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動態過程，鄧小平繼毛澤東之后，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鄧小平理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在撥亂反正中解決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前提問題
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革命和建設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國內和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和平與發展代替了戰爭與革命成為時代的主題；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面臨撥亂反正、全面改革，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繁重任務。在這樣的情況下，要繼續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首先必須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端正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正確把握時代特征和當代中國國情，撥亂反正，解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問題。
（一）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社會上出現過兩種錯誤傾向：一是來自“左”的方面的錯誤傾向，即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條化，鼓吹“兩個凡是”；一是來自“右”的方面的錯誤傾向，即認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過時了，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堅決反對了這兩種錯誤，端正了對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態度。他要求我們：
1.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
針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兩個凡是”的錯誤思想，鄧小平指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應該準確地完整地理解它的體系”。“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
所謂完整地理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要用聯系的、具體歷史的觀點去理解它的每一個原理。不能割裂、肢解馬列主義，不能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所謂準確地理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要區分基本原理和個別結論、區分正確思想和某些錯誤。鄧小平說：“我們堅持的和要當作運動指南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說是這些基本原理構成的科學體系。至于個別的論斷，那末，無論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同志，都不免有這樣那樣的失誤。但是這些都不屬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構成的科學體系。”所以，馬恩列斯毛的話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不應該對他們和其他任何人搞所謂的“凡是”。
2.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既要堅持，又要發展
針對由于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而出現的否定馬列主義和所謂“非毛化”的右的錯誤傾向，鄧小平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不要因為暫時的曲折而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他同時又強調，“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既要堅持，又要發展，而且只有發展才能堅持。因此，鄧小平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說，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現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我們“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從來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它要求人們根據它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不斷結合變化著的實際，探索解決新問題的答案，從而也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
3.破除對馬克思主義的玄奧觀念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求語言的民族化和表達方式的通俗化。針對當時出現的把馬克思主義神秘化和形式主義泛濫的傾向，鄧小平強調“馬克思主義并不玄奧。馬克思主義是很樸實的東西，很樸實的道理。”學馬列要精，要管用，要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實事求是，不要搞形式主義。寫文章要短，講話要精練，要有新的語言。這些都應該看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條件。
（二）認清中國的基本國情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鍵是“中國”化。要中國化，就必須準確把握中國的基本國情。所謂認清中國的國情，就是要對中國革命的建設有重大影響的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現實因素，特別是中國的社會歷史實際，即中國社會的性質、發展階段和主要矛盾，要有清楚的認識。
鄧小平總結歷史經驗，指出我們過去的許多失誤就在于離開了現實，超越了階段。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這種“左”的錯誤。然而在糾正超越階段的“左”的錯誤的過程中，又出現了一種企圖否定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性質，要求退回到新民主主義，進而“要補資本主義的課”的右的錯誤傾向。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說：中國社會主義現在“處在初級階級，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這段話告訴我們：第一，我們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我們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倒退到新民主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是不成熟、不完備、“不夠格”的社會主義。第三，我們在現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為了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并且為此而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部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所以必要，不是為了“補資本主義的課”，而是要用它來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的歷史任務。
與社會性質和發展階段相聯系，中國文化傳統的實際也是基本國情不可忽視的一部分。鄧小平在談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時，一再強調“要劃清文化遺產中民主性精華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并且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加上我們對它的嚴重性估計不足，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并沒有徹底完成，因此，“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
（三）創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條件
提高黨員和干部的理論水平，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在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下功夫，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條件。
鄧小平指出：為了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需要，無論是新干部和老干部都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提高我們運用它的基本原則基本方法，來積極探索解決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基本問題的本領”。鑒于許多干部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沒有根底，他一再強調，“要提倡學習，主要是學哲學”，他說：我們不搞政治運動，但“應當搞學習運動，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只有從理論上和實踐上打下根底，才能“從根本上而不是從枝節上解決問題”。
