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關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它不僅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和基石，也是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和一系列方針政策的理論依據之一。鄧小平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思想，涉及現代化建設的許多方面，內容非常豐富。本文擬通過對毛澤東、鄧小平思想的比較研究，從五個方面探討一下鄧小平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問題上的新貢獻。

一、關于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要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物質條件，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這條馬克思主義原則，在革命戰爭年代就明確提出將來“在國內戰爭完結之后”，應“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任務的中心”。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在談到黨的工作重心轉移時，就明確指出：“從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城市的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并指出在建立了人民政權、根本上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農村，“黨在這里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從建國到1956年，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在繼續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任務，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努力恢復和發展生產，為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斗。黨的八大根據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形勢，對國內的主要矛盾作了正確的分析，指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群眾對于物質文化生活不斷增長的需要同生產力不能滿足這種需要的矛盾。毛澤東對于八大的這一分析，開始是贊同的。但是，從1957年夏季開始。由于國內的整風反右斗爭和半年前國際上波匈事件的影響，他的思想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9月，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他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并且批評了八大決議中關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后來，盡管他在1958年初又提出“從今年起，要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但是他的思想天平已越來越向階級斗爭方面傾斜。1962年他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導致以后走向“文化大革命”的極端。當然，毛澤東也不是不想發展生產力，不抓經濟建設。他對迅速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的面貌，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懷有強烈的愿望，并且付出了巨大努力。問題是他在有關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樣重大理論問題上的失誤，導致了他在實際工作中把主要精力放到抓階級斗爭上，“忽視了發展社會生產力”，因而黨的工作著重點的轉移也不可能真正實現。從1957年開始的二十年間，我國經濟發展比較緩慢，長期處于停滯和徘徊狀態，人民生活沒有多大改善。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
面對這種狀況，鄧小平在他1975年出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后，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革命膽略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大刀闊斧地對各方面進行全面整頓，力求盡快“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粉碎“四人幫”以后，在他的推動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作出了“把全黨工作的重心轉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的決定，從而實現了我黨歷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轉折。
鄧小平在這方面的歷史貢獻，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
(一)從思想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恢復黨的八大關于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的正確判斷。鄧小平指出：“多少年來我們吃了一個大虧，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了，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極端。”他說：“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這段話從理論上解決了1957年整風反右以后黨內長期存在的一個邏輯矛盾，即一方面認定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另方面又提出要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方面來，從而把社會主要矛盾和黨的中心任務統一了起來。后來，在鄧小平的許多講話中，對這個觀點作了多方面發揮，明確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論斷，指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共產主義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那是一個物質極為豐富的社會，不發展生產力，物質極為豐富從哪里來？所以社會主義的任務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
(二)排除各種干擾，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真正穩定地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思想理論上明確社會主義的中心任務之后，在實際工作中能否真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是一個需要繼續解決的問題。弄得不好仍然有可能被沖掉。鄧小平充分注意到了歷史提供的這方面的經驗教訓，提醒全黨“現在要橫下心來，除了爆發大規模戰爭外，就要始終如一地、貫徹始終地搞這件事，一切圍繞著這件事，不受任何干擾。就是爆發大規模戰爭，打仗以后也要繼續干，或者重新干。”他要大家“把這個雄心壯志牢固地樹立起來，扭著不放，‘頑固’一點，毫不動搖。”鄧小平既批評了對毛澤東采取“兩個凡是”態度的“左”的錯誤，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打破思想僵化；同時又旗幟鮮明地反對極少數人借口“要人權”“要民主”煽動鬧事，打著“改革”的旗號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他指出：“很明顯，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計地破壞我們工作著重點的轉移。我們如果對這些嚴重現象孰視無睹，那我們的各級黨政機關都只有被他們困擾得無法進行工作，還有什么可能考慮四個現代化？”⑨正是在鄧小平的指引下，我們黨排除多種干擾，最終實現了工作重心向四個現代化建設的穩定轉移。
(三)提出了衡量我們事業成敗得失的生產力標準。五十年前，毛澤東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在《論聯合政府》中曾經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鄧小平則把這個原理運用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新時期，多次談到以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利于四個現代化作為衡量功過是非的標準。他說：“同心同德地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全國人民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是決定祖國命運的千秋大業。”“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有利還是有害，應當成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標準。”在巡視南方的談話中，談到怎樣估計改革開放時，又進一步提出：“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三個“是否有利于”是互相聯系形成一體的，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發展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會帶來綜合國力的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鄧小平從論述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生產力的發展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到我們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到黨的工作重心轉到現代化建設上來，到以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和實現四個現代化作為衡量我們工作的最根本的標準，形成了一個邏輯系列，充分體現了他思維邏輯的嚴密性和思想理論的一貫性。

