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開放為顯著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我們在思想理論建設中不斷碰到一個十分現實又必須十分謹慎地處理的大問題：既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又根據新的時代特點和新的歷史任務發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能正確地處理“堅持”和“發展”的關系，就不能既大膽又穩步地前進，就有可能在“左”的或右的方面誤入迷途。學習鄧小平同志的科學著作，研究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一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創立的過程和經驗，對于我們科學地認識并進而正確地處理這兩者的關系，極有裨益。

一、“費盡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兩大任務

在全黨工作重點由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的關鍵時刻，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黨中央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就是領導、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歷史地、科學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第二年，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要根據新的實踐賦予四項基本原則以新的內容，也是這個意思。他還特別指出：“這是一項十分重大的任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務，又是重大的理論任務。”而且提醒我們：“這決不是改頭換面地抄襲舊書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費盡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創造性的科學工作。”

我們注意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黨中央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包含著兩個互相聯系、有機統一的重要內容：

其一，就是要歷史地、科學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這是鄧小平向志反復強調的一個重要的理論研究和理論宣傳的任務。在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四人幫”進行正面交鋒的時候，他已經提出：“我總覺得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怎樣宣傳毛澤東思想。”他強調不能割裂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有豐富的內容，是完整的一套。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同志在1977年4月10日給黨中央的信中，明確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他多次強調，“這是經過反復考慮的。”因為在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時，他和羅榮桓同志一起就同林彪作過斗爭；在“四人幫”猖獗地推行形而上學時，他又同“四人幫”進行過斗爭；在粉碎“四人幫”后，看到“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阻礙了撥亂反正的展開，他更深切地認識到正確地對待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系統地闡述了這一問題，明確地說道：“我建議，除了做好毛澤東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論工作的同志，要花相當多的功夫，從各個領域闡明毛澤東思想的體系。要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教育我們的黨，來引導我們前進。”

其二，就是要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并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鄧小平同志在領導撥亂反正的時候，注意到黨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中所犯的錯誤，從根本上來說，是沒有認識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即沒有能夠解決不同于過去革命時期的新情況、新問題。他說：“我們的革命導師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歷來重視具體的歷史條件，重視從研究歷史和現狀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來指導革命。那種否定新的歷史條件的觀點，就是割斷歷史，脫離實際，搞形而上學，就是違反辯證法。”因此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向全黨提出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任務。并且在1979年3月底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明確地指出：“深入研究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所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導意義的答案，這將是我們思想理論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貢獻，對毛澤東思想的真正高舉。”在他向理論工作者提出這一重大任務時，還具體地告訴我們：“什么是我國今天最重要的新情況，最重要的新問題呢？當然就是實現四個現代化，或者像我在前面說的，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還說過：“各方面的新情況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問題都要解決，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決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經濟政策這三方面的問題。”在這之前，他還注意到在世界范圍內“現代科學技術正在經歷著一場偉大的革命”，等等。他要求我們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這些新情況，解決這些新問題，就是要求我們像當年毛澤東同志把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發展馬列主義一樣，在今天新的歷史條件上，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發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從鄧小平同志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兩方面的任務就是“堅持毛澤東思想”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任務。那么，“堅持”和“發展”是什么關系呢？顯然，“堅持”是為了“發展”，“發展”是最好的“堅持”。只有根據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解決了今天的新問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也就堅持了毛澤東思想。也就是說，我們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之后，不能像“古董鑒賞家”那樣，只會贊其好，不會用其理，只會保養它，不會發展它。科學地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不僅是為了堅持它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同新時期的新實踐相結合，創造性地發展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同志作為毛澤東同志親自教育、培養出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理論家，最懂得只有發展毛澤東思想才是真正堅持毛澤東思想。對此，他說得十分明白：“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工作是不能離開現實政治的。我這里說的政治，是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大局，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現實斗爭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設想，離開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計革命斗爭的實際發展，能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理論家。如果那樣，我們在去年用大半年時間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問題，還有什么意義呢？科學社會主義是在實際斗爭中發展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在實際斗爭中發展著。我們當然不會由科學的社會主義退回到空想的社會主義，也不會讓馬克思主義停留在幾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個別論斷的水平上。所以我們反復說，解放思想，就是要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這就是黨中央提出的“崇高任務”中最重要之點。

