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作玲:《鄧小平文選》(1938——1965年)編輯記事
汪作玲
去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1938-1965年)(以下簡稱《鄧選》)，其編輯工作前前后后經過了四五個春秋。現將編輯過程中的一些情況擇要敘述，供研究參考。
搜集和挖掘
這本《鄧選》，包括了1938年到1965年的著作，時間跨度28年，歷經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建國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前17年幾個歷史時期。這樣長的時間，《鄧選》僅收文稿39篇，近25萬字，篇幅不算大。但是，第一，這39篇文章，絕大多數是沒有公開發表過的。其中30篇是首次披露，占全部篇目的四分之三。其余已發表的9篇，除《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為大家所熟悉以外，有的發表在建國前解放區的報刊上，有的發表在50年代報刊上，有的則因我們編輯過程較長，先行刊登在近幾年出版的革命史料叢書上，對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仍是初次謀面。第二，這39篇文章，是從大量的文稿中精選出來的。我們收集和閱讀了好幾千件報告、講話、電報、手稿以及各種會議的記錄。僅選出來打印的，就有100多萬字。我們反復討論，是編一本，還是編兩本。當定下來選編一本后，篇目又經過多次變動，由70多篇，篩到50多篇，再篩到40多篇。按照精選精編的原則，一再篩選，才確定下現在的篇目。篇幅不長，但包含了豐富的內容，大體反映了鄧小平28年間的重要思想。
收集文稿是編書的基礎工作。收集鄧小平文稿遇到的困難，一是建國前的文稿特別是早期文稿有所散失；二是分散。當我們著手編輯之前，已由中央檔案館向各地各部門進行征集。即便如此，仍有些文稿沒有集中起來，或埋藏在各種會議記錄、文件集、報刊上有待挖掘。現在分別建國以前和建國以后來談談文稿收集的情況。
這本《鄧選》開卷篇的時間是1938年1月，其時抗日戰爭剛開始，鄧小平擔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不久他就長期和劉伯承一起統率129師和由這個師發展起來的部隊。從他的經歷來說，這個開卷篇的選擇是適當的。但同《毛澤東選集》、《周恩來選集》、《劉少奇選集》、《陳云文選》的開卷篇均為1926年相比較，鄧選開卷篇晚了10來年。鄧小平20年代初期投身革命。20年代和30年代中期曾兩度擔任中央秘書長，時間較短。1938年以前工作變動較多，能夠收集到的文稿較少。開卷篇的選擇不能不受這個客觀條件的制約。選稿只能從已收集到的文稿的實際出發。在鄧小平留法勤工儉學期間參與編輯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刊物《赤光》上，有他寫的短評。在他主編的蘇維埃時期紅軍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上，卻因文章多為筆名，一些文章未署名，無法確定他的作品。1931年關于紅七軍的長篇工作報告，是我們迄今見到的鄧小平最早最完整的手稿，有極高的歷史價值，但考慮到《鄧選》是供人們普遍學習用的，沒有選入。鄧小平1933年在江西中央蘇區，曾因執行毛澤東的正確路線，被打成所謂鄧、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反黨集團成員，他那時的講話、聲明，雖多方尋訪，仍無所獲。可能是當時嚴酷的斗爭環境使這段時期的文稿留下了空白。
在戰爭年代，鄧小平一直在前線帶兵打仗，環境險惡，戰事頻仍，這是他那個時期的文稿容易散失、難以收集的重要原因。一些在鄧小平身邊工作的老同志告訴我們，抗戰期間，為了保存重要文獻，參謀們把繳獲的細綿白紙裝訂成冊，逐日將作戰的大事、首長的講話、重要的文電抄錄下來，然后將這些本子設法帶到延安去保管。我們今天能讀到的當年的有些文獻，就是這樣保存下來的。但有時在軍情危急關頭，為了不使材料落入敵手，就不得不銷毀了。例如，1947年6月，劉伯承、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12萬大軍，千里躍進中原，實行無后方作戰，在敵人重兵圍追堵截中，突破重重險阻，象一把利劍，直插敵人腹心地區。在躍進途中，過汝河時，追兵將至，情況很危急。這時鄧小平命令，天明前將文件統統燒毀，所帶文件付之一炬。因此，我們現在找不到這一段的發報稿和手稿了。經過戰爭的硝煙，又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現在珍藏著的一些文獻資料和筆記本，實在是太難得和寶貴了。
