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鄧小平的前七十年
——《鄧小平年譜（1904—1974）》編者訪談錄
回望鄧小平的前七十年
——《鄧小平年譜（1904—1974）》編者訪談錄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鄧小平年譜（1904—1974）》，近日已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本刊上期以《復出的步伐——鄧小平在一九七三年》為題選發(fā)了年譜記載的鄧小平1973年的主要活動。為進一步了解這部年譜的資料來源、形成過程和編輯思路，挖掘年譜中展現(xiàn)的新鮮內(nèi)容，本刊記者采訪了《鄧小平年譜（1904—1974）》的編撰人員。現(xiàn)將采訪內(nèi)容綜合整理如下。
記 者：年譜是反映譜主生平思想最好的工具書，人們看重它是因為它能系統(tǒng)、完整地披露大量原始資料。請介紹一下，《鄧小平年譜（1904—1974）》的資料來源主要是什么？年譜所依據(jù)的第一手資料和原始檔案情況如何？
編 者：《鄧小平年譜（1904—1974）》確實披露了鄧小平生平前70年的大量檔案資料。這些檔案資料來源主要包括中央檔案館、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委、中央軍委檔案館、一些省市檔案館和黨史研究部門以及境外一些檔案部門，基本上都是第一手資料。另外，一些老同志、鄧小平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也提供了不少資料。鄧小平的早年活動就采用了從法國、俄羅斯收集到的檔案資料。我們赴俄羅斯收集到了鄧小平在莫斯科學習期間的珍貴檔案資料，包括他當年擬寫的學習計劃、填寫的各種表格、撰寫的自述以及黨組織的鑒定等。再如，戰(zhàn)爭年代的軍事電報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公開發(fā)表的原始檔案。為了充分反映解放戰(zhàn)爭時期鄧小平的活動，我們收集、核閱、研讀了10多萬份鄧小平的報告、講話、文章、電報、批示、題詞以及相關檔案資料和書刊材料。全國各地保留或修復解放戰(zhàn)爭時期劉鄧革命活動的主要舊址達70多處，我們實地考察的有60多處。例如：指揮上黨、平漢戰(zhàn)役時住過的赤岸村、峰峰煤礦、伯延鎮(zhèn)；自衛(wèi)防御作戰(zhàn)期間住過的冶陶鎮(zhèn)、白衣閣、石林鎮(zhèn)；戰(zhàn)略進攻時活動過的孫口黃河渡口、趙家樓、羊山集、大別山區(qū)；戰(zhàn)略決戰(zhàn)前夕活動過的韋寨、魯山、寶豐；淮海戰(zhàn)役中住過的臨渙集、小李家村、賈凹村；渡江戰(zhàn)役前后住過的徐州大北望、商丘張菜園、肥東瑤崗、南京、上海等等。
記 者：關于鄧小平青少年時期的活動，年譜介紹得比較簡單，是不是有資料方面的原因？從年譜上能不能看到鄧小平的家庭背景對他的成長有什么影響？
編 者：年譜對鄧小平14歲以前的成長過程介紹得比較簡單，主要是因為缺乏可靠的文獻記載，本著真實可信的原則，沒有引據(jù)其他資料。從后來他本人的回憶等，還是能看到家庭對他的深刻影響。
鄧小平出生在一個小地主家庭，作為家里的長子，一出生就受到全家特別的關愛。關于他的家庭，鄧小平談得最多的一次是他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寫的自傳。他說：“我的父母之愛我猶如寶貝一般。因為我自幼時資質(zhì)就頗聰明，他們的愛我，自然是對我有很大的希望，希望我將來能夠做官發(fā)財，光耀門庭，改換祖宗。”他的母親賢明能干，熱情善良，樂于助人。母親的言傳身教，對鄧小平性格的培養(yǎng)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因父親長年在外，鄧小平在15歲離開廣安前跟母親相處更多一些。他十分敬重母親，晚年時曾說過：“當時那個家能夠保持生活下去，全靠母親。”父親鄧紹昌思想開明，他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讓鄧小平接受新式教育。他做過當?shù)孛耖g幫會組織“袍哥會”的頭領，辛亥革命時曾率眾參加廣安的武裝起義。鄧小平進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正是靠父親的堅持。因此，如果說母親的影響是潤物細無聲，父親的影響則是顯而易見。父親的這一堅持，從根本上改變了鄧小平的人生軌跡。而母親對鄧小平留法則是不贊成的，她疼愛兒子，擔心出遠門吃苦受累，同時也希望長子能留在家里，將來主管家事。因此，如果不是父親的堅持，鄧小平也許一輩子會留在家鄉(xiāng)廣安，繼承并操持家業(yè)。
記 者：鄧小平16歲就赴法勤工儉學，可能是當年年齡最小的勤工儉學生。他赴法的最初目的是什么？年譜對這段歷史是怎么反映的？