要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鄧小平特別強調要反對教條主義、反對本本主義，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在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上，鄧小平認為，既要反對以迷信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也同樣反對以迷信的態度對待當代西方的理論和思想。他針對思想理論界發生的偏向，尖銳地批評“現在有些同志對于西方各種哲學的、經濟學的、社會政治的和文化藝術的思潮，不分析、不鑒別、不批判，而是一窩蜂地盲目推崇。”對這種偏向應該堅決糾正。
所謂在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下功夫，按照鄧小平的說法，就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解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造新理論。也就是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實現理論和實際的結合，必須發揮主體的主觀能動性，要選好“結合”的主題——“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找準“結合”的切入點——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運用好“結合”的方法途徑——求真務實，辯證思維，處理好一般與個別、共性和個性的關系，把“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結合起來，探求社會主義發展的一般規律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特殊規律，發揚敢闖、敢冒、敢試的精神，既繼承前人成果，又突破陳規，不斷探索創新。“結合”的結果應該是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又講了老祖宗沒有講過的符合實際的新話。
二、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解答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主題。創立鄧小平理論
（一）“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現階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主題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歷程是實踐主題的轉換和解答。中國人民自近代以來改造中國、建設中國的實踐活動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相應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也是一個以這一實踐活動的不同階段的主題為中心分階段展開的。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第一個實踐主題是進行民主革命，建立獨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階段的主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條件下如何爭取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并避免資本主義前途，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問題。在這一階段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就是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其主要內容是新民主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第二個實踐主題是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階段的主題，是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中國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在這一階段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就是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其核心內容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由此可見，適時地實行主題轉換，并對新的主題進行科學地解答，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的一條重要經驗。鄧小平正是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抓住并科學地解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新的主題，從而創立了新的理論。
（二）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階段的重大理論成果
鄧小平在全面改革（對外開放也是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運用了馬克思關于落后國家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進入社會主義的東方社會發展理論和列寧關于利用資本主義來發展社會主義的新經濟政策，總結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勝利和挫折的歷史經驗，借鑒其它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歷史經驗，并批判和改造了中國傳統文化，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其核心內容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是按學科分類進行的，而是作為一個統一整體實現的。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階段的理論成果的鄧小平理論，它涵蓋經濟、政治、科技、文化、民族、軍事、外交、統一戰線、黨的建設等諸多方面，貫通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各個領域，是一個博大精深的科學體系。因此可以從學科分類的角度和學理層面研究它對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中國化的貢獻。
1.哲學方面
鄧小平理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方面一個極有特色的思想貢獻是用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實事求是”來簡要地概括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從而清晰地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髓和功能，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現實運用開拓了廣闊的前景。鄧小平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概括的實事求是”。他還指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此外，鄧小平還從黨的思想路線，黨的作風，言行準則和倫理規范等方面論述了實事求是的含義。這樣的概括，十分明確地肯定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強調它是“一塊整鋼”，無論是認識論、辯證法，還是歷史唯物論，其精神實質都是實事求是，即要求我們從客觀實際情況出發，發揮主體的自覺能動性，找出事物內部固有的規律性，作為行動的向導。因此“實事求是”四個字，已將世界觀和方法論、思想路線和工作路線、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及工作作風、行為準則、道德規范等等熔為一體，卓有成效地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了一種中國老百姓和廣大干部喜聞樂見、生動活潑、樸實無華的民族形式，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現實運用，開辟了廣闊的前景，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入人心，潛移默化地沉淀在我們整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之中，成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尖銳武器。
鄧小平是“照辯證法辦事”的大師，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運用于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創造了像中國這樣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即如何發展的“發展哲學”。他運用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分析當今世界形勢，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認為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面臨發展問題，中國尤其需要發展，而“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因此中國必須改革開放，必須主動地融入和平發展的世界潮流，從而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發展主題論；運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關系的原理，分析中國的國情和特點，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中國式的現代化”的發展道路論；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思想，總結國內外在發展的目的和手段關系上的經驗教訓，強調既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要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發展目的論；運用社會基本矛盾和內因與外因辯證關系的原理，把改革開放和科技教育作為發展的動力，提出了發展的“綜合動力論”；運用矛盾同一性的原理，分析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矛盾性和兼容性，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論；運用辯證法和系統論思想分析發展的數量與質量、速度與效益、當前的發展與持續后勁的關系，以及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相互關系和社會與自然的關系，提出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論等等。這一“發展哲學”為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奠定了理論基礎。