建國以后，1952年鄧小平調到中央工作，后來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協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他在總書記的任期內，工作涉及面廣，主持和參加了很多會議，曾到全國許多地方視察，許多講話、談話散見于各種會議記錄和各地各部門檔案中。如何使這些材料集中起來，不致被湮沒，是我們所孜孜以求的。我們除普遍發函給各省市各部門征集外，并直接赴一些地方和部門查閱檔案。我們翻閱了卷帙浩繁的十來年的各種有關的會議記錄，千方百計加以挖掘。這些努力是有成果的。現在讀者看到的《辦好學校，培養干部》來自政務院一次討論教育工作的政務會議記錄；《大批提拔年輕的技術干部》來自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冶金工業七年規劃匯報時的記錄；《正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來自中央天津會議的記錄。《在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則是從一位當年聆聽過這個講話的老同志的筆記本上抄錄下來并經核實的。多方查找，深入挖掘，大大地豐富了文選的內容。
考訂和文字整理
這本《鄧選》的編輯工作，得到作者的親自指點，是我們極其有利的條件。收入《鄧選》的全部文稿，在出版前，都經過作者本人審定。在編輯過程中，作者也給我們很大幫助。有的文稿，是請作者親自鑒定的。例如《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原是以中央中原局文件形式發表的，我們起初并沒有作為鄧小平著作納入視野。后來，我們在閱讀了這一時期大量歷史資料及訪問老同志中，發現這是一份對當時新區土改具有轉折意義的指導性文件。考證文件作者，不管是中央收電，或中原局的《文件輯存》，署名都是中原局；又找不到原件，無從辨認作者手跡。我們分析，鄧小平當時任中原局第一書記。這份文件下發前，他有幾份電報給毛澤東，內容都是有關新區土改的政策策略問題，基本思想與文件一致。文件的文風也很象鄧小平的。由此我們推斷這份文件極有可能是鄧小平起草的。我們請示鄧小平同志，得到他肯定的答復，才將這一篇重要著作收入了《鄧選》。
這本《鄧選》的編輯工作量是比較大的，考訂任務很繁重。考訂包括文稿的版本，講話的時間、背景，以及文內引用的事實等等。鄧小平的講話，往往包含許多典型的經驗和事例，具體生動，鮮明突出。但要對若干年前的這些經驗和事例逐一查證，卻非易事。編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著作，是一項非常嚴肅、政治性科學性極強的工作，考訂工作不能有半點馬虎。為此，我們調查訪問了80余人次，發出信函110件，查閱的資料無法計算。我們得到許多地方和部門黨委以及不少同志的大力協助，《鄧選》的出版也凝結著他們的辛勤勞動。當然，由于我們的見識所限，難免還有疏漏之處，希望廣大讀者指正。
為了考證有些文章的確切寫作日期，我們曾下過一番功夫。例如，黨的八大之后，1957年鄧小平赴蘭州、太原、西安等地視察，并作報告，闡明和宣傳八大精神。《鄧選》收入的《今后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共產黨要接受監督》，是他在西安干部會上講話中的兩個部分，根據陜西省委辦公廳的打印件整理。這份打印件只有打印日期，沒有報告日期。當年的這一細小的疏忽，給30年后造成了難題。我們兩次發函了解報告日期，得到的答復，雖對日期已作了一些考訂，但還屬于間接的推斷，沒有確切的文字根據。后來，我們在陜西省委辦公廳同志的幫助下，訪問了許多同志，并兩次召集當年聽過報告的同志開座談會，一起回憶，找線索。大家回憶起當年的兩位副秘書長愛作筆記，并注意保存資料。這兩位同志，一位的記錄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一位已病故。