這里，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意義”問題，也就是作用和目的的問題，在有些人看來，進行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就是要澄清思想路線上的主觀主義迷誤，堅持和維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觀點，堅持和維護“實事求是”這一毛澤東倡導的馬列主義思想路線。鄧小平同志說，如果僅僅守著這些正確的觀點和原理，而不去研究實踐中的現實問題，不去發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還有什么意義呢”？因此，我們堅持和維護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不是為堅持而堅持不是為維護而維護，其作用和目的是為了“有的放矢”，即用毛澤東思想之“矢”去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具體實踐之“的”，在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中，找到新的實踐的規律，發展毛澤東思想。而且，只有這樣發展毛澤東思想，才能真正堅持毛澤東思想。反過來，如果我們不去研究新情況，不去解決新問題，即不去發展毛澤東思想，那就不僅僅背離了毛澤東思想及其認識論的基本原則，而且會由于其僵滯而落后于時代的發展，會由于其陳舊而脫離不斷發展的社會實踐，從而最終扼殺其自身發展的生命力和活力，失去其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力和吸引力。因此，黨的理論工作者如果不懂得這一點，或者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不感興趣，或者不善于在堅持毛澤東思想中發展毛澤東思想、在發展毛澤東思想中堅持毛澤東思想，就是嚴重的失職，就會危害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和整個黨的事業。

二、“實事求是”是聯結“堅持”與“發展”的紐帶

鄧小平同志不僅提出了“黨中央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而且親自領導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為完成這一崇高任務，進行了卓越的工作。首先，他在領導撥亂反正時，堅決地批評了借口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傾向，并且領導黨以《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權威的形式，正確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維護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與此同時，他以開辟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氣和開拓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的巨大理論勇氣，集中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智慧，進一步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運用到解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問題中去，創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具有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新理論。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評價的：“他的最突出的貢獻就在于，不僅領導我們的黨和國家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災難中走了出來，而且還以對當代中國和世界的深刻了解，為黨和國家重新走在時代潮流前面，為中華民族以更強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規劃了嶄新的和切合實際的宏偉藍圖。”

考察鄧小平同志創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成功“秘訣”，就是他自始至終堅定不移地堅持了毛澤東倡導的實事求是原則。在許多理論家爭論不休、難以統一的“堅持”和“發展”的關系中，鄧小平同志卻解決得十分得心應手，其原因即在于他認為堅持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最重要的是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而發展毛澤東思想就是根據實事求是的原則去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形成符合新的歷史條件的新結論、新理論。

這是因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中國共產黨把馬列主義應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指導以農民為主力軍的民主革命過程中，以毛澤東同志為杰出代表和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同形形色色的主觀主義的曲折斗爭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是一種“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科學的思想體系，其“外圍”由一系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具體論斷、具體原理構成。這些論斷和原理不僅有其層次性，有的覆蓋面比較廣泛，有的覆蓋面比較有限，而且這些“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具體論斷、具體原理之間有其聯系性，各種觀點相輔相成，形成網絡聯系。深入研究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體系，我們即可發現，在其“外圍”各種具體的論斷、觀點、原理的內層，始終貫穿著一個根本的原則。或者說，這個體系有一個“內核”，它既是“外圍”各種具體的論斷、觀點、原理提出和形成的依據，又是聯結這些具體的診斷、觀點、原理的紐帶，還是在“外圍”創造、增加各種新論斷、新觀點、新原理的策源地。這個內核，就是鄧小平同志揭示的“實事求是”。他把它稱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