應當承認，鄧小平不是專門的理論家、哲學家，也不像毛澤東那樣有專門的哲學論著和系統的哲學體系，他的哲學思想主要不是以純哲學形式出現的理論哲學，而是以方法論為特征的應用哲學，不是以系統的概念、范疇、原理構造理論體系的哲學，而是以解決實際問題為主的“實踐智慧”、“哲學智慧”。它既反映了中國傳統哲學如《道德經》、《論語》、《孫子兵法》等經典所帶有的“實踐智慧”的獨特風格；又體現了當代世界哲學不僅注重哲學體系的建構，更注重實踐智慧的活的靈魂的發展趨勢，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哈貝馬斯等西方大哲學家如今都不約而同地在某種程度上向哲學智慧、實踐智慧靠攏，一些人甚至認為，活的哲學智慧是比科學知識體系更高的層次。我們這樣看重實踐智慧、哲學智慧，并不是說不需要系統的哲學體系、不需要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現代新形態，而是說鄧小平關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許多具有深刻哲理的論斷、他的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中所包含的哲學智慧，為我們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現代新形態，提供了寶貴的材料和雛形，我們應該從中梳理出新的哲學理念，形成由哲學概念、范疇和原理所構成的邏輯體系。我個人認為，從是否具有系統的哲學體系的角度看，鄧小平理論中的哲學思想還不構成繼毛澤東哲學思想之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又一次歷史性飛躍，仍屬于毛澤東思想的范圍，但它的確為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現代新形態提供了新的起點。
2.政治經濟學方面
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特別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貢獻之一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制度的內在規定及其實現形式問題作了深刻的探討，深化了社會主義經濟關系本質及其特征的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論述過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至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內涵究竟是什么，馬恩并沒有清楚界定，只是原則上提出了由工人“集體占有”或“共同占有”生產資料。關于分配制度，他們也只是籠統的提出：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到了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則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鄧小平以毛澤東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的錯誤為鑒戒，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分析現階段我國的基本國情，認為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只能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長期共同發展，并且認為，選擇承包制、租賃制、股份制等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是有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體現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基本要求的；在分配制度方面，只能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技術、資金等等）結合起來。他還對按勞分配實現過程中，體現在收入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的關系、公平和效率的關系作了理論與實踐的探索，從而深化了社會主義經濟關系本質及其特征的理論。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大的貢獻是試圖解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相結合這個世紀性的難題，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經認為，社會主義應該取消商品生產，實行計劃經濟。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恩格斯認為，在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之后，一切生產部門將由整個社會來管理，按照總的計劃來經營。所以，計劃經濟一直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和優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一直被認為是屬于資本主義的東西。西方許多經濟學家也普遍認為，把市場經濟嫁接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軀體上是不可能的。
鄧小平破解了這一世紀難題，認為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結合是可能的。他從“基本制度”和“經濟制度”的適當區分、“經濟體制”中的“占有制方式”和“經濟運行手段”的適當區分入手，總結當代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以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教訓，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之間雖然有矛盾，例如市場經濟要求產權關系明晰化、企業行為自主化等等，而以往的公有制中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政企不分，產權模糊，企業沒有自主權，這些都不能適應市場運轉的需要。然而，這種矛盾可以通過改革的辦法來加以解決，即理順產權關系，實行政企分開，落實企業自主權，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的主體，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要“用多種形式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以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鄧小平又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而現代市場經濟比傳統的計劃經濟更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內在要求，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鞏固和發展，優越性的發揮，有賴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因此，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結合，不是外在的焊接，而是具有兼容性的內在統一。當然，這兩者的結合，在實踐中還存在許多難點問題，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但是堅冰已破，航道已經開通，往后的事情就是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勝利前進了。
1984年10月，鄧小平對中共中央制定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作出很高的評價。他說：“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我想，這兩段話完全可以用來評價鄧小平本人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貢獻，即鄧小平的經濟理論，特別是他所創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突破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也打破了西方近現代經濟學至今仍然在宣傳的“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可能結合”的教條，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一次質的飛躍，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說了老祖宗沒有說過的、又符合實際的新話。
3.科學社會主義方面
