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鄧小平說：“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但是農民們卻認為：沒有鄧小平，改革是搞不起來的，即使搞起來也會夭折。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鄧小平對新時期中國農村的改革和發展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一、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一貫堅持“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

農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馬克思曾經說過：“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鄧小平一貫堅持“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早在1962年，他在談到恢復農業生產問題時就指出：“農業搞不好，工業就沒有希望，吃、穿、用的問題也解決不了。”70年代中期，他剛恢復工作不久，就強調要首先抓好農業，確立以農業為基礎、為農業服務的思想。1975年7月，鄧小平在同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劉興元談話時說，要樹立“農業第一”的思想。他要求各級黨委管農業的班子，注意研究農業方面的政策。1975年9月，鄧小平代表中央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時說：四個現代化，比較起來，更加費勁的是農業現代化。如果農業搞不好，很可能拉我們國家建設的后腿。當年，他在國務院討論國家計委起草的《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時，還提出：工業支援農業，促進農業現代化，是工業的重大任務。工業越發展，越要把農業放在第一位。
粉碎“四人幫”后，我國的農業仍在“左”的影響下徘徊。由于政策不對頭，我國農業生產的狀況還很困難，甚至有部分縣、地區，糧食產量還不如解放初期。面對這種嚴重局面，鄧小平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從農業與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出發，從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大局出發，在改革開放初期一再強調“以農業為基礎”。他認為，第一，中國耕地少，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多，農業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中有著特殊地位，這就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必須考慮的特點。“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不管天下發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第二，農業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他反復強調：“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我們首先解決農村問題。中國有80%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第三，農業是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農業“是根本，不要忘掉”，“農業問題要始終抓得很緊”。

