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鳳城：鄧小平前七十年生平與思想的編年實錄
——簡評《鄧小平年譜（1904—1974）》
鄧小平前七十年生平與思想的編年實錄
——簡評《鄧小平年譜（1904—1974）》
楊鳳城
為歷史人物修撰年譜是中國史學的傳統，是歷史人物研究的基礎工程。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年譜的陸續撰修和出版，為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為現當代中國政治領袖思想與生平研究提供了豐富、珍貴而又可靠的資料。《鄧小平年譜》截至2009年12月已經全部出齊。《鄧小平年譜》的編撰和出版與其他年譜相比有所不同，即首先編輯和出版1975至1997年卷（兩冊）。這自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需要密切相關。如今推出的三冊150余萬字的1904至1974年卷，使鄧小平年譜終于完整呈現。通讀這一卷年譜，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它和1975至1997年卷編撰指導思想和風格的一致。這一卷同前一卷一樣提供了大量的珍貴史料，清晰地呈現出鄧小平的生平與思想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講，《鄧小平年譜（1904—1974）》對于鄧小平生平與思想研究特別是生平研究更具特殊價值。因為“文革”后期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的活動和思想，一直是黨史學界、理論界的研究重點和熱點，也一直是宣傳領域的濃墨重彩所在，亦為社會各界所熟悉。而1975年前的鄧小平研究則相對薄弱一些，加之時代間隔遠、鄧小平當時尚未成為歷史的焦點人物，所以社會一般人士知之不多，知之不詳。因此，這一卷年譜的出版自有其特別意義。
一、七十年生平的素描
就鄧小平研究而言，以生平與思想分，思想研究主要是鄧小平理論研究遠勝于生平研究；就時段分，“文革”后的鄧小平研究遠勝于此前的鄧小平研究，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當然，這并非是說生平研究不重要，改革開放前的鄧小平研究不重要。而《鄧小平年譜（1904—1974）》（以下簡稱“年譜”）的主要價值之一是為鄧小平生平研究、改革開放前的鄧小平研究提供了系統的可靠的資料，為鄧小平前七十年生涯畫出了清晰的輪廓。年譜撰修的成功與否，一個重要的衡量標準是對譜主生平軌跡的清晰記述，對其主要活動和貢獻的清晰呈現。通讀年譜，這一點無疑做到了。在1904年至1974年間，有幾個時期對于鄧小平日后成為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是至關重要的。這主要包括領導廣西左右江起義、與劉伯承等共同領導晉東南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指揮中原地區的解放戰爭包括淮海戰役、領導解放大西南并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特別是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期的工作。年譜的主要篇幅是對這些關鍵時期的記敘，提供的資料是豐富的。例如對于廣西百色起義、龍州起義的籌備過程，年譜反映，“立三路線”于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被終止后，由于紅七軍前委并不知曉，雖然鄧小平、張云逸認為“與勢力強大的敵人在大城市較量難以取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頁。】，卻只好依然執行攻打大城市、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冒險戰略，決定攻打柳州、桂林。其間雖然也曾攻下某些城鎮包括廣西全州、廣東連州等，也有臨戰之際的靈活處置，避免了全軍覆沒，但總的來說是在湘粵桂邊輾轉反復，左沖右突，損失巨大，直到1931年2月從廣東樂昌地方黨組織那里得知六屆三中全會精神。
年譜對鄧小平領導晉東南和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的記敘亦提供了相當豐富的資料，尤其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與日偽軍作戰包括反“掃蕩”的情況，特別是與中共中央、八路軍總部的往來電報，為研究八路軍特別是一二九師的歷史提供了豐富史料；其次是與國民黨軍隊、軍政人員的關系。晉冀魯豫根據地周邊駐扎著大量國民黨武裝，主要是閻錫山、石友三、鹿鐘麟、孫殿英、高樹勛、龐炳勛等部。如何處理同他們的關系，不僅關乎根據地的生存，而且關涉國共兩黨的合作、關涉全國抗戰和政局。年譜記敘了鄧小平等領導根據地軍民如何對國民黨軍隊以禮和以理相待甚至作出巨大讓步，如何判斷和利用國民黨軍隊之間的關系和態勢并采取不同策略，如何對頑固反共軍隊進行計劃周密的反擊等等情形。三是根據地建設，包括自上而下的創建和自下而上的鞏固方針及其實施，地方武裝和民兵建設方針，政權建設策略，保衛根據地的“總體戰”方略等等。抗日戰爭是鄧小平生涯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鄧小平作為地區最高領導人（1943年10月后則全面主持北方局和八路軍前方總部工作）主持根據地黨政軍全面工作，這對于其領導經驗的積累和領導風格的形成十分重要。從抗戰勝利后至進軍西南，年譜主要提供了大量的軍史資料，為研究局部內戰、挺進大別山、淮海戰役、渡江作戰、圍殲麇集西南的國民黨軍隊提供了大量準確、可靠的史料。