鄧小平同志領導黨和人民進行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撥亂”就是清除和批判林彪、“四人幫”在毛澤東思想的名義下所鼓吹的各種謬論，糾正毛澤東晚年違背毛澤東思想的各種錯誤：“反正”不僅是要返回到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外圍”的那些具體的論斷、觀點、原理上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返回到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內核”即實事求是原則上去。1977年9月19日在同教育部主要負責同志談如何看待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圈閱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時，即如何在教育戰線撥亂反正時，他講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話：“《紀要》引用了毛澤東同志的一些話，有許多是斷章取義的。《紀要》里還塞進了不少‘四人幫’的東西。對這個《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限。我們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體系。我提出這個問題，可有人反對！大家知道，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應該準確地完整地理解它的體系。對毛澤東思想就不這樣？也應該如此嘛，否則非犯錯誤不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詞，就是‘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這里回答了一個問題：什么叫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最重要的，就是要認清和掌握“實事求是”這一基本原則。1978年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又一次論述了這一極其重要的問題，說：“我們黨有很多同志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這是很好的，我們一定要繼續發揚。但是，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那樣，即使我們口頭上大講擁護毛澤東思想，實際上也只能是違反毛澤東思想。”因此，黨中央在起草和通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不僅闡述了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中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關于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關于政策和策略，關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關于黨的建設等理論內容，而且專門闡述了實事求是和同實事求是相聯系、相統一的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一“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

鄧小平同志強調要認清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中這一“內核”，就是因為只有確定了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我們的頭腦才能從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等形形色色的主觀主義中解放出來，我們的雙腳才能邁進活生生的革命實踐中去，我們的雙手才能去觸及現實生活中的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從而為毛澤東思想賦予時代的新內容。鄧小平同志說，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撥亂反正，二是全面改革。”一般我們都把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通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段，稱為黨在指導思想上完成撥亂反正的歷史階段，同時把這一決議通過后召開的黨的十二大作為全面改革開始的起點。為什么先有“撥亂反正”，后有“全面改革”，就在于全面改革需要思想的準備和其他各方面實踐的準備，撥亂反正所重新確定的實事求是原則為全面改革提供了最銳利的思想武器。所以鄧小平同志一再說：“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同樣的道理，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毛澤東思想，創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

因此，要全面完成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黨中央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正確處理“堅持”和“發展”的辯證關系，關鍵就是要學習實事求是，掌握實事求是，應用實事求是，堅持實事求是。

三、原則的豐富，政策的選擇，體制的創新

怎樣以實事求是的原則為思想武器，正確處理“堅持”和“發展”的辯證關系，完成“費盡革命思想家心血”才能完成的理論研究任務？

鄧小平同志從互相聯結的三個方面進行了創造性的工作：

一是堅持原則，豐富內容。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不久，鄧小平同志就提出了理論創新的重要任務。他一方面針對林彪、“四人幫”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扭曲和破壞，針對撥亂反正中出現的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以非常鮮明的態度和語言，提出“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就是我們黨長期以來一直強調和堅持的立國之本——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懷疑、動搖或否定這四項基本原則。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了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關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的基本原理。與此同時，他又根據時代的需要和現代化建設的新任務，明確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所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雖然我已經說過都不是什么新問題，但是這些原則在目前的新形勢下卻都有新的意義，都需要根據新的豐富的事實作出新的有充分說服力的論證。”他說：“我們思想理論戰線的同志們一定要趕快組織力量，定好計劃，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陸續寫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內容、新思想、新語言的有份量的論文、書籍、讀本、教科書來，填補這個空白。”這就是說，我們黨長期以來形成并堅持的立國之本——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定不移、始終不渝地堅持，但它們的內容必須豐富和充實，即“需要根據新的豐富的事實作出新的有充分說服力的論證。”而且，這種論證要內容新、思想新、語言新，都要更新。這就是：通過“原則的豐富”，把“堅持”和“發展”統一起來，形成具有“新的意義”的科學理論。