根據這個線索，分別在檔案館的庫房和死者家屬保存的塵封已久的筆記本中，翻到了記載這個報告日期的一頁，即1957年4月8日。功夫不負有心人。有些一時查不清的問題，只要窮追不舍，往往能夠水落石出。而且有些問題現在查起來已經比較困難，如果現在再不查，將來要弄清就更加不易。應該盡可能不留下懸案。還有一個例子。《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1983年已在《中共黨史資料》上公開發表。當時因未查證，講話時間沒有注明，只在題解中說，講話刊載在1943年12月4日出版的《整風周報》上。這次收入《鄧選》前，我們查閱了北方局有關整風的各種資料，請教了當時黨校學習委員會負責人楊獻珍，終于查明了這個講話的時間。
有的講話為了弄清楚是在什么場合下講的，也頗費周折。《正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記錄稿上寫的是在天津會議上的講話。天津會議是一個什么會，是政治局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還是中央工作會議、中央召集的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我們就此向中央辦公廳、天津市委、河北省委等處了解，并向當年會議的參加者楊尚昆、薄一波、王任重等調查。在楊尚昆幫助下，查明此次會議正式名稱為中央天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大區和中央部門的負責同志27人。這樣我們就寫出了明確的題解。又如，《躍進中原的勝利形勢與今后的政策策略》，讀者從該文的題解中可以得知，這是鄧小平在河南魯山召開的豫陜鄂前委和后委聯席會議上的報告。但是原件的標題是《在魯山會議上的講話》，這只說明開會的地點，沒有其他情況。我們按照這一線索，尋訪原中原野戰軍的老同志，還到河南實地了解，經過一番調查，才弄清楚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會議。
至于講話中涉及的一些史實考訂工作，更是大量的。這項工作很瑣細，要求耐心細致，嚴肅認真，一絲不茍。一般講，已經公開發表的文章、講話，編輯較為容易，但也不能因此對其中應該核查的地方有所忽略。例如，《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早已公開發表，這次收入《鄧選》前，我們仔細地進行了校訂。其中有一段引文，引自毛澤東的《關于健全黨委制》，這次按照1986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版本重新校訂，計有文字和標點的改動17處。報告列舉的11次會議，經一一核查，其中5次會議的時間和名稱有所訂正。這些訂正之處十分細微，人們可能不大注意。但這些訂正是必要的，是編者應盡的職責，它可以為讀者提供準確的材料。
沒有發表過甚至沒有整理過的文稿和記錄稿的校訂工作，更不能大意。特別是沒有經過整理的記錄稿，有時可能由于記錄者的筆誤而出現差錯。如《克服當前困難的辦法》一文中，原記錄說，1957年曾從地方黨委抽調一批干部去企業工作。我們查找1957年的文件，沒有這方面的內容。訪問原中組部一位副部長，才知道此事應為1953年。我們找到了1953年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所作的決定，即《中共中央關于分期分批調配工業干部的通知》，整理文稿時據此作了訂正。關于文章內史實訂正的情況，僅以《關于西南少數民族問題》一文為例，可略見一斑。這篇文章是1950年7月鄧小平在歡迎赴西南地區的中央民族訪問團大會上的講話。就講話中提到的史實、時間、數字、地名以及講話的背景，我們訪問了中央統戰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地圖出版社等單位，請教了當時訪問團的副團長王連芳(現云南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和費孝通，以及平措旺階，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研究所的有關西藏問題的專家等多人。四川和重慶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的同志為我們查閱了有關史料。