二、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改革和解放生產力

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建立的開頭幾年，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以及解決這些矛盾的途徑作過多方面的探討。毛澤東在1956-1958年先后發表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以及他在這段時間的一些講話，比較集中地反映了當時探索的成果。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1、運用對立統一規律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它們之間存在著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但是這種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性質不同，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這些思想后來成為提出改革開放的理論根據。
2、根據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暴露的問題和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我國經濟、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矛盾和解決這些矛盾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毛澤東把它們概括為十大矛盾，即十大關系，并且提出了解決這些矛盾的許多重要思想，比如，以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作為基本方針的思想；在處理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關系上，要“更多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思想；在處理沿海和內地的關系上，要“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的思想。特別是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方面，提出了在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要“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的思想等等。這些思想，對于新時期實現改革開放，搞活經濟，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3、提出在所有制問題解決以后還要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的問題。毛澤東在這一段時間的講話中多次談到，所有制問題解決后，生產力還沒有完全解放，主要表現在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并沒有因此十分高漲。他認為原因是一些領導干部存在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命令主義作風，勞動者感到不平等，心里有氣。因此他要求領導干部打掉官氣，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在群眾面前；提倡干部到基層參加勞動，同群眾打成一片。他還發動整風運動，借以轉變干部作風，密切黨群關系。毛澤東還從理論上探討了這個問題，認為：在生產關系的三個部分中，所有制的解決，在一定時候總是有個邊的，而相互關系就很難說有個邊，什么時候都會有相互關系問題，所有制問題解決以后，這方面的問題就會突出出來。1958年3月，他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幾次談到這些理論問題，在講話提綱中也列了一些題目，其中就有“生產關系三部分的研究”、“解放與束縛生產力”等問題。可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還要解放生產力的問題已在他的思考和探索之中。
4、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毛澤東認為，當時存在著迷信蘇聯，照搬他們不適合中國情況的規章制度，束縛了生產力發展的情況，提出要從有利于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和發展生產力著眼加以適當改革。毛澤東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鼓勵大家不要妄自菲薄，要敢想敢說敢干。同時也提醒大家注意“破除迷信，不要破除科學”。毛澤東的這些思想無疑帶有“大躍進”的時代烙印，其中有不少經驗教訓，但是在解放思想和解放生產力的關系等方面也不乏給后人以啟迪的東西。
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認為“從二十多年的實踐看來，這個提法比其他一些提法妥當”；同時他又認為“指出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決了問題，還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體的研究。”鄧小平正是通過對此作“深入的具體的研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豐富和發展了這個理論。他在這方面的貢獻主要是：
1、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不僅要發展生產力，還要解放生產力。鄧小平指出：“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鄧小平所以能從理論上作出高于前人的概括，不但因為有他高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而且因為他有比毛澤東那時豐富得多的實踐。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暴露得相當充分(不僅在中國，也在蘇聯、東歐等國)，在解決這些矛盾方面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正面的和反面的)，并且還有西方發達國家和東方“四小龍”的經驗可供借鑒。鄧小平正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總結了這些經驗，特別是總結了中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新的探索的經驗，才實現了認識上的飛躍。
2.提出改革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他有時還把這種改革稱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以區別于奪取政權、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第一次革命。五十年代，毛澤東曾經想從人們在勞動中的相互關系方面打開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的途徑，也提出了體制改革方面的一些問題，但是由于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有關體制方面的一些改革又未能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范圍，因而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鄧小平則緊緊抓住了經濟體制改革這個中心環節，對曾經起過積極作用后來越來越變得缺乏生機和活力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根本改革，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他的指導下，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廢除束縛生產力發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實行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促進了農村經濟的大發展。后來經濟體制改革由農村推到城市，同時相應地推進政治體制和其他方面體制的改革。十幾年間，改革給我國帶來了生產力迅速發展的巨大經濟效益，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以百分之八的速度增長，大大超過了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的發展速度。
在經濟體制改革中，鄧小平還突破了把市場經濟等同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等同社會主義的傳統觀念。他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從而使人們的思想獲得了一次解放，為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明了方向。
4、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一個本質內容，對社會主義的本質作出理論上的新概括。很久以來，人們總是把社會主義的本質歸結為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有時也包括計劃經濟，并以此同資本主義的本質相區別。鄧小平則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個概括從字面上看沒有提到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實際上它們已成為它題中應有之義。這是因為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是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以按勞分配代替按資分配為前提的。在鄧小平論述社會主義的許多講話中，都毫不含糊地肯定要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份，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至于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則是社會主義條件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目的，但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為了實現共同富裕，鄧小平提出了讓一部分地區、企業、勞動者有條件富的先富起來，然后由先富幫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它是適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和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把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本質內容，使社會主義觀奠定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堅實基礎上，有利于排除空想成份，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同時，這個新概括把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生產力標準同社會主義的本質統一了起來，可以更好地動員人民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努力發展生產力。