新中國建立初期，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年譜對這一段兩年多時間內鄧小平的工作和活動的記敘亦很詳實。西南局管轄云南、貴州、四川和西康（后并入四川）四省，這一地區中國共產黨的基礎和影響較弱，又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同時國民黨起義和投誠軍隊達90萬，眾多地方和少數民族地區保留著原有的權力結構和軍政人員（用鄧小平的話說，即“西南的封建勢力還原封原樣地保留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890頁。】。加之西南局在一段時間內還兼有指導進軍西藏和西藏工作的責任。所以，經略西南，任務極為艱巨。通過閱讀這一段的年譜可以了解到西南地區工作的紛繁復雜，也可以看到鄧小平處理全局問題的能力。在工作重點先放在接管城市、之后轉到農村、土改完成后再轉向城市的三步走工作部署方面，在改造起義投誠部隊的“宜集不宜散，宜養不宜趕”的策略方面，在農村土改的步驟和政策方面，在對少數民族地區包括西藏的審慎工作方針方面，在民主建政中的統一戰線工作等方面，均能體現出鄧小平總攬全局的能力，而且多次得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贊賞，批示“完全同意”、“是正確的”、“很好”等，有的經驗總結和做法還被批轉全國學習或參考。
1952年8月鄧小平調中央工作，先是任國務院副總理，后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一直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直到“文革”，成為新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年譜約二分之一的內容是對這段時期的記敘。單從資料的豐富性和價值度上看，這段年譜首先給閱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中蘇兩黨關系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寶貴資料，特別是鄧小平直接領導和參與的中蘇兩黨會談。其次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鄧小平對國民經濟全局特別是工業建設的關注和思考。再次是“文革”時期特別是在江西數年的情況、給毛澤東的幾封信、復出前在江西的參觀和考察、復出之初的主要工作尤其是外事活動和主管體育工作的情況。雖然著墨不多，但畢竟讓人們對“文革”中的鄧小平多了一些了解并且是準確的記載（年譜中這部分可能是繼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后，對“文革”中的鄧小平記敘最系統的資料）。最后是豐富了新中國歷史上諸多重大事件和運動的研究資料。從1952年特別是1956年開始，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鄧小平幾乎均參與其中，并且諸多決策都通過他先后領導的中央秘書長會議和中央書記處組織落實。
年譜除了在鄧小平生涯的關鍵時期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外，在其他時期，如留法勤工儉學和留學蘇聯，在中央蘇區主編《紅星》報，長征到達陜北后的任職和工作等也作了清晰的記敘，從而完整地呈現出鄧小平在1904年至1974年的生平。
二、宏觀記敘中內含歷史細節
年譜需要對譜主的生涯按日程作流水賬式的記敘，從而呈現譜主生平的輪廓；但同時，成功的年譜還需要歷史細節、具體的史實，或者令人通過閱讀一個時間段的年譜得到某種身臨其境的歷史感，體認歷史的復雜性，引發思索。人言沒有細節就沒有歷史。就歷史的魅力或吸引力而言，這一點十分重要。年譜在該方面亦有可圈可點之處。
例如，鄧小平在國內上中學時已經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參加了學生運動。但是他閱讀《新青年》雜志則是到了法國以后。年譜對鄧小平留法勤工儉學的記敘，令人具體感受到他當年奔波和不穩定的生活窘境。年譜對鄧小平主編《紅星》報的記敘頗讓人感慨。在當年反“圍剿”戰爭的烽火歲月中，《紅星》報的編輯和出版十分準時。從1933年8月起，每禮拜一期（有時間隔八天）。從1934年5月起，縮短為每五天一期，直至7月25日。此后又出了三期，長征之初還出了六期油印版。其間的困難和鄧小平對工作的高度負責精神可以想見。
