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開創的。鄧小平是世界公認的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梳理鄧小平關于改革開放總體設計的完成過程，特別是他的一些重大思路的形成、銜接和發展過程，可清晰地看出他為開創改革開放偉大事業作出的歷史貢獻。

撥亂反正，為改革開放廓清道路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到1982年黨的十二大，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興起階段。實行改革開放，是為了解決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問題，但很長一段時間，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錯誤理論和“以階級斗爭為綱”指導思想的影響，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受到嚴重束縛。“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兩個凡是”又繼續維護著錯誤的理論，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因此，鄧小平開創改革開放偉大事業，首先是從理論上的撥亂反正破題的。1978年，他發動和領導了一場全國范圍的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為改革開放廓清了道路。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是由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下簡稱“《真理標準》”——編者注）引起的。對這篇文章，鄧小平自己說，他事先并不知道，也沒有看過，是有了爭論以后才看的。既然如此，如何理解大討論是他發動和領導的呢？
首先，《真理標準》一文之所以能夠引發一場大討論，在于它抓住了撥亂反正的總問題、總根子，講清楚了“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應該按照實踐的標準，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文章闡述的這個觀點是鄧小平首先提出、闡發并且廣為宣傳的。文章的原作者胡福明明確說過，他是聽到鄧小平關于“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論述后才萌發了在理論上對其作進一步闡述的想法的。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后來回顧這段歷史時說：“我出來以后，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從此開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
其次，以這篇文章為由頭，開展一場全黨全社會的大討論，是鄧小平發動和領導的。《真理標準》發表后受到各方關注，有的支持，有的反對。針對其中一些批評意見，鄧小平指出，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確肯定文章觀點，并號召要“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思想來個大解放”。這個講話見報后，幫助很多人認識了“兩個凡是”的錯誤。
真正意義上的大討論是7月下旬開始的，標志是鄧小平的兩次重要談話。6月2日鄧小平公開支持《真理標準》一文的觀點后，黨內和社會上批評“兩個凡是”的呼聲漸高，但堅持“兩個凡是”的同志依然利用各種場合壓制群眾的積極性。關鍵時刻，7月21日，鄧小平同中央宣傳部部長談話，提出嚴肅批評，明確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鄧小平又同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談話，明確指出：《真理標準》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引起爭論的根源就是“兩個凡是”。實際上，有組織、大規模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也就是在鄧小平的這兩次談話之后開始的。
再次，從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實際進程看，它經歷了從解決思想路線入手，進而解決政治路線問題，再發展到全面撥亂反正的幾個階段。大討論幾個階段主題的轉變與深化，是鄧小平積極推動的。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分為主題不同的三個階段。
1978年9月之前，大討論圍繞理論問題展開，主題是鄧小平提出的反對“兩個凡是”，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這個階段的討論主要是解決思想路線方面的問題。
到了9月，鄧小平開始把討論引向政治路線方面。9月13日到20日，鄧小平視察了東北三省和河北唐山、天津等地。一路上，他“到處點火”，闡明他發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目的。9月16日，聽取吉林省委第一書記王恩茂的匯報后，鄧小平指出：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關鍵還是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
從提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到強調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鄧小平一下子把發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實質談清楚了。王恩茂說過，聽了小平同志的談話，一下子就明白了，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不要再搞以階級斗爭為綱了，要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
鄧小平“北方談話”在黨內引起強烈反響，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歷史轉折作了思想和理論準備。在隨后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再起高潮。12月13日，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把解放思想提到了特別重要的地位。在鄧小平指導下，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決策，為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提供了思想前提，確立了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從而成為開創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新起點。這是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取得的最大成果。
從1979年下半年起，討論進入第三階段，即“補課”階段。這是鄧小平在視察安徽、上海、山東、天津等地時提出來的。這個階段一直到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這個階段名為“補課”，實際上是進一步解放思想，實行全面撥亂反正。
這段時間，鄧小平以敏銳的觀察力和果敢的勇氣堅決頂住來自“左”和右兩個方面干擾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錯誤傾向，澄清了基本理論問題上的一些思想混亂。特別是他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將之確定為立國之本，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正確的政治方向。由此，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開始形成。以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標志，歷時4年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圓滿結束。全面撥亂反正的任務基本完成。
改革開放正是伴隨著撥亂反正的進程，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中興起的。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農民創造了多種生產責任制形式，拉開了改革的序幕，這不是鄧小平設計的。但是，農村改革是在鄧小平營造的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大環境中醞釀和實驗的。對農村改革，鄧小平始終堅持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尊重實踐的原則。在農村改革最困難的時候，鄧小平發表重要談話，支持農村改革，并及時總結經驗，加以指導，逐步推廣開來。沒有鄧小平的支持，農村改革很可能會夭折。
這個階段，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剛剛起步。企業改革正在進行擴大自主權的試點，宏觀經濟總體上屬于調整恢復時期。這段時間，鄧小平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論述不多，但他提出了兩個重要思想，為推動經濟體制改革作了重要的理論準備。一是“小康”目標，為20世紀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制定了切實可行的發展戰略；二是“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提出了探索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大課題。