事實上，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同志本人就是這樣做的，他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不是改頭換面地抄襲舊書本。”而是從實際出發，尊重實踐，尊重群眾，以群眾的創造性實踐為基礎，費盡心血，創造新的理論，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他首先以實踐為標準，拋棄了那些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原則、某些本本的教條式理解，拋棄那些對社會主義不科學的甚至扭曲的認識，拋棄那些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不正確思想，堅決反對那些根本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澄清了在四項基本原則具體內容中的各種被搞亂的是非。同時，他又以實踐為標準總結經驗和發展理論，為四項基本原則充實了具有時代意義的新內容，例如：關于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根本任務；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關于“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關于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關于抓住時機，加快發展，爭取國民經濟隔幾年上一個臺階；關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關于改革是中國第二次革命；關于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關于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關于政抬體制改革必須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關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關于“一國兩制”；關于堅持社會主義、制止動亂，防止和平演變；關于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關于堅持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關于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關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準則，建立國際新秩序；關于對國際局勢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關于中國的問題關鍵是把共產黨內部搞好；關于干部隊伍要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要選拔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并有政績的人進領導機構；關于加強廉政建設，反對腐敗；等等。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就是具有新的內容、新的思想、新的語言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了的毛澤東思想。

二是堅持原則，選擇政策。

為了在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發展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同志不僅在理論上（包括思想和語言）進行了創新，而且為了更有效地指導實踐，還在政策上進行了創新。

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采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1985年8月21日，他在闡述中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即“第二次革命”發生的背景、原因時指出：“過去我們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國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進行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那是一個偉大的革命。那個革命搞了三十幾年。但是在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以后，多年來沒有制定出為發展生產力創造良好條件的政策。社會生產力發展緩慢，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國家也無法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這種情況，迫使我們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決定進行改革。我們總的原則是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已經寫進中國的憲法。問題是怎么堅持。是堅持那種不能擺脫貧窮落后狀態的政策，還是在堅持四項原則的基礎上選擇好的政策，使社會生產力得到比較快的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進行改革，就是要選擇好的政策。”這里，他論述了三個互相聯系的重要問題：一是我們的改革不是放棄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選擇，不是放棄四項基本原則的歷史選擇；二是我們的改革是在制度選擇的基礎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進行政策的選擇；三是無論是第一次革命進行的制度的選擇，還是第二次革命進行的政策的選擇，都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

政策，是在科學的理論指導下，根據革命和建設各個階段變動的形勢，制定的具有現實可操作性的政治對策。通過政策貫徹黨的理論和路線，通過政策來發動和組織群眾，通過政策來解決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實際問題，這是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形成的基本經驗和工作方法。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政策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并且表現于行動的過程和歸宿。一個革命政黨的任何行動都是實行政策。不是實行正確的政策，就是實行錯誤的政策；不是自覺地，就是盲目地實行政策。”因此，政策正確與否，政策成功與否，直接關系到黨領導的各項事業的得失成敗。

鄧小平同志認為，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出現的失誤，社會主義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沒有顯示出相對于資本主義的優勢，不能從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上找原因，不能歸咎于黨長期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而是在“黨的政策”這一極其重要的環節上出了毛病——“多年來沒有制定出為發展生產力創造良好條件的政策。”這不是說我們在社會主義時期制定的政策都是錯誤的，但有些正確的政策沒有能夠一以貫之地執行，尤其是在“左”的指導思想占主導地位的時候，在政治思想上實行的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政策，在經濟上實行平均主義政策等等，確實嚴重地阻礙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因此，我們的改革開放，首先是從政策的重新選擇開始的。比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保持生產隊自主權的政策，發展多種經營的政策，糾正分配中平均主義的政策，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的政策等等，對于后來發生的以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為特點的農村大變革，起了積極的政策先導作用。又比如當時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即“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對于打破平均主義的思想桎梏和體制束縛，對于多種經濟成分的形成和國民經濟的多樣化發展，起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因此，“放寬政策”這個詞兒在實際生活中成了改革的代名詞。其實，改革是一種體制的即制度的變革，同政策的重新選擇還不是一回事。但如果沒有政策的重新選擇，沒有“放寬政策”這一招，體制的根本變革是難以想象的。從政策的重新選擇著手推進改革開放，既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又能夠比較靈活地尋找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正確道路，這是鄧小平同志解決“堅持”與“發展”關系的難題，完成黨中央在理論戰線的崇高任務的極具政治智慧的創造。

