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生前非常重視政治體制改革，為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起了重要作用。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專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長篇講話，系統闡述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基本思路，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1986年，他再一次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日程，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今天，我們對鄧小平在八十年代中期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作一番回顧和思考，這對繼續推動這一偉大事業的進程，應該說是很有意義的。

(一)

鄧小平1986年5月20日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霍克，在向客人介紹中國改革的現狀和設想時說：城市改革實際上是全面的體制改革，不僅涉及經濟領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領域，更重要的是還涉及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就要消除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官僚主義。這是他繼1980年之后再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這次談話與以往不同的是他說“更重要的是還涉及政治體制改革”，強調的程度比以往明顯加強了。自此開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成為他1986年談話的中心和焦點。這一年中有近20次談話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其中有9次是作為主要談話內容，如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在聽取經濟情況匯報時的談話》(6月10日)、《在全體人民中樹立法制觀念》(6月28日)、《關于政治體制改革問題》(9月—11月)(實際為四次談話的集納)，未公開發表的有5月20日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霍克、11月1日會見意大利總理克拉克西、12月12日會見日本國際貿促會訪華團時的談話等。
為什么鄧小平在時隔數年后突然又對政治體制改革重視起來了呢？
鄧小平一貫善于從實踐中發現問題，并抓住問題的實質，解決問題。他的任何一個思想觀點的提出，都有著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和可循的歷史背景。1986年鄧小平關于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講得最多的是它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我們從中除了明顯感受到他此時迫切的心情外，還可以清楚地發現，他談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幾乎都是與經濟體制改革緊密連在一起的。確切地說，是從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下放權力，增強企業活力談起的。
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都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但隨著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嚴重障礙著生產力的發展，改革順理成章地首先從經濟體制發軔。作為站在改革前沿的領導者，三中全會后鄧小平給我們留下了大量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論述。先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沿著從農村到城市的軌跡迅速推進，“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狀態的一系列深刻變化。另一方面，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已開始遇到新的問題和矛盾，包括與舊的政治體制的碰撞。過去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緊緊捆在一起，當經濟體制改革轉為以城市改革為重點以后，政治體制相對滯后的矛盾就日漸暴露并突出起來。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增強企業活力。1984年標志著改革重點轉到城市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強調把政企職責分開、簡政放權作為改革的原則。黨中央、國務院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規，推動這項工作由點到面，逐步深入展開。然而其行程并不平坦，主要阻力就來自政治體制方面。由于政府主管部門職能沒有轉換，與企業舊的行政隸屬關系沒有完全打破，在權力下放的過程中，有的主管部門雖然換成公司的牌號，但依然以行政手段直接經營管理企業，中央三令五申給企業“松綁”，他們卻充當企業的“婆婆”，與企業爭權奪利，承擔本應屬于企業的事務，結果阻礙了政企職責分開，束縛了企業的活力和積極性的發揮。