我們自己查閱的書籍有《云南現代史料》、《西藏文史資料選輯》、《西藏人物介紹》、《民族政策文獻匯編》、《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文獻資料匯編》等10多種。有關部門和同志對《鄧選》的編輯出版工作很重視。如王連芳抱病和我們交談，介紹報告的歷史背景和西南少數民族的情況，并且用書面詳細地回答文稿中的12個問題。后來，他對已經整理的文稿文字字斟句酌，多處注明意見。他寫了封信，表述他當年曾親自聆聽過這個報告的民族工作的老兵，重讀報告時的激動心情，和報告的現實意義和深遠意義。他說，今后在發展少數民族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中，仍然面臨著發展、改革和團結、穩定的關系問題，更應按照鄧小平早已闡明的這些原則，結合現實民族工作去做。總之，在訪問中，許多同志不僅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具體的幫助，而且使我們對所編文獻的重要價值的認識有所提高。
在這本《鄧選》的39篇文章中，根據記錄稿或原始記錄整理的，共14篇，占全書文章的三分之一強，另有2篇整理為要點。記錄稿有些雖然已經初步整理過，但整理的水平差異很大。原始記錄則未加任何整理，有時連意思都記得不完整。要將這些整理成符合作者原意和文風的文章，我們作了努力，經胡喬木仔細審改，由作者審定。有的記錄稿已在內部刊物上發表過，這次又進行了編選。例如，鄧小平在中央太行分局高級干部會議上的報告《五年來對敵斗爭的概略總結與今后對敵斗爭的方針》，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原文刊載于太行分局1943年3月出版的《戰斗》增刊。報告全文5萬多字。考慮到《鄧選》的篇幅，如何選用這個報告，我們進行過多次的反復的討論，提出并試驗了各種方案，最后精選了其中的兩部分，各自獨立成篇，分別標題為《五年來對敵斗爭的概略總結》和《敵占區的組織工作與政策運用》，經過選編，這篇長達5萬字的文章，節選和壓縮出其中的計2萬字的兩篇文章，保留了最精粹的內容，便于廣大讀者閱讀和學習。又如，《一二九師文化工作的方針任務及其努力方向》，是鄧小平在八路軍一二九師全師模范宣傳隊初賽會上的報告，刊登在該師政治部出版的《抗日戰場》上。刊登時注明：“此報告未經原報告人詳細校閱，如有不達意之處，由記錄者負責。”此文1984年擬發表；請示作者后，作者批示：內容還可以，但文風欠佳。按照他的批示，我們進行了文字整理，經作者審定，并在題解中說明此文為要點，這樣，作者才同意發表，先收入《延安文藝叢書》。
“黃貓黑貓”的出處
“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鄧小平使用的這個比喻蜚聲中外。這里順便說一下，人們常常把比喻中的“黃貓”誤為“白貓”。我們和很多讀者一樣，雖然很熟悉這個比喻，過去并未見過原文。在編《鄧選》時，我們注意收集了有關這個問題的講話。我們共找到兩篇，講話時間都是1962年7月。一篇是1962年7月7日，在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同志時的講話，這一篇整理后收入了《鄧選》，即《怎樣恢復農業生產》一文。另一篇是在同月2日，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農業如何恢復問題時的講話。在后一篇講話里，他說：不管黃貓黑貓，哪一種方法有利于恢復生產，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贊成認真研究一下包產到戶。群眾要求，總有道理。鄧小平講這些話的時候，我國國民經濟三年困難時期還沒有渡過，用什么辦法調動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把糧食和經濟作物生產恢復起來，是亟待解決的緊迫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地區出現了包產到戶等形式，這些形式受到農民歡迎，生產也有恢復。對這些在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條件下的具體生產組織形式如何看待，涉及農村的重要政策。劉少奇、鄧小平、陳云、鄧子恢等同志為了克服當時面臨的困難，都認為農業上要退夠，包產到戶等形式可以試行。鄧小平用“黃貓黑貓”這個比喻，闡明生產關系究竟采取什么形式，應該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當時雖然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體制已經實行了一系列的重要調整(涉及生產關系)，但出現的包產到戶一類的形式仍是不合法的。因此，鄧小平說，非退一步不能前進，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