二、號召全黨解放思想，為農村改革的啟動創造了寬松的政治氛圍

1977年7月，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他在設計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宏偉藍圖中，把農村的改革和發展放在整個國民經濟改革和發展戰略的首位。從1977年冬開始，他就“到處點火”，首先點燃的就是農村改革。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放寬農村政策。1977年11月，他在廣州聽取中共廣東省委負責人匯報時特別談到了農村政策問題。他說：看來最大的問題是政策問題。政策對不對頭，是個關鍵。這也是個全國性的問題。要清理一下。說什么養幾只鴨子就是社會主義，多養幾只就是資本主義，這樣的規定要批評，要指出這是錯誤的。
三個月后，他在途經四川時，又對四川省委負責人談道：農村和城市都有個政策問題。農民一點回旋余地沒有，怎么能行？農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決不好，要統一考慮。自己范圍內能解決的，先解決一些，總要給地方一些機動。
二是擴大生產隊的自主權。1978年5月開始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在全國掀起了一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鄧小平支持和領導了這場運動。他號召全黨解放思想，突破禁區。這就為農村改革創造了寬松的政治氛圍。鄧小平說：我們做事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要認真思考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當時全國農村仍在開展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運動，然而1978年9月，鄧小平在視察東北時卻說：學大寨要實事求是，學它們的基本經驗，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學態度。大寨有些東西不能學，也不可能學。比如評工記分，它一年搞一次，全國其他人民公社、大隊就不可能這樣做。取消集貿市場也不能學，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學，小自由完全沒有了也不能學。鄧小平連用了幾個“不能學”，對人們震動很大。這幾個問題一直是困擾地方干部特別是農村干部的主要問題，也是影響農民積極性、阻礙農業發展的關鍵所在。鄧小平說出了他們想說而一直不敢說的話，道出了他們的心聲。12月，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特別強調要解放思想、放下包袱、開動腦筋，擴大生產隊的自主權。這對在全國悄然興起的農村改革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三是默許包產到戶。鄧小平關于調整農村政策問題的講話，特別是解放思想這篇講話，對農村改革影響很大。在這前后，一些農村中開始出現各式各樣的調整農業政策的辦法。廣東一些地方開始試行包產到戶，四川一些地方試行包產到組，安徽的一些農民甚至搞起了包干到戶。對各地有利于發展農業生產、提高農民生活的自覺行動，有些人擔心會瓦解集體經濟的所有制基礎，表示強烈反對；有些人則堅持可以試驗。鄧小平和其他中央主要領導同志以及地方上的一些領導同志采取了默許的態度，這就為包產到戶的存在和發展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三、主張廢除人民公社體制，支持和推進農村改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對農村改革的支持和推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尊重群眾的選擇。農村改革的各種形式在各地鋪開了，但黨內還存在各種不同的認識。1979年3月，國家農委召開七省三縣農村工作座談會，集中討論“包產到組”和“包產到戶”的問題。會后形成的紀要中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區應當允許包產到戶。鄧小平在會后的一次講話中說：農村問題很多，一大堆，應該抓住主要的解決，貧困地區總得放寬政策。當時安徽、四川兩省搞包產到戶，承受的壓力很大。萬里回憶說：農村改革這場斗爭太激烈了。當時不表態就算支持了。他在北京開會期間曾找到鄧小平，鄧小平說：你就這樣干下去。7月，鄧小平登臨黃山，發表了著名的黃山講話，更讓為農村改革命運擔憂的人們放寬了心。
二是為包產到戶正名。1980年4月，鄧小平在聽取姚依林關于長期規劃問題的匯報時，談到農業問題。他說：對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貧困的地區，像貴州、云南、西北的甘肅等省份中的這類地區，我贊成政策要放寬，要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給組，有的可以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一個月后，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明確表示支持包產到戶。他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有些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同年９月，中共中央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指出，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是依存于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沒有什么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正名了，農村改革的步子加快了。到１９８３年初，全國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生產隊達９３％，其中絕大多數實行的是包干到戶。
三是主張廢除人民公社。在農村人民公社體制下，由于生產“大呼隆”，評工“大概分”，分配“大鍋飯”，平均主義泛濫，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阻礙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鄧小平認為，農村改革要進一步深化，重要的是要調整好農村的生產關系，他力主廢除人民公社體制。早在1962年，鄧小平就曾指出：“農業本身的問題，現在看來，主要還得從生產關系上解決。這就是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對實行了20多年、也是毛澤東倡導的人民公社制度，鄧小平認為，“與我國農村目前很低的生產水平不相適應”，這個試驗“也不那么理想”。他提出：“政社分開，這件事情要做，不能太遲。”1982年12月，五屆人大五次會議修改憲法，決定改變農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體制，重新設立鄉政權。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到1984年底，全國完成撤社建鄉工作，人民公社制度被徹底廢除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廢除，從根本上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把農村改革推向了一個新階段。

四、強調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

農村政策落實以后，農業發展的形勢很好。鄧小平認為，靠政策只能解決一段時間的問題，農業發展從長期看還是要靠科學。
1、農業現代化的關鍵是農業科學技術現代化。沒有現代農業科學技術，就不能建設現代農業。鄧小平分析了當時中國農業面臨的現狀，認為在農業增產中科技的貢獻率很低，指出：“農業文章很多，我們還沒有破題。這里講的沒有破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科學技術。”“提高農作物單產，發展多種經營，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決農村能源，保護生態環境等等，都要靠科學。”隨著發達國家生物工程技術的發展以及在現代農業生產中日益廣泛的運用，鄧小平十分強調生物工程技術對于農業發展的重要性，指出“將來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要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他認為，只有依靠科學，才能使我國農業科技和生產力實現質的飛躍。
2、加強農業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振興農村經濟主要取決于科技進步和科技成果的廣泛運用，農業的發展必須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鄧小平強調，要加強農業科學研究，開展重點項目的攻關，搞好新技術研究的開發和推廣。他親自領導和過問一系列重大農業科技項目的決策、制定和實施，如“星火計劃”、“燎原計劃”、“豐收計劃”等等。農業科技的發展靠的是人才。這里的人才包含兩個方面，農業高科技人才和農業應用型人才。1983年12月22日，鄧小平在聽取有關方面負責人匯報經濟情況時指出，今后要進一步提倡科學種田，還要大力培養農業科技的應用型人才。“我們有大量中學生，要把他們培養成土專家，讓他們在農村發揮作用。”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我國整體的農業科技水平，促進農業生產力的大發展。
實行科學種田，使我國農村經濟增長很快。從1979年到1984年，全國農業總產值增長55.4%，平均每年增長7.6%，糧食產量增長33.6%，1984年糧食總產量達到40731萬噸，人均800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農業總產值達到3214.13億元。農村好的形勢令鄧小平興奮不已。1985年3月，鄧小平在接見出席全國科技工作會議的全體同志和首都科技界代表時說：“我很高興，現在連山溝里的農民都知道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他們未必讀過我的講話。他們從親身的實踐中，懂得了科學技術能夠使生產發展起來，使生活富裕起來。”

