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萍: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思想
開放相對于關門而言。關門有兩種,一種是對國外,一種是對國內。兩種關門都不行,都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與關門截然相反的,就是開放。解除地區間、國家間的經濟封鎖、禁令和限制,在廣泛的經濟交往與合作中發展生產力,是開放的主要內容。“一個對外經濟開放,一個對內經濟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對內搞活也就是對內開放,實際上都叫開放政策。”對內搞活和對外開放,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使我國社會生產力駛入更快更好發展航道的雙翼。如果把對內搞活經濟稱作改革開放的“國內篇”,那么,對外開放則無疑是改革開放的“國際篇”。實踐呼喚思想理論的指導,也對思想理論的產生起決定作用。正是在我國對外開放的偉大實踐中,形成了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思想。這一思想主要從以下六個方面展開:
一、關于對外開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鄧小平從世界經濟發展規律和趨勢的角度,論證了對外開放的客觀必然性。他清醒地認識到,世界歷史進入近代以來,隨著機器大工業的出現,各國各地區間的社會分工逐步演化為國際分工。在此基礎上,形成國際市場。各國不同的生產通過國際市場的交換,而成為世界總生產的組成部分,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所描述的那樣,“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主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隨著國際分工的進步和發展,特別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當代世界經濟更加緊密結合,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各國經濟實力的消長與聯合使世界經濟格局逐步走向多極化。因此,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現在的世界經濟是開放的世界經濟。在這種國際大趨勢下,鄧小平指出:“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意義,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只有同世界經濟發展大趨勢融合起來,順應這一大趨勢,積極走向世界,才能得到不斷發展和壯大,才能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迎頭趕上。鄧小平從我國近代以來落后的原因,特別是數十年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角度,論證了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的必要性。他在1978年以后的多次講話中指出,我們吃過閉關自守的苦頭,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這個苦頭。“多年閉關自守,沒有經驗,我們確實付出了重大的代價”。中國在西方國家產業革命以后變得落后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他回顧了數百年來中國閉關與開放的歷史,指出,明朝明成祖時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漸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時代,不能說是開放。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乾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后,愚昧無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是對外開放的。不過那時只能是對蘇聯東歐開放。以后由于內外關系的影響關起門來,成就也有一些,總的來說沒有多大發展。“總結歷史經驗,中國長期處于停滯和落后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二、關于對外開放的可能性和有利條件
鄧小平指出,當開放的世界經濟形成之后,對外開放的可能性也已出現,如對外貿易的開展,商品輸出,鐵路的興建等。但中國的封建統治者盲目自大,閉關自守,因而當時中國不具備對外開放的主觀條件。鴉片戰爭后,侵略者用炮艦轟開了中國大門,使中國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同時也被迫成為一個開放的國家。政治制度腐敗、經濟技術落后的舊中國,在被動對外開放中只能完全處于被掠奪、被宰割的屈辱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主動對外開放的可能性已經存在,中國共產黨人希望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發展同世界各國包括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但那時候沒有條件,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國際上反對中國的勢力,反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勢力,封鎖、包圍、孤立我們,迫使我國處于隔絕、孤立的狀態。60年代由于赫魯曉夫搞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政策,中蘇關系全面惡化,中國與東歐關系也很緊張,加上我們自己孤立自己,幾乎是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下搞建設,特別是后來“四人幫”搞極“左”,批所謂“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把我國同世界隔絕開來。總起來說,“我們建國以來長期處于同世界隔絕的狀態。”不是對外開放,而是相對封閉,這是我國經濟發展不起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愈拉愈大的一個重要原因。70年代后期,國際國內局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從國際上看,由于長期以來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70年代末,我國已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包括美、日、德等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加上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代世界主題,新的世界大戰短期內打不起來,對外開放的國際條件比過去好得多。從國內來看,中國共產黨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全面撥亂反正,工作重點已經轉移到以經濟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一切,都是毛澤東在世時所沒有過的條件。它為我國的對外開放提供了極好的時機。鄧小平認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可能性,不僅表現在70年代末之后,我們已經具備了近代以來從未有過的好的國際國內條件,而且還表現在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我國12億人口的大市場被公認為世界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其巨大潛力正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而日益充分發揮出來,成為現實的大市場。我國地大物博,自然資源豐富,其中相當一部分因缺乏資金、技術,尚未得到有效地開發利用。我國人口眾多,人民聰明勤奮,勞動力充裕且成本低廉,隨著科技教育文化的發展,勞動者素質正在不斷提高。我國經過幾十年的建設,已經形成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擁有可觀的物質技術基礎。此外,我國政權堅強有力,社會穩定,等等。這一切,對于正在為其資金和技術尋找新出路的西方發達國家具有明顯的誘惑力,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也具有很強的吸引力。這種比較優勢,使我國在與各國經濟交往中,有可能做到平等互利,優勢互補,從而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有這些表明,我國不僅有實行對外開放的必要,而且也確實具有對外開放的可能和必備條件。對外開放勢在必行,亦為可行。