三、關于實行對外開放和加快發展生產力

在社會主義中國，加快發展生產力，集中表現加快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建設。在現代化建設中，如何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時，學習、吸收和借鑒各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是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反復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1956年到1958年，是毛澤東積極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頭幾年，同樣也是他頻繁談到向外國學習，引進外國的一切好東西的幾年。在《論十大關系》中，他提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那末，怎樣有分析有批判地學呢？他說：“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此后，他在1956年8月《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和1957年1月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以及2月《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又多次強調了上述思想。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是積極主張對外開放的。此后的一個長時期內，我國實際上基本處于閉關自守的狀態，應當說主要是客觀條件的限制。鄧小平曾經指出：“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后來‘四人幫’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把我們同世界隔絕了。毛澤東同志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給我們開辟了道路。”當然，由于“左”的錯誤思想的發展，忽視發展生產力，在國際交往中因意識形態分歧影響國際關系的正常發展，以及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取得巨大成就，在一定程度上產生“沒有外國我們也行”的盲目性等，對于我們在爭取打破封鎖、擴大開放方面的努力，也有一定的影響。
鄧小平在新時期為我國對外開放開創了一個新局面。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毛澤東的正確思想，不但在理論上作了新的闡述和概括，在實踐上也大大地推進了我國的對外開放和現代化事業。他在這方面的主要貢獻是：
1.指明對外開放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中國加快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鄧小平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世界各國相互聯系，互為發展的條件，本國的發展越來越離不開其他國家的發展，這是當今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潮流。現在，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的兩大主題，這既說明了各國實行對外開放的必要性，也為各國的對外開放提供了條件。關于中國的對外開放，他認為：“中國長期處于停滯和落后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特別是當今世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中國如不實行對外開放，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完全靠自己關起門來搞研究，雖然也能逐漸發展起來，但速度會慢，不僅不能盡快縮短、很可能還會繼續擴大我國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
2.闡明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對外開放的關系，引進外資、吸收資本主義國家先進東西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關系。鄧小平指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但是，“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我們要通過對外開放加速發展自己，增強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這就是兩者的辯證關系。鄧小平批評了在對外開放中的一些糊涂認識，比如，認為多一份外資，就是多一份資本主義，三資企業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他以深圳經濟特區為例，指出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他強調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在他的這些思想指引下，我國的對外開放正在人們面前展現出一幅前所未有蓬勃發展的新景象。
3.抓住時機，為我國對外開放的展開作出戰略布局。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在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國先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搞了四個經濟特區，大膽地進行試驗。1984年決定開放上海、天津等十四個沿海城市。1988年決定開放開發海南島為全國最大的經濟特區。1990年又決定開放開發上海浦東新區，并以上海為龍頭帶動長江沿江各省市的開放開發，進而從開放開發沿海沿江向開放開發中西部地區推進。在開放開發過程中，還逐步建立起一批經濟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和保稅區。這樣，形成了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對外開放的新格局，為加速發展生產力，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強國，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四、關于保證生產力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