在鄧小平兩次講話后一個月，毛澤東召開北戴河會議，錯誤地批評了所謂的“刮單干風”。他說，這股風越到上層就越大。最根本的問題是究竟搞資本主義還是搞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還要不要？走哪條路？把問題提得很高。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把“黃貓黑貓”這個比喻指責為“唯生產力論”，錯誤地加以批判。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發生的巨變，已判明了這段公案孰是孰非。鄧小平有關這方面的講話，可以看作是今天農村改革的先聲。薄一波曾經問過鄧小平，對“黃貓黑貓”這個說法現在怎么看？他回答：第一，我現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說的。鄧小平的這兩句話對我們理解這個比喻有很大的啟示。
鄧小平的兩次講話，一次是在書記處會上，范圍很小。一次是接見團中央三屆七中全會的同志，記錄稿曾下發，不久即因受到毛澤東批評而收回。但講話中引用的這個比喻為什么不脛而走，廣為流傳呢？我們想，除了“文化大革命”中這句話曾被連篇累牘地歪曲和攻擊的反效應外，主要是因為比喻本身形象生動，鄧小平運用得極為貼切，表現了他敢于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原則態度。求實務實是鄧小平思想方法的一個鮮明特點。現在國內國外出版的鄧小平的思想研究書籍，往往用他的“黃貓黑貓”一語，有的也將此概括為“貓論”，并加以發揮。我們體會，任何一個比喻都有它的局限性。“黃貓黑貓”的比喻，不能離開講話的特定背景、講話要闡明的具體道理去了解。這個比喻，既是針對當時情況說的，就不宜任意地到處套用。如果把這個比喻表現的求實精神解釋為“不管姓社姓資，只要能發展生產就行”，更與作者原意大相徑庭。《鄧選》第一次公開發表的《怎樣恢復農業生產》，將使讀者按照原文去了解作者“黃貓黑貓”這句話的本來含意。
毛澤東的批注
鄧小平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建國初期，一直獨當一面地主持一個戰略地區的工作。他善于在紛繁復雜的斗爭中，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同實際情況結合，堅決地卓有成效地貫徹中央的各項指示。同時，他從一個地區的工作中，給中央決策提供了許多第一手材料和生動具體的經驗，以及對全局帶普遍意義的政策策略性的意見。因此，他多次得到中央和毛澤東的贊揚和肯定。1944年8月，他答復毛澤東所詢減租減息等10個問題，毛澤東復信稱：“內容極好，除抄給此間許多同志閱讀外，并轉發各地參考。我完全同意你們的路線，望堅持下去。”1948年1月，中央發出《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鄧小平嚴格執行，他從那時起到1952年到中央工作，除特殊情況向中央申明原因外，大體上兩個月一次，親自動手寫書面報告。毛澤東曾表揚鄧小平能夠按時寫報告，并寫得很好。他說：“書記在前線亦是可以做報告的，鄧小平同志在大別山那樣緊張的環境亦做了幾次很好的報告。”老同志常常談到，鄧小平平時注意調查研究，觀察思考，寫報告時已經深思熟慮，因而提筆成章，一氣呵成。他寫的報告生動具體，可讀性強。段君毅告訴我們，毛澤東曾說過，看鄧小平的報告，好象吃冰糖葫蘆。《鄧選》中收入鄧小平起草的文件和向中央的報告共5篇，其中4篇由毛澤東批轉各地參考，或增寫了大段文字，或作了批注。毛澤東的批注，很能說明鄧小平文章的普遍意義和思想特色。所以，在編輯時，將這些批注，一一標明。毛澤東的批示，寫在題解中；增寫的文字，已與文章溶為一體，作了注釋；文內批注，用括號的辦法表示，仍放在文內。對這些批注，希讀者加以注意。下面就毛澤東對1948年6月6日《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以下簡稱六六指示)一文的批示作些較為具體的介紹。