進入1986年，恰好是“七五”計劃的頭一年，簡政放權，增強企業活力是“七五”期間改革的主要任務，而“七五”又是中國改革的關鍵時期。4月23日，鄧小平對來訪的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說：對中國來說，從今年到九○年這五年是最關鍵的時期。主要是能不能為中國今后幾十年內長期穩定的發展奠定一個基礎，也關系到改革的成敗。5月20日，他對澳大利亞總理霍克說：現在我們滿腦子想的是改革。由此可見，鄧小平對于改革的中心環節——權力下放以及權力下放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十分關注。事實正是如此。
鄧小平在會見霍克時有這樣一段談話很耐人尋味，他說：城市改革首先要權力下放，沒有權力下放，就調動不了每個企業和單位的積極性。國家發號施令少了，下面活動的余地就大，發展就會快。國家發號施令少了，就沒有很多事情可干，上面就可以精簡了，就可以按才能合理地使用人才，減少官僚主義。這段話一方面表明了權力下放對經濟體制改革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辯證地闡述了權力下放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關系。
不久，6月10日，鄧小平聽取中央負責同志匯報當前經濟情況后，提出了影響今后經濟發展的三個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政治體制改革。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機構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設立許多公司，實際是官辦機構，用公司的形式把放給下面的權又收了上來。機構多、人多，就找事情干，就抓住權不放，下邊搞不活，企業沒有積極性了。上半年經濟速度比較低，就有這么一條原因。”據此，他指出：“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一九八○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不然的話，機構龐大，人浮于事，官僚主義，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這邊往下放權，他那邊往上收權，必然會阻礙經濟體制改革，拖經濟發展的后腿。”并且明確提出應該把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志。”
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喬石匯報黨風工作情況后，鄧小平再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而在闡述其必要性時依然主要列舉了權力下放問題。他說：好多地方不是下放，而是在那里收，把基層單位的權又收回來了。彭真同志下去考察時也感覺有這個問題。我們的方針是繼續下放，結果他們卻在大量收回，搞得下面沒有權了，企業沒有積極性了。鄧小平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他甚至將政治體制改革提到了關系整個改革成敗的高度，他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里收權，你有什么辦法？從這個角度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改革。”
1986年鄧小平關于政治體制改革最初的三次談話，都是從權力下放談起的。可以說，這是鄧小平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必要性、迫切性的切入點，是重提政治體制改革的起因。也就是說，經濟體制改革中所遇到的問題使鄧小平敏銳地認識到，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緊迫要求，必須適時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縱觀這一年鄧小平的大量談話，除上述外，其余在闡述為什么要搞政治體制改革時，幾乎都是與經濟體制改革緊緊聯系在一起的。例如：
9月3日，他對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說：“對于改革，在黨內、國家內有一部分人反對，但是真正反對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體制改革不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9月13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匯報經濟情況和明年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當姚依林匯報工資改革問題時，鄧小平說，解決工資問題，關鍵是企業有自主權。管理權力下放，涉及廠長負責制。現在中國環節多，有些行政性公司要改，不搞廠長負責制不行，要搞責任制，首先廠長要負起責任。他指出：“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于貫徹。”
11月7日，他對意大利總理克拉克西說：從改革過程中，提出一個新的問題，經濟改革到一定時候要提出政治改革。
12月6日，又對墨西哥總統德拉馬德里說：隨著經濟改革的發展，我們越來越感到政治改革的必要。
毫無疑問，鄧小平在1986年重新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絕非偶然，是改革實踐發展的客觀要求使然。