鄧小平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最大貢獻是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初步搞清楚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社會主義既是一種學說，一種運動，又是一種社會制度。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刻意對社會主義的特征和本質作明確的規定，但他們曾經指出：社會主義是“關于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學說”，“社會主義運動代表著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目前和未來的目的和利益”，“社會主義制度是在保證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自由而全面發展的這樣一種社會形式”。他們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經典模式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充發發展的基礎上，是高度的工業化和高度生產社會化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再也容納不了它所創造的物質生產力的結果。但是由于特殊的歷史條件和其他多種因素，首先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遠不發達的落后國家，因此，現實的社會主義在其歷史前提上不同于經典模式。首先，現實社會主義不是在工業化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是基本上處于前工業社會，因此，其首要任務是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其次，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占主體地位的生產方式不是社會化的大生產，而是分散的小生產；第三，在這些國家，社會經濟的商品化、市場化程度還很低，自然經濟還占著統治地位。因而它們必須經歷一個很長的時期去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國家工業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等任務。所以，對于現實的社會主義來說，解放生產力，迅速發展生產力，就具有更為特殊的和絕對必需的意義。
然而，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對于這個首要問題，人們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沒有完全搞清楚。蘇聯社會主義搞了70多年，由于沒有完全搞清楚這個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而失敗了。我們自己對這個問題也不是完全清楚的。鄧小平總結國內外社會主義運動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從更深的層次上對社會主義的本質作了一個新的概括，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個概括中的“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表現，因而是社會主義的第一要務。要發展生產力，除了要依靠科技教育之外，還要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即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之后仍然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題中應有之義，社會主義社會是公平、公正的社會，理所當然地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但這不是一下子可以實現的，需要有一個過程，需要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和價值所在。共同富裕既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也是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始終要堅持的奮斗方向，而它也只能在保障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才能逐步實現。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新概括，既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又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它堅持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一方面從生產力上揭示了社會主義本質的核心內容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另一方面又從生產關系上揭示了社會主義本質的重要內容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既克服了離開生產力而抽象地從生產關系角度界定社會主義本質的片面性，又避免了那種單純講生產力而不講生產關系，混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區別的錯誤傾向。同時，鄧小平又把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根本目的統一起來，一方面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抓住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抓住了社會主義的價值所在，劃清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界限。這樣把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水平。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一，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這種概括，并不排斥對社會主義的特征從諸多層次和方面去概括和展開，例如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社會主義民主和精神文明等等，但這些諸多特征中更具有本質意義的、最深層次的東西還是“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拿公有制來說，盡管它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并不具有社會主義本質的意義，我們之所以要堅持公有制是因為這種制度能夠實現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而且公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又必須根據生產力發展的狀況和需要來選擇和改變。二，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這種概括，存在一定的歷史局限，它沒有也不可能窮盡全部真理。應該承認，這個概括基本上沒有超出經濟領域的范圍。經濟當然是根本和基礎，但畢竟不是社會生活的全部內容。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深入發展的新階段，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問題突出起來，人自身的自由全面發展問題凸顯出來，需要給予理論上的說明和指導，況且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問題本來就是《共產黨宣言》早已規定了的社會主義最高原則，因此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需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只有發展先進生產力，發展先進文化，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動社會全面進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才能“把握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本質”，就是朝這個方向的一種努力；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以及四中全會提出的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使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也都體現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新認識。
綜上所述，哲學上的實事求是論，政治經濟學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上的社會主義本質論等等，構成了“鄧小平理論”這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形態。
三、鄧小平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歷史地位
（一）鄧小平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具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獨特地位
