別將顯著縮小’這一句可以刪掉。”[1]事實證明，目前，我國的城鄉差別不但未“顯著縮小”，反而有擴大的趨勢。因此，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戰略目標是“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擴大的趨勢逐步扭轉”[2]。這進一步表明鄧小平從實事求是的立場出發，對我國的城鄉差別狀況和發展趨勢作出了準確的判斷和預見。我國的社會主義建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落后基礎之上，城鄉差別既有歷史根源，又有現實依據。因此，我們對城鄉差別問題應作歷史的和具體的認識，謹防認識上“左”的偏差。黨的十三大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的相當長時期確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我們認識城鄉差別問題提供了指南。在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這一特定階段。從我國的現實和國際經驗看，這一階段的城鄉差別難以顯著縮小。對此，鄧小平為我們提供了認識上的指導。他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3]。

二、重視城鄉差別的負面影響

城鄉差別有合理與非合理之分。合理的城鄉差別對社會發展起到正面影響，不合理的城鄉差別對社會發展則具有負面的影響。鄧小平對城鄉差別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作了前瞻性揭示。

(一)不合理的城鄉差別影響社會穩定

1987年，鄧小平接見外賓時說：“中國的主要目標是發展，是擺脫落后，使國家的力量增強起來，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這樣的事情，必須有安定的政治環境。”[4]1989年“六四”政治風波后，鄧小平同樣強調穩定在中國的重要性。他認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5]既然穩定在中國如此重要，我們就要關注城鄉差別導致的社會穩定問題。尤其是農村穩定問題，因為城鄉差別過大，會導致城鄉社會出現斷裂，農村不穩定將給國家發展帶來太多的隱患。對此，鄧小平在談及我們的改革為什么從農村開始的問題時，認為農村不穩定，農民的積極性就難以發揮，“農民沒有積極性，國家就發展不起來。八年前我們提出農村搞開放政策，這個政策是很成功的。農民的積極性提高，農產品大幅度增加，大量農業勞動力轉到新興的城鎮和新興的中小企業”。[6]對于城鄉平衡發展問題，鄧小平也是從穩定的視角來闡釋的。他認為：“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7]農村的發展關乎社會的穩定，關乎戰略目標的實現，因此，鄧小平認為：“對內經濟搞活，首先從農村著手。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翻兩番，很重要的是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達到。”[8]總之，城鄉差別拉大，會給農村乃至全國的穩定帶來消極影響，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具有先見之明。

(二)不合理的城鄉差別導致兩極分化

兩極分化包括城鄉兩極分化，城鄉兩極分化主要是由城鄉差別造成的。一旦社會產生兩極分化，社會發展的平衡性就會受到破壞。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之所以幸福感強是在于“國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沒有太富的人，也沒有太窮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過”[9]。相反的情況則是“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10]。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作用，必然導致兩極分化，因此鄧小平指出：“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11]在改革問題上，鄧小平多次強調改革要避免兩極分化，“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12]。同樣，“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為了激勵和帶動其他地區也富裕起來……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是同樣的道理”。[13]對于兩極分化產生的因素和治理，鄧小平認為：“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14]

(三)不合理的城鄉差別違背社會主義的本質

鄧小平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較大的理論貢獻是揭示了社會主義本質，其中“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本質規定就是要消滅不合理的城鄉差別。因此，鄧小平強調要共同富裕和按勞分配。他認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15]“堅持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中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了，也不會產生兩極分化。”[16]同時，他也強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認為“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17]總之，不合理的城鄉差別屏蔽了社會主義本質，在現實中我們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實行按勞分配為主的原則，實現共同富裕目標。

三、縮小城鄉差別的戰略路徑選擇

城鄉差別中的不合理要素對我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存在消極影響。對此，鄧小平從戰略高度設計了解決問題的有效路徑。

(一)高度重視農業

農業生產的特點決定農業作為弱勢產業與城鄉差別問題密切相連，所以鄧小平對農業問題高度重視，提出或重申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首先，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1962年，我國財政經濟面臨嚴重困難，鄧小平認為，要“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要從恢復農業著手。農業搞不好，工業就沒有希望，吃、穿、用的問題也解決不了”[18]。1978年，鄧小平談到我國農業問題時陳述了農業是基礎的觀點。認為我國“農業還落后，我們還要努力。從我們的經驗來看，解決農業問題比解決工業問題更難。馬克思講過，農業是基礎。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毛澤東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首先抓農業。我們研究了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為什么它的工業能夠發展，主要是它們的農業有基礎。農業解決得不好，要拖工業的后腿。特別像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國家，靠進口糧食解決吃飯問題不行”。[19]總之，鄧小平在解決我國經濟問題時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做出優先發展農業的決策，從而抓住了工作重點。