這個階段，政治體制改革步子也相當大。從反對個人崇拜，發揚黨內民主，恢復和建立民主集中制開始，到提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鄧小平論述很多，改革的措施也很多，力度很大。到1982年新憲法、新黨章修訂通過，短短幾年，從根本上扭轉了“文化大革命”結束時的混亂狀態，初步奠定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礎。這期間，鄧小平提出了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方針和原則措施，基本思路初步形成。
這個階段，對外開放進展很快，精彩紛呈。一批接著一批地出國考察學習，成規模地引進國外資金、技術、設備，一些中外合作、合資項目開始出現，很快打破了長期以來的封閉半封閉狀態。特別是在鄧小平的倡導下，試辦了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經濟特區，作為實行對外開放的窗口，很快取得巨大成功，產生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就是這樣在撥亂反正中應運而生的。

精心設計，謀劃改革開放宏偉藍圖

1982年，黨的十二大確認了鄧小平提出的到20世紀末實現年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人民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的戰略目標，提出要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十二大以后，改革開放逐步全面推開。1983年，鄧小平到江蘇、浙江調研，對實現小康目標、建設小康社會有了新認識。1984年，鄧小平到幾個經濟特區調查研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了新的思考。這年5月，根據鄧小平的思路，國務院提出：“今后在經濟工作中，要著重抓好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這兩件大事。”6月30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客人時將中國實行的政策概括為：“總之，我們內部要繼續改革，對外進一步開放。”改革開放這個詞由此進入我們的社會生活。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講了許多老祖宗沒有講過的新話”，體現了鄧小平改革與發展的理念和思路。之后，中央又制定了科技體制改革和教育體制改革的兩個決定。
1984年到1988年，鄧小平的全部心思都在改革開放上。他認真研究改革開放的每一個步驟，謹慎作出改革開放的每一個重大決策。在他的領導下，改革勢不可當，“過五關，斬六將”，取得了許多突破性的重大進展，中國經濟由此上了一個臺階。在這個進程中，鄧小平提出和闡發了許多新的思路、思想和決策，以敏銳的思考完成了對改革開放的總體設計。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國際形勢的發展和時代特征作出新判斷，并及時調整外交政策，制定新的國際戰略，為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鄧小平歷來高度關注國際問題。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他就注意到國際形勢趨于緩和的新走向：“大戰打不起來，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險的問題。以前總是擔心打仗，每年總要說一次。現在看，擔心得過分了。”之后，他又得出結論：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但制止戰爭的因素也在增長，戰爭是可以避免的。1985年，他將和平與發展概括為當今的時代特征。鄧小平關于時代特征的新判斷，是作出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特別是對外開放的許多重大決策的重要依據。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毫不動搖地深化下去，與我們毫不動搖地堅持、維護這個新判斷不無關系。
第二，對基本國情作出新概括，提出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論斷。1979年，鄧小平提出，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1982年，他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7年，他進一步提出，中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鄧小平的這個思路是連貫的，并且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不斷完善。
第三，深刻揭示改革開放的性質、作用、意義和影響。對改革開放的性質、作用、意義和影響，鄧小平論述得最多。1978年，他就說，“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深刻的革命”。1984年，他明確指出：“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之后，又進一步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根據鄧小平的這些論述，黨的十三大正式提出：“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對外開放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第四，制定“三步走”發展戰略，確定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發展目標。制定實事求是的經濟發展戰略對確定改革的方針、步驟至關重要。1979年，鄧小平將過去提出的到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展目標修訂為“翻兩番，奔小康”；1987年，他根據改革開放的新進展，進一步提出“三步走”發展戰略，即第一步解決溫飽，第二步達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對這一發展戰略，鄧小平極其珍視。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改革開放面臨很大困難，鄧小平及時發表講話，首先強調“三步走”發展戰略沒有錯，不能變，因為只有堅持和維護這個發展戰略，才能確保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
第五，不斷解放思想，深入研究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鼓勵全黨探索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是改革開放過程中始終困擾人們思想的一個難題。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鄧小平先后十多次談論這一問題，明確指出，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后來，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他最終幫助全黨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歸于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
第六，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新論點，探討解決改革開放的速度與效益問題。決策實行改革開放，按鄧小平的本意，是要尋找一條比資本主義發展更快的途徑，以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1987年，鄧小平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否則社會主義有什么優越性呢？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成果是屬于人民的。”但是，鄧小平并不一味地主張求快，他強調的“快”是相對的，有條件的，辨證的。他說：這“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是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
第七，提出“不爭論”原則，鼓勵改革開放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改革開放前無古人。改革開放的每一個大的舉措都是創新，必然會引來許多不同意見和議論。怎么辦？鄧小平提出了“不爭論”原則。他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這實在是一個睿智高效的杰作。江澤民后來深有體會地說：“鼓勵試，允許看，不爭論。這是鄧小平同志發明的好辦法，是個高明的辦法。一時看不準的事情，不要急于下結論，看一段再說。”
第八，提出并闡發改革開放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原則。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必須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這是鄧小平在領導開創改革開放事業進程中高度重視和反復強調的一個大問題。就經濟發展而言，他說得最多的有兩條：“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占主體地位，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這對于保證改革開放健康發展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