三、關于對外開放的長期性
鄧小平著重從中國實現現代化發展目標和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角度,論證了對外開放的長期性。他指出,我國目前生產力水平較低,缺乏建設資金、先進技術和現代化大生產管理經驗,需要我們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實行對外開放,加強國際交往,吸收外國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來幫助我們發展,以便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得快一點,好一點。因此,對外開放是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需要,與我國現代化發展目標是一致的。“對內經濟搞活,對外經濟開放,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個長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會變。”。因為我國在1980年基本解決溫飽問題之后,到本世紀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這需要20年。以后,再需要約50年的時間,才能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到那時,“我們同國際上的經濟交往更加頻繁,更加相互依賴,更不可分,開放政策就更不會變了”。即使是變,也只能變得更加開放。也就是說,不僅我國現代化發展目標決定了對外開放的長期性,而且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也決定了我國對外開放的長期性。中國要順應世界經濟一體化潮流,擺脫貧困落后愚昧狀態,要加快發展生產力,要在21世紀中葉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必須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實行對外經濟開放,把對外開放作為我國一項長期持久的基本國策。鄧小平強調,中國的對外開放固然會加速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中國也會因此對國際的經濟做出較多的貢獻。所以,無論從中國的角度看,還是從世界的角度看,中國的對外開放都是必要的,長期的,中國的發展對世界和平和世界經濟有利。中國將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并為此創造條件。
四、關于對外開放對社會主義的影響
對外開放是否會沖擊社會主義制度,這是許多人擔心的問題。有鑒于此,鄧小平多次指出,我們既要看到對外開放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帶來某些消極影響,同時也要懂得,這比起利用外資加速發展的積極效果,畢竟要小得多,危險有一點,但這并不可怕。“因為從政治上講,我們的國家機器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它有能力保障社會主義制度。從經濟上講,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工業、農業、商業和其他方面已經建立了相當堅實的基礎。”10因為對外開放是在社會主義經濟是主體這個前提下進行的,是受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制約的,“因為我們的承受能力比較大,加上我們有正確的政策,即使有一些消極的東西也不會影響我們社會主義的根本”,不會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不會導致資本主義。通過對外開放,利用外國資金、技術、先進管理經驗,加速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使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得更強大。總之,對外開放歸根到底有利于社會主義,我們必須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膽子要大,要堅決,要擴大開放。
五、關于對外開放的對象、形式、范圍和步驟
鄧小平明確提出,我國的對外開放,不受別國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限制,也不只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而是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異和矛盾,面向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全方位開放,其中包括對西方發達國家,前蘇聯東歐國家和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因為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自己的特點和長處,只有大膽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科學、技術、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博采眾長,為我所用,才能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處于一個高起點上,發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鄧小平認為,對外開放不能僅限于對外貿易一種形式,還應包括引進外國資金、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開展國際技術交流和轉讓,引進外國智力,開展國際人才交流,提供國際勞務合作,發展國際旅游,等等,以便多渠道、多樣化地發展對外經濟聯系。由于中國地域廣大,各地發展不平衡,條件不一樣,因此,在實施全面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不能一哄而起,一步到位,而只能采取先試驗再推廣的積極穩妥步驟。具體來說,第一步是建立經濟特區,第二步是開放沿海地區,第三步是開放沿江地區,第四步是開放沿邊城市和內陸省會城市。經過這樣由點到線、由線到面、從南到北、自東向西、從外向內、逐步推進的過程,形成一個沿海、沿江、沿邊為線,內陸省會城市為中心地帶的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
六、關于對外開放中應堅持的基本原則