中原局的這個文件，是為了貫徹執行中央1948年5月25日《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的指示(已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央在發出這個指示之前，曾多次同各大區的領導同志包括鄧小平交換意見，了解情況，指示吸取了他們的意見。特別是對新區的工作，鄧小平提出了許多重要見解，為毛澤東所采納。1948年1月，毛澤東詢問鄧小平有關新解放區的各項政策問題，鄧小平數電答復。2月17日毛澤東批轉鄧小平《新區土改政策之補充意見》的按語中說：“小平所述大別山經驗極可寶貴，望各地各軍采納應用。”“分階段分地區極為必要。”3月8日，鄧小平向中央作了書面報告，14日毛澤東批轉，稱贊說：小平同志的這些負責的自我檢討是非常好的。有了這樣的自我檢討就使廣大干部有逐步學會黨的策略觀點與政策觀點的可能，而沒有全般的策略觀點與政策觀點，中國革命是永遠不能勝利的。兩個月后鄧小平向中央的報告匯報了中原區的政治形勢與當前任務。5月24日，毛澤東給鄧小平的電報，指出新解放區農村工作的策略問題有全盤考慮之必要。從上述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央的指示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醞釀，也可以看到，鄧小平處在第一線，了解實際情況，他的報告對中央的決策起了積極的作用。中原局六六指示正是在長期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出來的。毛澤東非常重視六六指示，表示完全同意中原局的文件，將它轉發給各中央局、分局、前委。他并在6月28日寫信給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胡喬木等同志，稱“有了中原局這個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發這類文件了。”毛澤東為什么這樣重視呢？第一，根據中央指示精神，明確規定了具體的政策界限。六六指示分別控制區、游擊區、嶄新區不同地區以及這些地區內的不同情況，規定了不同的土改工作方針和策略步驟，并對政策調整后可能產生的問題，作了系統的說明，為各級干部貫徹執行中央指示指出了明確的政策界限。毛澤東曾說，各地所犯的許多錯誤，主要地是由于領導機關所規定的政策，缺乏明確性，未將許可做的事和不許可做的事公開明確地分清界限，沒有對劃分政策的界限，作系統的說明。六六指示完滿地解決了毛澤東提出的關于要劃清政策界限的任務，使廣大干部有所遵循，避免由于政策界限不清而犯錯誤。第二，理論與實際結合。六六指示既交待政策，又交待工作方法，并列舉了具體的經驗和實例，發人深省。毛澤東是非常重視經驗的，并注意運用典型經驗去教育干部實行領導。鄧小平的文章有很強的說服力，在于它是經驗的總結，用事實教育人。抗日戰爭時，鄧小平說過，只講原則領導是不行的。要實行具體領導，原則要體現到具體工作中去。六六指示表現了鄧小平的理論與實際結合的領導方法。第三，嚴格的自我批評精神。他認真地剖析存在的問題，以近4000字的篇幅，分12個問題逐一指出過去土改工作中犯“左”傾急性病的嚴重教訓，幫助干部從教訓中認識中央指示的全部正確性，使大家清醒頭腦，增強策略觀點和政策觀點。這種自我批評精神正是中央所提倡的。而沒有自我批評精神，自滿自足，是不可能切實貫徹中央指示的。鄧小平的這種高度負責的自我批評精神，正是他所以能夠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對所領導地區工作及時進行指導，從而獲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鄧小平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豐富和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著作是毛澤東思想理論寶庫的組成部分。從中央和毛澤東的許多批示中，我們對此更有深刻的感受。把《鄧小平文選》同毛澤東及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著作選集結合起來學習，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將更加深化。