(二)

按照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客觀要求，鄧小平重新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但他沒有把目光局限于圍繞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些實際問題來談論政治體制改革，而是高瞻遠矚，從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從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要求和實現現代化偉大目標的戰略高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對于經濟體制改革，鄧小平曾說，在經濟問題上他是個外行，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而對于政治體制改革，前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的評論不無道理：“政治改革則不同，對此，鄧小平可不是外行。只有他有權提出重大的變革方案。”
1986年距離黨的十三大只有一年的時間，鄧小平希望在這段時間里充分討論、醞釀，理出頭緒，以便能在十三大上形成一個實施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通觀這一年他談政治體制改革的特點，主要是，他不僅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將其目標和內容也都明確提了出來，并將目標分為長遠目標和近期目標。
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目標，鄧小平說得非常清楚。這年的9月3日，他會見竹入義勝，在回答客人的提問時說：“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總的來講是要消除官僚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人民和基層單位的積極性。”
9月29日在會見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雅魯澤爾斯基時，鄧小平更加明確、完整地將總目標概括為三條：“第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第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
更富有新意的是關于近期目標或者叫具體目標，這是鄧小平在談話中多次談到的，以11月9日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談話表述最為完整，他提出：“第一個目標是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主要是實現領導層干部隊伍年輕化；“第二個目標是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鄧小平認為效率不高主要涉及黨政不分；“第三個目標是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與長遠目標相比，近期目標需要抓住當前政治體制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和關鍵環節，鄧小平所提出的目標體現了這一點。在實現三個目標的過程中，只有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實現領導干部的年輕化，才能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而克服了官僚主義，就有利于調動各方的積極性。因此從根本上講，第一個目標尤為關鍵，它是提高效率和調動積極性的基礎和保證。
增強領導層的活力，實現干部隊伍年輕化，鄧小平很早就意識到這是關系國家長治久安的大問題。他認為，七年多的時間，我們走了幾步，但還不理想，現在基本上還是老年化或者叫年齡偏大。因此，到了1986年他不但更加重視這一問題，并且從自身做起，懇切地表達自己退休的愿望，帶頭實踐黨和國家干部制度的改革。9月2日他在接受美國記者華萊士采訪時說：“就我個人來說，我是希望早退休”。“我正在說服人們，我明年在黨的十三大時就退下來。”11月1日他又對意大利總理克拉克西說：拿我來說，非改革不行，已八十二歲，還能干嗎!該讓路了。
在堅決主張包括自己在內的老同志退休，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的同時，鄧小平毫不遲疑地力主領導層要年輕化，并表現出了很大的決心。
7月14日，鄧小平同朝鮮副主席李鐘玉談話時指出，要有專業知識的年輕人來工作，這是一個重要的方針。
10月24日他在會見日中友協代表團的談話中，當日本朋友談起老一代和年青一代領導人在年齡上和對問題看法上的差別時，鄧小平更為干脆地說：年輕人思想開放，最支持改革。第二條，年輕人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總之，要年輕化，否則沒有出路。
11月3日他同美籍華人陳省身談起這個問題并提出了實現年輕化的期限，他說：你三十幾歲就成名，中國目前還做不到這一點，人才往往從五六十歲的人中挑選，這樣就不能體現活力。只有中國將來出現三四十歲的政治家、科學家、經濟管理家和企業家，并由這批人擔負重任，國家才有活力，政策才能保持長久，要花十五年左右的時間逐步解決干部年輕化的問題。
幾天后，即11月9日在同中曾根康弘的談話中他進一步作了具體設想：“明年黨的十三大要前進一步，但還不能完成，設想十四大再前進一步，十五大完成這個任務。”11今天回過頭來看，我們黨和國家領導層的年輕化正是按照這樣的時間表推進的。
在思考和確立目標的同時，縈繞在鄧小平腦海里的另一個問題是政治體制改革應該從何著手。9月13日鄧小平在聽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匯報時提出：“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于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問題。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在鄧小平看來，權力過分集中是政治體制的主要弊端之一，也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障礙之一，而正在蓬勃發展的經濟體制改革無疑也為消除這一弊端，實現權力下放創造了條件。鄧小平上述指示點明了政治體制改革中的要害。
從長遠目標到近期目標到具體內容，既著眼于社會主義的長久發展又充分考慮當前的客觀實際，顯示出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深思熟慮。如果把這個時期他的闡述與他1980年前后的有關闡述作個比較的話，可以看出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思想這時已基本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從而使我們黨在重新把政治體制改革擺上議事日程之時，擁有了一定的思想理論基礎。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把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根據鄧小平的建議和關于目標、內容的設想，黨中央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組織有關方面的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進行專題研討和論證工作。鄧小平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系列論述，還在全國理論界引起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大討論，討論中提出的許多觀點和建議對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設計產生了積極的作用。研討小組在吸收各方意見的基礎上，經過反復論證，一年后形成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初步方案，其主要內容寫入了十三大報告。1987年10月召開的十三大將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列入議程，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十三大報告提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興利除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改革的長遠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近期目標，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領導體制。”

(三)