一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則。鄧小平指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一百多年來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對外開放中必堅持的根本原則。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就沒有自己的獨立、統一和安寧,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發展就會失去基本的政治前提和保障,過去那種任人宰割、被人掠奪的被動開放悲劇就會重演,對外開放就有可能成為昔日的“門戶開放”。因此,我國的對外開放要始終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以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有利于保障社會主義制度為出發點和歸宿。鄧小平強調:“中國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允許一些外資進入,這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有利于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外開放要在社會主義經濟是主體這個前提下進行,不會改變也不允許改變整個國家及開放地區的社會主義性質,“特區姓‘社’不姓‘資’。”在對外開放中,我們的國家機器和各項政策必須保障社會主義制度,“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涉,把它糾正過來。”二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鄧小平指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國革命和建設長期實踐經驗的總結,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指導方針,是“中國的經驗第一條”。“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和各項事業發展的根據在國內,中國的基本國情也決定了我國不可能像某些小國那樣主要依賴外援發展起來,社會主義本質特征更決定了我們不能也不會去剝削和掠奪別國。當然,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要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有機地結合起來,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爭取外援,把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同自己的開拓、創新結合起來,以增強自力更生的能力。而只有不斷增強自力更生的能力,才能有效地擴大對外開放,更好更多地開展對外貿易,吸引外國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三是平等互利的原則。鄧小平認為,國家不論大小、貧富、強弱,其國家主權地位和世界經濟參與者身份是一律平等的。在他們根據各自需要和可能相互進行交往時,雙方都從中取得了公正合理的利益。這就是平等互利。平等互利的原則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必然要求。我國一貫倡導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堅持平等互利的原則,在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開放中也必須堅持這一原則。具體來說,就是對任何有損于我國主權,有損于我國合理利益,不利于我國發展的東西,都要堅決頂住,拒絕接受,如貿易歧視,以及以損害國家主權為附加條件的經濟往來。至于因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勞動生產率高低而造成經濟交往中的形式上平等,事實上不平等的現實,如以較多的國別價值換取較少的國際價值等,則應視作平等互利而接受。至于在特殊情況下,為了我國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而需要付出較高代價,則應另當別論,而不應視作違背平等互利原則。四是“兩手抓”的原則。鄧小平認為,對外開放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是加快中國發展之必需,已經并將繼續從外部給中國發展注入生機和活力。但是,任何一種歷史進步都要付出一定代價。如同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根本目的的革命在奪取勝利過程中總要不可避免地一定程度地破壞生產力一樣,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根本目的的改革開放在給我國帶來生機和活力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腐朽、消極、頹廢、丑惡的東西,例如吸毒、嫖娼、經濟犯罪等,以及政治上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和思想領域中的精神污染。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一方面不可因噎廢食,放棄對外開放,重新回到自我封閉狀態,應該看到這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也并不可怕,要相信我們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國家機器有力量去克服和消除它們;另一方面,也不能因為是不可避免、并不可怕而姑息遷就,置之不理,而必須“采取兩手政策,既要開放,又不能盲目地無計劃無選擇地引進,更不能不對資本主義的腐蝕性影響進行堅決的抵制和斗爭。”在堅持對外開放的同時,對伴隨而來的那些腐朽、消極、丑惡的東西,“要注意很好地抓,堅決取締和打擊,決不能任其發展。”同時也要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注意對社會環境和社會風氣的綜合治理,加強廉政建設和法制建設,堅決懲治腐敗,增強國民抵制外來消極影響的能力,保證我國的對外開放按照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以上關于社會主義中國對外開放的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長期性,關于對外開放對社會主義的影響,關于對外開放的實施對象、渠道(形式)、步驟,關于對外開放中必須堅持的原則,等等,構成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關于當代中國對外開放的完整思想。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黨和政府把對外開放作為一項基本國策,予以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經過近20年實踐,我國的對外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已經形成,對外經濟貿易交流和技術合作有了很大發展,中國已同世界上227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貿關系,1996年進出口貿易總額已達2900億美元,1997年突破3000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累計已達2000多億美元。這為我國的經濟建設提供了有利條件。對外開放與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相得益彰,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增強了我國的綜合國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對外開放還給中國人民帶來了視野開闊、觀念更新、思想活躍和文明提高等諸多好處,這對中華民族素質的提高將起著久遠的積極影響。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是順乎世界潮流、合乎人心的正確決定,是加速我國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我們必須堅定不移,長期堅持。
(來源:《山東經濟》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