編 者：鄧小平最初是懷揣夢想、一心求學的，但到法國后很快就陷入困境。他只在巴耶中學學習了三個月，就因繳不起學費而輟學。此后，輾轉(zhuǎn)到施耐德鋼鐵廠做工，在那里吃不飽飯，也拿不到工資，還倒賠100多法郎，且常常受到工頭的欺侮和辱罵，終因不堪忍受而辭職。由此，他初步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體驗到工人階級受壓迫受剝削的苦難處境。他做過各式各樣的雜工，包括在飯館做招待，在火車站、碼頭運送貨物、搬運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磚、扛水泥等等，這些都只能勉強“糊口”。雖然沒有文獻記載說鄧小平去法國是為了“學點本事”、“工業(yè)救國”，但從他后來寫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當時是抱有這種想法的。他說：“用勤工方法來儉學，已不可能。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難，哪還能讀書進學堂呢？于是，那些‘工業(yè)救國’、‘學點本事’等等幻想，變成了泡影。”他還說過：“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就想出洋學點本領，回來搞工業(yè)，以工業(yè)救國。”然而，殘酷的現(xiàn)實令他心灰意冷。所幸的是鄧小平后來遇到了王若飛、趙世炎、周恩來等，受他們影響，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革命道路。
記 者：關于鄧小平在法國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有原始文獻記載嗎？
編 者：有關鄧小平接受馬克思主義和加入黨組織的情況，鄧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寫的自傳中有較為詳細的記錄。他說，1923年3月離開哈金森工廠前，舒暉嶂動員他加入旅歐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汪澤楷也同他談了兩次話。6月，他離開夏萊特到達巴黎，與旅歐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成員穆清接洽，加入了旅歐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關于入黨時間，有文字記載，1924年7月16日在旅歐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第五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和周唯真、余增生三人組成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局，負責旅歐團的日常工作。根據(jù)黨的規(guī)定，當時擔任旅歐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執(zhí)行委員會（支部）的領導，就正式轉(zhuǎn)為中國共產(chǎn)黨旅歐支部的黨員。所以，年譜將鄧小平的入黨時間確定為1924年7月16日。
從加入黨組織那一天起，鄧小平就堅定了自己的終生信仰。如他在自傳中所說：“我來莫的時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堅決的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從此以后，我愿意絕對的受黨的訓練，聽黨的指揮，始終為無產(chǎn)階級的利益而爭斗！”在處理婚姻問題上，鄧小平表現(xiàn)出同封建主義傳統(tǒng)作斗爭的鮮明態(tài)度。年譜引用了鄧小平在法國給父母寫的信，提出與一歲時父母為自己訂親的唐姓女子解除婚約。父親回信大罵他不孝，說：“倘故意違拗，家庭與汝從此脫離關系任其所為可也。”鄧小平?jīng)]有畏懼和退讓，依然堅持退婚。最后父母不得不將唐姓女子作為鄧家女兒嫁了出去。對于退婚的理由，鄧小平后來說得很明白：“我到法國后，‘自由戀愛’的呼聲，充滿了我的耳鼓，觸發(fā)了我的心事，于是我決定寫信回家退婚了，不久我便加入了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更覺得一個不識字不相識而毫無關系的女子，于我將來的革命工作實無補益且有障礙。”
記 者：年譜披露了一個小細節(jié)：鄧小平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填寫的《黨員批評計劃案》，在“做什么工作最適合”一欄中填寫的是“能做宣傳及組織工作”。對他的這個自我評估應當怎么看？這方面的才能在他后來的革命生涯中是怎樣得到印證和表現(xiàn)的？