第九，提出“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促進社會全面發展。在領導開創和推進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一直強調要“兩手抓”。總的思想是在搞改革開放的時候，不能忽視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要注意保持協調發展。這雖然不是改革開放本身的事情，但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重要方面。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論述還有許多。將這些論述綜合起來，就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即他對我國改革開放的總體設計。這些設計初步回答了改革開放的國際環境、基本國情、性質、任務、目標、步驟、布局、方法、原則等基本問題，規劃了改革開放前進的科學軌道。

晚年思考，推動改革開放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1989年11月，鄧小平退休。在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問題上，鄧小平以身作則，為徹底實現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正常化作出了表率。
退休后的鄧小平，仍然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關注著改革開放事業，并結合國內外形勢對一些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如蘇東劇變后，他以豐富的經驗提醒中央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特別是1992年，他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提出了一系列新穎的思想觀點，推動了改革開放的進程。江澤民說：“小平同志晚年提出了許多十分重要的思想，特別是他1992年的南方談話，澄清了當時困擾著人們思想的一些十分重大的問題，為我們這一代人創造了很好的條件。很多話，小平同志當時不說，我們這些人是很難說的。”
鄧小平的晚年思考，既著眼于推動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又放眼于妥善解決發展起來以后的新問題，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他對改革開放的總體設計，對于引領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意義尤為深遠。這里擇其要者，分述如下。
第一，根據20世紀90年代國內外形勢的新發展，闡發了“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戰略思想，提出要“又快又好”發展的新要求。改革開放能不能保持持續快速發展的勢頭，是鄧小平晚年思考的重點。他認真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之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態勢，提出“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他說：“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有過高速發展時期，或若干高速發展階段。”“現在，我們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再加上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今后的現代化建設長過程中，出現若干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夠辦到的。”為此，晚年鄧小平每到一處，總是不厭其煩地提醒說，要抓住機會搞發展。他強調說：“發展才是硬道理。”直到90歲高齡時，他還在說：現在是機會啊，這個機會很難得呀！中國人這種機會有過多次，但是錯過了一些，很可惜！你們要很好抓住。
第二，進一步闡述改革開放的偉大意義，提出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1991年，鄧小平對江澤民等說：“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1992年，他進一步闡發了“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的理論意義，并特別強調說：“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1993年，他在審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編輯工作總結報告時說：我的文選第三卷為什么要嚴肅地多找點人看看，就是因為其中講到的事都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動搖。就是要堅持，不能改變這條路線，特別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覺地動搖，變為事實。這些論述，對于幫助全黨進一步認識改革開放的偉大意義，堅持改革開放和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三，闡明判斷改革開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為正確認識和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提供了依據。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在改革開放的未來發展中，還會出現各種不同意見。怎樣看待改革開放的是非得失？鄧小平經過長期思考，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即“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從“不爭論”到“三個有利于”，反映了鄧小平對改革開放認識的不斷深化。
第四，反復求證“第一生產力”理論，為實現科學發展探索新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1988年鄧小平提出的一個著名論斷。他最初說這個話時，是一種探討的方式，使用了“依我看”、“恐怕是”這樣的語言。退休以后，他一直在思考和求證這個觀點。1992年，他在視察南方的過程中，多次向科學家求證：“我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你認為站不站得住？”他深有體會地說：“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近一二十年來，世界科學技術發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領域的一個突破，帶動一批產業的發展。我們自己這幾年，離開科學技術能增長得這么快嗎？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隨著越來越快的高科技新發展，鄧小平的這一論斷將愈益顯示深遠的意義。
第五，深入思考和提出如何將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問題。確立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江澤民根據鄧小平關于計劃與市場的論述作出的大決策。當江澤民提出這個想法時，鄧小平是贊同的。他說：實際上我們是在這樣做，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搞市場經濟，沒有競爭，沒有比較，連科學技術都發展不起來。對于怎么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晚年鄧小平想得很深。1993年9月，他提出一個思考許久的重要新思想。他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里？就在四個堅持。四個堅持集中表現在黨的領導。現在經濟發展這么快，沒有四個堅持，究竟會是個什么局面？這實際上提出了在改革開放的長期過程中，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這顯然是關乎改革開放正確方向的一個大課題，需要我們現在和今后努力思考和解決。
第六，深化對共同富裕問題的認識，探索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徑。共同富裕是鄧小平從改革開放之初就高度重視并反復論證的問題。到了晚年，他對這個問題更為關注。1990年，他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1992年，他對社會主義本質作出精辟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年年底，他明確提出：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1993年，他又進一步指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12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
此外，鄧小平晚年還重點思考了改革開放的其他一些重要問題，形成了一些新的思想，不再贅述。鄧小平晚年思考的所有這些重大問題，許多已成為今天改革開放正在解決的實際問題。30年改革開放的發展和經驗證明，他的這些思考與設計對于中國今后的發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來源：《黨的文獻》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