其次，農業問題事關工農聯盟。我國是工農聯盟的社會主義國家，農業問題解決不好，勢必影響我國的國體。所以，鄧小平在1975年提出的意見是：“確立以農業為基礎、為農業服務的思想。工業支援農業，促進農業現代化，是工業的重大任務。工業支援農業，農業反過來又支援工業，這是個加強工農聯盟的問題。工業越發展，越要把農業放在第一位。”[20]

再次，農業問題要始終抓緊。農業是弱勢產業，不僅生產周期長，而且要經受自然和市場的雙重風險。因此，鄧小平要求：“農業問題要始終抓得很緊。農村富起來容易，貧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農業就完了。”[21]鄧小平還認為，農業與能源、交通一樣，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不容忽視，“農業上如果有一個曲折，三五年轉不過來”[22]。鄧小平從國家建設的大局出發，高度重視農業問題，特別是他在1983年同國家領導人談話時就認為，“農業文章很多，我們還沒有破題，農業是根本，不要忘掉”[23]。

(二)改革農村經營體制

首先，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搞不好，工業就沒有希望，城市發展也受到嚴重制約。為解決社會發展的瓶頸問題，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認為，應先從農村開始進行改革，因為“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24]。農村改革主要是與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從生產關系方面進行調整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就是在農村實行搞活經濟和開放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統分結合，聯產計酬。鄧小平倡導的農村改革，給農民自主權，給基層自主權，不僅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且基層的積極性也調動起來了，農業生產獲得了長足的發展，1984年我國人均糧食占有量達400公斤，首次達到世界平均水平。農村改革見效如此之快，這是鄧小平沒有預料到的。

其次，堅持農業集體化方向。集體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農村的主要表現形式，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之一。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來，我們一直堅持農業集體化道路。選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我們仍然是在集體所有制經濟框架下實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但這種制度安排只是與農村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系，而且現實中存在集體經濟弱化的客觀現象。1990年，鄧小平就中國農業的改革和發展，首次闡釋了“兩個飛躍”的思想。他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是很長的過程。”[25]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不僅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而且是未來科技發展和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顯然鄧小平在這方面既堅持了社會主義原則，又把握住了時代脈搏。時隔兩年以后，鄧小平對農村走集體化道路作了更為詳盡的闡述。1992年，鄧小平在審閱黨的十四大報告稿后指出：“關于農業問題，現在還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我以前提出過，在一定的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強，不要一股風。如果農民現在還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就不要著急。條件成熟了，農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礙。”[26]“從長遠的觀點看，科學技術發展了，管理能力增強了，又會產生一個飛躍。我講過，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現在公有制在農村第一產業方面也占優勢，鄉鎮企業就是集體所有制。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27]當然，發展集體經濟的模式不是僵化的，我們不可能照搬過去那一套，只能按照鄧小平的設計，適應農業現代化的需要，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走與將來時代發展的特點相契合的農業集體化發展之路以逐步縮小城鄉差別。

(三)統籌城鄉發展

統籌城鄉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解決城鄉差別問題的重要措施。鄧小平在繼承“老祖宗”的基礎上，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統籌城鄉發展思想。

首先，城市與鄉村工作相結合。1950年鄧小平主政西南局期間，引用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強調城市工作，應“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28]，以避免城鄉發展脫節的危險。同理，做城鄉工作也要協調工業和農業的關系。1979年，鄧小平在提到中國的經濟調整問題時指出，十年動亂把整個國民經濟搞得很亂，特別是比例失調，主要是工業和農業比例失調，對農業重視不夠，強調工業和農業要保持恰當的比例關系。

其次，工業支援農業。彌補工農業比例關系失調、農業發展資本不足的辦法是工業支援農業。1978年，針對遼寧工業腿長、農業腿短的情況，他指出：“農業要現代化，才能適應工業的現代化。工業越發達，越要把農業放到第一位。這就要求工業支援農業。工業支援農業要具體化。”[29]在這里，鄧小平把工業支援農業放到國家現代化的層面，不僅指出工業欠發達時期要高度重視農業，而且指出在工業發達時期更要把農業放到第一位。此外，鄧小平還提出了“工業支援農業要具體化”的命題，這意味著工業支援農業不能務虛，而要務實。不僅如此，對于工業支援農業問題，鄧小平還要求上升到政策高度。1962年，鄧小平強調：“農業要恢復，要有一系列的政策，主要是兩個方面的政策。一個方面是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農民能夠積極發展農業生產，多搞點糧食，把經濟作物恢復起來。另一個方面是工業支援農業。”[30]