三是制度不變，體制創新。

鄧小平同志深深地懂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發生的曲折，遭受的災難，表現在政策的失誤上，根子在體制的弊端上。因此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貧窮落后面貌，避免毛澤東同志晚年那樣嚴重的錯誤重新發生，推進毛澤東思想的發展，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要研究社會主義體制，從根本上變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舊體制。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中就已經提出：“現在，我們的經濟管理工作，機構臃腫，層次重疊，手續繁雜，效率極低。政治的空談往往淹沒一切。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責任，責任在于我們過去沒有及時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在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時候，他再次明確地指出：“單單講毛澤東同志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毛澤東同志說了許多好話，但因為過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制度是決定因素”。他就是這樣，以歷史經驗為戒鑒，提出了制度即體制改革這一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問題。

對于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許多深受“左”的思想影響的人在當時表示很不理解，以為這是在搞“非毛化”，否定毛澤東同志創建的社會主義制度。與此同時，一股來自右面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以為搞亂、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機會出現了，他們有的公然鼓吹“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有的到處宣傳中國應當實行搞資本主義的“社會改革”，干擾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開放。針對這兩種錯誤傾向，他在1979年3月底提出了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重大的政治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

一方面要改革我們的制度，一方面要堅持我們的制度，這兩方面究竟是什么關系？應該怎樣處理兩者的關系？

鄧小平同志指出，要正確地認識社會主義制度，首先要駁倒所謂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言論。要認識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社會主義的中國在經濟、技術、文化等方面現在還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從根本上說，是解放以前的歷史造成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造成的；社會主義國家所犯的嚴重錯誤，固然有主觀的原因，根本上還是舊社會長時期歷史遺留的影響造成的，并且能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來糾正；我們搞改革開放，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但是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

鄧小平同志進一步指出，毛澤東同志所揭示的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這一觀點是正確的，因此要尋求一條合乎中國實際的，能夠快一點、省一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需要制訂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則”。1980年初，他特別強調地指出：“中央希望經濟戰線上做實際工作和做理論工作的同志，和衷共濟，通力協用，取長補短，調查研究，反復討論，少說空話，年內共同拿出幾個切實可行的方案來，拿出一個長遠規劃來，提給中央。”這里所講的“經濟體制”，是一個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區別的概念，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實現形式，即社會主義經濟方面的具體制度。1980年8月18日，在著名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鄧小平同志提出“對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進行必要的改革”的任務時，明確地指出：“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如不認真改革，就很難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我們就是嚴重地脫離廣大群眾。”這里講的“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即“政治體制”。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中有兩個層次：一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如公有制、按勞分配、人民民主專政等等，這是正確的、優越的，是我們的歷史選擇，也是不可更改的；二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以及其它體制，這是各方面的具體制度，其中有不少弊端必須進行改革，以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能充分地發揮出來。

根據鄧小平同志的這一些基本思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終于形成一個極其重要的共識：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進行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簡單地說，就是：制度不變，體制創新。

我們可以看到，“堅持原則，豐富內容”，“堅持原則，選擇政策”，“制度不變，體制創新”這三個方面一環套一環，相互有機地聯系在一起，把“堅持”和“發展”融為一體，推動了理論的創造和發展。而且，這三個方面之間，原則的豐富是理論創造的目的和歸宿，政策的選擇和體制的創新是基礎。這是由虛到實，又由實到虛，即由原則的豐富指導政策的選擇，進而來推進體制創新的過程，又由體制的創新完善政策的選擇，由政策的選擇給四項基本原則賦予新的時代內容的過程。這個科學性和創造性相統一的理論創造過程告訴我們，鄧小平同志不僅提出了要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一“費盡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任務，不僅提出了要以“實事求是”為思想武器正確解決“堅持”和“發展”問題的科學思路，而且提出了“原則的豐富”，同“政策的選擇”、“體制的創新”相互作用、相互推進這樣一個既堅持毛澤東思想，又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實實在在的理論創造的操作程序。這是鄧小平同志的革命膽略和領導藝術中十分精彩的篇章。

（《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