編 者：應該說，鄧小平的自我評價是實事求是的。他這方面的才能最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聯(lián)共（布）黨支部書記給他簽寫的鑒定書中就得到了印證：“他是該大學共青團委員會的一名優(yōu)秀組織工作者，組織紀律性強，有克制能力，學習能力強，在團委會的組織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進步很快。積極參加社會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關系。學習優(yōu)秀、黨性強（單獨開展工作——單獨做國民黨黨員的工作，被指派做這項工作的都是最優(yōu)秀的黨員）。該同志最適合做組織工作。他具有在法國無產(chǎn)階級組織的工作經(jīng)驗。”這也是鄧小平后來第一批被派往國民軍聯(lián)軍馮玉祥部工作的重要原因。他回國后，先到馮玉祥部中山軍事學校擔任中共組織書記。還在赴任的路上，他就向同行的伙伴和沿途群眾宣傳革命道理。在中山軍事學校，年僅23歲的鄧小平不僅兼課而且在一些大場合演講，據(jù)聽過他演講的人說，他講話深入淺出，生動風趣，引人入勝。不久他就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組織能力得到了充分表現(xiàn)，也得到了進一步的錘煉。
也正因為這樣，1929年，中央委派鄧小平到廣西領導黨的工作，組織起義。他自己后來說，這是他軍事生涯的開始。在那里他獨當一面，動員和宣傳群眾，組織起義，更顯露出了他的軍事指揮才能和宣傳組織水平。1933年他到江西擔任瑞金縣委書記，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毛澤東、朱德途經(jīng)瑞金時決定留下，與他的工作開展得十分出色不無關系。在第一次遭受政治磨難后，他擔任《紅星》報主編，把報紙辦得生動活潑。年譜對他主編的《紅星》報的重要內(nèi)容作了反映。長征開始后，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他堅持手刻蠟紙辦報。讀者從《紅星》報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根據(jù)長征中遇到的新情況，充分發(fā)揮報紙的宣傳作用并鼓舞士氣的。抗戰(zhàn)開始后，鄧小平走上更重要的領導崗位。解放戰(zhàn)爭中，他率部千里躍進大別山，后指揮淮海戰(zhàn)役、渡江戰(zhàn)役直到進軍大西南，全國解放后他擔任西南局書記，八大后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他的組織工作才能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記 者：抗戰(zhàn)時期是鄧小平在軍事、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和輝煌的時期，但這一時期處于復雜艱難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資料收集難度應當不小。你們是怎樣做到生動而又詳盡地反映這個時期鄧小平軍事思想與實踐的？
編 者：鄧小平在這一時期先后擔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師政委，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書記、北方局代理書記等軍隊和地方黨的雙重要職，既有具體負責一方面工作的經(jīng)驗，也有單獨主持全面工作的經(jīng)歷。如何生動再現(xiàn)鄧小平這一時期的軍事政治活動是年譜的一個重點。如，八年抗戰(zhàn)時期鄧小平是在太行山度過的，戰(zhàn)事頻仍，四處轉(zhuǎn)戰(zhàn)。單是為了確定他這一時期的行蹤，我們就查閱、核實了大量檔案和歷史資料。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我們查閱了“一二九師陣中日記”，找到了“劉伯承日記”、“張南生筆記”等一大批珍貴的一手資料；我們還專程到河北、山西等地進行實地收集資料。綜合各種資料，最終確定了鄧小平轉(zhuǎn)戰(zhàn)太行的基本行蹤。其中使用的大部分資料屬首次公開發(fā)表。