再次，分配領域要照顧城鄉關系。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體現了不同勞動者之間一定的報酬差別，但實行這一原則時，城鄉差別不能太大。因此，鄧小平論及按勞分配問題時認為：“我們采取低工資政策還因為有個城鄉關系問題，如果工資過高，農村生活水平不能很快提高，會吸引許多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即使我們的工業更發達，國家收入更多，也要照顧城鄉關系……要按勞分配，要有差別，但差別不能太大。”[31]

最后，調整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工農業產品比價不合理，農產品價格長期偏低，成為我國城鄉差別拉大的一個原因。對于這個問題，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前就有深刻的認識并要求著手解決。1977年，鄧小平認為：“現在肥料貴，農機貴，農民買不起，增產不增收，有時還要減收。用什么手段使生產成本降低？農業靠工業，工業要降低成本。”[32]總之，鄧小平的統籌城鄉發展思想為我國制定相關農業政策，縮小城鄉差別提供了理論依據。

(四)推進農村工業化，解決剩余勞動力問題

長期以來，我國70%～80%的農村勞動力被束縛在土地上。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村出現了大量剩余勞動力，如何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成為鄧小平思考的現實問題。1987年，鄧小平認為：“我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農民沒有積極性，國家就發展不起來。農民積極性提高，農產品大幅度增加，大量農業勞動力轉到新興的城鎮和新興的中小企業。這恐怕是必由之路。總不能老把農民束縛在小塊土地上，那樣有什么希望？”[33]鄧小平的談話表明，解決農村勞動力問題要依靠農村工業化。

首先，推進農村工業化是現實的必然要求。隨著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加快，鄧小平預言：“農產品增加了，就跟著發展各種農產品的現代化加工工業。從科學方面來說，要發展農業，需要有生物學的發展，氣象學的發展，遺傳學的發展。總之，農業要工業化才行。”[34]另外，鄧小平在1975年也表達了推行農村工業化的思想，他說：“中國農村的發展道路不僅是農、林、牧、副、漁，還要搞工業。只有這樣，才能增加收入，才能適應農業機械化的需要。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只知道種糧食、搞副業是不夠的。”[35]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了農村工業化是縮小城鄉差別的有效路徑，鄧小平提出的農村工業化思想符合經濟發展規律。

其次，發展鄉鎮企業是農村工業化的需要。鄉鎮企業是農村工業化的載體，因此鄧小平通過分析農村改革十年來鄉鎮企業容納了50%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現象，指出：“農村實行承包責任制后，剩下的勞動力怎么辦……十年的經驗證明，只要調動基層和農民的積極性，發展多種經營，發展新型的鄉鎮企業，這個問題就能解決。”[36]發展鄉鎮企業作為我國農村改革取得的經驗性成果為鄧小平所推介。實踐證明，推進農村工業化和發展鄉鎮企業是消化農村剩余勞動力和縮小城鄉差別的有效措施，也為我國加強城鎮化建設提供了前提條件。

(五)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既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消滅城鄉差別的手段和目的。因此，鄧小平對共同富裕給予足夠的重視。1983年，鄧小平認為：“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37]第二年視察天津時，他又強調：“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38]在晚年，他還強調：“共同富裕……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39]鄧小平倡導的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而是通過有先有后的發展，讓先富帶動未富，最終達到共富的目的。實踐證明，這是一條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發展程度不高的條件下達到共同富裕的必然之路。

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否會導致貧富分化、城鄉差別擴大？鄧小平給予了否定回答。他認為：“我們搞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我們遵循兩條最重要的原則：第一，公有制經濟始終占主體地位；第二，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不會導致兩極分化。”[40]在我國適當拉開差距有利于社會發展。但是，差距增大到不合理的程度也會出問題。因此，鄧小平在晚年強調：“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41]對于我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和差距擴大的趨勢，鄧小平在1992年也極有遠見地指出了問題的嚴重性并給出了解決問題的時間表。他認為：“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這個分配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42]鄧小平要求在20世紀末期研究分配問題、縮小差距問題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

總之，鄧小平關于縮小城鄉差別的戰略思想為我國的城鄉差別狀況做出了客觀定位，對城鄉差別的各方面影響給予了預見，提出了一系列解決問題的措施，為我國今后縮小城鄉差別提供了戰略性指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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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30]《鄧小平文選》(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173、322頁。

[22][23][25][26][27][37][40][41][42]《鄧小平年譜》(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0、882、1310～1311、1349、1349～1350、882、1075～1076、1364、1356～1357頁。

（來源：《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 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