再如，年譜對1946年1月至6月全面內戰爆發這段歷史的記載，亦大有助于歷史具體性和復雜性的展示。1946年1月10日，國共兩黨停止軍事沖突的協議、命令和聲明公布后，晉冀魯豫地區國民黨軍隊的繼續調動、八路軍的應對策略和部署、雙方在一些地方的沖突與爭奪、鄧小平等作為地區領導人對和平不抱幻想而是充分做好大規模內戰的準備等情況，年譜均有記載。對于抗戰勝利后到全面內戰爆發前這段歷史，人們關注較多的是國共和談、停戰協定簽署前的局部內戰、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在和平民主建國問題上的宏觀動向。而年譜的相關記敘，則能讓我們更全面地認識當年處在戰爭與和平十字路口上的中國的復雜局面，也讓我們體會到大規模內戰的不可避免。也正是包括晉冀魯豫在內的各解放區領導人對戰爭危險的高度警覺和充分準備，才有全面內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各戰略區的從容應對。同樣的，年譜對渡江戰役前總前委與中央軍委電報往來的記敘也展現了歷史的復雜進程。渡江作戰與當時國共兩黨的和平談判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年譜記敘了渡江戰役總前委出于軍事考慮對早日渡江的期盼，其中涉及長江水情、準備渡江而進行的疏河翻壩時間過久可能會導致決堤淹沒農田、幾十萬大軍長期麇集帶來的后勤供應困難等等。在這里政治與軍事的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約的歷史交織得到展示。
一則史實或具體情節往往令人聯想到一整段歷史，起到比平鋪直敘更佳的效果。例如，劉鄧大軍渡江進入（南）京、滬地區后，中央軍委命令二野進軍西南。鄧小平在1949年8月17日二野、三野團級以上干部擴大會議上的報告中談到二野某些同志“認為二野總是命苦”【《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835頁。】。這一生動、樸實的話語自然令人聯想到二野的作戰史——為解放戰爭轉入戰略反攻的全局，千里躍進大別山、吸引大量國民黨軍隊于自己周邊的艱難困苦，淮海戰役中與國民黨主力兵團的激烈鏖戰，渡江后剛剛進入東南富庶地區，又要跋涉千山萬水進軍經濟文化遠為落后的西南地區。在全國即將解放的前夜，發出“二野總是命苦”的感嘆也在情理之中，而最終堅決執行中央命令的行動則說明了二野官兵顧全大局、革命到底的精神。
歷史是具體的，它需要能夠呈現歷史情境的生動資料。在這方面，年譜亦提供了不少素材。例如，年譜對中蘇兩黨論爭中鄧小平一些活動和觀點的記敘頗為具體——1960年10月22日下午在蘇共中央舉行的招待宴會上，赫魯曉夫講話之后鄧小平立即講話（從行文判斷似乎不是事先安排的）表示不同意赫氏觀點。席間在同赫魯曉夫的交談中更是幾次針鋒相對，直言其觀點“是完全錯誤的”，“講教條主義就是攻擊中國”，“你這個理解是不對的”，“你這種態度是錯誤的”，“你的說法完全錯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9頁。】類似的例子年譜中還有一些。這些生動的材料，對于呈現鄧小平多彩的生平、鮮明的性格與作風是極為寶貴的。
三、思想與思維的溯源
就鄧小平生平與思想研究而言，鄧小平理論研究是最受重視也是開展得最好的。《鄧小平年譜（1904—1974）》的出版為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鄧小平理論和鄧小平的思想歷程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鄧小平理論的核心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考和回答，這一理論主要源于改革開放的豐富實踐。但是，其中也有歷史的承繼和源頭。這種延續有的表現為理論的起點，屬于顯性的存在；有的則是潛在的影響或者不直接呈現為具體觀點的繼承，而是一種思維和思考方式的延續；有的則是理論試錯后校正的成果。
從延續性較明顯的理論起點方面講，年譜提供了諸多資料。例如，鄧小平對發展生產力的高度重視，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便十分明確，數次從不同角度談到該問題。1957年1月12日在給清華大學師生所作的形勢報告中講到：社會主義制度好不好，“決定于是否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應該說，我們現在的制度是適合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還要注意調整”。“在具體制度上，只要有利于發展生產，……什么制度合適，就采取什么制度。”【《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338頁。】1961年1月24日在會見外賓的談話中提出：“如何搞社會主義主要看兩條：（一）群眾滿意。（二）發展生產力。”【《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615頁。】1962年7月7日在接見出席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人員的講話中提出：“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714頁。】即使在“左”的階級斗爭日趨發展的形勢下，鄧小平依然在1964年1月11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出：“衡量我們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們能不能發展生產力，能不能比較快地實現四個現代化。”【《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789頁。】同年6月19日在共青團九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講到：毛主席提出的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概括起來講，就是要出兩個產品，一是發展生產力，一是保證中國不出修正主義”。