　　五、提出“兩個飛躍”思想，指明了農業未來發展的前進方向

1990年3月，鄧小平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
發展集體經濟，是鄧小平關于農村改革和發展的一貫思想。1980年5月，鄧小平在肯定包產到戶的同時，就指出：“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1992年7月，鄧小平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稿時對這一觀點說得更加明確：“關于農業問題，現在還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我以前提出過，在一定的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強，不要一股風。如果農民現在還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就不要著急。條件成熟了，農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礙。……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就是過一百年二百年，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
鄧小平“兩個飛躍”的思想是一個完整的體系，“第一個飛躍”是“第二個飛躍”的前提和基礎，“第二個飛躍”是“第一個飛躍”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趨勢。有些人對鄧小平的“第二個飛躍”的思想存在著一些片面的認識，認為和憲法的規定以及中央的現行政策不符，甚至有些人曲解鄧小平的這一思想。我認為，鄧小平的這一思想有幾個“關鍵點”需要我們注意。
一是鄧小平強調了農民自愿的原則。目前我國農村普遍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符合廣大農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意愿，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農業生產力水平的發展現狀，必須長期穩定。對于這種責任制，農民愿意搞多少年就搞多少年，不要由上面命令隨意加以改變。但這并不是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具體內容與形式以及經營范圍與規模等都是固定不變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有局限性，需要不斷改革和完善，才能適應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和大城市郊區，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大量農業勞動力穩定地轉移到非農產業，農民自愿放棄土地的承包經營權，要求搞適度規模經營的，也不要阻攔，而應予以支持、鼓勵并加以指導。
二是鄧小平強調了農業科技發展的本身要求。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其根本目的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鄧小平說：“這種轉變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產發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在穩定家庭經營責任制的基礎上，隨著農業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科學技術的廣泛運用，具備了擴大農業經營規模的可能，這時候發展適度規模經濟，也是一種實事求是。
三是鄧小平強調這是一個總的發展方向。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化和農業的發展，家庭承包制本身的一些弊端會逐漸顯露出來，從原來對生產力的適應性而變成對農業產業化、市場化的障礙。由于它主體分散，經營規模小，土地零碎，加之資金緊缺，吸納先進科學技術的能力比較弱，組織化程度低，參與市場競爭和抵御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的能力也相對比較差。這些都會影響農業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也很難適應現代農業生產社會化、專業化、機械化及產業化的要求。生產力作為最活躍的因素，必然要沖破束縛，尋找發展的空間。因此，農村生產關系的再一次變革成為新的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
鄧小平“兩個飛躍”的思想科學地揭示了我國農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規律，指明了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方向。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探索農村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龍頭企業發展。”我們要正確領會鄧小平“兩個飛躍”思想的精神實質，進一步推動農村改革和發展。

（來源：《黨的文獻》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