如何反映鄧小平這一時期的軍事思想，也是編撰中的一個難點。從1938年1月鄧小平任一二九師政委開始，他和師長劉伯承一起并肩戰(zhàn)斗13年，彼此相互尊重、配合默契，一起研究制定戰(zhàn)略戰(zhàn)術、共同指揮過許多戰(zhàn)役，結下了深厚的戰(zhàn)斗情誼，留下了“劉鄧不可分”的佳話。可以說，鄧小平的軍事思想與活動同劉伯承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但他們畢竟又是兩個經(jīng)歷、性格和愛好不盡相同的人，工作分工也不同，一個是軍事主官，一個作政治主官。為了既充分反映鄧小平軍事活動的特點，又能照應到他們之間密不可分的合作關系，經(jīng)反復考慮，我們把記敘重心放在譜主鄧小平作為政委的活動和建樹上，同時也比較系統(tǒng)地記載了鄧小平關于抗日游擊戰(zhàn)爭的原則、形式與各種抗日武裝之間的聯(lián)系的論述等。
記 者：鄧小平多次講：“我是一個軍人，我真正的專業(yè)是打仗。”1984年他在回答日本客人提出的“一生中最高興的是什么”這個問題時說：“我一生中最高興的是解放戰(zhàn)爭時期。”請結合年譜內(nèi)容談談，他為什么這樣說？
編 者：鄧小平說過“我一生中最高興的是解放戰(zhàn)爭時期”，因為“那時我們裝備很差，還都在打勝仗，這些勝利是在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情況下取得的”。解放戰(zhàn)爭中，劉伯承和鄧小平率部由太行山東下華北平原，靈活轉(zhuǎn)戰(zhàn)冀魯豫、豫北東西兩個戰(zhàn)區(qū)，跳躍進出隴海路南北兩側(cè)；突然搶渡黃河天險，鏖戰(zhàn)魯西南，出敵意料穿越隴海路，千里躍進大別山，馳騁中原大地，布成“品”字戰(zhàn)略陣勢；戰(zhàn)略決戰(zhàn)前夕，劉鄧大軍揮師西進，背倚伏牛山區(qū)，雄視中原大地，整軍經(jīng)武。1948年九月會議之后，劉鄧大軍東向徐州，決戰(zhàn)淮海，強渡長江，攻占南京。后指揮進軍西南，強弩隱而不發(fā)，大迂回、大包圍，徹底截斷敵軍退路，軍政兩手兼施，促成敵軍紛紛起義投誠。1989年11月29日，鄧小平會見編寫第二野戰(zhàn)軍戰(zhàn)史老同志并發(fā)表談話，縱論二野歷史，并分析了解放戰(zhàn)爭發(fā)展的主要特點，勾勒了人民解放軍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發(fā)展歷程。年譜雖然主要記述鄧小平的活動，但由于他在解放戰(zhàn)爭中的地位，通過他的視角，我們能感受到解放戰(zhàn)爭勢如破竹、痛快淋漓的氣勢，也更深切地體會鄧小平為什么將之視為“一生中最高興”的時期。
記 者：關于建國后鄧小平的活動，是人們感興趣的問題。比如，鄧小平從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主政大西南，到1952年調(diào)任中央工作，1956年黨的八大后擔任10年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這是怎樣的一個過程？請談談這一時期鄧小平的主要工作和杰出貢獻。
編 者：年譜1950年至1952年7月摘引了鄧小平為西南局起草、修改的大量文件。他提出西南工作總的指導思想是結束戰(zhàn)爭、轉(zhuǎn)入和平建設，“要建設一個由農(nóng)業(yè)到工業(yè)，由落后到先進，由貧窮到富裕的真正的現(xiàn)代化國家”。他注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調(diào)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發(fā)動和依靠群眾，順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會改革，加強各級政權建設，迅速恢復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興修成渝鐵路，很快改變了那里的混亂面貌，開創(chuàng)了西南地區(qū)穩(wěn)定、發(fā)展的新局面。
年譜1952年8月至1956年9月記述了鄧小平初到中央工作的情況。他分管過監(jiān)察、民族、人事以及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等部門的工作。他對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把握，他實事求是、妥善協(xié)調(diào)各方關系的工作藝術，他雷厲風行、勇于負責、做事果斷的工作作風，都讓毛澤東很滿意，對他很信任。1953年3月3日，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經(jīng)中央批準的事件，請小平多管一些。”鄧小平還參與了處理高饒事件、籌備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籌備中共八大以及中央許多重大決策的制定和實施。這些情況過去知道得比較少，年譜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發(fā)揮的重要作用。