在近代世界歷史上，有過兩條不同的工業化或現代化的道路，一條是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資本主義道路，另一條是前蘇聯走過的社會主義道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過程中，始終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同一切企圖離開這條道路的錯誤傾向作斗爭。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由于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沒有搞清楚，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把一些本來不屬于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東西當作社會主義來堅持，而把一些雖非社會主義但在社會主義階段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東西統統當作資本主義來消滅，并且把社會主義同公有制完全等同起來，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公有制成份越純越好。雖然，毛澤東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曾經提出過可以允許雇工、辦私人工廠，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等很有價值的想法，但對于這些在探索過程中出現的燦爛的思想火花，后來沒有抓住進行深入的研究，并制訂出相應的政策，相反被越來越嚴重的“左”的錯誤沖得煙消云散。即使是對于小私有者的自留地和農村的集貿市場，政策上也是反反復復，不時被當作資本主義的尾巴來割掉。這些“左”的錯誤，挫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妨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為了保證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鄧小平提出了“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一整套方針。他說：“我們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這一手。但是為了保證這個政策在貫徹執行過程中能夠真正有利于四化建設，能夠不脫離社會主義方向，就必須同時還有另外一手，這就是打擊經濟犯罪活動。沒有這一手，就沒有制約。”提出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是鄧小平運用唯物辯證法解決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矛盾的一個杰出范例。依據唯物辯證法，他提出了“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手抓改革，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政治思想工作”，“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等一系列兩手抓的方針。這些方針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使我們的現代化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對于黨內和人民內部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問題上認識不一致的問題，鄧小平提出了同以階級斗爭為綱時代迥然不同的政策和辦法。他說：“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他還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這一條從歷史經驗中總結出來的政策和辦法，實踐證明是成功的。過去那種依靠群眾性的鳴放辯論和搞政治運動解決黨內和人民內部認識問題的做法，帶有很大的副作用，往往會壓制黨和人民內部的民主，挫傷干部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沖擊和干擾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結果損害了社會主義，是不可取的。這也是鄧小平的智慧高人之處。

五、關于科技教育和現代化建設

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曾經富有遠見地指出科學技術和教育在現代化建設中的戰略地位。1955年，毛澤東曾經指出：“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1963年，他把科學實驗看作“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之一。在聽取聶榮臻匯報十年科技規劃時又指出：“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對于怎樣發展科學技術，毛澤東也規定了明確的方針：“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和決策，推動著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使我國的尖端科學技術在短短幾年內取得重大的突破，縮短了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毛澤東十分重視教育在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重視人才的培養，并常用“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句老話來說明培養人才的重要性和艱巨性。他提出的“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教育方針，以及縮短學制、精簡課程、減輕學生負擔，使他們得到生動活潑的發展的教育改革思想，指引著我國教育事業沿著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為現代化建設培養了一批批有用的人才，造就了一支龐大的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但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錯誤沖擊下，我國的科技和教育事業也走過彎路，許多從事科技和教育工作的知識分子曾受到不應有的傷害。
鄧小平繼承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重視科學技術和教育工作的好傳統，在“文革”后期出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后，即著手抓科技工作的整頓，指導擬訂《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并在講話中引用了馬克思說過的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論點。他在1977年復出之后，首先自告奮勇抓科技和教育。他從撥亂反正入手，對結合當代世界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實際馬克思的這個論點，作了進一步闡述，并且進而肯定了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知識分子和其他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還相應地提出要落實知識分子的政策，提高知識分子的地位，改善他們的待遇，提倡在全社會造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風氣。對于調動科技人員和其他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別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鄧小平根據對世界經濟和科技發展的新觀察以及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又作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新概括，發展了馬克思的觀點，將人們對于科學技術在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中地位和作用的認識，提到了一個新高度。鄧小平多次指出，生產力的基本因素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它們都是同一定的科學技術相結合的，其中勞動者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在今天，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生產設備不斷更新，生產工藝迅速變革，產品不斷更新換代，勞動者只有具備較高的科學文化水平和勞動技能，才能在現代化生產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因此必須把科技和教育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重點，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人才作為培養目標，使教育“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不斷提高勞動者的素質。這樣，才能保證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有足夠的后勁和強有力的科技和人才的支持，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使我國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為了實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鄧小平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的主客觀條件，提出了一個三步發展戰略目標，即：以1980年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200美元)為基數，第一步，到八十年代末，實現翻一番，人均400美元，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到本世紀末，實現翻兩番，人均800美元，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在下個世紀，再經過三十年到五十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個三步發展戰略，同我們黨過去提出的發展國民經濟的兩步設想比較，具有將目標量化，具體明確，可操作性強的優點。特別是第一二兩步戰略目標，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緊密相連，鮮明地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性，更有利于調動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經過十多年的努力，這個三步發展戰略的第一步目標，已經提前實現，現在正向小康目標邁進。從經濟發展的勢頭看，我們有理由相信，第二步目標完全有可能在本世紀內實現。

（來源：《黨的文獻》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