此后，他在不同場合數次重申這一觀點。又如，鄧小平在五六十年代接見外賓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來訪者的談話中反復強調：各國要從自己的實際出發，最可靠的是自己的經驗教訓，別人的東西是靠不大住的，最熟悉的路是自己走出來的；每個黨只有把馬列主義和本國實踐結合起來才能成功。再如，在干部問題上，鄧小平強調：“看干部，要看整個歷史，主要從重要關節上看，不看細節。”【《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712頁。】干部能上不能下，副作用很大，“要逐步從制度上、習慣上、風氣上做到干部職務能上能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735頁。】，等等。這些對于后來鄧小平理論的起點意義是顯而易見的。當然，時代和認識的局限，同樣體現在鄧小平身上，例如他對“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中蘇論戰的某些認識，沒有也不大可能脫離當年黨內的主導性觀點。這些則從另一個方面促使鄧小平日后反思并尋求校正，從而有助于鄧小平理論的形成。
一種理論或一個人的思想，除了具體內容外，還包括理論闡述背后的思維方式和方法。例如鄧小平思考問題的特點是善于從大局和實際出發，高屋建瓴、抓核心抓關鍵，重實踐經驗。年譜在這方面也提供了大量資料。如1940年5月鄧小平主持起草的《一二九師抗戰以來的工作總結報告》提出：為了建設鞏固的模范根據地，必須做好“黨軍建設”、“政權建設”、“黨的建設”三大工作：“（一）軍隊建設以加強正規化的程度，提高軍事政治質量，加強戰斗力為準則，中心放在黨的工作和干部教育上。（二）政權建設以發揮民力為準則，中心放在研究發布與執行正確的政策上。（三）黨的建設以進一步的求得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鞏固與一致為準則，中心放在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系上。”【《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第293頁。】又如，解放戰爭時期，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后軍事壓力巨大，鄧小平強調“當我們擔著重的一頭的時候，千萬不能忘記整體”【《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721頁。】。在主政西南和調中央工作特別是出任總書記后，對工作的處理和思考更體現出總攬全局、從大處著眼的特點。
從實際出發，制定政策和策略，是鄧小平思考和處理問題的另一個突出特點。例如，在中原新解放區發現土地改革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后，立即改變策略，決定土改緩行，除政治上打擊惡霸和極反動分子外，“不打土豪，連大地主也不打”【《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740頁。】，以建立反蔣統一戰線。又如，渡江戰役后為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武裝干涉，提出：“對帝國主義，擬在群眾中不疲倦地進行宣傳和教育，但嚴防提出不策略、不現實的反帝的具體行動口號，在報紙上多從國際問題和中國的歷史（著重美國援蔣），求得暴露帝國主義，非必要時不輕易涉及現實問題。”【《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828頁。】再如，主政西南期間對民族工作初期的中心環節是團結問題而不是所謂“階級斗爭”的認識【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1063頁。】，對“三反”、“五反”運動引起影響正常工作、工商業停滯和工人失業問題后及時調整政策進行的糾偏等。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依據實際和群眾實踐，對計劃工作、工業建設、農村生產關系的認識和總結等等。總之，年譜為鄧小平理論淵源研究、為鄧小平思想歷程與思維特點等研究提供了基本脈絡和憑據。
當然，年譜也還存在值得進一步推敲和完善的地方：一些與鄧小平沒有直接關系但又屬于中共歷史上重大事件的條目，哪些可以寫入哪些可以略去，似乎仍有斟酌的空間；個別重大事件的定性描述例如高饒事件等宜更準確，需關注到相關資料和研究的最新進展；一些條目的撰寫宜更完整，如1951年3月5日條對中共重慶市委鎮反計劃的批示，宜適當介紹計劃本身內容；又如1952年1月7日條宜適當介紹西南公安部“三反”情況的匯報內容，同年1月19日條致毛澤東電匯報西南“三反”運動情況，亦應對內容作適當介紹，況且毛澤東還批轉各中央局：“西南局這個報告很好，轉發給你們參考。”其實，一些被略去的內容往往會提供具體的有價值的史料。這一類的條目還有一些，篇幅所限茲不列舉。
當然，瑕不掩瑜，《鄧小平年譜（1904—1974）》總的說來是一部嚴肅的、高質量的、提供了大量史料且成功地呈現了鄧小平前七十年生平與思想的力作。
〔作者楊鳳城，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兼中共黨史系主任、教授，北京100872〕
（來源：《黨的文獻》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