1956年9月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是鄧小平工作最忙的10年。他經(jīng)歷了整風反右、“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60年代初國民經(jīng)濟調(diào)整、中蘇論戰(zhàn)、“四清”運動等重大歷史事件。這一時期，黨在領導人民取得經(jīng)濟建設、文化建設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有過嚴重失誤。黨是在探索中曲折前進的。總的來說，鄧小平堅持獨立思考，從實際出發(fā)，就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出過許多正確的、積極的思想主張。比如，1957年上半年，就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問題，他指出：“這個制度好不好，決定于是否能夠促進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應該說，我們現(xiàn)在的制度是適合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還要注意調(diào)整。”1960年，他在一次談話中又指出：“只要能加速社會主義的發(fā)展就好。到底是快好還是慢好？現(xiàn)在看來，能快還是快點好。但是，快也是有條件的，受客觀規(guī)律限制的。不能說越慢就越合乎客觀規(guī)律，有較快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問題在于認識它。”1964年他在談到工作標準時指出：“我們制訂的方針、政策要有利于發(fā)展生產(chǎn)力，有利于實現(xiàn)工業(yè)、農(nóng)業(yè)、科學技術和國防現(xiàn)代化。衡量我們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們能不能發(fā)展生產(chǎn)力，能不能比較快地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1965年他在談到社會主義的本質(zhì)問題時指出：“社會主義歸根結底是消滅剝削制度。單單企業(yè)歸國家管理，不叫社會主義。”這些思想，今天看來，仍閃耀著真理的光輝，對我們深入研究鄧小平理論的歷史淵源有很大的幫助。
記 者：人們對“文革”中鄧小平被打倒而后又復出、再打倒再復出的經(jīng)歷，也比較感興趣，認為這體現(xiàn)了他作為政治家的忍耐和堅持。年譜是怎樣反映這一段歷史的？
編 者：鄧小平是被動卷入“文革”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老革命碰到新問題”。從年譜中可以看出，在被打倒后，特別是面對大字報對他的污蔑誹謗和“造反派”對他的批斗，他也很不平靜。他于1967年4月3日、7月9日、7月29日、9月18日四次提出見毛澤東的請求，想當面向毛澤東澄清自己的“問題”。但是，作為一名有著堅定信念、久經(jīng)考驗的大政治家，即使身處險惡環(huán)境，鄧小平還是表現(xiàn)出相當?shù)膹娜萱?zhèn)定，努力爭取解決自己“問題”的機會。年譜收錄了他1968年7月5日寫完的《我的自述》，1968年11月4日致汪東興的信，1969年5月3日致汪東興并請轉(zhuǎn)報毛澤東、林彪和中共中央的信。鄧小平表示：最大的希望，是能夠繼續(xù)留在黨內(nèi)，做一個普通黨員；請黨分配給小小的工作或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尤為可貴的是，即使身處逆境，在為他人寫證明材料時（如1967年11月3日關于錢信忠問題、1967年12月28日關于魏文伯問題），鄧小平都堅持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原則。
記 者：那么毛澤東對鄧小平被打倒到底是什么態(tài)度？這與鄧小平后來的復出又有什么關系？