如前所述，八十多年來，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先后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三大理論成果。在三大理論成果中，鄧小平理論具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獨特地位。這是因為，毛澤東雖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他創立了毛澤東思想，使中國人找到了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會主義改造道路，締造了新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但是他晚年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上偏離了正確航向，犯了嚴重錯誤。鄧小平糾正了他的錯誤，捍衛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并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繼續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的主題和核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鄧小平理論在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過程中，許多重要觀點回到了馬克思，體現出鄧小平理論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脈相承。鄧小平理論強調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強調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強調依靠群眾、代表群眾利益、堅持“三個有利于”標準，從而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所以，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三大理論成果中，鄧小平理論處于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中樞地位。三大理論成果之間的歷史聯系和邏輯關系，可以通過鄧小平理論來貫通、解讀和整合。鄧小平理論的研究是一把鑰匙，上可以貫通毛澤東思想以至馬克思主義，下可以解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等。
就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來說，我個人認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雖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大理論成果，但嚴格地說，它仍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階段，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成果，它同鄧小平理論都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范圍。因為它們所要回答的實踐主題和其基本內容總體上是一致的，都是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實現中國的發展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不同之點是，鄧小平理論形成于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創時期；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于改革開放深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時期；鄧小平理論在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時已經內在地包含了并明確提出了“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但其重點仍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則重點回答“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以此來進一步解決“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由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需要經歷十幾代人的長期實踐過程，對它的研究將是中國歷史發展中一項長久性的主題，因此反映它的科學理論也要經歷不同的發展階段。如果說鄧小平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初步”形態，那么“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形態；將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會更加發展，我們的制度會更加成熟和完善，那時還會產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成熟”形態、“完備”形態。如果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比作一列向前奔馳的火車，鄧小平理論可以說是它的火車頭，“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將是一系列的車廂，載送著我們順利地到達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的地。
（二）鄧小平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顯示了它的世界歷史意義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它既使馬克思主義獲得了中國的民族形式，又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本身，顯示出馬克思主義具有的當代性和世界歷史意義。
鄧小平理論的世界歷史意義表現在：一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使馬克思主義獲得了當代新形態，使社會主義獲得了勃勃生機，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鄧小平理論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的形勢下，以這些國家社會主義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為鑒戒，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挫折的歷史經驗，初步回答了中國這樣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獲得了當代新形態，指引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東方大國堅持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開創了一條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使社會主義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蓬勃發展、欣欣向榮的奇跡。它向世人宣告：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社會主義并沒有消失，讓世界人民看到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光明和希望。鄧小平理論既有它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總結的特殊性的一面，而這種實踐經驗又與當今的時代特征相聯系，對于與中國國情相類似的發展中國家如何發展，乃至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都不能不沒有借鑒意義，因而也不能不具有發展中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普遍性內容的一面。正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鼓舞下，越南、老撾、朝鮮、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借鑒中國的經驗，開始實行革新開放的政策措施，建設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歐洲的一些兄弟黨也在積極探索適合本國情況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道路和形式。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定會由低潮轉向復蘇和健康發展。
二是鄧小平理論為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模式。如前所述，鄧小平理論從一定意義上說是關于發展的理論即現代化建設理論。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當今世界進步的時代主題。因此許多國家都把現代化作為自己追求、向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然而，由于各國的具體國情不同，決定了現代化沒有統一的道路和模式，各個國家為達到現代化的目標而選擇的道路和模式應該是多種多樣的。鄧小平通過對國際形勢、時代特征和當代中國基本國情的分析和判斷，提出了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新道路，設計了一個現代化的新模式。這個新模式強調在遵循現代化發展的一般規律的基礎上，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改革開放為現實途徑，以人民的共同富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為根本的價值目標，促進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的協調、穩定、持續發展。這條新道路，既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又不同于前蘇聯僵化體制下的工業化模式，也不同于某些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模式，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模式。當一些發展中國家為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困擾時，中國卻以持續、穩定、快速的增長和巨大的成就令世人矚目。“中國式的現代化”模式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所起的示范作用、借鑒作用和鼓舞作用，是難以估量的。鄧小平理論由此享有的世界歷史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其所發揮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原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