確立了目標和內容，并不意味著改革從此可以順利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在整個改革過程中舉足輕重，牽涉各方，十分敏感。它的每一項措施都關系到千千萬萬的人，都受到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鄧小平認為其難度超過了經濟體制改革，將是長期的任務。他說，改革不僅這一代搞，下一代也要搞。在我有生之年要搞，比較年輕的同志也要搞，娃娃也要搞。
對政治體制改革復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的充分估計，使得鄧小平盡管感到政治體制改革極為迫切，卻并沒有頭腦發熱，急于求成。他在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日程的同時，還鄭重地提出了改革應遵循的原則和方法，這成為他1986年末乃至以后一直到十三大這段時間里反復闡述和強調的一個重點。其內容主要包括如下幾點：
1.既要堅決又要慎重。
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全新的開創性的事業，不大膽探索、堅決試驗是搞不成的。鄧小平指出：“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難免會犯錯誤，但我們不怕，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停步不前。”另一方面，鑒于政治體制改革的復雜性，他強調“處理具體事情要謹慎小心，及時總結經驗。”八十年代中期，鄧小平在許多談話中都表達了這樣的意思：政治體制改革比經濟體制改革障礙還要大，風險還要大，可能引起的波動不是經濟體制改革可以相比的，波動更大，因而更復雜。因為中國積習太深，習慣勢力大得很，明確表示反對改革的人不多，但遇到實際就會碰到一些人的利益，贊成改革的人，也會變成反對改革的人。因此他指出：“決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較大以后再下決心。”他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要照顧到我們的傳統，要理順各方面關系，不能太急，太急要出毛病，重要的是堅持改革。
2.要根據我們國家的實際情況進行改革。
當中國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日程的時候，蘇聯及東歐許多社會主義國家正涌動著改革的巨大浪潮，這不可能不對我們有所影響和觸動，然而鄧小平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這是他不斷深刻反思歷史的結果。鄧小平指出：“別人的經驗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1986年9月29日，他在會見雅魯澤爾斯基的談話中說：“即使在蘇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夠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嗎？能夠符合波蘭的實際情況嗎？各國的實際情況是不相同的。我們現在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是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決定的。”1987年6月12日，他在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時又指出：“我們要根據社會主義國家自己的實踐、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改革的內容和步驟。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歷史不同，經驗不同，現在所處的情況不同，各國的改革不可能一樣。”
3.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不能搞自由化。
這也是鄧小平一開始就明確了的原則。他在1986年9月13日聽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匯報工作時的談話中，在提出十三大時政治體制改革要有一個藍圖的同時曾告誡說：“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然而有些人還是借政治體制改革之機，以推進民主化進程為幌子，主張全盤西化，并在1986年底掀動了一場學潮，干擾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正常進行。對于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鄧小平表示了旗幟鮮明的立場和態度。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
4.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有秩序地進行改革。
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是要改變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制度，而是為了完善這個制度，因此，改革必須在共產黨領導下，在穩定的政治環境中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這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原則和根本保證。針對自由化思潮中的錯誤言論和做法，鄧小平指出：“我們的改革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他說，共產黨的領導丟不得，一丟就是動亂局面，或者是不穩定狀態。他用“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作為佐證：“‘文化大革命’時搞‘大民主’，以為把群眾哄起來，就是民主，就能解決問題。實際上一哄起來就打內戰。”他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要分步驟、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
實踐證明，上述原則和方法是符合中國的實際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特性的，對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正確運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聯及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一片改革聲中紛紛落馬，陷入混亂甚至動亂。為什么唯獨中國能不斷糾正各種錯誤傾向，高舉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在安定團結的環境下，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朝著預定的目標穩步前進？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我們堅持了鄧小平提出的這些原則方法應該說是重要原因之一。
十余年來，按照鄧小平的設想和十三大規劃的藍圖，黨和政府積極穩妥地逐步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在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鞏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加強民主法制建設、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和進展。當然，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還遠沒有完成，改革的道路還很漫長。在這世紀之交，我們應該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繼續開拓創新，爭取政治體制改革的偉業早日實現。

（來源：《黨的文獻》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