編 者：1967年1月后，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多次就鄧小平的問題作過表態(tài)，年譜中記載有18次。在這些談話和批示中，毛澤東一方面認為鄧小平所犯錯誤是嚴重的，要批，但同時又堅持：對鄧小平要保。毛澤東還多次肯定鄧小平的歷史功績。如1968年10月13日談到：鄧小平這個人，我總是替他說一點話，就是鑒于他在抗日戰(zhàn)爭跟解放戰(zhàn)爭中間都是打了敵人的，又沒有查出他的別的歷史問題來。1971年8月15日又談到：百萬雄師過大江，當時有個前委，主要還是鄧小平起作用的。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批示：他（指鄧小平）在中央蘇區(qū)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他協(xié)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zhàn)功。除了肯定鄧小平的功績，毛澤東還駁斥一些人對鄧小平的污蔑。1968年6月30日毛澤東說：有人說他（指鄧小平）與敵人有勾結，我就不太相信。你們那樣怕鄧小平，可見此人厲害。在1972年1月10日陳毅追悼會上，毛澤東把鄧小平的問題定性為人民內(nèi)部矛盾。
毛澤東的這些表態(tài)，使林彪、江青等欲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開除鄧小平黨籍、把鄧小平置于死地的圖謀未能得逞。毛澤東把鄧小平問題定性為人民內(nèi)部矛盾，多次肯定鄧小平的歷史功績，特別是他1972年8月14日批示：“這些事（指鄧小平的歷史功績）我過去講過多次，現(xiàn)在再說一遍”，成為鄧小平復出的主要依據(jù)。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致紀登奎、汪東興的信中提出：“鄧小平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這正是以毛澤東的表態(tài)為依據(jù)的。
記 者：“下放”江西對鄧小平來說，一方面是靠邊站，但一方面，他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一些思考，也在此時逐漸沉淀和積累。不過，從年譜中似乎看不到這方面的材料記錄。
編 者：在江西的三年多時間，是鄧小平非常重要的人生經(jīng)歷。但這三年，鄧小平主要是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平日活動留下的第一手資料不多。他本人后來對這段歷史也沒有太多回憶。最直接的記錄是他寫的少量信件，反映了他和家人在一起、在工廠勞動等的日常生活。如1970年9月13日他在致汪東興的信中提到：“勞動成了我們最大的一種需要，雖在盛暑，我們也堅持到工廠。”他的生活簡單而平靜。但在寂然的等待中，鄧小平也保持著與中央的聯(lián)系，時刻關注國內(nèi)政局的走向。他給汪東興寫信，給毛澤東寫信、談家事、作政治表態(tài)等，年譜中記載有九次。特別是林彪事件后他給毛澤東的兩封信，對促成他1973年復出起了重要作用。
而這期間，鄧小平確實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作了思考。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這些思考是不可能留下直接記錄的，但側(cè)面反映還是很多。比如他一直堅持讀書學習。年譜記載，鄧小平到江西后不久，他在北京家里的圖書也被托運到江西。這些書，除馬列著作外，還有中外歷史、文學、哲學、傳記等書籍。他還堅持每天聽廣播。另外，鄧小平當時雖處于相對隔離狀態(tài)，但畢竟每天去工廠勞動，有機會和工人接觸，能夠了解到社會底層的一些真實情況。他也認真聽取插隊回來的子女講述各自的見聞感受。臨復出前的幾次外出視察，又實地了解到許多真實情況。年譜記載：1972年11月13日，鄧小平在離開茅坪時，對井岡山地方負責人說，你們在這里很辛苦，過去毛主席在這里干革命時很窮，現(xiàn)在還是窮，以后會好的。1972年12月6日他聽到當?shù)馗刹拷榻B興國是個貧困地區(qū)，水土流失嚴重、農(nóng)民生活十分困苦時，表情凝重。1972年12月11日在瑞金談話時說，和西方國家比起來，我們最少落后40年，還需要努力。這些話，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是不能隨便說的，可見他一直在思考國家建設的大事。即使在逆境中，鄧小平也能靜心思考，眾所周知的“鄧小平小道”，就是他勤于思考的見證。
記 者：所以，盡管鄧小平在“文革”初期離開中央領導決策層長達六年之久，但他在1973年復出后對世情、國情的判斷和分析，卻彰顯出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智慧與遠見。
編 者：的確如此，1973年鄧小平復出后，對世情、國情的判斷和分析完全沒有落伍。年譜記載，1973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鄧小平在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開的會議上,分析當前中美、中蘇、美蘇之間的戰(zhàn)略關系時提出：看待國際關系和國與國關系，不能憑一次談判和某一句話來進行判斷，關鍵要看大的形勢。目前來看，要講打仗，各方都還沒有準備好，特別是美蘇兩家自己沒有準備好。這是對國際形勢很精到的分析。在對國情的判斷分析上，他多次強調(diào)中國人口多，經(jīng)濟還很落后，是發(fā)展中國家。其他如對臺灣問題的分析、對中日關系的分析、對體育問題的指示、對環(huán)境保護的強調(diào)等，都表現(xiàn)出他的智慧和遠見卓識。
記 者：編撰《鄧小平年譜》的過程也是深入了解鄧小平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還有哪些地方給你們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
編 者：印象深刻的地方很多。再舉兩個例子：一是鄧小平在外交方面的雄辯才干和斗爭謀略。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蘇兩黨論戰(zhàn)中，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當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1960年鄧小平三次赴莫斯科談判，和蘇共展開論爭，當時沒有公開報道，許多研究者不清楚這一年他的行蹤。年譜詳細披露了這一年的行蹤，內(nèi)容十分豐富。其中關于中蘇兩黨的論爭材料，充分反映出鄧小平立場堅定、思維敏捷、言辭犀利、不辱使命的外交才干和政治韜略。二是鄧小平同毛澤東之間相互信任，深厚的革命情誼源遠流長。上世紀30年代在蘇區(qū)鄧小平被打倒，成為“鄧毛謝古”的“頭子”，這是他和毛澤東相識相交的開始。從長征后期到抗戰(zhàn)初期，鄧小平的處境一步步好轉(zhuǎn)、職務一步步提升都與毛澤東在黨內(nèi)地位的逐步提升相關聯(lián)。從抗戰(zhàn)到解放戰(zhàn)爭再到主政西南，鄧小平勇挑重擔，敢打敢拼，獨當一面，出色地完成了黨中央和毛澤東交辦的各項任務。1952年8月鄧小平到中央工作，黨的八大后到“文革”前一直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參與黨中央的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制定與實施，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后來在“文革”中鄧小平雖被打倒，但毛澤東始終持保他的態(tài)度，在1967年5月的一個深夜還找他談話，征求對即將在九大被確定為接班人的林彪的意見。當然，這次談話不可能愉快，鄧小平?jīng)]有表態(tài)。即使這樣，毛澤東也沒有對鄧小平失去信任。同樣，鄧小平在逆境中，堅信毛澤東是了解他的。
記 者：人們都把鄧小平稱作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改革開放走過30多年、深入推進改革開放的今天，請談談學習和研究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前的生平思想的重要意義。
編 者：《鄧小平年譜（1904—1974）》，是繼2004年《鄧小平年譜（1975—1997）》出版之后，經(jīng)過多年努力編撰而成的。至此，反映鄧小平一生主要經(jīng)歷、革命業(yè)績和思想發(fā)展的年譜就全部出齊了。全書以大量文獻檔案資料為依據(jù)，翔實準確地記述了鄧小平從少年時代到1974年間的主要經(jīng)歷和活動；反映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他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奮斗的業(yè)績和作出的重大貢獻；反映了他在各個時期的思想發(fā)展脈絡和始終保持的革命精神與崇高風范。這部年譜的出版，對于廣大讀者更全面地了解鄧小平輝煌的一生，了解鄧小平理論形成的淵源，了解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無疑會有幫助。我們黨一貫強調(diào)繼承發(fā)展，一脈相承。今天的改革開放是從昨天走過來的。了解過去，能幫助我們認識歷史規(guī)律，從中獲得智慧和啟迪，使我們對今天的現(xiàn)實問題能從一個歷史的、宏觀的大視野去把握，并增強分析和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能力。因此，在全國人民深入推進改革開放的今天，了解和研究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前的生平思想，仍然有著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來源：《黨的文獻》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